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人碑：只讲爱国是不够的！隐蔽战线斗争奇迹的背后（下）

 

 

日本画册中汉奸在举行新炮制出来的伪满“国旗”巡游，1932年

 

“万里长城第一关”的山海关，北倚燕山，南襟渤海，城高墙坚，巍峨雄壮，如今是天下有名的旅游胜地。

 

可在伪满时代，这里是伪满的南大门，东北为日寇之禁脔，自然就成了“鬼门关”。

 

日寇为实现吞并全中国的野心，侵占山海关后，把山海关作为控制冀东，进而蚕食华北的前哨站。大量陈兵，设关把口，对山海关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

 

当时仅有三万多人的小县城——临榆（今河北秦皇岛山海关区），就成立了关东军宪兵队、守备队、特务队、国际警察署、东税关、西税关等军、警、宪、特组织及经济机关，杂七杂八，总数不下百余个。日寇运用这些敌伪机关，勾结汉奸、特务、走狗，使尽各种毒辣手段，残酷镇压和杀害中国人民。

 

 

日本画报中的山海关，1932年

 

彼时的山海关，真是暗无天日，阴风惨惨。鬼子肆虐，特务横行，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朝不保夕。过关之人，闻之不寒而栗，见之惊恐万状。

 

这可不是夸张，六七十年代，访贫问苦的时候，有位老贫农回忆，伪满时期，他家就在日本宪兵队附近。每晚都能听到鬼子残杀中国人的嚎叫声，悲愤不已，夜不能寐，就怀着对法西斯暴徒的刻骨仇恨，在墙上划一道。把日寇欠中国人民的血债，一笔笔记录下来，希望等到“天亮”之日，终能申冤报仇……

 

不过后来解放了，生活好起来来了，老房子也翻新了，痕迹不在了，但老人家对这笔血债，却记了一辈子——

日积月累，共刻了一百三十多道！

 

 

日本画报中的山海关，1939年

 

在山海关，于性源上班当天就被日本人“教育”了，这种日本人针对中国人的被动式的“爱国主义教育”，每天都在进行，风雨无阻，实时更新。你以为“日满一体，共存共荣”，就分不清大小王了，实际上人家日本人分得很清楚，亡国奴就是亡国奴！

 

《塘沽协定》签订后，抗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虽然伪冀东自治政府已经成立，但是他们的毒教材还没编好下发，山海关内各教育机构用的还是国民政府的教材。老师们每天都要特意多嘱咐孩子们要注意，把国语、地理、历史等课本，揣在怀里，不要放在外边，别让日本人看到。

 

为什么要这么小心，中国课本碍了日本人啥眼呢？

 

一个星期六下午，东高小的关玉芝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一个日本军官突然闯进来，检查学生们的课本。齐俊民同学的国语课本就放在桌上，日本军官一页页翻看，翻到第22课，题目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政治史》。日本军官勃然大怒，叫关老师给他讲讲，日本是不是帝国主义，日本有没有侵略中国，蝗军带来的到底是不是王道乐土……

 

 

日本画报中的山海关，1939年，这张特殊之处在于城楼上的伪满“国旗”

 

孩子们被吓坏了，好在关老师不慌不忙，应付得当，告诉日本军官，这书是教育部审定的，我没办法改！日本军官无可奈何，就对关老师大加辱骂，输出内容可想而知，不说大家也能猜到。

 

同日，田氏中学的预备班也发生了类似事件，老师被日本人打得鼻青脸肿。

 

等到1936年下学期，教课书就换上了伪冀东自治政府的毒教材，新课本充满了奴化教育的内容。什么“日中一家”、“同文同种”，什么“日华满亲善提携”、“大东哑共荣圈”，花样翻新，无孔不入。奴化教育更从基础教育入手，从小学起，各年级都必须设日语课，由日籍教师讲课，一边教日语，一边灌输灌输亲日思想，模糊祖国观念，使学生不知已为中国人。还强迫学生读经复古，削弱民族意志，把所谓“满洲国史”也从中国历史中剥离出来，简直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这都是于性源的所见所闻，日寇在东北文化侵略的结果，他可是亲身经历，有切肤之痛。长此以往，后果不堪设想，伪满的今天，就是华北的明天。

 

 

华北伪政权的宣传海报

 

现在伪满境内的不少出版物，已经逐步以日文拼音文字替代汉字，对外国国名、地名、人名、技术专用词等，直接就用日本片假名拼音。而且在报纸、杂志、书籍、公报、公文中，也经常夹杂这种拼音文字，故意把中文搞得面目全非，企图从根本上毁掉汉语和汉字。

 

欲灭其国，必先去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

 

一路走来，日本人不就是这么干的吗？

 

愤慨之余，于性源想做些什么。但是“政府”远在大西南，能让他感到存在感的，就是关外的抗联和关内的八路军——这样中国人的抗日队伍。他们都是共产党的队伍，虽然缺衣少吃，缺粮少弹，却还在顽强地跟鬼子浴血奋战。

 

特别是山海关西面，就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冀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尽管日伪军又是“肃正作战”，又是“强化治安”，还“集家并村”，大搞“人圈”，制造了千里无人区，关东军、伪满军和伪治安军反复“扫荡”，结果如何呢？

 

 

著名抗日英烈、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包森，他骑的大白马就是缴获鬼子的

 

听在警察署上班的朋友说，他们的警察和“自卫队”员，经常巡逻途中，执勤班上，莫名其妙“失踪”了，没几天就被“八路”教育释放。警察监视所被连锅端，警察讨伐队全军覆没，也是屡见不鲜。有时候，连领队的日籍警官也在劫难逃，趾高气扬骑着大洋马走的，回来就成了大车上躺着的，一具血里呼啦的鬼尸。

 

听得多了，于性源就暗下决心，等有机会就去投奔抗日队伍，去找共产党，他再也不能这样浑浑噩噩地苟活下去了！

 

山海关伪满各机关的同事中，警察局出入境管理处的张大开是个非常稳重正派、性情开朗、有见识的人，只要是中国人，不分关里关外，他都一副笑模样，也从不吃拿卡要，经常挂在嘴边一句话：

 

“得饶人处且饶人，胜造七级浮屠！”

 

 

日军赶进“人圈”的周四沟（今属北京延庆）部落，被八路军解放

 

所以绰号“张菩萨”，有人以为他是虔诚的佛教徒，实际上却是东青救卡在东北到晋察冀根据地之间，建立的秘密交通线上，一颗最重要的“钉子”。除了传递情报外，张大开同志还有个无可替代的工作，就是专门为同志们，秘密快速地办理出入关内外需要的“出国证”和“出关证”，从而保证这条秘密交通线的联络畅通。

 

当然，一开始，于性源并不知道这些，他只是欣赏小兄弟张大开的为人，觉得大家是一种人，不是那种“人”。一来二去熟了，俩人无话不谈，甚至私底下开始谈论时局和见闻。这在伪满治下是非常危险的“反‘满’抗日”行为，抓你个“国事犯”现行，不死也得扒层皮。

 

有次，于性源问张大开：

 

“中国人为什么总是受外国人欺负？难道中国人都是命里注定，要挨人家的欺？”

 

 

1932年，日军侵占山海关

 

张大开说：

 

“哪有什么命里注定，国民党腐败无能，没有人去组织广大民众，起来形成反抗侵略者的力量，因此才有今天中国人做亡国奴的悲剧。”

 

于性源又问：“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不做亡国奴呢？”

 

张大开说：“那就是中国人民都觉悟起来，齐心协力和日本侵略者斗争，把这伙强盗赶出中国！”

 

于性源接着就跟张大开分享，他从其他朋友那里听来的各种好消息——有关八路军打鬼子的传闻，并表示了要投奔共产党，参加抗日队伍的决心。

 

 

抗联一路军警卫旅一部，1939年（图片（来自王锦思《图说抗联》）

 

张大开笑了：

 

“没想到你平时不吭不响，主意却这么正？我有几个做小买卖，跑单帮的朋友，经常四处‘乱跑’，正好有机会，帮你打听打听抗日队伍的消息。”

 

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1944年初的一天傍晚，俩人日常饭后散步消食。走到僻静处，看四下无人，张大开对于性源说：

 

“你不是要找抗日队伍吗，我给你介绍一个抗日工作，你干不干？”

 

于性源笑了：“为什么是你介绍呢？”

 

张大开也笑了：“我就是在干抗日工作！”

 

张大开告诉于性源，他是东青救的地下抗日人员，隶属于晋察冀边区。

 

 

解放后的李振远、周梅影夫妇，1943年晋察冀分局社会部派到东北就地领导

 

大致介绍了东青救和共产党的关系后，张大开又说：

 

“组织上经过考察，认为你正直可靠，派我来征求意见，你愿意干不愿意干？搞抗日工作，随时有被杀头的危险，你家有老小，要慎重考虑。”

 

于性源心里像开了花，终于等来了这一天，他极力压抑着内心的狂喜，平静地说：

 

 “没什么可考虑的，要抗日爱国就要有点骨气，顾这顾那，国家还有救吗？如果说考虑，我希望组织上能考虑，派我到前线去，我要拿枪和敌人直接战斗，流血牺牲，在所不惜，我已经受够了敌人内部的黑暗了！”

 

 

伪满安东火车站上的税务检查所

 

张大开耐心地解释，革命工作是多种多样的，组织上要根据每个人的条件，看他适合干什么，在哪里能更大地发挥作用，就派他在哪里工作。当前，我们华北与东北之间情报传递工作，在山海关是要费一番苦心的。我们这个伪身份，对地下抗日工作，是多少钱也买不来的，我们可以利用特殊的身份，在敌人眼皮底下做抗日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比拿枪去战斗，任务更艰巨，责任更重大。

 

“于性源同志，组织上希望你能考虑，继续战斗在敌人内部，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那样，打它们个有苦说不出，有痛找不到。这样，其他同志才能少流血，少牺牲，抗日工作也能更顺利，更周全。”

 

多少年后，于性源同志还记得，当时虽然没有完全理解张大开同志的这番话，但还是愉快地表示服从革命的需要。因为他知道，从这一刻起，他的个人命运已经紧紧地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为革命而奋斗，为民族解放而牺牲，纵粉身碎骨，亦我之大幸！

 

 

日本本土来的学生在山海关进行军国主义教育，1935年

 

此后，隔三差五，张大开就给于性源“开小灶”。既讲党史、讲革命史，讨论国际国内形势，又讲组织纪律，学习革命理论。

 

这里多说一句，东青救长期没有被敌人破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所有同志都能自觉地共同遵守的六条原则：

 

一是做好掩护职业，老老实实，表现得不关心政治；

 

二是绝不贪污，发现别人贪污就装作不知道；

 

三是不与不三不四的女人接触；

 

四是销毁一切与马列主义有关的书籍；

 

五是生活上保持清贫，不搞浪费，要和自己的收入保持平衡；

 

六是严格遵守纪律，不得有暴露的言语与行动，对敌人采取忍辱负重的态度。

 

 

“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

 

1944年6月，张大同带着于性源，到“新京（吉林长春）”，见到了化名“张鼎一”的一位东青救负责同志。

 

经过深入谈话后，张鼎一同志说根据于性源同志的身份条件，组织上安排他来作交通员，工作代号“157”，负责山海关对北京、沈阳之间的交通工作，并反复交代了工作纪律，要求于性源同志只听张大开同志的指挥，保持单线联系。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能与组织的其他成员发生横向关系，即便能猜出对方的组织身份，也不能与之有任何接触，公开自己的组织身份。

 

个人坚定的信仰与组织切实的措施相结合，思想建设与组织建设双加强，增强了地下抗日堡垒的凝聚力与战斗力，也让地下组织成员能够最大程度上，在极其险恶的环境里保护好自己，使得大量战略性情报，能安全及时长效地被送到抗日根据地，真正做到“藏于九地之下，动于九天之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矿，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

 

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东青救组织已发展到76人，以沈阳、长春、哈尔滨为中心，其成员分布在沈阳、大连、锦州、山海关、长春、吉林、扶余、图门、四平、哈尔滨、密山等地。

 

陆续为我党提供的情报包括：

 

日本关东军在东北地区的战略部署和战略思想；住在伪满的日本人民的反战思想；伪满陆、海、空军的编制、兵力、武器装备、军事部署、军队训练情况、作战能力、军官和士兵的思想动态，海军舰种、数量、性能、航线、港口要塞设施，以及空军机种、性能、机场、基地、飞机生产等，对于港口要塞设施和机场基地都画有详细地图，对吉林、辽宁地区，主要是长春、沈阳、鞍山等重要设施、武器生产工厂、交通要道等都画有详细目标地图，以供空中轰炸时使用；从伪陆军、警察方面收集到的日伪对我东北游击队袭击的情报，以及军、警、特联防真压、防谍等措施，还有伪满财政、金融、预决算、重要经济文教政策……

 

 

山海关，一头挑起华北，一头挑起东北，战略地位可想而知

 

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东青救同志们的功绩：

 

“我们的情报工作突破了伪满洲国的‘钢铁国防线’，是我党对东北工作的先锋。”

 

解放战争中，东青救的大部分同志继续潜伏，打入国民党反动派内部，进行秘密的情报工作，继续发挥着作用，他们的工作，隐秘而伟大。

 

选择理想不易，坚守信仰实则更难，所以有人坚持战斗，就有人出卖人格，背叛初心。

 

说完英雄，我们再说说叛徒。

 

 

投降日寇当了汉奸的谢文东（右二）

 

1940年春节前夕，伪满三江省警务厅警备科属官郝益之，接到伪警务厅内部通知书。

 

上写“视察归顺匪谢文东公出”字样，指定公出地点是去勃利县。

 

谢文东，地主出身，曾是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的领袖，抗联第八军军长，甚至还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但后来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更加艰苦时期，威逼利诱之下，他叛变投敌，成了铁杆汉奸，手里血债累累。

 

尽管谢文东为日本人如此卖命，日本人却还是对他非常提防。

 

说白了，就是要过年了，到谢文东家看看，有没有啥难处，尽量给他解决些生活困难，好造个“王道乐土”的噱头，也调查下他“归顺”蝗军之后，还有没有“反‘满’抗日”的活泛思想，还跟原先抗联的老关系有没有“勾结”……

 

 

正在对我抗联进行“冬季讨伐”的鬼子兵

 

谢文东投降鬼子后，被安置在勃利县，所以郝益之先到了勃利县伪警务科，取得联系后就到县城西门外约三里地方的谢文东家。

 

这俩是老关系了，前一年已经见过一次，相谈甚欢，还单独请当时“下山”的谢文东、李华堂（原抗联第九军军长）到家吃过饭。他们虽然“归顺”了，但却都对日本侵略中国表示不满，但也仅仅是不满而已，毕竟此时人在矮檐下。

 

这次由于已经是老朋友，思想相近，又没有日本人在，旁边更没闲杂人等，俩人聊得比较深。

 

 

日伪汉奸叛徒组成的濛江“讨伐队”，它们的目标就是杨靖宇

 

先聊了抗联的难处，谢文东认为，最初日本人在东北没有完全建立统治秩序，他们所到之处，基本靠吃大户，生活还不算很困难。但1936年冬季以后，鬼子实行“归屯并户”，发“身分证”、“旅行证”等措施，粮食就渐渐困难了。抗联的粮食来源主要靠老百姓，靠老百姓中进步人士的帮助，或当地进步保、甲长的帮助。日本人的统治越来越紧，抗联的粮食供给就越来越困难。最后那些日子，我们吃不着饭是常事，吃树皮、野菜、草根也是常有的。

 

到这时候，战士们越来越不好领导，关系搞不好，就容易发生大问题。特别是有的战士开小差，每走一个人，我们就得拔营一次。就连派出去外出拉关系的战士，他去后我也不敢指望他一准回来，更须防备他会不会领来敌人。

 

最后日本人派联络员去找我们时，我们只剩17个人，只剩10粒子弹、5颗手榴弹。我们埋起来的枪是有，但子弹没有，枪也不敢拿出来。

 

 

抗联第一路军女战士，我党属性，可见鬼子批注的“供匪”二字（图片来自王锦思《图说抗联》）

 

郝益之问了谢文东一个问题：

 

“为什么投过来的都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呢？”

 

谢文东回答：

 

“关于这一点，我是承认的。我们确实不如人家共产党思想坚决，牺牲性大。”

 

郝益之又问：“（共产党的）革命思想究竟是怎么得来的呢？”

 

谢文东说：

 

“这一点我是弄不很清楚的，从四军介绍来的一位朝鲜族政治指导员给我讲过革命道理，但我听不进去。我总想，反正日本鬼子是侵略我们中国的，我们就应该反对他，懂得这一条也就行了。”

 

 

两位被捕的朝鲜族男女抗日干部，“王隅沟（今属吉林龙井）‘ソヴエット’（苏维埃）共产党农民会长、共产党女宣传部长”，估计是1934~1935年日军的三次“大讨伐”中（图片来自王锦思《图说抗联》）

 

革命斗争的历史证明，有朴素的爱国热情只是基础，还远远不够。

 

对此，张梦实同志更有发言权，晚年他在回忆录，专门谈到：

 

“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于封建剥削家庭的人，能走到革命队伍中来，又加入了共产党，原因固然很多，但我想其中最主要的还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树立了正确的革命人生观。当然这对任何一个革命者都是重要的，不过对像我这样出身的人来说，恐怕应该在‘重要’两个字的前面再加一个‘更’。因为我们这样的人，从原来的生活和思想方面讲，既无革命的迫切感，又无无产阶级出身的那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因而我们如不加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就不可能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背叛剥削阶级，就不可能走向革命。道理很简单，既然人的思想是由一定的物质基础决定的，那么没有无产阶级的出身，没有革命的物质基础，要想革命，就只有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世界观上弄清革命的道理，世界发展的必然，才能实现这些思想感情上的大转变。”

 

 

晚年的张梦实、徐明（也是东青救成员，张家原先被赶出门的丫鬟）

 

爱国主义古已有之，但爱国主义并不是“普世”的，爱国主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阶级那里有不同的内容。不搞清楚这个，爱国主义就会变得盲目，对于爱国主义的评定，应该有个历史唯物论的标尺，从当时历史环境出发，划清进步与反动的界限，不能以抽象的“忠义”、“气节”来评定爱国与卖国。

 

换言之，如果不讲阶级性，“爱国”就会变得大而无当、虚头巴脑，也就很难坚持下去，甚至走向反面。

 

 

沈阳志城银行旧址

 

又：东青救这篇，至此算是写完了。不过将来有机会，还会根据史料搜集情况，写写这个系统的无名英雄们，比如宪东同志，比如伪满“新京”军校里的抗日师生，还有我党各系统不断从关内派到关外，试图打通跟抗联、东北地下党联系的无名英雄们，比如《夜幕下的哈尔滨》原型——李维民同志。

 

此外，我还想多说几句，从文章里引发的，但是没有展开的。这就是爱国行为不能完全等于爱国主义，爱国主义也是有阶级性和历史性的。

 

为什么说这个，除了因为文中的谢文东——曾经的“抗日英雄”，我党文件当时都称他“同志”外，还因为我曾经揭露过某些假借“抗日老兵”之名，行你懂的事之流。当时我根据他们公布的老兵情况，拿史料一对比，就得出“西贝货”的结论。对方在史料面前哑口无言，却“怼”了我这样一句话：

 

“你有史实，你有良心吗？”

 

换言之，都“抗日”，有错吗？同样的，曾经荧幕上、小说里的黑社会、窑姐、土匪抗日，也在宣传“爱国主义”，有错吗？

 

 

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就要回到历史现场，分析中国社会各阶级，为什么要抗日？

 

因为日本侵华，损害了中国各阶级的利益，所以必须抗日。各阶级都有抗日行为，但并不代表中国内部各阶级，没有先进性和落后性之分。各阶级抗日，本身也有为自己本阶级利益考虑的。什么黑社会抗日、窑姐抗日、土匪抗日之类神剧塑造的“英雄”，不代表他们有多高度爱国情怀，而是因为日本人来了，实实在在损害到了他们的切身利益，让他们无生意可做罢了。

 

想下去就细思极恐了——如果鬼子不是那么不做人，赏赐些残羹冷炙，勾兑些边角余料呢？所以这些人的“抗日”，必定是不彻底的，也必然是不能持久的。

 

怎么才能做到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做到真正不动摇的爱国主义呢？

 

张梦实同志已经给了答案，历史也给了答案。

 

2024年7月1日凌晨1:56于郑

 

来源：党人碑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