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给中国新能源车加征了102%的进口关税，这个老登笑逐颜开，但有他哭的一天
比亚迪秦L创造历史
现在的美国真的跟大清末年越来越相似了，也许美国人不知道这事儿，因为他们没经历过大清，还在“屯不错”，但我们中国人都经历过，中学历史课本上都写着呢。比如我说一件事，刚刚比亚迪汽车出了一款新的秦L新能源汽车，秦L一出世就震撼汽车界，因为它的油耗百公里2.9升，满油满电续航达到了2100公里，有中国车友亲自试过，最远续航可以达到2400公里，2400公里！这无论是在燃油汽车历史上，还是在新能源汽车历史上都已经是绝无仅有的极限了，就是说比亚迪正在创造汽车新历史。但是我们知道，美国政府刚给中国新能源车加征了102%的进口关税，这是从25%的进口关税上增加上来的，而即使在关税为25%时，美国也是严重排斥进口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你无法想像，你也想不通，美国今天的这种闭关锁国已经到了当年大清末年的状态了，这还真是闭关锁国，就是把世界上最好的产品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坚决拒绝掉，结果就是美国消费者永远也没机会享受到世界上最物美价廉且技术最先进的新能源汽车。
美国现在毒品、大麻和芬太尼的泛滥程度，也已经远远超过19世纪末的大清了。
不过，这也不是我本文的真正主题，本文想跟大家聊两篇《纽约时报》上的文章，两篇都很值得一读，第一篇标题是《为什么拜登不想让美国人购买廉价中国电动汽车？》。这篇文章说，拜登政府现在希望美国更多的汽车和卡车使用电力，为此就要从多个方面推动，包括严格的汽车排放新法规以及极为慷慨的新补贴政府，可以让美国消费者在每辆新电动汽车上少花钱高达7500美元。但与此同时，拜登又将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增加到100%以上，他们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护美国的汽车制造商，拜登和他的助手们认为，在美国平均零售价超过5.3万美元的电动汽车如果能够再便宜一些，就应该会更畅销；然而，另一个无法让人忽视的事实是，即使如此高的关税，确实能使许多潜在的中国进口产品跟美国造的电动汽车相比会处于明显价格劣势，但在此等加征关税之后，打了折的比亚迪海鸥等车型的价格可能仍然低于一些美国的竞争对手，所以，现在俄亥俄州参议员谢罗德·布朗等人又在呼吁拜登，干脆完全禁止从中国进口电动汽车。当然，现在拜登“不想让美国人购买廉价中国电动汽车”的公开理由并不是要对中国电动汽车闭关锁国，美国人总是能找到一些华丽空洞的字眼，比如说希望能阻止中国在电动汽车等类似行业获得垄断，还有，就是巩固美国的国家安全，再就是利用能源转型来给美国人民创造就业机会，等等，纽时的文章明明是在为美国政府用极高关税拦截中国新能源汽车鼓吹理由的，是给美国政府辩护的，但我看来看去怎么都觉得，这是在讽刺美国的闭关锁国政策的。
我估计，当纽时的记者和编辑现在知道了比亚迪现在又推出了一款续航里程达到了2100-2400公里的新能源汽车时，你可以想像他们的脸色会有多绿？自己骗自己真就这么有意思吗？
《纽约时报》上还有一篇文章也值得读读，标题为《中国是如何在产业政策上遥遥领先于世界的？》，无论这篇文章的作者对中国带着多少敌视的态度，但纽时能发出一篇从产业政府上反思中国经济的文章，还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我们也能从中像镜子一样，看到中国这些年经济成功的根本动力还是中国政府实施的产业政策，虽然很久以来，一些中国自己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却一直以贬低中国的产业政府为乐，但现在美国人已经在替他们开始反思了。文章里说，美国、欧洲正在试图拼命赶上，这些国家希望纠正以前在产业政策上的失误，借鉴中国成功经验，它们正在为本土企业提供巨额补贴，同时试图阻止有竞争力的中国产品进入本国市场；但是，对西方来说，问题是支撑中国工业主导地位的是其几十年来的做法，它一直在使用一党制国家的权力和资源来调动政府和银行，同时鼓励私营企业之间的疯狂竞争。比如中国早期对化工、钢铁、电池和电子等行业的扶持，以及对铁路、港口和高速公路的大量投资，还包括国有银行提供的低息贷款和省级政府提供的廉价土地，而且它们几乎从不指望能得到支持的公司会马上盈利。美国总统和欧洲国家领导人现在已下定决心发展本国在半导体、电动汽车和电池等先进技术领域的制造能力，也就不得不部分采用中国的一些扶植产业的做法，而中国在主导全球关键制造行业上的成功，表明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可能性和力量，文章认为，现在西方国家接受产业政策的一系列做法，已经与美国及其盟国们此前倡导的开放市场和最小政府干预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了。包括美国的《芯片与科学法案》和《通胀削减法案》都被纽时的文章认为是拜登政府在美国历史上范围最广地使用产业政策干预国家经济的例子，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说，中国政府更注重将低成本出口送往全球市场，同时防止外国公司主导国内市场，而拜登政府则更注重阻止中国出口产品进入美国，同时阻止中国获得某些关键的美国技术。上面的两篇文章，虽然是为拜登政府的一些经济政策站台，但却可以从中反证中国一直以来所实施的产业政策是正确的，而且这种正确正在被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所接受，并被模仿起来。
当然，我个人认为，即使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接受并开始模仿中国的产业政策，最终它们也没有办法获得和中国一样的成功的，这背后正是政治体制在较量，也就是政治制度优越性在较量；而与此相左，美西方国家现在在政治制度上对中国不但没有正确认知，不但不会模仿，反倒还在无限仇视，还在自高自大，好吧，那就让他们继续表演下去好了。纽时的这两篇文章虽然读起来别别扭扭，又想说拜登政府是个婊子，又想给他立个牌坊，但客观地说，这两篇文章也能证明，从特朗普时期到现在，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和新旧生产力之战打到现在，已经有部分头脑清醒的美国人开始反省了，开始从客观和正确性上认知中国经济的崛起了。但是，我们还是要说句但是，但是，这并不是什么好事，中国倒不希望美国人这么早就开始反思自己，宁愿美国人一直脑血上涌地跟中国对着干下去。当然了，即使在大清末年，仍然还是出了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戊戌变法”的，其实孙中山当年也是康梁变法的追随者，只是最后在“戊戌变法”的棋走死之后，才开始推翻大清王朝的国民革命的。所以，《纽约时报》的作者们即使头脑再清醒，即使他们提出的某些主张非常具有建设性，但根本挡不住现在的美国正在疾速滑向大清末年的闭关锁国和毒品泛滥的脚步，大清最后什么结果，它最后一定也会是什么结果。（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司马平邦说”微信公众号，有删改，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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