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董：中国经济GDP一路狂飙，为啥老百姓攒钱却难如登天？（全面剖析）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目标之一是要让GDP增长5%左右，这个目标其实和去年差不多，但今年要达到这个目标有点难，因为消费不够强劲，原本的投资也在减弱。

 

看居民收入占GDP比例的高低就知道，比重越高，说明一个国家经济发展转化为居民财富的比例越高，居民的消费能力&生活水平也就越高。

 

据统计，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的居民收入占比都在60%以上，即使是印度也达到了60%以上，2020年甚至达到了76.9%，而中国居民收入比例GDP占比，居然只有38%，处于全球最低之列。

 

这没道理啊，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我们全社会共同创造的GDP可是有126万亿元，实际增长5.2%。而美国2023年的GDP是27.36万亿，增速2.6%。

 

这么看，我们的GDP年年攀升，但为什么居民消费能力就是一直提不起来，生活压力反而愈发沉重？同为地球人，为什么欧美人又闲又有钱，而中国人就像天生命苦一样，一年忙到头也赚不到几个钱，大部分人还挣扎在温饱边缘。

 

说明分配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主要财富被拥有土地、资本和权力的人拿去了太多，而根本原因，就是“只追求GDP而无视劳动者利益”的经济增长模式。

 

为啥老百姓感受不到经济繁荣？

 

当下的宏观语境，大家都在说国内消费不够给力，从上到下、从官方到民间都在为经济恢复活力寻找药方。

 

而很多专家开出的方子就是刺激消费，政府也提了些措施，比如发改委的20条刺激消费政策。

 

他们总拿发达国家说事儿，说“人家消费占比都超过70%，咱们2021年才55%，还是政府消费撑起来的。”

 

但他们不知道，2020年全球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大约60%，美国人基本维持在70%-75%，疫情期间政府直接撒钱，比例更是飙升到90%。

 

咱们呢？近十年，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例才42%-45%，工资性收入更是只有四分之一左右。

 

 

换句话说，同样100块钱，美国人手里有75块钱可以随便花，咱们只有45块。

 

为啥？不是因为人多，而是咱们的经济增长模式，只看重GDP，而忽视了劳动者的利益。我们这个社会体系给打工人的劳动报酬太低了。

 

一直以来，ZF通过税收、土地出让金、社保、国企利润等形式拿走了GDP的很大一部分，这些钱本应该有相当一部分用来反哺老百姓，但由于“千方百计保GDP”，都被拿去“搞经济”了。

 

政府一直不断在投资搞城市建设、修桥铺路、建车站机场码头、工业园区等各种基础设施建设。地方ZF忙着拉投资、建项目，同时又限制企业把利润分给员工，而是鼓励他们把利润用于扩大再生产。

 

你看，连国企、政府、医院、事业单位、学校等公办单位的工资收入都有限制，私企就更别说了。所谓工会并没有起到维护劳动者利益的作用，部分ZF对劳动者收入低、被剥削的情况也是视而不见。

 

 

结果就是，老百姓手里的钱少，消费上不去。

 

于是，ZF又开始搞出口退税，鼓励企业把产品出口到发达国家，再一次用全民的钱补贴给企业。这就是我们所说的重投资轻消费、中国生产西方国家消费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

 

这样做确实实现了经济快速发展，但也让资本成为了经济发展成果的主要享有者，经济成果几乎完全向投资方倾斜。

 

特别是社会保障水平更是低得离谱，2021年，我国政府支出的社保总额占GDP的比例是2.96%，发达国家都在18%到32%，我们还不到人家的10%，更惊人的是，在这么低的社保水平下，我国社保缴费比例居然占工资收入的40%，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是俄罗斯的2倍、北欧的3倍。

 

 

二次分配方面，咱们ZF也很保守。美国去年给居民的退税和转移支付占GDP的16.3%，咱们只有8%。

 

所以你说，为什么消费起不来？就像吴晓求说的：“老百姓兜比脸都干净，你叫他拿什么去消费？”

 

老百姓个人分到的钱太少了，资产都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要靠这少数人消费是带动不了整体经济的，他们的消费频次则是极其有限的，一个人再有钱，一天最多也只能吃四顿饭。

 

但消费主力军大多数人手里又没多少钱，ZF又不愿意发钱给老百姓，这种情况，经济怎么可能从投资拉动转到消费拉动？

 

虽然有发放消费券、减税降费的措施，但这些都是临时的。要真正撬动消费，关键是必须提高居民收入的GDP占比——既要增加多数人的收入，又要改变蛋糕的分配方式，解决当前多数人的后顾之忧。

 

中国比欧美发达国家更需要发钱

 

01转变政治体制改革

 

公平合理的分配方式，应该是使投资者与劳动者双方共同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才能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

 

但中国现在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上的那点事儿，更深层次的是政治体制得改改了，政治体制的导向直接关系到普通百姓的劳动价值是否能得到合理体现。

 

特别是现在的分配机制，好像是给“部分当权者”量身定制的，普通百姓的劳动价值没得到太多重视。

 

A股市场里排名靠前的都是国家的银行、酒企，他们挣得盆满钵满，反观百姓，房价、土地成本、租金、过桥费、加油费、关税等生活成本越来越高。

 

 

收上去的钱是真用在老百姓身上了，还是投在基础建设上了？普通百姓对税收的使用情况根本不了解，税收去向不够透明。

 

如果政治体制不改，权力寻租、分配不公这些问题不解决，房价、租金、加油费这些生活成本永远都降不下去，百姓的劳动价值也永远不会真正得到体现。

 

要从根本解决消费不足、收入过低问题，就必须在深层制度改革上做出切实的成效，首要任务就是改革分配方式，减少资本在经济收益中的比例，减轻劳动者税费，同时大幅提高劳动收入在GDP中的占比。

 

只有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加了，消费意愿才会提高，居民的消费就是企业的收入，企业收入增加了，也有更多意愿扩大投资，同时拉动更多人就业，形成一个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

 

02把低效投资支出用于扩大消费

 

中国的投资是过剩的，在中国GDP的占比达到47%、48%的水平，比全球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高出了一倍。未来5-10年，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应该要呈现负增长，降到跟其他国家大概差不多的合理水平、比如30%以下才行。

 

 

当然有些投资还是需要的，比如新能源、新基建，高科技设备、人工智能等，但不是非得搞五六十万亿的投资，要把那些过剩的、低效的、没有经济效益的投资压下来，变成老百姓的居民收入。

 

要知道，你发1块钱的消费券，就会带动3-5块钱的消费，把原本搞基础设施的一块钱发给老百姓的话，就会产生三倍的总需求。

 

这招全世界各国在疫情期间都做过，已经证明效果非常好，我们为什么不学习？

 

03千方百计降低百姓生活成本

 

首先解决每个人的生存保障问题，把财政收入更多用在民生领域，用在增加居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尽快向世界平均水平靠拢。

 

同时实施“居者有其屋”的民众住房保障制度，让民众套在房子里的钱解套出来用于其他消费。

 

 

一方面通过收入分配将财富从高收入家庭转移到中低收入家庭；另一方面降低居民对未来不确定性的风险预期，让人民有更多的安全感和幸福感，降低百姓的预防性储蓄。

 

最后，要让工会发挥为劳动者争取利益的应有职能，建立员工与资方集体谈判工资制度，确保劳动者的收入随着收益而增长，限制资方贪婪攫取利益。

 

04鼓励工资支出比高的民营企业

 

大部分人的收入来自于民营、中小企业，他们是就业的主要来源和消费的重要驱动力。

 

过去这么多年，我们中国的货币政策总是偏向于结构性货币政策，希望把货币资金更多引到中小微企业三农企业等等，但实际上执行下来的效果不明显。

 

 

必须出台更加精准的金融政策，支持中小微企业的融资需求，降低其融资成本，给他们更多的政策支持和减税优惠，让更多的人有创业机会，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减少财富的集中现象。

 

05做好国企收益的全民共享问题

 

2021年全国国企净利润约1.8万亿，实际上缴总额2007亿，上缴率仅为11%，一方面要认真落实“将国有资本收益30%上缴公共财政”的要求，另一方面，要学习一些西方国家，直接将国企盈利以现金方式为国民分红。

 

 

同时可以多多发展社会慈善事业，鼓励高收入者承担更多社会责任，美国的富人慈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通过高昂的遗产税去倒逼富人群体把资产更多用于慈善事业。

 

站在变局时代路口，注定道阻且长。此刻收入倾斜、改善贫富分化是为了以后更高质量的发展，眼下这一轮变革，必然涉及深水区。

 

消费是“接力赛”的最后一棒，也是“下一场比赛”的起跑枪声。

 

从经济学来说，每一个人都是推动经济前行的引擎，中国有14亿人，就好比有14亿台强劲的引擎。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时间内实现跨越式发展，正是因为我们拥有这样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强劲的消费潜力。

 

但现在，消费不足成了经济循环的瓶颈。要想让经济再次加速，就得从这个瓶颈开始打通经济循环。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们从普遍贫困走到了今天的贫富分化。时代在变，我们要解决的问题也在变。

 

四十多年前，我们勇敢地迈出了改革的步伐。今天，面对贫富分化等新挑战，我们同样需要拿出勇气和智慧，寻找解决问题的新路径。

 

正如古人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认识到不足只是第一步，积极寻求改变，才是我们不断前进的动力。

 

中国经济的腾飞，最不能忽视的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实际感受，中国的繁荣也不能再局限于数字，而是要真正融入千家万户的生活中，让繁荣的成果惠及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百姓！

 

作者： 赵董 ；来源：赵董观点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