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时，凯丰说毛泽东打仗的方法并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去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这两本书，毛泽东当时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面对凯丰的讥笑，毛泽东无奈地感慨：“打仗的事，怎么照书本去打？”
练习拳脚，起初当然一招一式都得照着拳谱或师父的教导行事，然真到了实战时刻，拳脚无眼，你可能永远都无法知道对方的下一招是啥，怎能都照着拳谱应对？这时最重要的是，平时苦练，让拳术套路成为“肌肉记忆”，无论对方如何出招，自己都能本能地作出正确的反应。
有人说，人遇事第一反应近乎出于本能，也最合乎本心。这里有三种情形：本心良善，遵从自己的第一反应，“虽千万人吾往矣”地扶弱除恶；多数人第一反应也不失良善，只是意志不坚，略一思忖，便利害得失当前，不免“口将言而嗫嚅，足将行而趔趄”起来（比如路遇老人跌倒）；最糟的是，有人本心邪恶，虽“三思”也未必能趋于良善光明。
电视剧《包青天》中有这样的情节：杀人者对着包公大喊冤枉，说“自己只不过是受人之托”，包公怒斥：“混账！如此歹毒之事，也好说是受人之托！”常有贪官忏悔，说都怨自己平时不学法不懂法。事实上，法律条文虽然复杂，但人之于善恶自有最基本的判断。还有贪官爱拿“一念之差”为自己开脱，也确实引得一些人的惋惜甚至同情。殊不知，同样的一念之间，为什么有的人向的是善，有的人向的是恶？说到底，还是本心异也。
面对“中央红军北上，还对我们设了警戒线，我们要不要打？”的请示，徐向前怒不可遏，“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他脱口而出。可如果按照张国焘的政策，这时不但可以打，而且必须打。理性上分析，徐向前没有简单地作“可不可以打”的技术判断，而是作了“应不应该打”的价值判断。说时迟那时快，当时情况万分危急，徐向前没有时间也压根儿无需考虑，他遵循的正是自己对党无限忠诚的本心。
王近山打日寇观摩团，也不是作“可不可以打”的技术判断，而是作“应不应该打”的价值判断。因为临行前，刘伯承一再交代，护送这批非武装人员去延安，遇敌不可恋战，更不可求战。有“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当时也未必有时间三思而行，他不管不顾地放手一战，更多的是出于“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抗日报国热忱。
遇事不简单地只作“可不可以办”的技术判断，而多作“应不应该办”的价值判断，说起来复杂，危急时刻更是不可能从容思量。这就非常考验当事人一贯的品德修养。
“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枹鼓之急则忘其身。“这是《史记·司马穰苴列传》中司马穰苴的话。“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说的也是近乎同样的道理。
“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些说法也许比较玄奥，而其实，一贯重视道德修养，坚定铸就理想信念，“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此心光明，亦复何言”，革命战士自然能不怕苦、不怕死甚至“不知死”（吴佩孚遇到北伐军，感叹“我的士兵‘不怕死’，可北伐军竟然‘不知死’”），党员领导干部自然能“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这样，随时遇事的第一反应都会如“百炼钢化为绕指柔”“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作者： 陶余来 合肥市包河区总工会；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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