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松民 | 从《里斯本丸沉没》再谈“电影的教训”

 

“这完全是一部英国视角的纪录片——英国人在保卫香港、英国人被俘、英国人的爱情与亲情、英国人被押上船、英国人苦海余生、英国人被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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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与6日，由制片人方励执导并制作的纪录片《里斯本丸沉没》在院线上映。到今天（22日）为止，票房已超过两千万。

 

对非娱乐性的纪录片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成绩。

 

票房之外，口碑也非常棒，一向挑剔的豆瓣网友开出了9.3的高分。坊间的传言还包括：方励为了做《里斯本丸沉没》，用了8年时间，花光了所有的钱，资金链断裂，变卖了房产，现在只好借住在朋友家。

 

一部纪录片，如此传奇，也激起了我的好奇心，决定去看一看。

 

《里斯本丸沉没》，讲了一个什么故事呢？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8日，日军进攻香港；25日，英国任命的香港总督杨慕琦在半岛酒店签署降书，日军正式占领香港。岛上幸存的英军，全部变成了日军战俘。从这一天开始，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变成了日本对香港的殖民统治，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英国殖民者卷土重来。

 

1942年9月底，日军将被俘英军中的1834人押上货船“里斯本丸”，意图将他们运往日本当苦力。因为甲板上配置了大炮，且没有任何战俘标识，船在行驶到舟山群岛附近海域时，被美军潜艇“鲈鱼号”发射鱼雷击中。

 

“里斯本丸”从被美军击中到最后沉没，共计25个小时。这一期间，日军将所有英军战俘封锁在舱底，并用木条和帆布钉死舱门。英军战俘在意识到危险后奋力破舱逃生。关键时刻，舟山东极岛渔民冒着生命危险，划着舢板在水中捞起了384个奄奄一息的英国战俘，并给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庇护所，其余828位战俘则或被淹死、或被日军射杀。

 

 

“里斯本丸”沉没事件，的确是一出非常富有代表性的战争悲剧。如果出场的只有英美日三国，那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战争的荒诞与普通士兵在战争中的炮灰地位。

 

然而，由于中国也是至关重要的参与方，这一悲剧的含义也就不同寻常了。

 

这样的事件，拍成纪录片，当然是可以的，但从什么角度去讲述，则大有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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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地说，从纪录片之为纪录片的角度看，《里斯本丸沉没》拍得不错。叙事清晰，引人入胜，比一些不知所云的纪录片强多了。

 

为了打动观众，导演方励非常聪明地从讲述被俘英军士兵的个人情感故事入手。摄制组在英国先后采访了 150 多位被俘英军士兵后人家庭，记录了一个又一个令人心碎的故事。

 

最令方励“扛不住”的，是佩尼兄弟的故事。老大在被押上“里斯本丸”时，才22岁。他给自己5岁的弟弟写了一封信。考虑到弟弟年幼，他特意用大写的最简单英文，一笔一画地嘱托他长大后要照顾好母亲，撑起这个家庭。这张遗言似的字条，在弟弟的钱包里放了40多年。

 

 

梁素琴与约翰，是另一个浪漫故事。梁是一位家在香港的中国女孩，爱上了英军士兵约翰并和他结婚。不久，约翰被俘并被送上“里斯本丸”，最终葬身大海。由于战时通讯不畅，梁5年后才得知约翰遇难。1948年，她自愿放弃领取约翰的抚恤金，把这笔钱让给了约翰的家人……

 

在影片中，方励把这些故事讲述得无比深情，有些还转化为震撼人心的场景再现，感动了很多心地善良的中产阶级观众。

 

据报道，杭州一位陈女士这样对记者说，“我在网络上听说了梁素琴与船员（不是英军士兵？）的爱情故事，然后了解到《里斯本丸沉没》这部纪录片，就一定让我丈夫陪我来看。”

 

还有观众这样写道：“照片中那些年轻英俊的面孔（指英军士兵），在那样庄严的呈现方式下，仿佛正一个个鲜活地从历史深处中走来，但他们命运却都如此惨烈地戛然停摆，其巨大的历史悲怆感是能够击中任何肤色和种族的人类的。”

 

真是这样吗？

 

同样作为一个普通观众，虽然我也对这些英军士兵的遭遇不胜唏嘘，但与此同时，也抑制不住地产生了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因为整部影片给我的印象是：这完全是一部英国视角的纪录片——英国人在保卫香港、英国人被俘、英国人的爱情与亲情、英国人被押上船、英国人苦海余生、英国人被救……

 

如果一位幸存的英军士兵后裔拍一部关于“里斯本丸”沉没的纪录片，也无非如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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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方励先生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位中国人（从内地移居香港）。

 

一位中国人在观察、表述类似“里斯本丸”沉没这样的事件时，难道不应该是“中国立场”，而非“英国立场”吗？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现在人们通常简单地将其概括为反侵略战争。

 

对中国来说，这样的定性毫无问题。

 

但对美英法德意日这样的新老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二战显然也带有争夺世界霸权和势力范围的性质。

 

甲午战争以来，日本对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之所以能够轻易得手，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当时的世界霸主英国在“英日同盟”名义下对的日本纵容与支持。

 

 

珍珠港事件后，英国对日宣战，中英成了盟友。但英军在香港的作战，主要不是为了帮助中国，而是为了保住英国对香港的殖民统治。这一点，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开罗会议上蛮横拒绝中国在战后收回香港，并傲慢宣布“香港是大英帝国的领土，英国军队必须参加广州湾登陆作战，从日本人手里夺回香港”来看，就非常清楚。

 

在“里斯本丸”上的英军士兵，是英国驻香港的殖民部队，他们和野蛮的日军士兵，并无本质区别。

 

 

《里斯本丸沉没》号称“完全基于事实”，即然如此，为什么对英军士兵也是殖民部队这一点完全避而不谈呢？似乎英国在香港驻军，完全是一种“自然”，而不是中国遭到了大英帝国入侵，被迫签订屈辱的不平等条约的结果。

 

“里斯本丸”沉没在舟山海域，恰恰是在这一地区，在百年前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远征军发起过大规模入侵，占领定海、镇海、宁波三城，给中国军民造成重大伤亡和财产损失，也成了迫使腐败无能的清廷割地赔款的重要原因。

 

 

但是，历史的另一面是，舟山人民的剧烈反抗，最终也迫使英国放弃割占舟山群岛的计划，转而要求清廷割让香港。

 

如果方励在执导《里斯本丸沉没》时，交代一下这一背景，不是会使影片更加厚重，更加真实吗？

 

《里斯本丸沉没》的要害，不在于其制作的精良与叙事的煽情，而在于：影片内在地涌动着一种情感——对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建立并主导的世界殖民主义秩序高度认同与留恋的情感。

 

这表现在，编导对大英帝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对中国的侵略、对香港的殖民统治毫无批判。影片默认了欧美殖民者与中国人的不平等，似乎他们有侵略和奴役非西方民族的特权，他们无需忏悔就被原谅了。

 

所以，毫不奇怪，当随着“里斯本丸”一起沉没的英军士兵后人来到这片海域祭奠他们的先辈时，提都不提他们更早的先辈，也在距离这片海域不远的地方，杀害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这样的电影，也许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将其命名为臣妾主义文艺。

 

 

透过这部影片，观众仿佛能够看到，影片制作者通过深情讲述一批早已葬身大海的殖民军士兵的故事，卑微并且虔诚地在向昔日殖民者，如今的国际统治阶级做一个披肝沥胆的表白：我们对你们及你们建立的秩序是高度认同的，我们是良民与顺民，为了这一秩序，我们乐意做出牺牲。

 

无疑，西方观众看了这样的电影，更加不愿意反思自己罪恶的殖民征服史、贩卖鸦片史。反而会认为殖民是在传播文明，是一种功劳。

 

行文至此，我要强调一点：这里并不包含对当年参与营救落海英军士兵的舟山渔民的任何批评，他们的营救行动，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动机，他们是善良而伟大的。

 

全部的问题仅在于，如福柯所言，“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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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鲁迅先生发表了《电影的教训》一文，讲述他在上海看西方电影的体验——

 

“银幕上现出白色兵们打仗，白色老爷发财，白色小姐结婚，白色英雄探险，令看客佩服，羡慕，恐怖，自己觉得做不到。但当白色英雄探险非洲时，却常有黑色的忠仆来给他开路，服役，拚命，替死，使主子安然的回家；待到他豫备第二次探险时，忠仆不可再得，便又记起了死者，脸色一沉，银幕上就现出一个他记忆上的黑色的面貌。黄脸的看客也大抵在微光中把脸色一沉：他们被感动了。”

 

西方的电影，当然是西方本位的，让“有色人种”怀着某种崇高感为他们“开路，服役，拚命，替死”，那当然是再好也没有了。

 

中国的电影，为什么也是这样呢？

 

距鲁迅先生发表《电影的教训》一文，快100年了，但中国的电影，似乎仍然没有汲取任何教训！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独立评论员郭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