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6月，两名中国医疗器械公司的管理人员赴菲律宾工作时，遭遇绑架并遇害，在国内外引发巨大反响。据《菲律宾每日问询报》报道，今年1月到5月，菲律宾共发生18起绑架案，其中大多涉及中国公民。
据媒体公开报道，2020年以来，海外针对我国公民的绑架事件呈现频发态势，刚果（金）、尼日利亚、马里、南非、巴西、秘鲁、厄瓜多尔等多国均发生了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事件，发生绑架案固然与当地国家治理、社会治安管理密切相关，但是此类事件暴露的我国海外绑架事件的谈判救援机制建设不足的问题同样需要我们予以重视。
（一）缺少对绑架谈判处置的正确认识，在境外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绑架中国公民犯罪成本低、犯罪收益大的负面示范。
近年来，中国公民在海外遭受绑架事件增多，与我们在处置绑架中的一些认识误区有关。现实中，“破财消灾”“息事宁人”等一些传统观念被国人广泛接受，在解决海外绑架事件我方常常第一时间全盘满足绑匪的要求。
根据媒体报道，本次菲律宾绑架事件中被害人家属也表现得过于急切，太快答应绑匪要求（一小时内准备500万元人民币），导致绑匪改口要2500万，这些都和解救人质的谈判原则和技巧相悖。
快速支付赎金，从表面上看，绑架事件似乎得到了迅速有效的处置，但从长远看，给钱越多、越快，可能越不能保障中国公民的安全。一方面，完全按照绑匪的要求和意图快速支付赎金，不仅抬高某些绑匪的期望值和价码，更会助长不法分子的犯罪气焰，导致针对中国企业和公民更多的绑架事件发生。
（二）缺乏必要的武力支持，导致绑架谈判处置缺少“硬实力”支撑。
警务危机谈判要以武力提供支持和威慑，同时谈判为武力攻击赢得时间、获得情报信息。如果谈判久拖未决、人质受到伤害或者无法满足劫持者的要求甚至谈判已经破裂，事件处置就可直接由谈判转入武力攻击解决人质。但海外绑架谈判与国内情况存在天壤之别，我国在海外能调集的谈判资源很少且严重缺少武力支援。
目前，我国海外保护还是以领事保护为核心，其他手段辅助的方式，这就导致在应对绑架时不能及时、高效地与谈判进程联动配合，更无法提供强有力的武力支持。此外，在协调利用当地政府武装力量时又常常面临政府能力不足，军警腐败效率低下的问题，甚至“警匪一家”的问题，造成工作的被动。
（三）缺少准确的情报信息，专业的谈判救援人才储备严重不足。
绑架谈判、处置不仅需要谈判员出色的临场发挥，更需要健全、顺畅的指挥、情报体系对多方力量和资源的综合协调。我国在这方面短板明显。
一是海外绑架谈判专业人才严重匮乏。海外绑架谈判对谈判员的外语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心理素质要求更高，我国此类复合型人才十分匮乏。
二是情报信息收集能力不足。情报工作模式落后，缺乏先进的情报信息获取技术和处理工具，针对绑匪基本信息、人质状态、绑匪之间的通信联络等情报信息的获取尚未建立有效的工作机制。
三是指挥协调机制不断全。海外绑架事件的处置往往涉及企业、驻外领事馆、外交、公安、商务等多部门，同时需要与外国政府、军警等武装力量沟通对接。目前，我国并未建立起成熟、有效的指挥协调机制，造成工作的被动。
（四）以领事保护为核心的海外利益保护机制导致“重心过高”，在处置绑架等治安事件时作用很难有效发挥。
我国的海外利益保护是政府主导，外交和领事保护为核心的模式，这种模式在一国政府对本国社会有足够掌控力时往往是能够高效发挥作用的。但是我国海外利益较为集中的非洲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弱政府”属性，部分国家甚至是所谓的“失败国家”
（weakness country）或无政府状态，国内政局动荡、冲突不断，政府对国内的实际掌控力、安全治理能力有限，无力为我提供有效的安全保护，对在这些国家的海外利益保护迫切需要灵活、实用、“接地气”的方式。
另一方面，政府是国家的主权代表和具体形态，政府主导的海外利益保护模式，往往和国家主权直接相关，很难被别国政府接受，无法将军队和军事力量部署到海外；此外，在当前大国竞争加剧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模式也极易遭到美西方的恶意“抹黑”。
（五）缺少风险意识和安全能力不足，是中国公民屡遭绑架威胁的重要原因。
众所周知，我国是世界上最为安全的国家之一，也是公众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良好的社会治安使得很多中国公民对风险的感知、应对能力不足，一旦进入社会治安混乱、政府治理能力薄弱的国家，往往就会成为不法法子觊觎的目标，在遭遇不法侵害时，缺乏必要的自救和防护能力。此外，投保绑赎险是在海外规避绑架和赎金风险的有效方式，以世界上最大的绑赎险提供商Hiscox为例，赔付范围一般包括绑架谈判和救援中产生的一切费用以及善后的相关费用和额外费用。
绑赎险会给谈判和解救的处理团队以及被绑架人家属强大的心理和谈判尺度的信息支撑。更重要的是，保险公司会启动自己强大的合作伙伴网络，比如专业的谈判专家和情报分析团队。而在我国不仅能提供绑赎险的保险公司非常有限，大量的中资企业和中国公民也缺乏投保意愿。
二、下步工作建议
（一）搭建情报信息平台，有效提升风险动态感知能力。
明确针对海外绑架等社会安全事件的主管部门，加快探索建立境外风险的全天候预警评估综合服务平台，充分发挥中资企业、华人华侨等驻在国信息网点作用，提升风险信息的收集、传递和使用效率，破除“情报孤岛”、打破“信息壁垒”，及时预警、定期评估、提高防控措施的精准性。
做好海外风险预警，准确识别、科学防范海外绑架风险，及时发布重点国家和地区绑架等社会安全事件风险预警，真正将中国公民遭绑架的风险降到最低。同时对每一起绑架案件都应该认真开展复盘研究，深入研究当地绑架案件发生的特点、规律，在此基础上量身定制有针对性的应急处置预案，定期演练。
（二）加强市场化安全产品供给，有效提升安全保护能力。
要切实加强我保安公司“出海”能力建设，一方面，保安公司应注重对海外市场的定位进行分析，瞄准绑架谈判、救援等海外市场需求，不断提升自身“硬实力”，设计、开发适应针对国企、民企和个人客户等不同需要的产品和服务。
另一方面，政府应加强对保安公司、保险公司等市场化安全力量的政策扶持，例如，积极支持国内保险公司开发针对绑架、赎金等的保险险种，支持保安公司提供风险预防服务和专业救援服务，积极培训海外非官方的安全资源和力量，如宗教领袖、部落酋长、记者、律师、非政府组织代表、社会公众人物等，多渠道获取情报信息，提供谈判对接、人脉关系等，有效降低我人员伤亡和损失。
同时应当加快建立能够胜任海外谈判的专业化实战队伍，从国家层面组建熟悉海外安全工作的专家库。采用市场化、社会化等多种手段加快培养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国际眼光，精通外国语言和文化习惯以及警务危机处理的专业化海外绑架谈判人才队伍。
（三）加强有针对性地安全培训，注重提升公民个人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
2021年3名中国企业员工在马里被绑架三月后成功自救的案例充分说明了安全培训的重要性。考虑到马里是伊斯兰国家，三名中国员工所属中国海外工程有限责任公司在日常安全培训时要求员工能用阿拉伯语背诵部分《古兰经》，3名员工在被劫持时保持冷静，被关押后积极与绑匪沟通交流，并策划逃脱方案，耐心等待机会。逃离绑匪控制后，他们利用自制的指南针辨别方向，到达当地村庄后通过背诵《古兰经》的方式与当地村民建立情感联系，借到手机报警并被成功营救。这一系列自救行为与该公司的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密不可分。
海外中资企业要切实加大安全培训投入，建立健全安全培训体系，对外派人员进行安全防范教育、旅程安全、外事纪律、当地社会状况、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及个人安全防护能力等综合培训，提升派出员工安全形势解析应对、安全管理、个人安全技能，切实有效做到“不培训、不派出”。
（四）坚决严厉打击惩处针对中国公民的绑架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的震慑。
要从根本上打破海外中国公民屡遭绑架的恶性循环，必须对此类犯罪活动形成严打高压态势，让不法分子付出惨痛代价。要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加大对绑架等不法分子的抓捕惩戒力度。针对某些罪大恶极的绑匪，积极通过国际执法合作等途径开展跨境追捕，重拳出击、多措并举，“打掉一个、震慑一片”。
同时要彻底摈弃“破财消灾”的错误观念，在保证人质安全的同时，尽最大努力争取我方利益，彻底消除境外不法分子将中国公民和中资企业当“提款机”的错觉。
（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编自“华语智库”，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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