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科：评程恩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研究》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评程恩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研究》

王朝科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周年大会上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充分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且也是提炼和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程恩富教授的新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年版，以下简称《研究》），就是顺应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要求的一部力作，凝结了他多年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心血。读罢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鸿篇巨著，笔者想起唐朝诗人刘禹锡的两句诗——“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这是笔者对程恩富教授《研究》一书的深刻印象。

一、独树一帜的学术创新原则

每个学者在长期的研究实践中逐渐形成自身的学术研究个性，但是从中国经济学发展的高度审视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学术原则，并系统性提出主张的，程恩富教授恐怕算是学界第一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是其推进中国经济学现代化的鲜明主张，也是其创立的“海派经济学”抑或“新马克思经济学综合学派”的鲜明标志。《研究》一书无论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问题（如劳动价值论），还是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过程；无论是研究当代资本主义，还是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国家经济治理理论以及对外开放理论，都始终贯穿其独特的学术创新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结合中国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经济实践不断形成、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是建设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人类社会基本矛盾的中国实践。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不断丰富和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要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理论上没有现成的模版可资借鉴，只能坚持“两个结合”，在科学的学术创新原则指导下，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的学术创新原则既体现了“两个结合”，也体现了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的先进成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彻底否定了“西方经济学本土化、中国化”“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经济学西方化或国际化”等简单粗暴、学术搬运工式的错误主张。

二、 对劳动价值论的创新性发展

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的基石。马克思基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实现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化。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广泛应用，使今天的物质资料生产与马克思所处的那个时代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而是为创新发展劳动价值论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研究》一书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造价值的劳动、财富存在形式、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等发生的新变化，拓展创造价值的劳动的认识，创新性地提出“新的活动价值一元论”，把创造价值的劳动从物质生产领域拓展到部分非物质生产领域。其理论主张的核心是：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的劳动，以及直接为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内部的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新的活动价值一元论”的具体学术主张包括：第一，生产物质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第二，借助运输工具使商品发生空间位移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第三，生产有形和无形精神商品的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第四，从事劳动力商品生产和再生产的服务性劳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第五，生产性私营企业主的经营管理活动是创造价值的生产性劳动。“新的活动价值一元论”特别强调科学技术在价值创造过程中的作用，认为离开活劳动的科学技术本身无法创造价值，从而纠正了人们不顾前提条件，片面地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错误观点，也就是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是有前提条件的。与劳动价值论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政治经济学经典命题是“劳动生产力变化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这个问题在我国的学术界已经争论了半个多世纪，依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研究》认为马克思在阐释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变化规律时舍弃劳动的主观条件变化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而只考虑了劳动的客观条件和自然条件变化。如果考虑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则劳动生产率变化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可有下列四个结论来定义：其一，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客观条件引起的而劳动的主观条件不变，则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反比；其二，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引起的而劳动的客观条件不变，则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其三，如果劳动生产率变动是由劳动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共同变化引起的，则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变化方向不确定；其四，就价值总量而言，劳动生产率提高商品价值量增加，价值总量也会上升，而不是不变。社会总是处在不断发展过程中，劳动价值论也必将得到新的发展。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对于深刻理解人工智能背景下的价值创造、价值分配、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三、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独特分析框架

在学术史上，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有许多不同的理论，比如大卫·M·科兹等的积累的社会结构理论、吉尔瓦里·阿里西等的金融资本和完全积累周期理论、吉拉德·杜米尼尔等的“技术—制度—生产关系”理论等，建立起了研究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体系。但是实事求是地讲，目前尚无成熟的研究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研究》认为“应前瞻性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阶段”，提出应以生产关系动态变化决定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发展阶段的核心要素，构建了“产权制度—分配制度—调节制度”的分析框架，将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划分为初级阶段、中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即“社会主义三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进一步阐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产权制度是多种公有制为主、私有制为辅，分配制度是以市场型劳动分配为主、按资分配为辅，调节制度是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中级阶段的产权制度是多种公有制（国有、集体、股份的产权制度体系），分配制度是多元商品型按劳分配制度，调节制度是国家主体性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产权制度是单一全民公有制，分配制度是产品型按劳分配，调节制度是完全计划经济。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必须具备五个基本条件：物质条件（高度发达的生产力）、生产资料所有制（单一公有制）、社会条件（教育、科技、文化、卫生高度发达、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精神条件（思想觉悟和道德极大提高）、政治条件（阶级和国家消亡）。共产主义的产权制度变成单一公有制，分配制度是产品按需分配，调节制度是完全计划经济。尽管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尚需进一步完善，但“社会主义三阶段论”对构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奠基性作用是不容置疑的。

四、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演进规律的辨析

生产资料的占有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是一切经济关系产生和形成的前提条件，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特征。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确立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掀开了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新篇章。以经典社会主义的所有制理论为指导完成三大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了单一公有制。实事求是地讲，在当时，我们对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条件、所有制条件、精神条件、社会条件以及政治条件）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认识是不成熟的，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规律的认识也是不深刻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中所有制关系的经验和教训，逐步开始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进行调整，开启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演变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新阶段。党的十五大正式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论断，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制度的成熟。完全实现社会主义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数代人的不懈努力，所以，“多种所有制共进论”本质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演进规律。从人类社会发展的长过程看，所有制结构的演进总是遵循从“一元 →二元 →一元”的演化路径，即从单一私有制的一元结构向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二元结构并存，到建成社会主义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后，所有制结构又将回归到单一公有制的一元结构。作为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所有制结构都是一元结构（原始社会的所有制是原始公有制，原始社会瓦解后到资本主义社会，都是私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确定了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跨越。经过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所有制结构实现了单一公有制的一元结构（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和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承认非公有制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特别是关于“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的重要论断，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理论的创造性发展，是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理论成果，意味着所有制制度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成熟定型。二元所有制结构是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典型特征，这种二元所有制结构必然要持续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这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基本规律的结果。“多种所有制共进论”承认社会主义建设发展过程中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历史阶段性、利益主体多元性和利益关系的复杂性，是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演变规律的深刻揭示和科学表达。

五、对如何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探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三位一体”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2023年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一次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复杂系统，其系统功能明确指向经济高质量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充分体现“产权有效激励、要素自由流动、价格反应灵活、竞争公平有序、企业优胜劣汰”的总体要求，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要着力构建高效规范、公平有序、开放包容的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建设高标准的市场体系，打通国民经济循环堵点，畅通国内大循环，发挥超大市场对国民经济的强大支撑作用；要完善要素市场，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使市场真正成为生产者顺利获得生产所需的各种生产要素、消费者快捷获得所需的产品和服务、销售者能够迅速将产品和服务送到生产者和消费者手里从而完成价值实现的平台。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套体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包括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中观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微观市场主体的引导规制激励体系以及财政金融支持体系和有效率的法制体系，等等。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包含一系列相互联系、协同配合的制度体系，统领这套制度体系的纲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换句话说，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就是高效率的经济调控体系集成，集成化的高效率的经济调控体系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研究》一书在系统比较市场调节、政府调节的功能、缺陷、效率等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典型特征，提出了“市场—国家双重调节论”，强调在宏观调节层面，利用国家的宏观调控和市场微观规制，共同矫正西方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论”的弊端，用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和经济改革战略目标引领宏观调控，服务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大局，彻底超越西方教条；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范畴内，《研究》特别强调市场只能对一般性资源短期配置起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对一切资源配置都起决定性作用。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教育、医疗、文化等关乎国计民生的资源配置，对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资源配置，对涉及长期利益的资源的配置，对关乎社会公平的资源配置等则只能发挥政府的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府调节和市场调节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是相互协同的有机整体，共同服务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六、对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其战略抉择的思考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社会不断创造新奇迹的重要法宝，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相较封闭经济体系而言，开放经济体系能够在更大的空间范围内配置资源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这一点不仅被理论所证明，同样也被我国对外开放的实践所充分证明。我国的对外开放经历了由点到面、由沿海（江）向内陆、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制度型开放转变的发展过程，形成了全方位立体化的开放格局。对外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我们也不应否认存在的某些问题和应汲取的教训，如“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以市场换技术”等论调曾经大行其道，虽然节约了短期成本，获得了一些短期利益，却使中国经济付出了巨量的长期成本，丧失了长期利益。今天中国经济面临的各种“卡脖子”问题和经济下行压力，不得不说与当时的短视行为密切相关。经过四十多年的对外开放实践，中国经济已经完成了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相应地，对外开放也必须跃上一个新台阶。党的二十大做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部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底气。开放经济系统的最大优势在于一方面能最大限度地吸收利用系统外的各种资源来发展自身，另一方面能为自己获得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中国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完全具备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的基础。党中央适时提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战略，不仅顺应了中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大势，而且顺应了中国主要矛盾的变化，有利于引进更多国际先进要素，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有利于我国的经济发展扩展空间，提高质量，加快动能转换，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也有利于我国把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之路走得更加稳健、更加安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增强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有利于提升国际循环的质量和水平，有利于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联动效应。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要始终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为落脚点，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根本制度的性质决定的。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有利于在更广泛的竞争中加快产业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加快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赋能高质量发展。《研究》从经济发展史的角度，系统回答了比较优势理论、竞争优势理论的发展过程及其局限性，特别是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片面强调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将产生一系列不可逆的后果。《研究》基于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的内在联系，创造性地提出了“自主知识产权优势论”，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必须将自主知识产权优势理论作为处理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原则，在吸收比较优势理论和竞争优势理论先进性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四控”型民营企业，始终坚定不移地突出培育知识产权优势，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飞跃。《研究》基于我国的经济总量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中国对外投资和援助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以及中国的对外贸易、金融、综合国力和综合竞争力在世界体系中的影响等，提出了“中国正处于世界经济体系‘准中心’地位”这一命题。当然《研究》也没有忘记提醒我们，必须确立知识产权优势理论和战略，加快建设科技自立自强的创新型国家科技体系；必须确立金融“脱虚向实”的理论和战略，加快建设人民币国际化的金融体系；必须确立公有制为主体的科学理论和战略，加快建设多种所有制协同共进的产权体系；必须确立对等双向开放的原则，加快完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外双循环的产业和经济体系。

综上所述，该书充分彰显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大理论的守正创新，有力地推进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值得学界同行和关心经济理论问题的广大读者研读。

（作者系上海对外经贸大学《资本论》与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教授，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副会长；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福建社会科学院福建论坛杂志社”，原刊于《学术评论》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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