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印度迷惑行为让土耳其都自亏不如，但这并不是全部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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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国明：印度迷惑行为让土耳其都自亏不如，但这并不是全部
2024-10-17
这个剧情已经上演太多次了。每次我们都是按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处理的，而印度人总是过段时间，就来试探一下我们人的底线。在我们这边受挫吃亏了，就开始向全世界哭天抹泪控诉我们人又伤害他的脆弱心灵。受关注比较大的2017年洞朗危机，就是这样。至于更小规模的摩擦，那就更多了。至于印度为什么要时不时激化边境冲突呢？深层次的因素，内外都有。我们近年来一直在西部加强布局，印度对我们的“一带一路”心态是排斥与警惕，其中对印度刺激最大的就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随着我们国力增长，我们需要更大的外部战略空间，西部亚欧大通道必须要打开，这就跟印度的战略利益产生交集。如果印度心态能够摆平，愿意和我们一起发展，就跟俄罗斯的亚欧战略跟我们的“一带一路”一样实现对接，那大家可以分享发展成果，那战略交集也会变成战略重叠，我们一直是这么希望的。但印度不会这么想，他认为我们这是在压缩印度的外部战略空间，威胁印度的安全，所以印度会不断地给我们制造一些麻烦，搞一点摩擦。从美国方面看，特朗普于2017年11月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战略”，要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建立新的安全框架，要建立对我们从海路到陆路的全面包夹。因为背后有美国在支持，印度又增加了一点点跟我们对抗的底气。从印度内部因素看， 时不时制造与我们的紧张局面，既符合印度特殊的文化和国内整治氛围，又是印度维持一个“国家”想象共同体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印度在心理上是一个自卑又自大的国家，这与其长期的殖民历史与自身文化有关。印度面对历史上的西方列强，内心是自卑和顺从的，印度的上层精英已经高度西化，且以西化生活方式为荣。但正如患上殖民地综合征的人一样，他们对自己国内的一般民众，对待自己周边的其他国家，又会有一种高人一等的心态，表现为超强的自大和典型的欺软怕硬特征。这部分人，决定了印度的对外交往方式，印度对外是呈现出一个恃强凌弱的特点。周边的小国被印度欺凌得很惨，锡金更是被印度欺负没了。西方列强的那些欺软怕硬的风格，被印度政治上层精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面对我们，印度又是特别复杂的心态。面对从殖民（半殖民）地位站起来的我们，印度一直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心态面对。我们体量不比自己小，所以欺负不了；但在心理上，印度又不喜欢客观承认我们的崛起，想维持自视甚高的心理优越感，又要面对现实的打脸。印度就经常表现为一种很矛盾的心态，实力上不具备，就靠想象力来弥补，这种骚操作，经常会让我们人觉得不可思议。不少印度人觉得孟买比上海领先二三十年，我们觉得很神经，他们觉得很自然。印度类似的操作挺多。印度作为一个现实的国家，又让人感觉到特别魔幻，是因为它需要丰富的想象力构建一个虚幻的“强大”现实和“辉煌”的前景让自己不散架。这种我们不太能理解的印度文化特点，恰恰是印度现实困境的一种映射。印度历史上并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存在，而只是一个文化板块或者是地理概念。印度靠外来殖民强行捏造成一个“国家”，但为了分而治之，这个国家又被内部植入了很多矛盾，比如宗教冲突，地区矛盾。印度缺乏大一统的历史和文化，联邦制又制约着印度内部充满裂痕跟鸿沟，需要不断增强“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同体，需要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塑造印度的危机来强化“国家”意识。通过强化来自外部的威胁，强化“国家”意识共同体，是很多缺乏统一文化的国家都喜欢采取的手段。我们身边有这么一个近邻，小麻烦是少不了的；特别大的麻烦，印度暂时也没能力制造，所以会时不时的恶心一下我们。对这个国家，你不能一点不重视，但暂时也不能过于重视。前者是因为印度毕竟是一个人口规模和我们差不多的国家，看地图又扼着印度洋黄金航线的咽喉。后者是因为，印度还没能力让我们把他当作主要的对手，我们还有着更强大的对手要面对。过去，我们对于印度，总是教育为主，惩戒为辅。1962年那场令印度记忆深刻的反击战，也主要是这个目的，打出西南部中印边界几十年和平，再占据几个战略要点，我们就基本实现了目的。现在在印度问题上，存在着两个不太好的倾向，一个是过于轻视印度，一个是过于重视印度。过于轻视印度，就是把印度描写的过于不堪，令人感觉印度是一个充满各种愚昧现象而又永远毫无希望的国家，对我们形不成丝毫的威胁。过于重视，就是把中印矛盾的地位看得过重，认为应该集中力量，把印度比较彻底地解决一下。印度对我们的挑衅该不该解决？早晚要解决！但现在还不具备一劳永逸解决的条件，也暂时还不成为一个紧迫的必要性。各种具体的原因就不罗列了，因为根本原因还是一个：印度还没那么重要，对我们的威胁还没那么大，中印矛盾暂时还不是我们外部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矛盾。我们是一个外部环境挑战特别多的国家，跟周边没有强国存在的美国比，这点就更突出了。光是核武器国家，我们身边就有四个。存在着领土、领海争端的国家，又有那么多。有段时间，看看四周，似乎都有危机和挑战。中日矛盾、中印矛盾......。这些外部的矛盾都客观存在，需要我们面对，但最重要的还是中美矛盾。环顾四周，因为美国因素，现在我们的外部安全压力还是主要来自东面的海上(南海成为问题也是因为来自东面海上的美国因素)。相比较而言，西南方向，虽然因为印度也面临一定的安全压力，时不时还要出现点摩擦，但和来自东部的安全压力比，目前还是处于次要地位。因为美国是我们的主要对手，中美是外部的主要矛盾，东部是我们战略方向的重点。根据矛盾分析法，在众多矛盾当中，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发展，主要矛盾的解决规定着次要矛盾的解决，所以抓住主要矛盾、解决主要矛盾是重点。中日矛盾和中印矛盾，目前都受到中美矛盾的制约。背后都有中美矛盾因素在里面，甚至有时候会成为中美矛盾的某种表现形式。没有美国在背后支持，东边的日本和西南的印度，都掀不起太大浪花。印度和日本，每次针对我们搞出点什么动静来，背后也多多少少会找到美国的因素。在我们的地缘政治问题上，还是应该处理好战略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当然也会基于一定的条件发生转化，但现在，这种足以导致矛盾转化的条件还没出现。但另一方面，中印矛盾虽然还没有改变次要的地位，但在我们外部矛盾的地位是上升的，重要性在提高。这跟国际格局和我们的战略重点在悄悄地发生一定程度的调整有关。中印矛盾的地位上升，并没有改变中美矛盾是主要的外部矛盾，而且从根本上还是中美矛盾演化的结果。美国政府已经把我们明确为主要的战略对手，遏制我们成了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而我们随着国力上升，也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也要做一些调整。从我们角度看，我们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这与我们的特殊地缘条件也是吻合的。我们地处亚欧大陆的，历史上是一个大陆国家，又是一个西太平洋国家，有漫长的海岸线，又要面对世界还处在海洋世纪这个事实。实际上，随着我们“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意味着我们的外部战略海陆并重的同时，也体现为东西并重的趋势。几十年前，“我们主要注意力只能放在我们的东方，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我们的西南方”，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变化，东部虽然依然是我们最主要的战略方向，但对西部战略方向的注意力明显增强。随着我们跟印度的战略利益冲突越来越大（至少印度是这么认为的），我们应该越来越重视这个对手。这些年印度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也让印度更加值得重视。印度长期是一个地理概念，现在是一个联邦，但印度国家主义政治力量的上台，印度内部的凝聚力正在改变。现在印度执政的人民党，就是一个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政治力量。默迪本人不但民族主义意识强烈，对曾经印度的种族暴力冲突事件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还兼备宗教狂热和种族倾向。印度要解决国内松散的局面，国家主义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历史上，德意志是如何从松散的众多小邦联合变成一个有凝聚力国家的，主要靠国家主义。国家主义并不能解决内部的社会矛盾，更多依靠对外的激进对外扩张战略，激化与周边大国的冲突，促成国家意识的巩固，实现国内矛盾的转嫁。这就是我们不能过于轻视印度的重要原因，比如印度的税制改革，就是印度增强内部统一的一个重要标志性措施。一个实现内部统一的印度，就可能具备潜力成为我们的真正对手。给印度的国家主义政治力量足够的时间，这并非完全不可能。对付印度，暂时还是坚持现在的策略比较好，集中更多资源应对中美这个主要矛盾。印度发起挑衅，我们就要给予必要的反击。只是要掌握一个度，暂时还不能把中印这个次要矛盾，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能够击退印度的军事挑衅和冒险就可以。等到我们解决好中美这个外部的主要矛盾，印度问题并不那么难解决。印度内部社会矛盾那么多，阶级冲突、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都很严重，内部还有军事割据，外部还有巴基斯坦这个死敌，都有很多的利用空间。对我们来说，可以着手的角度比较多。说到底，在印度真正的解决完上述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之前，暂时还没有资格成为我们需要直接以举国之力应对的对手，但我们给予其一定的重视还是必要的。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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