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好中国科技工作者，看好中国科技事业的壮丽未来。”
“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正迎来一个科技全面爆发的浪潮。”
“在过去，西方在创新方面很擅长实现从0到1的突破，而我们则相对更擅长从1到10、从10到100的扩展。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这些年来，中国的科技事业在飞速地发展进步。在东方卫视10月21日播出的《这就是中国》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和通信领域专家汪涛先生一起交流了对科技发展的感知度，并探讨了在这一发展的背后，我们做对了什么。
今年6月12日，英国著名杂志《经济学人》网站刊文，标题是《中国已经成为科学超级大国》。它这样写道：“五年前的2019年，我们杂志曾发文探讨中国科学研究的现状，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有一天会成为科学超级大国？五年后的今天，这个问题得到了明确的回答：是的。”
这杂志随后又刊发了一篇封面文章，标题是《中国科学的崛起——令人担心还是令人欢迎？》。文章写道：中国科学正成为世界级水平，从植物生物学到半导体物理学，中国已变成主要力量，“某种意义上甚至使美国相形见绌”。文章还就美国制裁华为公司的结果做了一个评估，指出这是一个“起反作用的失败”。
我们对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关于中国的政治分析总体上评价不高，意识形态偏见使然，它误判中国政治是常态；但这个杂志对政治领域以外的一些问题的分析，应该说品质参差不齐，时高时低。作为西方主流观点的代表乃至风向标，它提出的一些观点，还是值得我们注意乃至关注的。《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首先聚焦被它称作“全球最大的科研机构”的中国科学院，以及中国科学院在植物生物学方面的成就。它这样写道：“过去几年里，这里的中国科学家发现了能够增加小麦颗粒长度和重量的基因，发现了能够提高高粱和小米等农作物在盐碱地生长能力的基因，发现了使玉米产量提高10%左右的基因……中国已被普遍看作是农作物研究领域内的领导者，但中国植物科学研究的兴起绝非只是个例。”谈到中国科学院的成就，我想我们还要提及不久前去世的中国科学院前院长周光召院士，他是中国科技界的一面旗帜。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他担任中科院领导，我当时也有机会聆听过他的报告。在中科院面临究竟何去何从的非常迷茫的时刻，他提出建设一个“人民的科学院，面向全国的开放的科学院”，探索“一个适应时代、适合中国的新科技发展模式”。回头看，他为中科院的跨越式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英国《经济学人》的这篇文章聚焦分析两个关键指标：一个是高引用率论文的数量，第二个是“自然指数”。这文章提出，在顶尖科研领域内中国科学家取得了长足进步。文章是这样说的：“由美欧日主导的旧的科学世界秩序正在走向终结”。文章指出，根据权威数据统计，2003年，美国高引用率论文的数量是中国的20倍；到2013年，这个差距缩小到4倍；从2022年起，中国高引用率论文的数量超过了美国，也超过了所有欧盟成员国之和。这篇文章也提到，也有学者质疑这个指标，认为中国学者在一些领域内引用中国同行论文的数量超过引用外国同行的论文，不排除这中间可能有猫腻。但这文章接着说第二个指标，也就是“自然指数”很难做猫腻，因为“自然指数”是依托全球自然科学100来种权威杂志论文形成的一个综合指数。根据这个标准，中国现在也领先全球：2014年“自然指数”首次推出，当时中国排名在全球是第二，论文数量还不到美国的三分之一；然而到2023年，中国已经排名第一。当然，文章也提到中国有一大批中流水平的大学，它们的科研成果比较平庸，而中国正在努力克服这一问题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文章同时警告欧美国家，中西方科研交流合作至关重要，对中国学生和科研人员关上大门，将给西方科学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文章把中国科学的飞速进步归结为三个因素，即资金、设备和人才。中国的研发投入自2000年以来增长了16倍，现在总量仅次于美国。文章认为中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中已经不乏最先进的设备和非常优秀的研究人员，而且薪酬也很有竞争力。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位学者指出：“中国学生不再像他们的导师那样，将美国视为某种‘科学圣地’。”西方机构对年轻而有抱负的中国科学家的吸引力似乎越来越小。今年7月15日美国斯坦福大学也发布了一个调查报告，显示自2018年后离开美国的华人科学家增加了75%。报告对1304个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进行了在线调查，表明自2018年特朗普政府以所谓“安全和技术威胁”为由而推出所谓的“中国行动计划”以来，华人科学家离开美国的人数增加了75%。其中生命科学领域最为显著，2021年有超过1000名生命科学家离开美国。根据这个报告的调查，35%在美国的华人科学家感到自己在美国不受欢迎；72%的学术研究人员感到研究不安全；65%的受访者担心“美国的反亚裔仇恨和暴力”。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这篇文章也分析了中国留学生和科学家大规模回国的现象，认为这是美国政府的“推”（Push）和中国政府的“拉”（Pull）两个因素互动的结果。这也使我想到不久前，中微公司董事长尹志尧与一批国内芯片产业界的大佬共同接受媒体采访时所说的一番话。尹志尧本人曾长期在硅谷工作，他说：“硅谷有不少先进设备，但你真正看这些设备是谁在做的呢？其中百分之七八十都是中国留学生干起来的。好的是其中的大部分人已经回国了，在座的好几位都是美国回来的，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国内专家合作。”他还向大家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到今年夏天，我们在芯片生产设备方面，“基本上可以做到自主可控，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与世界先进水平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最起码我们是已经有技术，至少可以替代了。”
海外关于中国科技进步的研究几乎都提到中国在科技专利方面的迅速崛起。根据世界五大知识产权局联合发布的2022年的年度报告，2022年中国发明专利的数量为798400项，美国是322970项，也就是说中国是美国的2.47倍。此外，国外媒体还广泛报道了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于2023年9月发布的研究报告。这个报告认为，在64项前沿技术的国家竞争力排名中，中国在53项技术上面排名全球第一，包括人工智能、5G通信、高铁技术、半导体、清洁能源、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美国则在11个领域排名全球第一。有分析认为这个报告渲染了“中国威胁论”或“捧杀中国”，但我们完全可以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作出自己的独立研判。还是让我们回到英国《经济学人》的这篇封面文章。这篇文章的最后指出：“五年前，我们杂志曾提出一个问题，在中国这样的体制下，科学是否能够繁荣？但迄今为止，至少在硬科学领域内，我们的回答是‘Yes’。”文章引用一位资深学者的话说：“给中国奇迹设限是非常不明智的。因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奇迹远未达到极限。”这不由使我想起了2014年3月美国知名的《哈佛商业评论》杂志刊文，标题就是《中国为什么不能创新？》，文章充斥了对中国体制和文化的偏见；但九年后的2023年5月，这个杂志又刊登了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新的创新优势》。看来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和《哈佛商业评论》至少在一些领域内努力与时俱进，否则他们会把自己的牌子做坍的。现在全世界大概只剩下“跪久了站不起来”而又极端孤陋寡闻的中国公知，还在否定中国科技事业的飞速发展。我的态度是：不要理睬他们。西方多数专家学者都意识到中国科技事业的崛起，在不少领域内领先全球。当然，我们国家也一直坚持稳扎稳打的原则，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重申了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推动中国的科技改革和科技发展都更上一层楼。总之，我们一如既往地看好中国科技工作者，看好中国科技事业的壮丽未来！
刚才张维为老师对中国科技的发展从宏观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感受，我来谈一下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我1984年8月从南京邮电大学毕业，工作后参加了很多中国的卫星通信地面站和微波站的建设工作。这些无线通信设备在选址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是要测量军用雷达的频谱干扰。我们当时测得最多的雷达是440雷达，它是测水平方位的；还有843雷达，它是测俯仰角的；另外还有514型号的雷达，它主要是米波雷达。当时的雷达技术比较落后，只要知道这个雷达的参数就可以进行干扰，而这些雷达的参数可以用一种叫频谱仪的设备很容易地测出。我们当时就是用这种设备测的雷达干扰，而这设备本身就是从美国进口的，所以美国就很容易知道我们雷达的所有参数。为什么美国的电子侦察机老是喜欢在我们周边飞来飞去？因为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测出我们雷达的这些参数。当时一看到山头上某个雷达的天线外型，就能马上知道它是什么雷达。美军用同样的设备，甚至更好的设备，因此他们当然也可以很清楚地知道我们军方雷达的一些最核心的详细的数据。所以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国家军队在北海和东海曾经吃过很多亏。例如，我们雷达上面发现有很多战机向我们飞过来，那我们就起飞战机去拦截，但是飞到相应的领空却发现什么也没有——这些纯粹是美国电子战机制造的一些假信号。可以说，我们曾经多次被美国的电子战机搞得晕头转向。这是过去的情况，那么现在我们的雷达技术是什么样的状况呢？我们现在主要的舰载和机载的雷达的功率放大器件，早就已经采用氮化镓收发的器件，早在2008年我国开发的这种氮化镓的收发单元的单位功率已经是119瓦，而美国直到现在主力的雷达器件大部分采用的还是砷化镓器件。当然，客观地说，美国并不是没有氮化镓器件上的技术能力，美国是因为其战略上的重大失误延缓了技术的提升。现在美军最新的APG85采用的也是氮化镓器件，但是它的进展很慢。而中国更下一代的氧化镓器件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突破。现在，中国在军舰、战机、预警机、电子侦察船、战机的电子吊舱等各种平台上面装备了各种琳琅满目的世界最先进的雷达装备。可以说，雷达技术，是中国最先实现对美军和北约反超的领域之一，发展得也特别快。
【“远望3号”船海上测控的雷达天线（资料图：新华社）】
为什么我们能发展到今天的水平呢？刚才张维为老师提到了，我们有很多投资持续不断地增长，我们有很多先进的研发实验环境和设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们拥有非常多杰出的、拥有非常强烈报国情怀的优秀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现代的科技并不单纯是某一项技术的进步，背后还有整个中国产业链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像半导体器件等等领域的进步。美国因为多年的制造业外移，它已经没有这种很完善的产业链的支持了，所以它单纯地靠少量的军工企业，这是很难去推进的。当然美国的确还是有很多水平很高的科学家，美国也还有很多技术也是非常先进的，但是因为缺少产业链的支持，要做出最后的产品，尤其是大规模地、稳定地普及应用，现在事实上若离开了中国的支持，它是很难发展的。经过多年的积累，中国现在正迎来一个科技全面爆发的浪潮。让我们一起努力，去迎接这个时代。
主持人：刚才两位的演讲为我们展开了一幅生动的图景，详细阐述了中国科技迅速的发展与进步。说到这科技发展的进步，普通老百姓其实也能有自己切身的感受，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一部分高科技的成果。那么，如果从一个普通的视角出发，我们普通人所能感受到的高科技的发展进步，两位能否分享一些具体的例子呢？汪涛：生活中，我们实际上遇到了许多新的科技进步，比如高铁。如今，高铁出行已变得非常方便。中国在高铁技术上为何能取得如此显著的进步？这既得益于对国外高铁技术积累的集成和先进经验的吸收，也离不开我们自身的技术创新。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高铁要实现平稳运行，它的路轨就不能像传统铁路那样，而是需要连续的混凝土路基。这些路基是预制好的，再到现场铺设，而非现场浇灌。而高铁轨道并非完全直线，而是包含长距离的弯曲，这就要求路基混凝土的精度极高，其加工精度跟一般混凝土房屋建筑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那么，如何实现这一精度要求呢？中国的工程师们想了办法，他们采用数控机床来控制混凝土基础的加工，从而大大提高了加工精度。这正是我们能在高速行驶的高铁上放置硬币而不倒，享受如此高的稳定性能的原因，背后花了很多的功夫。
张维为：这次我们去泰国，我见到了一位学医背景出身的大学校长。大家或许还记得，六年前中美贸易战和科技战刚开始时，有悲观主义者曾断言我们不行，理由是我们的医疗设备几乎全是进口的，尤其是高端设备。然而，后来我们开始了国产化进程，国产替代的步伐非常之快。这位校长告诉我，他有意购买中国生产的血透仪、CT、核磁共振等设备，并认为这些设备比西方产品更好，因为中国产品的价格更为合理，最关键的是，在AI应用和远程医疗设备方面，中国产品已经处于领先地位。我自己当时也颇感惊讶，没想到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如此迅速。主持人：我每年都会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一些论坛，因为要负责主持工作。多年来，我有一个很强烈的体会：如果要全图景展现中国科技的发展进步，每个领域的人都能列举出一些成果。当这些成果被分享出来时，大家会发现，原来我们在很多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成就。在汪老师的演讲中，他提到有些技术因为有相关产业链的支撑。这些产业链在过去得到了充足的发展，从而为我们现在集成式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这正是中国的优势所在。汪涛：没错，就是因为中国拥有如此巨大的规模，所以其分工能够比其他国家精细得多。中国的人口总数超过了美国、欧盟和日本的总和，甚至还要多出半个欧盟的人口。这样的规模使得中国能够实现联合国所有产业分类的全产业链。当我们拥有了如此全面的产业链后，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综合和创新就变得非常方便。只要有需求，一些集成式的创新就能迅速出现。主持人：所以我在想，在中国做创新，可能会发现相关的供应链其实都已经存在，只不过需要我们花费精力在茫茫如海的企业中把它找出来。一旦我们成功构建了这样的供应链条，这种优势是其他国家很难拥有的，因为他们的供应链要么不全，要么没有中国这样的规模。像长三角这样的地区，其集中发展不仅很有力量，也有规模效应。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也多次讨论过规模，现在大家可能需要更加重视“规模”这两个字的意义，它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更有力量。我在开篇中就提到，当我们说到中国科技进步爆发时，我们究竟做对了什么。对此，张老师，您怎么看？我们哪些动作做对了？张维为：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来看，首先是“道”与“术”的关系。对于“道”，我们向来非常重视。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一观点极为重要。随后，在江泽民时期，“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便包含了代表先进生产力这一内容，而先进生产力无疑是与科技连在一起的。再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新发展理念，其中第一个就是创新，其次是新质生产力。这些指导思想都是非常重要的。新质生产力要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并非仅仅停留在Sora、ChatGPT这样的概念层面，而是要真正落地。而要实现落地，就需要一系列配套措施的支持，包括电力、产业、各种分工、产业集群、劳动力以及人才等方面的配套。在这些方面，我们的安排是很厉害的。
此外就是“新型举国体制”，这点在三中全会公报中多次被提及。根据英国《经济学人》杂志的那份报告，我国的研发投入（R&D）现已仅次于美国，早已超越欧盟。该报告还指出，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实际研发发挥的作用已经超过了美国。为什么叫“新型举国体制”？因为与过去的举国体制有所不同。过去的举国体制主要由国家进行总体规划并投资，以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而现在，我国研发投入中有三分之二来自市场化行为，即民营经济的投入，剩余的三分之一来自政府投入。这一大变化表明，市场认为在这些领域的投资是有利可图的，因此积极参与其中。主持人：所以我们要鼓励民营企业保持活力，因为它们的活力不仅关乎就业问题的解决，还在高科技发展方面扮演着非常重要的拉动角色。刚才张老师提及产业政策，我们科技政策的一贯延续性，也是中国的一大优势。汪涛：没错，中国的这个产业政策，它的项目延续性是非常高的，不会轻易地中断项目。张维为：在我们的决策过程中，民主集中制非常之重要，先广泛地听取专家、不同流派的意见，最后由党中央做政治决定，这非常重要。主持人：我们在分析中国高科技快速增长的原因时，提到了多个因素，包括产业政策的持续支持、庞大的市场规模以及所有科技研究企业的努力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人才。人才的储备至关重要，近年来我国科技人才的成长速度确实越来越快。因此，当我们在思考未来高科技发展还需做哪些工作时，您认为还有哪些点是我们未来要做到的，以确保整个科学技术发展能够持续保持这样的势头？张维为：在这次三中全会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提法，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即一体推进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这意味着要将这三者紧密结合，培养一批具有科技创新能力的人才。这就是我们讲的通过一种整体性的方法来切入和推进改革。观众：我是一个高科技行业的从业者，我想问的问题是关于创新的。在过去，我们注意到西方在创新方面很擅长实现从0到1的突破，而我们则相对更擅长从1到10、从10到100的扩展。请问两位老师如何看待这一现象？主持人：我想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所在的是高科技哪个领域？主持人：那在这个领域上，您觉得咱们中国的整体发展水平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观众：我们目前仍处于追赶的状态，因为欧美仍有许多技术对我们实施封锁，他们在技术方面仍比我们靠前一点。张维为：我个人的观点是，0到1的突破取决于你如何界定它。如果你指的是像牛顿经典力学到爱因斯坦相对论这样的巨大飞跃，那么这样的0到1无疑是极其罕见的，可能是百年甚至数百年才能遇到一次的人才所能实现的。但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到更小领域的0到1，那么我想不仅中国，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创新。我之所以高度评价华为公司的贡献，就是因为它的原创产品能够赋能千行百业，与我们现在大规模的工业和制造业结合在一起，从而实现了智能港口、智能矿山、智能医疗等应用。
【集装箱卡车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运输货物（资料图：新华社）】
由于我们的产业更多、分类更细，所以在宏观上看，我并不特别担心。但是，我们中国人要比，就要跟整个西方世界比。要是与单个西方国家相比，我们并不害怕；而与整个西方相比，我们确实有些地方暂时还不如人家，需要在一些细节上追赶。但总体来看，中国的赶超是一定可以实现的，而且在细分领域的从0到1的创新上，我们不仅有，而且还不少。主持人：张老师刚才说到一个概念，即内在动力，它的牵引作用非常重要。就像我们这些年那么关注芯片，以前我们的理念是可以通过购买来解决需求，但当我们面临芯片“卡脖子”的问题后，就变成我们一定要自研。汪涛：说到从0到1的突破，我们确实有许多工作需要完成，也需要弥补相关的机制。而从1到10、再到100的过程，也并非那么简单。观众：中国5G信息技术的研发和部署处于全球什么样的位置？这对中国的未来有什么样的意义？张维为：很专业的问题，您平时的工作跟这个有关系吗？观众：因为我们的教育也在进行改革，并与科技紧密相连。例如，我们现在使用的智慧平板，在广州的部分地区，学生已经可以用平板来上课了。此外，我们现在还在试点智慧纸笔，这意味着未来的学生可以在家中直接写作业，只要他们下笔去写，我们就能立即接收到信息，包括学生用了多少时间以及他们的思考过程。这些都是科技的产物。主持人：在整个语文教学过程中，已经运用了许多技术辅助手段来帮助教学，这些进步让我大受震撼。因此，我很好奇，你们现在在教学过程中还需要写板书吗？观众：我们会保留传统的板书，在板书的基础上，像在我们语文课上，我们会让学生朗读一首古诗，在读诗的过程中，我们会玩一个很好玩的游戏，让学生描述古诗所描绘的场景，随后会利用AI技术生成一幅对应的画面。学生在那一瞬间会对科技感到惊叹，“哇，原来语文课堂还可以这么玩”。
【在安徽省淮北市图书馆AI智能厅，孩子们正在与“诗仙李白”进行互动（资料图：人民日报海外版）】
汪涛：中国在通信领域的进步，可以说是所有行业中变化最大的之一。中国在通信领域已经发展到了5G阶段，目前在全球市场的占有率非常高。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对华为、中兴等企业实施极端制裁的原因。展望未来，我们正在研发6G技术。6G的出现不仅意味着通信速度可能会更快，更重要的是，它将带来卫星通信方面的重大变革。过去我们常听到马斯克在搞星链，而现在中国也在发展低轨卫星通信系统。在6G领域，我们已经申请的卫星轨道数量，包括中轨和低轨，加起来已超过5万个，占据了全球理论上存在的10万个轨道的一大半。我们在这个领域具有这样一个领先地位。张维为：近来我们多次走出国门，今年我们先是去法国巴黎与当地智库进行交流，随后前往马来西亚和泰国，最后回到上海。从手机信号的角度来看，巴黎的信号最差，马来西亚稍好一些，泰国的信号则明显更好，而上海的信号最好，好很多。马来西亚和泰国都使用了一部分华为的设施和产品，而法国则没有。这是我们直观的感受。我们有时候真的是日用而不觉，中国通信这么发达，只需一部手机，就能轻松解决所有通信需求，无论是在西藏的高原，还是攀登高山，再或在广袤的新疆，都能观看视频。这真是国外没法比的。主持人：现在有一个词很多人都知道，叫做“认知”。很多时候，我们的认知受限会影响判断，或者无法做出全面的决策。要让认知不受限，关键在于不仅要深入了解自己熟悉的领域，还要打开视野、张开耳朵去听他人介绍各行各业的信息。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那么多生动的实践案例，以及那么多人在持续努力做的事情，这些信息量对我们来说都很重要。因此，我们也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节目和平台，能够邀请嘉宾和观众朋友们一起来讨论，共同拓宽视野，从而获得更加丰富和全面的认知。（主讲嘉宾：张维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教授，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汪涛，通信领域专家。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观察者网”“东方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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