• 中国应该培育和重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2024-06-03

   

  

  图片来自网络

  5月23日，在济南召开的企业和专家座谈会上，市场派经济学家周其仁出席会议并发言，引发猜想和解读。二十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这场座谈会，分量很重，主题很明确，就是改革。周其仁重回高层座谈会，舆论猜测：是否意味着私有化、市场化的主张重回高层视野？

  周其仁的主要观点来自他的老师科斯，本质是用经济学知识推动政治改革。2008年，即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时，科斯发表对中国的十条忠告，可以看出他的主要观点，比如去除国有企业特权、鼓励自由竞争；打造自由土地市场；中国教育和税收加剧不平等；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边缘革命”；政治权力要服从于法治等等。而周其仁此次座谈会的发言，也围绕“降低制度成本”展开，比如他认为“衡量改革成败的标准就是制度成本是否下降”“不要讲谁对谁错，要达成平衡点”“要用市场化的手段满足年轻群体诉求”等等。简单讲，可以理解为，现在经济面临的问题，大学生就业难，是我们制度成本太高。要全面的市场化，国企不要搞特殊，政府不要干预市场，否则会增加制度成本，降低人民的获得感。

  对于周其仁的发言，高层表态很简单，就是“守正创新”。守正就是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谈任何改革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要敢于创新。这个表态，实际上给改革定了方向。

  科斯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交易成本理论提出者，他曾有个观点，“如今的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严重的缺陷，即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周其仁也是著名的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他们身上都有经济学权威的光环。但是，对于这些著名经济学家的观点，我有几个疑问。

  第一，如果说中国经济弊端多、乱象丛生，为什么放眼全球经济，“风景这边独好”？

  第二，西方如此众多的经济学家，如此众多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何解决不了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为何解决不了欧洲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

  第三，实践出真知。新中国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是否应该总结形成伟大经验，并提升为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进而指导深化改革的实践探索？

  第四，中国的所谓经济学家，是否非要照搬西方经济学家代表学派，才会得到认可和重用？弗里德曼学派、哈耶克学派，是否适合中国国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是否应该培育和重用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第五，绝对自由的市场化能否存在？如果政府不干预，那么资本是否会干预市场？比如资本可以垄断媒体制造市场预期；可以囤积居奇截断供给抬高物价。如果资本掌握了市场的定价权，那么市场学派所谓的交易，还有什么公平和自由可言？

  第六，如果按照市场化的理论，中国是否就应该满足于生产袜子、毛巾，而不能生产汽车、飞机？中国强大的制造业产能，是否会对全球市场造成冲击？面对物美价廉的中国制造，美国是否不应该打贸易战、科技战，而应该开放其市场？

  我认为，中国有自己的国情，社会主义制度是最大的优势。要走社会主义道路，就要求“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共同富裕”，而不是彻底的市场化、自由化、资本化，不是唯生产力论，更要考虑生产关系；不仅发展经济基础，更要考虑上层建筑，考虑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方面因素，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也就是说，改革再怎么改，不能改旗易帜；效率再怎么提高，也需要考虑公平。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前提。

  我呼吁，中国应该培育和重用属于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

  他们不但熟悉西方经济学代表性学派，更熟悉中国国情，熟悉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熟悉中国革命历史、新中国建设历史和改革开放历史；对人民富有感情，其理论能够激发人民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能够看到资本利得与劳动所得的关系，很好的处理两方面的边际以达到最优平衡；能够总结和运用中国经济建设伟大实践的理论，并为全世界经济建设提供理论支撑；他们不再一味投入西方经济学怀抱，仅依靠“资本至上”理论解决中国问题。

  （来源：“毛粒子Maons”今日头条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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