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总书记表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以“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大无畏气概，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这一百年来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初心易得，始终难守。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笔者综合学习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改革及走向复兴的百年历史，探索研究“大财务后勤”工作在事业成功与组织发展中的作用和规律。
革命成功三大法宝与财务后勤工作
《为什么是毛泽东》一书提炼了蒋介石集团的“商业模式”，即“钱（江浙财团）→枪杆子→地盘→红利→钱→……”，在国民革命时期大获成功，但后来因为淞沪会战失利而财源枯竭，此“商业模式”循环中断，加之组织内部激励悖论而最终失败。
对比蒋介石集团的“商业模式”，毛泽东带领共产党人探索出了新的革命“商业模式”，即“劳苦大众（农民）→队伍→枪杆子→地盘→劳苦大众→……”的革命方程式。中国共产党联合和动员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进行“官兵平等、党指挥枪”的三湾改编，不发军饷而组织军队（当时发军饷是军阀组建军队的通行模式），通过构建最低成本的军队“大财务后勤”体系，从而战胜所有的军事对手。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总结中国共产党18年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那么，在共产党人的革命“商业模式”“三大法宝”中的大财务后勤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党史商鉴》一书认为，中国共产党（1921—1949）是中国近100年来管理得最成功的一个现代组织；在我们耳熟能详的党史常识中，蕴藏着博大精深的“管理之道”。
该书系统分析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揭示了组织能力建设的两个要点。第一，组织激励问题。国民党军队及旧军阀等以金钱驱动的“雇佣兵组织”，注定不能解决竞争（个体目标）与协作（集体目标）的组织悖论，只能顾得了一头，或者军阀割据或者整体退化；而以使命驱动构建价值与理念“意义系统”的组织，能够让每个成员自动用整体目标来校正个体目标，既力争上游又通力协作。
第二，组织赋能问题。在权力下放之前，组织高层必须用共同思想来为一线员工赋能。一是要不断提炼组织的指导思想和方法论；二是要通过具体制度，比如“支部建在连上”，来持续传递共同思想。
没有思想的行动是盲目的行动，不能付诸行动的思想是苍白的思想。形成组织的“共同思想”（理想信念），是我们可以从党史中学到的组织建设最宝贵经验之一。百年党史告诉我们，当一个组织把“意义系统”“共同思想”“组织文化”这三者编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精神穹宇”，这个组织就拥有了灵魂，这样的组织将无坚不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事胜利从来不是单靠军队来实现的。人民战争更是如此。毛泽东一向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三大战略决战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拿淮海战役来说，中央军委决定“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后3天，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出：这一战役“你们必须有相当时间使攻济兵团获得休整补充，并对全军作战所需包括全部后勤工作在内有充分之准备方能开始行动”。
战役开始后不久，周恩来又为中央军委起草致中原局、华北局、华东局电报，说明前线参战部队和民工近百万人，每月需粮约一亿斤，要求各地立即动手筹集并速调粮食供应前线。
淮海战役供应解放军前线的物资运送，几乎全靠肩挑背负、小车推送。粟裕回忆道：“天气寒冷，供应线长，运输不便。因此，粮食的供应，就成为淮海战役能否取胜的一个重要关键。为此，毛泽东同志一再指示我们，必须统筹解决全军连同民工一百三十万人三至五个月的口粮，以及弹药、草料和伤员的治疗等问题。华东局发出了‘全力以赴，支援前线’的指示，提出了‘解放军打到哪里，就支援到哪里’的口号，组成了华东支前委员会，进一步加强了对支前工作的统一领导。山东人民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省吃俭用，保证了部队用粮。”
淮海战役后期的解放军阵地上，“粮足饭香，兵强马壮。待战役结束时，前方尚存余粮四千多万斤”。整个淮海战役中，共动员民工543万人次，运送弹药1460多万斤，粮食9.6亿斤。
后来，陈毅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这同国民党军队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成为他们多次覆没的重要原因，恰成鲜明的对照。民众全力支持构建的大后勤支撑体系，确实是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财税后勤工作保障革命事业成功推进
中国共产党历来注重财税后勤工作。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克思有关税收理论和列宁关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征收轻税的思想，按照军事斗争和巩固根据地红色政权的需要，推行废除苛捐杂税的政策，取消旧政权的税收制度，建立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税收制度，巩固人民政权，探索形成了税收理念、税收制度和队伍管理机制。
中央苏区税收及税收制度的建立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引下进行的。当时战争频繁，税收的目的在于保证革命战争的给养，保证革命费用的支出，巩固新生的红色政权，保证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和各项经济政策得以贯彻落实。
中央苏区税收工作遵循目标导向，在统一中央苏区税政基础上，建立和完善税收征管制度，推出了行之有效的征管查举措，为供给红军、支持革命战争、保障苏维埃政府运行、发展苏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财力支持，体现了坚定的使命担当。
土地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建立以后，生存和发展是首要问题，而财力支撑是根据地存在的物质基础。
在根据地建立初期，打土豪和战争缴获成为财力的主要来源，但由于打土豪不能持续，战争缴获比较有限，财源的稳定获取变得十分迫切。受列宁在苏维埃区域建立税收制度思想的影响，中国共产党加深了对税收的认识，推行建立新型人民政权税收政策，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就开始实行土地改革，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适当征收土地税，并制定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以法律的形式确认土地改革，对土地税的征收和减免作出具体规定。
其后，各革命根据地都进行了建立税收制度的尝试。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初期，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废除一切苛捐杂税的思想。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在其后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规定，取消一切反革命统治时代的苛捐杂税，征收统一的累进性所得税。
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关于颁布暂行税则的决议》，规定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包括农业税、工业税、商业税等。
全面抗战时期，各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以统一累进税为主体的税收制度，这是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为保证抗战需要和减轻人民负担而采取的一项十分必要的税收政策。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直致力于推进统一累进税，并在解放区取得重大进展，广泛推行税负公平的统一累进税，显著调动了解放区民众发展生产与缴纳统一累进税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经济发展，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夯实了财力基础。尽管由于根据地处于分割状态，人民政权的税收制度事实上一直没有统一，在1948年后解放战争不断取得胜利的背景下，党决定着手建立新中国，做好了统一国家税收制度的准备。
与明末李自成等中国传统农民起义因“大财务后勤”机制缺失而失败的道路不同的是，中国共产党人根据马列有关税收作用的思想，认识到通过打土豪和战争缴获来筹措革命和战争经费只是权宜之计，必须通过税收手段获取稳定的财力，并将建立税收制度保障革命和建设财力需求作为党和人民政权的一项重要政策。
税收制度建设成为根据地政权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使各级人民政权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为人民军队的革命战争经费需要提供了较为充足的财力保证，保障了根据地党政军民的供给，使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有了坚实的依托，从而有力地保障了中国共产党革命路线的“商业模式”可持续、循环不中断，并最终取得成功。
大财务后勤
财政税收是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经济命脉，其主要职能包括资源配置、收入分配、经济稳定与发展。因而，它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财政是政府履行职能的物质基础，政府预算作为财政的主要载体和核心内容，涉及国计民生，关系到最广泛的公共利益。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同志就深刻地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里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
1954年，邓小平同志也曾明确指出，财政工作一定要有财有政，切不可有财无政。要懂得数字中有政策，“决定数字就是决定政策”。
新中国成立70余年，财政收入从62亿元增至约26万亿元，增长4100多倍；财政支出则从68亿元增至约30万亿元，增长了4400多倍。财政收入快速增长折射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成为经济规模居世界第二的大国，其中财政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非常重要。国家财力逐步增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强大财力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坚实基础。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高培勇教授曾提出问题，新中国财税体制的发展，是否存在着一条上下贯通的主线索？新中国财政演进的历史逻辑是什么？高教授的思考成果，与本文观点逻辑契合、异曲同工。
高教授认为，新中国财政的重要性和特殊性，既集中体现在它是政府所从事的所有活动的经济基础，又集中体现于它与国家治理之间的天然关联，系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因此，分析新中国财政的历史逻辑，必须跳出财政、跳出经济，延伸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从财政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各领域的相互联系及交互作用中加以提炼。
以纵深的历史眼光，对应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财税体制从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相契合的财税体制，发展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公共财政体制，进而由经济体制的组成部分跃升为国家治理体系的组成部分。
在科学提炼和深入揭示新中国财政历史逻辑和发展方向的基础上，才可能说清楚、看明白财政制度的发展方向。财政体系就是国家长治久安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战略、战术执行及大后勤”三位一体中的大后勤。
我国的现代财政制度一头连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一头连着现代国家治理，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治理结合在一起的产物。只有财政的现代化才能与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相匹配，与现代国家治理相匹配的现代财政制度，也必须遵从财政的本质定位—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财政预算管理制度不断完善，财政资金使用绩效持续提升，有力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要求“全面实施绩效管理”；2018年9月中央发布《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建设目标，并提出具体要求。
意见的制定和发布施行，在我国公共财政改革与发展的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我国预算绩效管理改革从理论探索跨入全面推行的实践阶段。当前，从中央到地方，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已基本形成。
3年来，财政部围绕落实意见目标，精心谋划、认真组织、大力推动，经各方面共同努力，各地区各部门强化绩效意识，努力推进改革，预算绩效管理全方位格局初步成型、全过程链条基本贯通、全覆盖体系不断健全。
当前，全国各地正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着力建立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并不断向纵深挺进。“花钱必问效”的理念日益深入人心，无疑将引领公共财政改革未来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向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
在这个赶考之路上，中国财政体制正走在建立现代财政制度的征途，中国财政也将在更高层次上、更广范围内发挥对于国家治理的基础性和支撑性作用，支持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谱写新时代赋予中国财政的主题，担当新时代中国财政的重要使命。
（作者系中央政府驻港办行政财务部副部长；来源：昆仑策网
【作者授权】，转编自“民生周刊”，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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