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传《四海为家》第二十章交谈与政治阿马蒂亚·森（经济学家） 一鉴于加尔各答左倾知识分子的国际联系，我初来乍到就受到剑桥左派的欢迎，对此我并不感到意外。实际上，有封来自天才数学家奥尔德里奇（里基）·布朗的热情洋溢的信正在门房等着我。他是剑桥大学社会党人俱乐部的成员，说他收到了加尔各答方面关于我即将抵达的“警示”，并邀请我参加俱乐部为剑桥新生举办的联欢会。我去参加了这次联欢会并决定加入俱乐部。在俱乐部的活跃分子中，有一些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但作为一个来自学院街的有点自命不凡的学子，我对他们很少阅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包括马克思本人的著作，感到有些震惊。我也很惊讶地看到，俱乐部领导人对苏联和苏联主宰之下的东欧国家毫不在意。诚然，这时还只是1953年，远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召开之前，也在同年发生的匈牙利事件之前。在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令人震惊地披露了斯大林政权的问题，而匈牙利事件让很多人的思想受到触动。然而，在此之前的岁月里，有关苏联的证据已经越来越多。就在我们动身奔赴英国之前，我和帕塔·古普塔一道在大吉岭度假时，恰恰就花了大量时间谈论这一问题。在战争期间，英国士兵在他们的坦克上写上：“伙计，顶住他们，我们胜利在望。”到1953年时，那种团结早已被遗忘，而苏联红军在1945年1月解放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非凡时刻也早已被遗忘。有关苏联的故事不胫而走，无疑与美国宣传的推波助澜有关，但也绝非仅仅出于这一原因。不过，不仅在英国共产党内部，而且在包括剑桥社会党人俱乐部在内的更为广泛的左翼社团中，人们都强烈否认苏联存在苛政。不过，在英国内部和世界各地，在吸引人们关注平等问题及质疑冷战造成的敌意并敦促核裁军等方面，俱乐部确实发挥了更具建设性的作用。这些事务与政治实践密切相关，可是俱乐部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分析问题方面的作用却收效甚微。剑桥大学社会党人俱乐部的核心圈子里有一些激进分子，他们看起来有点像工党的极左派，但也有若干理论家。在这些人中，皮耶兰杰洛（往往被称为皮耶罗）·加雷尼亚尼坦言他认为俱乐部的肤浅令人痛心，而我想一位葛兰西派学者完全可能会发出如此议论。查尔斯·范斯坦是个来自南非的、有着共产主义背景的学生，在剑桥学习历史，对这样的言论感到十分恼火。查尔斯还一直是一名非常激进的左翼知识分子活动家。我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对斯大林的著述的不屑而受到他的责备（我还因将斯大林的书倒置在自己的书架上而受到他的批评）。然而，查尔斯后来相当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变得毫不关心政治，成为英国名列前茅的历史学家之一，而且不再带有任何左翼倾向。这位牛津大学经济史奇切利教授（the Chichele Professor）（他后来获得的荣誉教授头衔），保留了自己敏锐的才智和在1953年即已显而易见的富于人性的同情心，但他对政治显然变得更加漠不关心了，与那个刚从约翰内斯堡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来的激进分子简直判若两人。尽管有皮耶罗的苛评，社会党人俱乐部也不乏知识分子的素质。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经常在那里，斯蒂芬·塞德利（一位杰出的法律学者，后来成为英国的一名一流的法官）也是如此，他是在我于1963年前往德里前后加入俱乐部的。伊恩·布朗利后来成为世界最卓越的国际律师之一，曾是牛津大学的一名学生，隶属于那里的社会党人俱乐部（他也曾是一名英国共产党党员，在苏联于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退党）。我经常遇到伊恩。在我的学生时代，他就是剑桥的常客，后来我们又成了牛津万灵学院的同事。那时，他就已经成为讲授国际公法的奇切利教授。二我通过政治性结社认识的最非同凡响的人物之一是多萝西·科尔，也就是后来的多萝西·韦德伯恩。在剑桥大学社会党人俱乐部的第一次会议上，里基·布朗递给我一份多萝西的请柬，约我去她家喝酒。她出生时叫多萝西·巴纳德，是一位带有激进观点的成功的木匠兼细木工的女儿，与她的历史学家丈夫马克斯·科尔住在帕克公园的一所房子里。多萝西优雅而亲切的脸上散发出智慧的光芒，让我深为着迷并为之倾倒。和她聊天也是妙趣无穷。这是我们终生友谊的开始，而这份友谊一直持续到她于2012年在87岁去世之时。尽管取得了不少成就，多萝西的谦逊却显而易见。埃里克·霍布斯鲍姆在刊发于《卫报》的讣闻中写道，她是“一切自我标榜的敌人”时，就点明了她的这一品质，而她的这种品质，甚至在我们于1953年在剑桥初次晤面时，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她的所有批评无一锋芒毕露，有时甚至还带有一定程度的自我怀疑。这也适用于她对主流经济学的怀疑态度。她在谈到主流经济学时说，她“太愚钝，无法搞懂”它们，但她随后就深入对主流经济学主体部分的错误提出了一些非常具有启发性的批评。在我们晤面数年后，多萝西与马克斯·科尔的婚姻破裂，她于是嫁给了著名的律师兼法律思想家比尔·韦德伯恩（后成为韦德伯恩勋爵），而他也是英国政界中的左派。在过了数年幸福时光后，这段婚姻也以离异告终。随后，在数十年间，她基本子然一身，可她总是那么欢快，总是那么关心他人，但她无疑是孤独的。在我看来，多萝西的人生，就是欢乐与痛苦交替出现的人生。好在她有亲密的朋友，在晚年时经常依赖于他们的陪伴，其中包括霍布斯鲍姆夫妇和马里恩·米利班德，而米利班德是一位头脑异常清醒的思想家，是我的朋友、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拉尔夫·米利班德的遗孀（也是戴维和埃德的母亲）。在我初次见到多萝西时，社会学在剑桥还没有被当作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领域而获得认可，而她通常被说成是一位典型的应用经济学家。她当然也是一位应用经济学家。在社会学不再被束之学术高阁后，多萝西成为英国一位名列前茅的社会学家，留下了久远的影响。她的著作中包括对英国老年人生活的富于启发性而又令人忧虑的分析，以及对护理职业和护理工作的调查研究。她成为伦敦贝德福德学院的院长，并在贝德福德学院与皇家霍洛威学院合并后，又成为这一合成机构的负责人。她还主持了一项对狱中妇女状况的重要调查，并撰写了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题为《为妇女伸张正义——改革的必要性》（Justice for Women：The Need for Reform），提出了一些影响深远的女权主义见解。我从多萝西的研究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特别是了解了探索经济关系中社会层面的重要性，也非常钦佩她在研究一些遭到社会忽视的重要方面中所做出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在我看来，女性权利被剥夺的一个特征，也深深地反映在了多萝西自己的人生中。遵循社会惯例，她在结婚时两次改名，而且她的大部分知名出版物用的都是她的第二个婚姓（韦德伯恩），甚至在她与比尔·韦德伯恩的婚姻结束之后还是如此。因此，思想上有激进倾向的多萝西·巴纳德用婚姓出版了她所有的书籍和论文。说来也怪，我们在帕克公园的第一次交谈中就触及了这个话题，当时我已经形成这样一种观点，即女性在婚后改姓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错误。多萝西耐心地听着新来的印度本科生的高论，随后嫣然一笑，似乎并未特别上心。她说：“我明白你在说什么，但肯定有比这更严重的问题需要先处理好。”三尽管参与社会党人俱乐部的活动也很重要，但我对政治的兴趣远远超越了对该俱乐部的兴趣。我喜欢参加政治辩论和研讨会，而最经济的方式就是成为举办那些会议的俱乐部的一员，从而可以免费出席。我于是分别成为自由党俱乐部和保守党俱乐部的会员，并且喜欢在有时感觉像是异邦人聚会的场合开展的讨论。加入剑桥工党俱乐部对我来说也是很自然的事，但那时该俱乐部有一个奇怪的规定，就是如果你是剑桥大学社会党人俱乐部的成员，你就不能加入剑桥工党俱乐部。这反映了他们对社会党人俱乐部中的共产党人及其同路人可能破坏工党俱乐部的担心。这一规则气量狭小，但它的愚蠢则更为过头。当人们听我说我属于剑桥“除工党俱乐部外”的所有主要政治俱乐部时，他们往往认为我的政治观点与那些俱乐部实际上大不相同。事实上，我也经常付六便士的入场费去出席工党俱乐部的一些看来不错的会议。加入保守党俱乐部的一个意外结果是，我逐渐认识了身为当时主席的塔姆·戴利埃尔。塔姆出自苏格兰的一个属于上流社会的家庭（他在伊顿公学接受教育，并在后来继承了男爵爵位），已经开始对保守党政治心存疑虑。他在竞选剑桥联合会（Cambridge Union Society）这一主要的大学辩论论坛的主席时，请我支持他（实际上我可能是他提名的附议者），我于是出手为他从左翼那边罗致选票。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可当时在剑桥学生中占大多数的保守党抛弃了他。塔姆输掉了那次选举。塔姆与保守派渐行渐远，后来成为著名的工党议员（代表苏格兰西洛锡安选区），经常站在党的左翼一边。他是一位激情似火的议会辩手，对于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保守党政府而言，他也是一名很有威力的扰乱者。他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英国政府（通过虚假公告）宣称击沉了阿根廷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塔姆因而认为英国政府欺诈不实。塔姆还指责托尼·布莱尔的工党政府在欠缺情报，更没进行充分论证的情况下，就与美国一道进攻伊拉克。在苏格兰分权之后，英格兰人在苏格兰事务上没有了与苏格兰人相似的发言权，而与此同时，苏格兰出席威斯敏斯特议会的议员，对一些英格兰地区问题还能继续拥有与英格兰议员对等的发言权（这一问题以西洛锡安问题而知名）。他也因为质疑这种不对等性而闻名。在从议会退休之前，塔姆就已经成为“议院元老”，是议会最为资深的成员。塔姆的品质，他的热情，他的勇气，他的政治智慧，包括他敢于与众不同的思想方式和提出难题的意愿，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就已初露锋芒。他在自己的很有可读性的《自传：笨拙的重要性》一书中绝妙地探讨了他优先关注的事项。我在他的祖居宾斯庄园（The Binns）曾度过一些美好的日子，那里离爱丁堡不远。我也结识了他母亲，与她的交谈非常温馨而且富于启发性。她是一个可爱的人，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对苏格兰的传统与历史有着详尽的知识。这当然也包括对他们家族历史的记载，是从塔姆大名鼎鼎的祖先也就是“血腥的塔姆·戴利埃尔”开始的。塔姆的这位祖先在十七世纪组建了皇家苏格兰灰骑兵团，至今依然受人崇敬。塔姆的善良主要是一种天赋，但他母亲基督教的和人道主义的信念显然也强化了这一点。正如以前我去迈克尔·尼科尔森家小住时，他坚持必须离开他家所在村庄才能喝酒一样，塔姆告诫我在与他母亲交谈时不要说自己是个无神论者。做到这一点很容易，何况塔姆还把我说成是一个虔诚的印度教徒。在我做客宾斯庄园的次日，塔姆的母亲告诉我，她已经邀请了爱丁堡主教过来，他非常想和我讨论一些印度教的复杂问题。值得庆幸的是，由于主教的问题大多关乎印度教哲学的基础，而不是有关信仰和习俗的问题，所以我基本上能够对答如流。四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跟我同班的经济学家中，我逐渐与来自巴基斯坦的马赫布卜·哈克熟络起来。我还与耶稣学院的塞缪尔·布里坦变得关系密切。离开剑桥后，萨姆很快成为一名职业记者，首先供职于《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他成为该报的经济编辑），继而在《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担任了数十年的首席评论员和社论作者。就在我们刚刚毕业之后，萨姆的专栏开始出现在《观察家报》上。这些专栏附有他的一张照片，看起来不仅睿智和严肃（当然，他兼而有之），而且显得比他的实际年龄老成得多。丹尼斯·罗伯逊在萨姆还是学生时就认识他，有一天问我是否同意他的看法，即这张照片反映了萨姆想让自己看起来更为成熟的意图。（丹尼斯说：“像五十岁了呀。”）我们讨论了这个猜想，但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萨姆只是想看起来知识渊博、为人沉稳，而要取得这样的效果，年龄只是众多因素之一。我至今不确定我是否赢得了那场争论。塞缪尔·布里坦从来都远不只是一名记者。他在职业生涯的后期，出版了许多论述社会、经济和政治主题的书籍，逻辑缜密而笔力雄健。在他的《道德、政治与经济论集》（Essays：Mo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1998）中，他汇集了一些极具原创性的文章，其中包含对一些独特论点的合理称扬，却并没有过于旁逸斜出。他主张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总方法，充分反映在他的《经济自由主义的重述》（A Restatement of Economic Liberalism，1988）和《有人情味的资本主义》（Capitalism With a Human Face，1995）两书中；后者的标题贴切地体现了萨姆的基本动机。1954年秋天，当我还是一名本科生时，首次见到萨姆。他刚刚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回来，而这次俄罗斯之行证实了他对苏联的所有深重疑虑。他向我解释说，他在赴苏之前一直是工党俱乐部的成员，但在旅行结束后决定离开工党并加入自由党。我很喜欢我们的交谈，而且我从他的总的经济学思想中也学到了一些东西，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亲市场的立场，但其中却带有与其说保守毋宁说自由的热忱，主张让人们过自己的生活。不论是关于实行市场经济的必要性，抑或是市场经济在我们经济和政治思想中的地位，还是他对各种制度的自由而非保守的态度，我在任何领域都没有发现与他有严重分歧。然而，我比萨姆更关心市场的缺陷以及市场能做什么的问题，尤其忧心它无法应对来自市场之外的影响个人和社会的因素，也就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外部效应”（其中，污染、犯罪、城市污秽和传染病流行就是很好的例子）。1920年，A.C.庇古在其杰作《福利经济学》一书中，就已发人深省地写到了不同类型的外部效应。1954年，就在我与萨姆、马赫布卜等还在本科攻读经济学时，伟大的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发表了一篇题为《公共支出的纯理论》（The Pure Theory of Public Expenditure）的雄文，论述了市场在生产和配置像安全、防御等共用的“公共消费品”以及对医疗资源进行总体安排等诸多方面容易出现的重大错误。牙刷是一种典型的私人消费品（如果它是我的，那你就不可使用），而市场往往能够很好地处理私人消费品。然而，街头没有犯罪是一种公共消费品，就一个人对它的使用而言（受益于低犯罪率，对他或她的生活产生了有利影响），他或她的使用并不会排除另一个人对这个相同的“物品”（低犯罪率）的可使用性。萨缪尔森表明，如果只通过市场进行配置，那么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就存在着非常严重的局限性；他的这一思想，对我的一些基本关注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于是试图说服萨姆认同萨缪尔森的信念。对于萨缪尔森做出如此区分的正确性，我们的意见毫无二致，但对于公共消费品在经济决策中究竟有多么重要，我至今依然怀疑，我们之间是一直有分歧的。如果那算一个分歧的话，那么另一个分歧则在于对避免严重经济不平等的重要性的看法，而我非常关注这一问题。我与萨姆在大处一致而又有些许分歧，从而使我们的关系始终既能激发智慧，又能让我们工作硕果累累。班上还有其他同学也成为我的亲密好友。我太了解沃尔特·埃尔蒂斯了：他一直在牛津大学任教（兼任埃克塞特学院董事），还担任过英国数届政府的高级经济顾问。我还逐渐了解了另外几名同学的情况，如来自斯里兰卡的兰吉·萨尔加多，是一位颇有资历的经济学家，却表现出令人难以置信的恬静和谦逊。他后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在那里取得了事业上的巨大成功。从学生时代起，兰吉就热衷于冥想和其他佛教修行，后来担任华盛顿佛教寺院（Washington Buddhist Vihara）住持。他是一位谨行中道而且非常宽容的政治思想家，很难推动他参与任何争论（虽然我尝试过，但不成功）。我和兰吉在第二年复活节假期曾一道旅行，在韦林花园市（Welwyn Garden City）度过一周。我们是被该市名字中所含信息误导的，还以为那里会有一些美妙绝伦的花园。在剑桥相当冷清的节假日，我们实际上只是想找个花费不多的去处度个短假。当我们在韦林下了火车时，环顾这个人工拼合起来的小镇，竟然没有一个花园在望。兰吉问道：“我们没搞错地方吧？”五尽管不宜公开正式谈论，但还应当说，剑桥最知名的讨论小组是“使徒社”，也就是所谓剑桥座谈会（Cambridge Conversazione Society）。它的历史源远流长，是由乔治·汤姆林森于1820年创立的。他当时是剑桥的一名学生，而有点难以置信（鉴于该社的异端声誉）的是，他后来成了直布罗陀主教。汤姆林森与其他十一名来自圣约翰学院的剑桥学生联合创办了座谈会，而它通常被简称为“会”。随后，它的成员的绝大多数都来自约翰学院、三一学院和国王学院。“使徒社”名副其实，在任何时期最多也只有十二名使徒，但在一名使徒退休后，他就变成一名天使（这种转变被描述成“长出翅膀”），而且永远是该社一员。社长是从天使中遴选出来的，需要安排一年一度的晚宴，不过我觉得这在如今可能已变得有点不太规律了。该社会员包括许多伟大的科学家、哲学家、数学家、文学家、作家、历史学家以及在知识和创新领域取得其他非凡成就的人士。例如，在哲学领域，就包括亨利·西奇威克、伯特兰·罗素、乔治·爱德华·穆尔、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弗兰克·拉姆齐和理查德·布雷思韦特在内的哲学家。使徒社在许多方面都符合威廉·科里关于它是“剑桥的知识贵族小团体”这一描述。该社的选举程序由两部分组成，先与可能的候选人聊一两个晚上，随后对他们进行投票。有时会因候选人同时拥有众多追随者和批评者而产生争论，而当选往往被视为一件大事。即使是拥有许多其他成就的利顿·斯特拉奇，在1902年2月2日当选后也曾激动地写信告知自己的母亲：“我现在是使徒社的一名兄弟了。”接着补充道：“我显然是在昨天当选的！”该社也曾有过一些格格不入的怪人。他们有时宁愿退社也不参与活动。在这些背弃者中，阿尔弗雷德·丁尼生的离去或许最为人所铭记。他是在1830年退社的，当时该社成立仅有十年。他在使徒社的同人多半认为，丁尼生的出走实际上是对他的驱逐而不是他的自行引退：詹姆斯·菲茨詹姆斯·斯蒂芬以带有些许轻蔑的口吻写道，丁尼生之所以“出局，是因为他懒得无可救药，以至于轮到他时都无法让他写出论文来”。多年后，使徒社试图通过选举丁尼生为“名誉社员”来弥补过失，但这位诗人并不领情。他这样回复该社主席威廉·弗雷德里克·波洛克的年度晚宴邀请：“亲爱的波：无法赴宴。阿·丁”。后来的一个格格不入者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而他的当选得到了伯特兰·罗素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等人的支持。维特根斯坦认为，使徒社会议浪费时间，因而从来不是一个热情的参会者，但他的退社威胁因乔治·爱德华·穆尔和利顿·斯特拉奇的求情而得以化解。六使徒社的事情本应该是要保密的，而且这种保密性也得到了学术界的普遍承认。事实上，该社的一些令人不敢恭维的特点，比那些让人快意的方面更广为人知。在剑桥间谍尤其是盖伊·伯吉斯和安东尼·布伦特被曝光时，由于他们都是使徒，该社受到了一些高调的负面报道。但是，频繁翻炒的有关使徒社广泛参与为苏联效力的间谍活动的传闻，其实难以让人相信它是真实的。公平地说，社员们的政治倾向大体来说趋左，至少在二十世纪是如此，但政治上的左倾与想成为苏联间谍几乎没有关系。在使徒社悠久历史的多半时间里，保密的传统一直使公众无法得知该会的详情细节。然而，最近出现了涉及该会性质和活动过程的出版物和公众推测，而纠正这种有风传势头的错误发声的冲动，令人难以抗御。关于使徒社是什么以及它做什么的错误说法，有一个有名的纠正事例，与昆廷·斯金纳有关。他当时是使徒社社长（我们差不多是同一时期的使徒），后来成为剑桥大学的钦定历史教授。昆廷在该社年度晚宴前接到《卫报》的电话，该报请求他告诉他们关于该“秘密小组”的所有事情。显然，一个由一帮间谍组成的道貌岸然而又狡猾诡诈的使徒社公众形象，引发了他们新闻工作者的好奇心。昆廷在年度晚宴上回忆他与《卫报》的谈话时提到，他必须告诉记者，使徒社不仅缺间谍，而且即便不缺，也不会使该社变得更为机敏，因为“社员中一些人甚至无法对一次私宴这样的消息保密”。在我那时的数年间，活跃的使徒包括（这还是在使徒社可以遴选女使徒之前）乔纳森·米勒、诺埃尔·安南、迈尔斯·本伊特、约翰·邓恩、昆廷·斯金纳、弗朗西斯·哈斯克尔、迈克尔·贾菲、杰弗里·劳埃德、弗兰克·哈恩、加里·朗西曼、詹姆斯·米尔利斯、拉尔·贾亚瓦德纳以及别的许多以学术和其他成就而闻名的人物。我必须坦言，我确实很喜欢那些每周一次的讨论会。一个典型的晚间讨论会包括由使徒之一朗读一篇非常有趣的论文，接着大家展开讨论，然后通常会对某一篇与所读内容有关的论文进行投票。没有人会很在意投票结果，而讨论会的质量才是大家真正关注的。七一个人的学术研究和参与使徒社活动之间通常几乎没有联系。一些为该社讨论会准备的论文，会在面儿更广的学术界得到讨论，偶然还会产生很大的影响。1925年的一个晚上，弗兰克·拉姆齐在宣讲他的论文《有什么要讨论的吗？》（Is There Anything to Discuss？）时，提出了一些极其重要的观点（例如，关于不容质疑的分歧），以至它逐渐在哲学文献中占有重要地位。有时，这种联系是缘于在使徒社的讨论中涉及通用文献而发生的，而公共期刊对此很感兴趣。我能记起我个人在这方面的一个刚好重合的案例。那是在我阅读了一篇论卢梭的“共同意志”（general will）理念与我们可以从博弈论中获得的灼见的论文之后，发生了一系列有趣的事件。时间应该是在1959年前后，当时约翰·冯·诺依曼和约翰·纳什正在推进对博弈论的研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此时，我刚对博弈论产生兴趣（我后来在德里经济学院讲授这门课），而用其中一小部分似乎就不难解释卢梭的“共同意志”（所有人集体赞成的东西）与每个孤立的人所选择的东西[与“共同意志”相对，有时也被称为“全体意志”（will of all）]之间的差别。加里·朗西曼是一位正在转型为社会学家的非常有才华的古典主义者。他在会议上很活跃，向我指出，我所提出的推理可能也有助于说明由新近脱颖而出的哲学家约翰·罗尔斯正在开掘的正义论。我们决定合写一篇论文，来探索和拓展会议上讨论的那些想法，并将它寄给一家至关重要的哲学期刊《思维》（Mind）的主编吉尔伯特·赖尔。该论文的部分内容支持当时正由罗尔斯开掘的正义论，而罗尔斯很快就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道德与政治哲学家。可是，我们反对罗尔斯关于在不偏不倚的选择状态下只有一种特定选择会受到所有人青睐的假设。假如存在多种公正解决方案，而且我们认为一定存在这样的情况，那么罗尔斯框架就面临严重的困难。令我们高兴的是，这篇经使徒社在隐秘环境下讨论而得以拓展的论文，很快就被赖尔认可了。但在随后数年，我们再没听到任何音信。我们最终决定再给赖尔写信，给他寄去同一论文的又一个副本，询问他这篇论文情况如何。我们当然知道，赖尔是手书信件，也许没保留自己信件的副本，但当我们收到他的另一封信时，我们的担忧变得更加复杂，因为他在信中误将这篇论文视为新提交的作品并再次承诺发表。加里和我很钦佩赖尔的始终如一，但不得不提醒赖尔，他在三年前就已经接受了这篇论文，而我们正在翘首以待，希望它能尽快得以刊发。这个故事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这篇论文确实刊登在了1965年的《思维》上，题为《博弈、正义与公意》（Games，Justice and the General Will），引发了不少人的兴趣。多年后，我在哈佛大学做为期一年的客座教授，与约翰·罗尔斯、肯尼思·阿罗一同讲授一门政治哲学课程。罗尔斯与我讨论了我和加里提出的论点，并对那些论点发表了极富启发性的评论。当然，我非常仰慕罗尔斯，数十年来他和我就这个话题不时争论（我在2009年出版的《正义的理念》一书中进一步论述了这个问题）。如果说这是从使徒社的一次讨论会而来的非同寻常的发展，那么它也肯定符合该社鼓励争鸣与驳论的优良传统。我们常在爱默生大楼联合举办研讨会。在这座大楼里，我一边听着罗尔斯的讲话，看着他那因推理的力量而发亮的优雅脸庞，一边寻思，如果汤姆林森在天有灵，能想方设法把这位伟大的哈佛哲学家弄到剑桥当学生，而且说服他加入使徒社的话，那么罗尔斯该会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使徒啊！可是，如果丁尼生拒绝为使徒社写的那篇论文（他宁愿退社也不着一字）居然有人捉刀，我想他可能就不会赞成我的梦想了。八使徒社的讨论会在学期内每周召开一次，在固定的一天和固定的地点举行。显然，早先会议通常在周六举行，但在我那个时候，我们是周日晚上在国王学院爱德华·摩根·福斯特的房间里会面。作为福斯特作品的狂热崇拜者，能看到他经常以“天使”的身份现身并参与讨论，对我已是莫大的奖赏。不过，在有些晚上，他更愿意去国王学院小教堂，（据他说）主要是去听音乐。我早先就遇见过福斯特，那还是远在我当选为使徒之前，而且我还在其他一些聚会上相当频繁地看到他。他与印度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1960年的一个晚上，他邀请我和他一起到剑桥艺术剧院观看由桑塔·拉马·拉乌改编的戏剧《印度之行》的首演，我感到非常激动。琼·罗宾逊和理查德·卡恩陪伴我们，事前先带我们所有人去用了晚餐。福斯特说，他非常喜欢这部戏，当然，能将它搬上舞台这件事本身就十分吸引人，但对于熟悉小说原著的人来说，它的不足之处也是难以忽视的。也许，这个评价未免有些苛刻，因为很难将名著改编成令人满意的剧本。可是，我察觉福斯特有心善待一位不怎么出名的译者，而我在后来遇到拉乌时，她告诉我，福斯特的赞许令她欢欣鼓舞。福斯特对印度的深厚兴趣一直让我铭记。我于1953年第一次见到他，那时我们在国王学院普拉拉德·巴苏的房间里喝茶，他非常亲切地询问了我的背景。听说我来自圣谛尼克坦，他说，他觉得泰戈尔对世界的想法以及他所选择的主题都非常令人喜欢，但他本人并不太倾心于泰戈尔的写作风格。福斯特还说，他认为泰戈尔一直在试验写英文散文，而这些试验很多都没有成功。他钦佩泰戈尔永不放弃的精神。直到借助使徒社而非常了解福斯特之后，我才意识到他是四世纪古典梵语剧作家迦梨陀娑的超级崇拜者。我相当无知地问他：“你在这方面写过什么吗？”福斯特说：“没有什么有重大价值的东西，可我婉转抱怨过，印度对迦梨陀娑的作品还缺乏普遍的兴趣，这与我们拿莎士比亚大做文章很不相同。”这就促使我阅读了他的随笔和评论集《阿宾哲收获集》（Abinger Harvest，1936），里面有一篇题为《漂泊在印度——乌贾因九宝》（Adrift in India：The Nine Gems of Ujjain）的随笔，既是精彩的文学鉴赏之作，也是批评公众不能赏识迦梨陀娑的文雅牢骚。在这篇文章里，福斯特引人入胜地描述了迦梨陀娑的故乡（也是王国的首府）乌贾因在历史上的魅力：“人们在街上唱着欢乐的歌曲”，而在晚上，“女郎们穿越‘针尖才能刺破的黑暗’偷偷前去与自己的恋人幽会”。在到达迦梨陀娑最喜欢的河流——希波罗河（Sipra）后，福斯特兴奋不已，顾不上停下来脱掉鞋袜，直接瞠过齐脚踝深的水。记起迦梨陀娑对希波罗河与河中人们的描写，他把此刻视为一个伟大的时刻，为这一刻他已期盼许久。当福斯特从沉思中回过神来，他才想到自己的鞋袜到上火车时会不会干，而更重要的是，他想到被历史建筑环绕的现代乌贾因人缺乏对迦梨陀娑的兴趣。他相当感伤地总结道：“老建筑是建筑，废墟则是废墟。”这次激动人心的访问以令人沮丧的方式结束了，但他告诉我，“漂泊在印度”教给他很多东西，他知道了在这个自己非常热爱的国度里，什么是可以期待的，而什么又是不能指望的。九我的本科时代在1955年6月圆满结束。在我确认自己已完成毕业考试后的次日早晨，三一学院的一位好心的守门人前来想叫醒我。那时，每个经济学专业的学生除了必须完成学士学位论文外，还得另外选择完成两篇相关学科论文的考试。不过，我们也可以完成三篇这样的附加论文考试，所给优惠条件是，其中两篇评分等级最好论文的成绩将计入毕业考试成绩。我选择了参加统计学、政治哲学和英国经济史这三门学科的论文考试。我现在不记得这三门考试的举行顺序了，不过，无论情况如何，反正是在考完头两门后，我断定自己考得非常好，因而无须再考虑第三篇论文。所以，我参加了全体庆祝考试结束的活动，到凌晨4时左右才去睡觉。然而，我的名字仍然列在翌晨参加第三篇自选论文考试（不管它是什么）人员的名单中。早上9点后不久，考试院给三一学院门房打电话，说在考试楼没见到我，叫我必须马上赶到。到9点20分时，一位名叫迈克尔的非常和气的门房担负起了叫我起床这项具有挑战性的任务。他设法叫醒了我，但几乎没有得到什么回应。他说：“我去给你泡上一杯好茶，再拿些甜饼干过来，不过请你一定先从床上爬起来。”当他端着茶和饼干回来时，我已经好不容易让自己挪到了起居室里的沙发上，就在那儿告诉他：“我考完了。”迈克尔回答道：“不，还没有。他们一直在从唐宁街考试楼打电话来。拜托，帮个忙：喝了这杯茶，穿上裤子和衬衫，赶紧跑到那儿去！”我竭力向他解释说，我真的不必参加其余考试了，因为已经完成的两篇论文都作数，就不必参加第三篇论文的考试了。我坚持道：“我真考完了。”好心的迈克尔说道：“森先生，每个人在考试期间都有这种感觉，并且让自己深信那些不大可能发生的事情，可你必须坚持到底，完成考试。”我花了很长时间才说服他，我真的不打算跑到考试楼。后来，每当我在学院看到迈克尔时，他总会笑容满面地跟我说：“当然，你明白，他们还在唐宁街等着你呢！”十我的父母和妹妹曼珠一道前来，在评议会礼堂见证我获得学位。这是件赏心乐事，因为我需要履行的职责不多。多年后，作为三一学院的院长，当我紧握着学院每个毕业生的手，用拉丁语逐一介绍他们，告诉他们每个人各自获得了什么学位（用拉丁语）时，我觉得，在这样的典礼上，学院的院长们要比毕业生们辛苦得多。到我成为三一学院院长时，学生们的风度也已与时俱进。我很欣赏我任院长第一年时一位即将接受学位的学生的回应。他笑容满面，开口说道：“非常感谢老兄！”这似乎是一次拉丁语交谈的恰当收束。在我毕业时，父亲收到一份来伦敦演讲的邀请，而酬金则由他用于安排全家人的旅行。我们在诺丁山租了一套小公寓，在那里快乐地住了将近一个月。曼珠尤其兴高采烈，她想看伦敦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于是我常同她一起去。我的一些朋友前来诺丁山公寓看望我们。我尤其记得迪利普·阿达卡尔的造访，他给我的父母和妹妹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让他们相信我在与好人为伍。尽管有新学生在进来，但我在剑桥的许多老朋友都在离开，我为此而感伤。不过，还是有一些老朋友留下来了，包括拉赫曼·索班和迪利普，因为他们读的是三年制学位。拉尔·贾亚瓦德纳正处于攻读博士学位的中途，也留下来了，不过马赫布卜却转到耶鲁攻读博士学位去了。在1955级新生中，数学家拉梅什·甘戈利也成为我终生的朋友。我很快就明白，他是一个才智超群之人。拉梅什兴趣非常广泛（从对数学中李群的深度研究到印度古典音乐的理论和实践），他的多才多艺使我们的谈话变得兴味盎然。他在剑桥毕业后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学位，而且我后来竟有机会赶上他以及他出色的妻子尚塔。那是在1960年秋季，我到麻省理工学院担任为期一年的客座助理教授。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曼莫汉·辛格，于1955年以一名本科生的身份来到圣约翰学院，而我在不久之后就去看望了他。曼莫汉一直很热情、友好而又平易近人，我刚认识他就发现了他身上的这些品质。甚至在2004—2014年担任印度总理治理国家期间，他依然如故。每当访问德里时，我往往都会在他的官邸与他共进晚餐。我欣然注意到，即使已身为总理，他还总是等别人先畅所欲言之后才开口说话。曼莫汉的谦虚对于身为总理的他而言，实际上可能是个问题。谦虚虽然是一种伟大的社交美德，但在激进政治之中，特别是在一个像印度那样的由不少当仁不让的现任政治领导人所主宰的世界里，就可能是一个不利因素。这就可能使得曼莫汉不愿让公众听到他的情况。他有时异常安静，悄无声息。可是，尽管他如此罕言寡语，尽管他基本默然以对一些公众批评（他本可以大声反击那些批评，但他没有那样做），但他事实上是一位优秀的政治领袖，与那些批评意见恰恰相反。他成就了许多事情，包括促使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最快速度，无论是在他之前还是在他之后都不曾有过这样的现象。他的第二任期（2009—2014年）恰与一个全球经济衰退时期重合。不过，印度的经济增长率虽然有所放缓，但仍处于世界最高增长率之列。他还取得了其他一些重大成就，包括颁布《信息权利法案》（Right to Information Act）和确立《农村就业保障计划》（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等。十一1955年，随着新生的到来，研究印度农业史的重要经济历史学家达尔马·库马尔也返回剑桥。她在数年前就已经着手准备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却在那时返回故国，在印度储备银行工作，结果声名鹊起。她是一位有着惊人美貌和魅力的女人，而我非常钦佩她的才思敏捷与随机应变。我们很快就成为亲密的朋友，多半日子都会见面聊天。我们还多次一道去邻近乡间散步，穿行科顿、格兰切斯特及比它们还远的村庄，也曾多次去伦敦观看戏剧。达尔马缺乏耐心，可是具有做出快速判断的能力，这就与我自己偏于优柔寡断的性格形成了鲜明对比。她如果断定一部剧没看头而且后面也不会变得精彩，很可能会在观看二十分钟后就退场走人，而我最初对她的这一做法是感到惊讶的。（我看剧时，从头到尾，分秒不落，连观众鼓掌和演员谢幕也不放过，以充分领略其全部价值。）达尔马可能不是与我一道观剧次数最多的人，但她肯定是和我观看一部剧前二十分钟次数最多的人，而在1955—1956年那个美妙的演出季，我们确实在伦敦西区观看了大量戏剧。达尔马对印度农业历史的开拓性研究，可以追溯到英国殖民时代之前，从而有助于我们了解在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发生了什么。正如另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桑贾伊·苏布拉曼尼亚姆所说，在打破人们对一些根深蒂固的正统观念所抱持的安逸共识这一方面，几乎无人能与她比肩。她的富于探索性的《南印度的土地与种姓》（Land and Caste in South India）一书，一直是一部严谨而又有创新精神的经济史经典，不仅对英国统治给印度农业造成的后果提出了灼见，而且改变了我们对英国统治印度之前南印度土地整理性质的理解。南印度土地整理，远没有以前所想象的那么公平。我最后一次见到达尔马是在2001年，当时她患了脑瘤，导致她无法说话，或许是她不愿意说话。在她去世前不久，我在她女儿拉达·库马尔的陪同下去看望她。拉达恳请自己的母亲对一位老友说几句话，但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达尔马双眼圆睁。她望着我，眼睛里似乎带有一抹温馨而亲切的神色，可是她一声没吭。当年她曾是智慧与幽默的化身，而今与那时相比，已是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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