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困难，而且也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路和办法。既然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那么改变人们的社会存在或者让人们注意到其他的社会存在，就能调整或补充人们的意识。今天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主要就在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扩大，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讲好中国故事，要勇于承认自己的优秀，在国际交往中适当强势起来，着力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讲好社会主义的故事。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这表明，讲好中国故事一是要使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二是要展现能够让外国人欢迎和接受的中国形象。
一、讲好中国故事的困难所在
庄子认为，夏虫不可以语冰。唯物史观也告诉我们，“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中国故事就是反映中国社会存在的一种中国意识，讲好中国故事就是让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理解中国故事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这就意味着，讲好中国故事相当于要给“夏虫”讲好冰的故事。因而，这里面存在巨大的困难。
“我国历史上具有深刻的民族根基性的民间故事、文学创作和历史典故层出不穷，是‘讲好中国故事’ 的宝贵素材来源。在国际传播中回顾历史，挖掘‘中国故事’所蕴含的文化精髓，有助于受众读懂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的中国、照见未来的中国。”
但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社会存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由此决定了其他国家的社会意识与中国的社会意识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别，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克服这个差别所造成的隔阂。更重要的是，其他国家的人甚至连读懂自己的过去、认识自己的现在、展望自己的未来都很难做到，又怎么会花大量时间精力去“读懂过去的中国、认识现在的中国、照见未来的中国”，他们对中国故事的需求又从哪里来呢？
《共产党宣言》指出，随着世界市场的开拓，“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马克思已经预见了一种‘放弃了个性’ 的‘世界文学’ 的形成……在资本主义市场化席卷全球的时代，一切国家的、地方的、民族的文学都……丧失了个性和特质，为资本主义世界观和价值观所改写和同化，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文学’的一部分”。但是，即便资产阶级能够成功地“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从而，即便一切民族的生产方式都相同，进而都有相同的社会意识，这个存在着阶级对立的社会中的意识也是分裂的，如同鲁迅先生所说的香汗与臭汗之分。这也意味着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选择是讲好“香汗”故事还是讲好“臭汗”故事。
更重要的是，在《共产党宣言》发表的时候，中国还没有采取或普遍采取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即便在今天，中国所采取的生产方式也与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不同。因此，不管是当时还是现在，都很难向其他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尽管中国的精神产品（如《孙子兵法》）早就在世界上传播开来，成为“世界文学”的养料和组成部分。
在这个“世界文学”中，不同民族和地方的文学有着不同的地位。毕竟《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世界文学”还是资本主义“世界文学”，当时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因而在资本主义发展中占据先导地位的发达国家的文学在这个“世界文学”中占有优势地位。所以，在发达国家学者的眼里，“第三世界的文学作品带有某种寓言性和特殊性”，只是他们猎奇的对象。这些“民族寓言”也许在一些猎奇者的眼里有那么一点可爱，或有一些被视为愚蠢的可信，从而赢得一些掌声，但无论如何是谈不上可敬的。甚至一些中国人也贬低自己的文学，20世纪80年代的大型电视政论片《河殇》，就以贬低黄河所代表的黄色文明和赞美西方海盗的蓝色文明的方式，企图用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学来同化和抹杀中华民族的文学。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时，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封建国家，那时的中国故事也只能讲成“民族寓言”，是无论如何都讲不好“世界文学”的。但是，从那以后，经过中国人民的艰苦奋斗，今天的中国已经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就绝不能再把中国故事讲成一种供人猎奇的“民族寓言”，哪怕它是一些人所认为的“表征中国国家形象和世界格局新秩序的‘民族寓言’ ”。然而，不少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例如，“《我不是药神》为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那就是要讲中国故事，更要艺术地讲好中国故事”。《我不是药神》的确是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但它并不能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相反，它所表现的是西方药企的知识产权与人的健康权和生命权的冲突，展现的是中国在医药研发方面和维护人民健康权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因此，它讲的是中国故事，但谈不上“讲好”了中国故事。
事实上，要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让世界上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至少承认今天的中国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先进性，进而能够“在世界的发展中融入中国的当代价值观，打破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这无疑存在着很大困难，其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今天还没有把自己定位为世人仰慕的发达国家。二是中国的当代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它与西方主流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天然冲突。西方媒体对中国主要采取诋毁态度，不能容忍讲好中国故事。
这也意味着中国故事无论怎么讲，都不会或很难受到国外阶级对立的社会中对立方的一致欢迎。恩格斯晚年在给倍倍尔的信中曾经写道：“每遇到问题，往往听见你们拿敌人的话作论据，我不由地要说，对我们来说，敌人是不值一提的。其实，我和马克思早在1848年就说过：我们作了什么样的蠢事，以致敌人称赞我们？”因此，讲好中国故事，不等于我们就不会挨骂了，关键是要看骂我们的是哪些人。对此，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不在乎谁骂我们，我们在乎谁不要骂我们。
中国故事最准确的表达载体是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故事在国外一直是由西方话语和西方叙事体系来表达的，是有损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的。如今我们要讲好中国故事，不仅要让其他国家的人民群众理解中国意识，还要让他们转换话语和叙事体系，难度进一步增加。毋庸置疑，外国人中能够较好掌握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是来华留学生，但是，中国教育部印发的《来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规范（试行）》中在谈到对中国的认识和理解时，只规定“来华留学生应当熟悉中国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中国国情和文化基本知识，了解中国政治制度和外交政策，理解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和公共道德观念，形成良好的法治观念和道德意识”，完全没有涉及掌握或了解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甚至也不要求来华留学生了解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这又如何能够做到让来华留学生认识和理解新时代的中国呢？
唯物史观不仅揭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困难所在，而且也提供了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路和办法。既然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那么改变人们的社会存在或者让人们注意到其他的社会存在，就能调整或补充人们的意识。
夏虫之所以不可以语冰，是因为夏虫没有经历过冬天，没有见到过冰。但这并不意味着，冰只能在冬天存在，在夏天就不可能见到冰。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制冷技术在夏天制作出冰就能够把它拿到夏虫面前，就可以对夏虫语冰。事实上，庄子也认为，可以给作为河神的河伯讲海之大的故事，只要河伯能够顺着河流来到大海之边，也就能直接感受到海的存在。因此，讲好不同社会存在的不同意识的故事，可以通过加强彼此往来，通过见识不同的社会存在来实现。
今天讲好中国故事的可能性主要就在于世界市场的发展和国际交往的扩大，尤其是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积极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民间等各方面对外交往”。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恩格斯就是因为家庭的生意到了英国，看到了英国工人的社会存在，进而写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以一个德国人的身份讲好了英国故事。这之后，马克思来到英国，也以英国的社会存在为基础，创作了《资本论》，更好地向德国和世界其他国家讲起了英国故事。
“共情可以超越国家与民族的界限，且不会因为地域和文化差异而被抹除，‘讲好中国故事’也应从共情传播视角探索实践路径。”但是，与英国工人共情的德国经理人和哲学博士只有恩格斯和马克思，其他的德国经理和博士并不与他们共情。鲁迅先生也早就指出香汗与臭汗是不能共情的，《红楼梦》中的焦大与林黛玉也是不能共情的。
一般而言，共情要以相同或相似的社会存在状况为前提。只有像马克思恩格斯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会稍稍撇开自己的社会存在而与底层的人民群众共情。所以，我们即便要讲共情，也要找好共情的对象，而这样的对象是有的。列宁指出：“每个人都希望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大家都想过好日子，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正是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的意识以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的存在为根基。即便西方发达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但那里的（空想）社会主义传统仍然十分强大。这个传统是能够与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产生共情的，毕竟无论是美国梦还是中国梦，最根本的都是要过上好日子。只不过，西方的空想社会主义无法实现，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蒸蒸日上。因此，想过好日子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中下层民众都是比较好的共情对象。对他们，我们是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
此外，虽然中国的社会存在与其他国家的社会存在不同，但只要这两个社会存在之间存在历史发展的关联性，中国故事也是可以讲好的。要知道，马克思所处时代的英国的社会存在与德国的社会存在也是不同的。但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序言中指出：“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如果德国读者看到英国工农业工人所处的境况而伪善地耸耸肩膀，或者以德国的情况远不是那样坏而乐观地自我安慰，那我就要大声地对他说：这正是说的阁下的事情！”这意味着，他在《资本论》中所讲的英国故事，同时也是未来德国的故事。因此，如果中国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故事也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未来形态的故事，那么中国故事就能够讲好，就不再只是猎奇的对象。其他国家的民众，无论他们是否愿意花精力去“读懂过去的中国、照见未来的中国”，他们至少愿意去“认识现在的中国”，以便从中照见他们自己的未来。
即便其他国家的民众不认为中国的社会存在代表他们未来社会存在的景象，我们也可以通过阐释唯物史观来说明不同国家的不同社会存在会导致社会意识的差异，进而让其他国家的人们承认中国可以有与他们不同的社会意识， 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强加给中国，尽管这意味着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同时也要讲好他国故事。例如，尽管我们公开表明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但一些国家的人们仍然不相信中国发达之后不会称霸，因为他们本国的故事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之后走上帝国主义道路称霸的故事。对此，我们必须表明，称霸这种社会意识是一切剥削阶级社会的产物，因为剥削本身就是依靠霸权进行的。相反，社会主义社会消灭了剥削，消除了产生霸权意识的社会存在，从而只会产生维护自身劳动果实的反对霸权的意识，而不会产生称霸的意识和行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宣扬中国威胁论，不是因为中国对它们产生了威胁，而是中国妨碍它们威胁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
恩格斯曾经提到由于德国的竞争，英国失去自己的顾客的两个重要原因：“ （１）你们（英国工厂主）不学你们的顾客的语言，却要求他们说你们的语言；（２）你们不但不设法适应你们的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反而要他们迁就你们英国式的那一套。”过去，在改革开放时，我们学习西方顾客的语言，适应西方顾客的需要、习惯和爱好，甚至在中国讲西方故事。而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成为国外企业的大顾客，从他们的生意出发，他们也需要学习我们的语言，适应我们的需要、习惯和爱好。这是我们能够用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来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经济基础。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过去我们举办出口博览会，如今我们同时还举办了进口博览会。
有人指出：“中国故事的议程设置仍然受制于西方媒体。西方媒体不仅决定着受众想什么，还决定着受众如何想。”但是，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新媒体的出现，传统媒体的垄断地位受到冲击，受众开始在新媒体上自主表达自己想什么、如何想。尽管国外新媒体对此也会有所控制，例如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新媒体上的账号也遭遇封闭，但我们多少可以利用新媒体来讲好中国故事。当然，也要应对好对立的一面利用新媒体来抹黑中国的做法。
马克思指出：“使实际的资产者最深切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充满矛盾的运动的，是现代工业所经历的周期循环的各个变动，而这种变动的顶点就是普遍危机。这个危机又要临头了，虽然它还处于预备阶段；由于它的舞台的广阔和它的作用的强烈，它甚至会把辩证法灌进新的神圣普鲁士德意志帝国的暴发户们的头脑里去。”经济中充满矛盾的运动必然导致政治上冲突不断和人民群众生活上经常困顿，从而必然使虚伪的西方故事难以长久维系。只要我们的媒体不去帮着修饰西方故事，中国故事在对比下是能够讲好的。事实上，只要西方国家人民的头脑中被现实灌进了辩证法，他们自然能够理解充满辩证法的中国故事。
如今，中国的故事已经不是纯粹的中国故事，中国故事是在世界市场中发展起来的中国的故事，民族的片面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被消除了；但不是倒向了资本主义世界文学，而是实现了“两个结合”。因而，中国故事不仅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故事，也是世界性的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故事，它必将从中国走向世界。
三、讲好中国故事的对策建议
第一，勇于承认自己的优秀。讲好中国故事，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必然要求我们展现中国先进的一面。在中国不愿意定位自己是发达国家的情况下，建议在舆论上把发展中国家分成两类，一类是高发展中国家，另一类是低发展中国家，并把我国定位为高发展中国家，这样方便体现我们的自信，进而讲好中国故事。当然，为了避免中国成为孤家寡人，可以考虑把金砖国家和出席二十国集团会议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也都定位到高发展中国家之中。有人也许会认为，这会造成发展中国家分裂，不利于团结，但是二十国集团会议等一些国际会议本身就把不同国家在世界活动中的重要性进行了区分，我们只是承认了这种区分的客观存在。
我们把自己定位为高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在主观上拔高自己，也不仅仅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位居世界前列，而是在客观的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确具有西方发达国家所不具有的先进的一面。最典型的就是智能手机在现实生活中的普遍运用，国产智能手机在一些功能上遥遥领先于世界。西方一些国家的地铁里没有智能手机信号，只能买一份报纸或看书来打发无聊的时间，却被一些人鼓吹成不看手机是文化素质高。但实际上，手机的信息量远超一份薄薄的报纸和一本厚厚的书。有人会说，承认别国的优秀很难吗？那就让他先承认中国的优秀吧。我们应当而且可以通过表现中国人的数字生活让其他国家人民羡慕，就像我们过去羡慕“楼上楼下，电灯电话” 那样来讲好中国故事。这样还能促进中国的手机产品更好地走向世界，拉动中国经济。
对于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的垄断问题，建议采取类似农村包围城市那样的策略，以发展中国家包围发达国家。我们要利用自身的经济和技术优势，多到其他国家建设和参与建设各类媒体，通过在这些媒体上发声，迂回地向西方国家讲好中国故事。当然，能够争取在西方国家主流媒体和新媒体上发声时，我们也要积极争取。
第二，在国际交往中适当强势起来。讲好中国故事，意味着我们不能继续韬光养晦。这是因为韬光养晦需要隐藏自己的社会存在，或者让别人注意不到自己的社会存在，从而要么不讲自己的故事，要么把故事往不好的方向去讲，表现出大智若愚的一面。要讲好中国故事，就必须有所作为，用行动去塑造自己的形象，尤其是要塑造可敬的形象，就必须敢于打抱不平，敢于维护公平正义。此外，当前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饱受西方大国的霸权霸道霸凌。中国过去反对“三霸” 的故事，如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的故事，对这些具有不同社会存在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有启迪作用的。讲好这些过去的故事，也同样是讲好中国故事，同样能够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建议向饱受霸权霸道霸凌的国家和地区大力输出相关书籍和影片。
要充分利用出口博览会和进口博览会讲好中国故事。在出口方面，鼓励中国企业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展现中国可爱的形象；在进口方面，引导外商开发具有中国元素的产品以吸引中国民众，进而激励外商为亲近他们的顾客主动寻求中国故事来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
对来华留学生，可以安排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如果中国人到美国去留学，会学习美国历史上一些重要人物的著名讲话，那么外国人到中国来留学，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并不是强迫他们认同我们的社会意识，只是引导他们了解而已，而这恰恰是让他们理解中国故事的关键所在。要举行基于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的中文考试和外语考试。国内招募归国留学人员进入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必须通过其中的中文考试，而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或访问学者，则必须通过外语考试。如果我们自己的对外交流人员都讲不了中国故事，又如何在对外交流中讲好中国故事呢？
第三，着力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恩格斯在谈到德国民间故事书时曾经指出：“如果我们可以正当地要求民间故事书内容应富有诗意、饶有谐趣和道德的纯洁，要求德国民间故事书具有健康的、正直的德意志精神，即具有一切时代所共有的特点，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有权要求民间故事书适应自己的时代，否则就不要称其为民间故事书……不言而喻，民间故事书决不能叙述那些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或者甚至是错误的旧时代的习俗。”外国人也许会对中国传统的王侯将相和公子小姐的故事有猎奇心，但这并不能有助于在他们心中形成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要讲好中国故事，就要讲好“两个结合”的故事。在“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样板戏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它用中国传统戏曲形式和西方芭蕾舞剧形式表现中国时代精神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当然，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与“文化大革命”中的时代精神是有区别的，这要求我们在各种艺术形式上创作更多表现新时代中国精神的作品，并且主要演出这些作品。
在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的时候，要坚持胸怀天下，这样就能找准与国外利益的契合点，传播好中国声音。事实上，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些国际倡议，如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都找准了中外利益的契合点。讲好这些倡议，讲好中国为落实这些倡议而做出的努力，也就是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
第四，讲好社会主义的故事。讲好中国故事，必须讲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我们“不被理解”或“被误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西方国家以资本主义的小人之心度社会主义中国之腹。只有纠正西方主流舆论对社会主义的歪曲， 才能纠正中国人在西方人心中的扭曲观念。
恩格斯晚年曾经担心中国像西欧国家那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导致大量人口失去生产资料而不得不向外大量移民，从而给欧美的劳动力市场带来灾难。他在给俄国人丹尼尔逊的信中写道：“最后一个新的市场是中国，这一市场的开辟可以使英国的贸易暂时恢复繁荣。因此，英国资本极力要修建中国的铁路。但是，中国的铁路意味着中国小农经济和家庭工业的整个基础的破坏；由于那里甚至没有中国的大工业来予以平衡，亿万居民将陷于无法生存的境地。其后果将是出现世界上从未有过的大规模移民，可憎的中国人将充斥美洲、亚洲和欧洲，并将在劳动市场上以中国的生活水准即世界上最低的生活水准，同美洲、澳洲和欧洲的工人展开竞争；如果在那之前欧洲的整个生产体系还没有发生改变，到那时也必定要发生改变。”正是新中国的建立，正是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保证了广大中国人民拥有生产资料，从而没有像西欧刚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之时那样，向外大量移民和发动殖民战争，避免了恩格斯所担心的世界性灾难。但是，对新中国的这个“贡献”，许多中外民众是不清楚的。社会主义的社会存在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是局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人们很难理解的，这正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难度所在，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应当加以突破的地方。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本刊纸质版或电子书；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特殊交办项目“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和丰富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02300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余斌，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原文刊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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