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日本全面侵华后，英国为避免其华北驻军卷入战争而考虑撤军，并将1939年欧战爆发视为撤军的最佳时机。但是，欧战爆发后日本发出的劝告照会打乱了英国的设想。为摆脱困境，英国采取多种策略，试图有所转圜，结果事与愿违。1939年10月13日，英国战时内阁做出撤退华北驻军的决定。此后，英国通过弱化撤军行动与日本劝告照会关系的方式缓解尴尬。此次撤军决策与行动表明，在英美合作有限的前提下，绥靖日本仍是英国无法绕过的路径选择。
英国在华北的驻军源于《辛丑条约》的驻兵权条款，长期扮演武力护侨的角色。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排斥西方列强在华权益、独霸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此时，欧美国家在华北的驻军成为国际上牵制日本鲸吞中国的因素。作为老牌帝国主义国家，英国因在华权益众多，成为日本重点打击的对象，其在华北的驻军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日本挑衅的对象，增加了英国卷入中日战争的可能性。
日本全面侵华后，英国在1939年10月做出自华北撤军的决定。目前学界对该事件的论述散见于中英关系史的著作之中，尚不够深入，甚至存在史实方面的谬误。本文拟从英国外交部与军方人员的角度，详细梳理战时英国华北撤军决策与行动的来龙去脉，考察英国对该问题认识的前后变化，以及中日两国对英国撤军行动的反应，并为分析战时英国的绥靖政策提供新的思考角度。
一、 全面抗战初期英国对华北撤军问题的认识
列强在华北驻军始于义和团运动时期。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后，其中的驻兵权条款赋予列强在华北驻军的权利。根据当时列强协商议定的驻军人数，北京使馆卫队的总人数不超过2000名，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驻军不得超过6200名。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发生后，北京外交团决定将华北驻军的数量提高至《辛丑条约》允许的上限。此后列强纷纷增兵来华，其中以英国数量最多，共2840人，包括北京使馆卫队332人、天津2332人、唐山116人、秦皇岛35人、山海关25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撤出大部分华北驻军。根据中国政府的秘密调查，当时留在华北的英军仅为371人，远低于美国的1328人。
国民革命时期，英国再次增兵华北，兵力最多时达两个步兵营。至1929年1月，英国又将华北驻军的兵力缩小为一个步兵营，并在此后一直维持这一规模。以1931年的统计为例，兵力为1009人。1936年11月，驻扎上海的兰开夏燧发枪团第一营（1st Battalion, Lancashire Fusiliers）被换防至天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国驻军则由北兰开夏忠诚团第二营（2nd Battalion, Loyal North Lancs）接防，直到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因此，全面抗战爆发前后，英国在华北的驻军为兰开夏燧发枪团第一营，兵力为1007人。除平津两地外，英国华北驻军还包括在山海关等地的军队，但仅在夏天驻防。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截至1937年7月，英国在华北各地的驻军分别为：北平使馆卫队252人、天津348人、山海关等地407人，共计1007人。而1937年4月的统计则为：北平使馆卫队246人、天津755人，其他地区没有驻军。4月与7月，在驻军总人数几乎不变的情况下，驻军地点的变化反映了英国华北驻军随季节调整的特点。
除在非常时期英国会增兵外，平时英国华北驻军的兵力约为一个步兵营。在中日战争的背景下，对于是否有必要维持这样一支为数不多的驻军，英国内部意见并不统一。1937年2月4日，英国陆军部曾提出，为增强香港的防御力量，应该将华北和上海的驻军撤退至香港。因为一旦英日之间发生冲突，英国分驻两地的军队会被日本轻而易举地消灭。对此，英国外交部从政治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过早撤军会损害英国的条约权利与国家威望，是对日本的一种投降行为，英国必须通过保持驻军向日本和其他国家表明其维护在华利益的决心。结果，英国外交部的意见占据上风，华北驻军维持不撤。
1937年底，华北大部分地区沦陷后，英国华北驻军的撤退问题被再次提出。在英国看来，一旦日本在华北建立伪政权，除非能够得到列强承认，否则就有必要撤回平津的外交官员和北平的使馆卫队，天津的驻军是否撤退也需要考虑。为此，英国积极与美法协商。结果美国以为时过早为由不予考虑，同时认为即便日本在华北建立伪政权，也不会影响列强的条约权益。法国反对撤军的理由更为充分：首先，主动撤离外交官员与驻军，会被视为对《辛丑条约》签字国所承担义务的背弃；其次，外交官员与驻军是支持中国政府的象征，撤退会被日本用来作为打击国民政府威信的工具；最后，撤军会立即危及天津租界的地位。鉴于美法两国的态度，英国的撤军提议暂时作罢。
至1938年初，华北地区政治形势的变化使美英法等国不得不再次正视华北驻军的撤退问题。尽管美国在1月18日改变计划，决定撤退大部分华北驻军，但是在天津拥有诸多利益的英国不能像美国那样一走了之。在英国看来，一旦撤退华北驻军，日本可能会立即侵犯天津租界。19日，日本在华军事当局就曾以搜捕反日分子为借口，试图强行进入租界，但在英国强硬表态后，日本的态度随之软化，声称是翻译错误所致。英国将此事视为一种“极端的羞辱”，从而坚定暂不撤军的立场。
可以看出，面对华北形势的日益复杂和日本在华军事当局的挑衅，英国外交部与陆军部之间，甚至英国与其他列强之间，对于撤退华北驻军其实并无分歧，只是对于撤军的时机存在不同认识。但是，在这些针对撤军问题展开的讨论中，英国对于何时撤军并没有给出明确的时间。在给美国的外交照会中，英国也只是笼统地用“除非华北地区的局势恶化到危险的地步”来表示。撤军时间节点的确定，还有待形势的发展。
1938年9月12日，希特勒在纽伦堡纳粹党集会上发表演讲，威胁如果苏台德地区的德意志人没有获得自决权，德国将发动战争，捷克斯洛伐克危机正式爆发。欧洲地区的紧张局势引起法国对远东局势的担忧。27日，因担心日本可能趁机对在华驻军采取敌对行动，法国就是否应该撤退全部在华驻军征询英国的意见，并表示法国愿意与英国共同进退。对此，英国外交部认为，只要英国与德国不发生战争，日本就不敢冒与英国开战的风险同英国在华驻军发生冲突。同理，如果英国与德国发生战争，就应该立即撤退所有在华驻军，因为战争将会是对撤军最合理的解释。
10月3日，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子爵（Viscount Halifax）专门致电英国驻华大使卡尔(A. Clark-Kerr)，告知他关于英国政府的撤军计划：1.目前暂时不撤军；2.一旦英国与德国发生战争，上海公共租界的驻军可以从长计议，但华北驻军则需要撤退。“如果与德国发生战争，我们倾向于认为日本不会立即加入对我们的战争，而会等待局势的发展。因此，我们希望，如有必要，将有时间在这段时期内进行撤军。”
由此可见，直到1938年10月，英国对于华北撤军的时间才有了比较明确的态度：欧战爆发是撤军的最佳时机。时机的确定虽然让英国的撤军行动有了时间参照，但也并非板上钉钉。随着形势的发展，撤军时机仍有改变的可能。1939年天津租界危机期间日本在沦陷区掀起的反英运动，就险些使英国提前撤军。
二、 反英运动的发生与英国内部的撤军讨论
1939年4月，伪联合准备银行天津支行经理、伪津海关监督程锡庚在天津英租界被刺杀毙命，英租界逮捕4名嫌疑犯。日方要求英方移交4人，但被拒绝，于是在6月封锁英租界。7月15日，英国驻日大使克莱琪(R. Craigie）和日本外相有田八郎在东京举行会谈。为迫使英国让步，日本在其国内和中国沦陷区同时掀起反英运动。在华北，激烈的反英运动致使多地英侨紧急撤离。如7月21日香港《大公报》报道：“开封伪当局提出‘最后通牒’后，已有英侨二十一人，于十七日离去开封。”青岛的英国领事馆甚至遭到反英组织的袭击，一度迫使英国派遣炮舰予以驰援。7月24日，经过一系列的谈判，英国与日本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尽管这个协定被视为自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来英国绥靖日本的最突出事例，但天津租界危机并未因此完全解除。实际上，英日就租界问题达成一般谅解后，双方的谈判进入细节讨论阶段，讨论的核心是经济问题，即是否禁止法币流通以及是否将天津租界存银移交给日方的问题。日本军方明确表示，“除非经济问题解决，否则决不解除封锁”。此后，日本故技重施，继续在沦陷区内煽动反英运动。
日本在沦陷区内掀起的反英运动给英国在华权益，尤其是在华英国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用哈利法克斯的话说，英国在华北和华中几乎已经陷入与日本公开敌对的状态。在此背景下，英国侨民和以保护英国侨民生命财产安全为职能的华北驻军卷入中日战争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基于此，8月14日，英国外交部又一次提出华北驻军的撤退问题，并将华北英侨的撤退也纳入考虑：“如果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敌对行为危及英国妇孺的生命与自由，或者涉及英国军队，包括陆军和海军的生命与自由，将会有严重的危险，英国的公众情绪会被激起并要求采取严厉的反击行动。因此，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是否应该尽量不引人注目地立即撤出那些极有可能在这里引起公众骚动的因素。”
随后，英国远东外交官员和军方人士先后就华北撤军问题展开讨论。8月17日，克莱琪发表意见称，如果英国能够与日本就天津租界问题达成协议，那么撤军问题就不会出现。“如果谈判破裂，我们仍可以得到美国的全力援助以抵消这种破裂的后果”。克莱琪称，此时撤退华北驻军将会被视为英国从中国撤退的第一个有形证据，进而会成为诱使日本进一步采取行动的引线。所谓进一步行动，指的是日本有可能借欧洲局势紧张之际加入德意轴心国集团。因此，克莱琪认为，如果天津英租界遭到日本的攻击，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撤出英国侨民，将英国军队撤回香港，准备实施经济反制措施，任何针对选择留下的英国侨民的虐待都应通过逮捕适当的日本人作为反制”。
作为驻华大使，卡尔主要从撤军对国民政府和华北英侨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在卡尔看来，尽管英国在华北的驻军数量不大，军事价值微不足道，但是“道德价值巨大，撤退（除非在日本压倒性军事压力下）将被认为是承认我们已经得出结论：‘就华北而言，游戏已经结束，我们已决定将我们现在和未来的利益转交给日本人。’我认为这也是中国政府的看法，这对他们来说将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安的打击”。就撤军对英国本身的影响而言，卡尔认为，如果欧战尚未爆发就撤走华北驻军，在政治上会对英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影响，因为这意味着英国对日本的惧怕与示弱。从侨民的角度来说，卡尔认为由于在华驻军的护侨职能，撤军必然带来撤侨问题，而华北地区大多数英国侨民迫于生计又不愿撤离。因此，在多数侨民不愿撤离的情况下，卡尔认为以护侨为己任的英国驻军不能提前撤退。
对于撤军后是否会诱使日本加入轴心国集团，卡尔表示，“我倾向于怀疑撤军是否会对日本立即加入轴心国产生任何实质性影响，撤军当然会被他们视为软弱的标志，但我认为撤军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额外的诱惑。因为到目前为止，他们肯定已经衡量了我们的实力，以及如何根据我们的实力来讨论他们与德国和意大利绑在一起是否明智”。
卡尔的观点得到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杰弥逊(J. W. Jamieson)的赞同。杰弥逊也认为，如果欧洲爆发战争，日本不会立即加入轴心国集团，反而会采取观望态度。撤退华北驻军将会被视为英国对华北利益的放弃，而华北的英国侨民则不可避免地将撤军视为一场灾难。另外，杰弥逊还提出一种新的观点，即在任何情况下，华北的英国驻军都不能全部撤退，至少北平的使馆卫队要有所保留。
英国军方人士的观点与外交官员的看法基本一致。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诺布尔（Percy Noble）认为，英国完全从华北撤军不切实际，因为这将会诱使日本同英国开战，同时也会让日本占领天津租界。诺布尔还认为，撤军会对世界舆论尤其是美国舆论产生不利影响。因此，诺布尔建议在撤军问题上，英国应该与法国保持密切联系。英国天津驻军司令官劳里（John Laurie）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也反对撤退华北驻军。
可以看到，尽管华北地区的反英运动愈演愈烈，但无论英国远东外交官员还是军方人士，大部分均反对立即撤军。换言之，他们仍然更倾向于将欧战爆发作为撤退华北驻军的时机。有鉴于此，在8月29日召开的内部讨论会上，英国外交部制定了“先撤侨后撤军”的原则。可以预见的是，如果不出意外，一旦欧战爆发，英国便可按部就班地将撤军行动付诸实施。然而，就在英国安排撤退驻军事宜之际，欧战爆发后日本劝告照会的发出，打乱了英国此前对于撤军时机的设想，使得英国的处置方略不得不由主动计划变为被动应对。
三、 欧战爆发后日本劝告照会的发出
与英国的应对
1939年9月1日，德国突袭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欧战全面爆发。9月5日，日本以避免卷入战争为由，迅速向英、法、德、波等交战国发出外交照会，劝告他们撤离在中国沦陷区内的所有驻军。美国和意大利作为中立国，也收到日本的劝告照会。日本此举的真实意图，用法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肖维尔（Jean Chauvel）的话说，“显然是利用欧洲局势以逐步排除西方大国在中国的利益和影响”。
日本劝告照会的发出，使英国华北撤军问题变得复杂起来。首先，撤军范围扩大至沦陷区的所有军事力量，包含沦陷区水域的炮舰，而英国此前对于炮舰的撤退问题并未有过多的考虑。其次，对英国来说，此时撤军与否都是棘手的难题：撤军，会被看作是遵从日本建议的结果，从而损害英国在远东的威望；不撤军，则可能会面临日本更加严重的压力甚至冲突。面对此种进退两难的处境，英国没有选择立即撤军，而是采取以下策略予以应对，试图有所转圜。
第一，否认日本劝告照会的法理性。在收到照会后，英国首先的反应是质疑其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以最后通牒的方式要求德国从日本及中国的领海撤出所有军队与炮舰，遭到拒绝后，日本以此为借口向德国宣战。克莱琪认为，尽管有前例可循，但1939年的中国与1914年完全不同，此时德国在华并无驻军，交战国军队也就不会形成军事对峙的局面，因此日本的说法没有根据。克莱琪的观点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认可，哈利法克斯同时提出，在通常情况下，如果占领国保持中立，则占领区的中立权利与义务可以移交给占领国。但是日本在1937年全面侵华后，并未正式宣布中立，因而也就不能行使占领区的中立权利与义务。
9月10日，英国外交部训令克莱琪以口头形式表达对日本劝告照会的反对态度。然而，法理层面的自圆其说不能保证现实层面的万无一失。英国当然知道不能仅凭空谈国际法就能应付日本的建议，所以研判日本劝告照会背后诉诸武力的可能性，成为英国接下来的应对策略。
第二，撤退部分沦陷区水域的炮舰以缓和形势。实际上，早在收到日本劝告照会的当天，英国长江分遣舰队指挥官霍尔特（Reginald Holt）即致电诺布尔，提出先撤退沦陷区5艘炮舰的建议，得到诺布尔的同意。与此同时，英国军方和外交部门也陆续收到日本可能会诉诸武力的情报，从而加速了英国撤退炮舰的步伐。
9月7日，英国陆军部通过香港“最秘密的来源”向英国外交部发送情报称，日本对于占领天津租界势在必得，且并未完全否认使用武力。同日，克莱琪从东京发回的电报证明了该情报的准确性，因为日本驻香港总领事曾向克莱琪直言，如果欧洲交战国的军队和炮舰拒绝从日本控制区撤出，“在天津的日本军队可能会发现有必要解除那里英国驻军的武装”。25日，英国驻上海的海军联络官也向英国海军部发送情报，称他与日本海军大将野村吉三郎已进行会谈，野村认为英国在撤军问题上拖延过久，被日本视为在制造摩擦。因此，该联络官认为英国应该立即撤出一些炮舰作为缓和英日关系的表示。
基于对上述信息的研判，9月28日，英国海军部最终同意按照霍尔特和霍布尔的意见先行撤退5艘炮舰。29日，英国外交部在与海军部短暂沟通后，正式训令卡尔和克莱琪将英国的撤军决定告知中日两国政府。然而，英国的行动并未起到缓和形势的作用。10月2日，日本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及川古志郎发布声明，敦促英国继续撤退中国水域的剩余炮舰。由此，英国缓和形势的策略归于失败。
第三，争取美国的支持。1939年9月美国回应日本劝告照会，其反对撤退上海驻军的强硬态度和日本的妥协让步，使英国对争取美国在华北撤军问题上给予支持抱有期待。9月9日，英国拉拢法国，提出与美国协调的4个原则：强调欧洲局势的严峻性，英法必须避免与日本发生不必要的摩擦；英法两国早在日本发布劝告照会之前就已经考虑撤军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撤退天津驻军；一旦做出决定立即告知日本政府。这些原则实际上是在要求美国必须支持英国，否则英法华北驻军就全部撤退。这与其说是同美国协调，倒不如说是以退为进，探寻美国对华北撤军问题的底线。用英国外交部的话说，英国此举在于“确定我们可以依赖美国支持的力度”。
9月19日，英国正式以备忘录的形式将上述4个原则告知美国。英国在备忘录中着重强调：“如果美国政府认为英国驻军的撤出会削弱他们希望采取的立场，那么英国政府将很乐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言外之意，英国在撤军问题上会优先考虑美国的立场，但是英国的兵力有限，英军继续驻留华北需要有美国“明确支持的保证”。所谓“明确支持的保证”，指英国一旦与日本发生冲突，美国要给予英国军事上的支援。在英国看来，英美合作一致可以成为应对华北撤军问题的尝试性办法。9月20日，法国也给美国发送了一份措辞相同的备忘录。
然而，对于英法的期待，美国不为所动。9月27日，美国正式回复英法两国的备忘录称：“美国政府仔细考虑目前局势中的各种因素，得出的结论是，当前美国在华驻军应该留在原地，美国政府不希望他们从驻扎之地撤退。”在随后同英国驻美大使洛西恩侯爵（Marquess of Lothian）的谈话中，美国国务院政治关系顾问亨贝克（Stanley K. Hornbeck）再次明确指出“不希望撤军”就是美国对各方期望的基本态度。由此可见，尽管英国非常希望争取美国对华北撤军问题的明确支持，但美国秉持1937年以来的“平行独立”原则，始终没有过多的表态，导致英国的期待落空。
第四，将华北撤军问题与重启天津租界谈判挂钩，以撤军推动天津租界危机的解决。9月22日，在寻求美国的支持失败后，英国战时内阁就华北撤军问题给出新思路：撤军是必然的，但撤军时机要选择，必须在解决天津租界危机之后，“给人一种退而不弱的印象”。英国这种“先谈判后撤军”的思路，实际是将华北撤军与重启天津租界谈判挂钩，最早由英国外交部次官贾德干(Alexander Cadogan）提出。贾德干试图通过英国主动撤军换取日本在天津租界存银问题和法币流通问题上的让步，进而促进天津租界危机的解决。29日，贾德干的计划得到英国外交部的支持。
然而，英国此项策略的实施也不顺利。9月25日，为改善与美国的关系，日本政府任命野村吉三郎为外相。克莱琪认为，日本外务省的此次人事变动可能会影响天津租界谈判的重启，“起码几天内无法恢复谈判”。更让英国意想不到的是，野村担任外相后不久即陷入一场政治斗争，直接中断了英日之间可能重启的谈判。1939年9月，日本军方为加强对外贸的统制，试图将外务省的通商局与商工省的贸易局合并为贸易省。如此一来，外务省的权力必将受到削弱。为表示反对，以野村为首的外务省高级官员几乎全部提出辞呈，让日本阿部信行内阁岌岌可危。此次事件严重影响了英国的谋划。当克莱琪10月11日拜访野村并试探其对重启天津租界谈判的态度时，野村明确表示，在处理好外务省的危机之前，他无法集中精力思考天津租界问题。鉴于重启谈判的不确定性，英国不得不再次调整华北撤军问题的解决方向，放弃先谈判后撤军的想法，转而决定先撤军。
四、 英国决定撤军
在寻求美国的支持和将华北撤军问题与重启天津租界谈判挂钩等策略失败后，1939年10月13日，英国战时内阁正式做出撤退华北驻军的决定。在此之后，英国通过弱化撤军行动与日本劝告照会关系的方式缓解尴尬。
第一，推迟沦陷区水域剩余炮舰的撤退。面对日本要求撤退沦陷区水域剩余炮舰的要求，英国驻华使馆代办布罗德米德（Broadmead）认为应该照办，而且位于长江上游中国大后方水域的炮舰也应该撤退。诺布尔对此持有不同意见。他认为，在日本频繁轰炸中国后方的背景下，英国炮舰可以发挥作用，因此建议暂时不撤退长江上游的炮舰。与诺布尔关注炮舰的撤与留不同，卡尔更关心炮舰与华北驻军的撤退顺序。卡尔认为，在英国已经决定要撤退华北驻军的情况下，大后方和沦陷区水域的炮舰以及华北的驻军不能同时撤退，因此建议推迟炮舰的撤退。卡尔的意见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赞同。11月3日，英国外交部综合各方意见，对撤退剩余炮舰的问题做出决定：炮舰与华北驻军不能同时撤退，逐步撤退整个沦陷区水域的炮舰，大后方水域的炮舰暂时不撤退。16日，英国海军部对外交部的决定做出回应，同意再撤退沦陷区水域的3艘炮舰。
12月13日，英国正式向外界发布撤退中国沦陷区水域部分炮舰的声明，而实际的撤军行动则推迟到1940年1月。其中，“蚊蚋”（Gnat）号和“圣甲虫”（Scarab）号于1940年1月3日撤往香港，“蝎子”（Scorpion）号于1940年1月5日撤往香港，而“燕鸥”（Tern）号和“海燕”（Petrel）号留在上海，暂时不撤退。经过此次撤退行动，英国在沦陷区水域的炮舰只剩下4艘，即长江分遣舰队的“燕鸥”号、“海燕”号和“蟋蟀”（Cricket）号，以及西江分遣舰队的“海鸥”号。通过分批撤退与延迟撤军，英国在时间上尽可能地弱化了撤军行动与日本劝告照会的关系。
第二，调派海军陆战队北上接防。英国调派海军陆战队北上接防的建议来自美国。在最初的撤军设想中，英国原本计划将华北驻军全部撤退，并将华北地区英侨的生命财产安全交由日本军队保护。美国对此持有异议，建议英国在北平和天津保留一小部分象征性的力量。美国的建议得到英国战时内阁的认可。关于象征性力量的兵力构成，10月24日，英国陆军部最初的计划是两个排，但英国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Leslise Hore-Belisha）认为两个排的兵力不够，应该适当增加：从上海英国驻军中抽调一个连队约175人到华北，其中连部和两个排驻扎在天津，一个排驻扎在北平。贝利沙的建议得到英国外交部的赞同。英国外交部称：“鉴于决定在天津和北平留下象征性的军队，我们的行动既不能被认为是屈服于日本人的建议，也不能被视为对日本人的善意姿态。”
第三，斟酌撤军声明。关于此次撤军声明的一般原则，在10月28日的战时内阁会议上已经基本确定。其中主要包括：1.强调英国撤军不是全面撤退，而只是减少人数；2.英国的撤军行动既不能被认为是屈服于日本的建议，也不能被认为是英国为促进英日友好关系而向日本所做的让步。根据这些原则，11月7日，英国陆军部拟定撤军声明并征求英国外交部的意见：“为继续执行保留英军的政策，并尽可能减少所有的分遣驻军，目前驻扎在华北的英军正在撤出，并从上海派遣一个连队接防，以维护我们基于1901年《辛丑条约》所规定的各项权利。”对此，英国外交部提出两条修改意见：1.不提具体撤军安排，尤其是从上海调派军队北上接防之事；2.不提《辛丑条约》，“忽略1901年的《辛丑条约》似乎更好，这样就不会给日本人争辩在目前的情况下《辛丑条约》已不再适用的机会”。总之，英国外交部认为撤军声明越简单越好，尽量不要节外生枝，尤其不要给日本人否认《辛丑条约》的机会。
就在英国陆军部与外交部商讨之际，法国拟定的撤军声明带给英国极大的启发。法国认为，撤军声明应该仅限于华北地区，而且不应将撤军描述为“撤退驻军”，而是英法两国根据欧洲形势的需要，“基于1901年《辛丑条约》对在中国维持有效驻军构成上的临时修改”。关于上海驻军，法国认为，由于这些驻军1927年以后才来到中国，缺少条约依据，因此最好不要多说，“建议法国和英国的驻东京大使只有在被日本人问到时才应口头提及此事”。
11月12日，在参考法国的撤军声明后，英国外交部正式确定撤军声明的内容：“根据1901年《辛丑条约》，英国政府在华北驻有部分军事力量。由于欧洲的冲突在军事上提供了契机和便利，英国政府决定只在华北驻留保护财产与维持秩序所必需的兵力。这个决定已经告知基于1901年《辛丑条约》同样在华北驻有军队的各国政府。”13日，英国正式向外界发布自华北撤军的声明。可以看出，英国的撤军声明围绕《辛丑条约》展开，不仅有助于维护英国的条约权益，而且让英国的撤军行动变得正面且合理，尤其是留驻少量兵力的说明，使得英国得以在法理层面进一步弱化撤军行动与日本劝告照会的关系。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12月3日，由上海北上接防的英军连队正式出发。18日，北平的使馆卫队正式撤离。香港《大公报》报道称：“一向在北平担任守卫英使馆之德汉轻步兵纵队，十八日乘晚车离平，转道南下赴港，仅留东塞莱旅之一小队接替，由军官两名指挥。”“东塞莱旅”的“小队”即是从上海抽调的接防连队。24日，天津的英军也在香港完成集结，于1940年1月5日登船前往苏伊士。至此，英国战时在华北的撤军行动告一段落。
余论
纵观英国此次华北撤军决策与行动，充满反复与波折，其间的起承转合、进退微妙，充分显示欧战之于英国远东决策的重要影响。而在欧战爆发后，英国已无余力与日本周旋。究其原因，首先在于英国此时仍未跳脱国际联盟的解决框架。日本侵华本质上是对一战后远东国际秩序的挑战，英国借助其主持的国际联盟，在九一八事变后就介入中日冲突。尽管此后日本退出国联，但英国仍然深受国联解决框架的牵绊，中立与调停成为战时英国对华政策的重要行动依据。因此，在华北撤军问题上，英国仍想通过“保持现状”来维持其“公道”的国际形象，其否认日本劝告照会法理性的做法可视为这一理念的体现。此外，英国坚持欧战爆发前不撤军的态度，也与保护其在整个亚洲的利益有关。英国当时在南亚、东南亚仍有大量殖民地，一味迁就日本可能会触发骨牌效应，进而影响其在亚洲的殖民体系。
不过，从结果来看，英国最终撤军亦是不争的事实。和签订《有田—克莱琪协定》及封锁滇缅公路一样，撤退华北驻军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英国对日本采取绥靖政策的重要证明。之所以如此，在于英国远东决策中的德国因素具有压倒性作用。正如《申报》所言：“今日英法之所亟，端在对德，故于凡百问题，悉以所影响及于对德问题之利害为权衡中心，从而分别取舍从违。”将欧战爆发作为华北撤军的最佳时机，是英国在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危机中得出的认识，这个认识并没有因为1939年日本在沦陷区发动反英运动而改变，亦从反面显示德国因素的重要影响。
对于日本来说，英国最终撤军的事实足以让他们感到满意。《读卖新闻》在1939年底发布的日本年度外交政策检讨中，将英国的撤军行动视为英国特别渴望与日本合作的表现。对于英国撤军与日本劝告照会的关系，《东京朝日新闻》也有意将两者联系起来，认为英国的撤军与日本的劝告照会“趣旨相符”。相比之下，中国报刊舆论界的反应则比较复杂，其中以批评英国撤军与强调英美远东政策的差异最具代表性。《大公报》认为，英国在日本于华北掀起反英运动之际撤军，时机并不明智。《申报》在批评英国撤军行动的同时，重点肯定美国不撤军声明所彰显的远东政策的坚定性。
实际上，报刊舆论界的认识也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就反对撤军而言，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王宠惠曾经明确要求驻英大使郭泰祺劝告英国坚持立场，拒绝日本的无理要求。就强调英美远东政策的差异而言，1939年11月18日，蒋介石在其日记的“上星期反省录”中也记载：“英法撤退华北大部分军队，仅留小部队保护其权利之声明，此又英美矛盾现象之一。”在蒋介石看来，英国撤军与否已经无足轻重，态度坚定的美国才是远东危局的挽救者。
对于中国方面这种明显的“抑英扬美”倾向，英国并不认同。面对远东危局，英国认为尽管美国高喊打败日本军国主义是永久性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却在该出手时不出手：“如果美国不愿意帮忙，那谁来打败日本军国主义呢?”不过，英国这套说辞在美国看来也不成立。正如美国学者克利福德(Nicholas Clifford)所言，虽然维护西方的条约立场有助于增强中国的抗战地位，但同时也意味着维持英国在华的特权地位。在此背景下，美国自然不愿为英国火中取栗。这既是在1939年华北撤军问题上英美合作有限的原因，也是美国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秉持“平行独立”原则的根源。总之，英国此次撤军决策与行动表明，在英美合作有限的前提下，绥靖日本仍是英国无法绕过的路径选择。
作者：陈志刚，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4年第1期，注释从略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