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俄罗斯左翼论坛关于重新认识斯大林的文章

 

分享一个俄罗斯左翼论坛关于重新认识斯大林的文章

 

这是2012年的文章，斯大林和教员在托派和自由派那里常常被放在一起污蔑，反过来说俄罗斯人对斯大林的态度也能作为我们对主席的认知的参考，也因为两人身后经历都何其相似。

 

以下是全文机翻

 

…如果15年前或甚至10年前，有人告诉我，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肖像会挂在我房间的墙上，我可能会嘲笑那个人，或至少不太可能相信他。但今天，斯大林的肖像真的挂在我的房间里。

 

这个小例子很好地说明了我这一代人，甚至更年轻的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对斯大林在我国历史和世界革命运动中的角色和地位的看法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我可以说，我个人走向斯大林的道路并非例外。今天，俄罗斯的资产阶级报纸对斯大林的角色评价越来越积极表示恐慌。即使根据官方的、亲资产阶级的调查，也有45%的人口对斯大林在我们历史中的角色持积极态度。这个数字在总统梅德韦杰夫宣布需要进行“去斯大林化”运动后，立即增加了6个百分点。2008年由“俄罗斯”电视台实施的“俄罗斯之名”项目旨在通过互联网用户、电视观众和广播听众的投票，选择与俄罗斯有关的重要人物。这是英国的“100位最伟大的英国人”和乌克兰的“伟大的乌克兰人”的类似项目。尽管当局和项目作者的拼命努力，斯大林仍位于领先三甲之内。他长时间领先，且领先幅度很大，项目组织者只能通过“行政资源”勉强将他排在更安全的、对俄罗斯资产阶级政权更安全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王子之后。显然，这不是老年退休者通过网络表达对威权政治的喜爱或对自己年轻时代的怀念。这表明我们看到了中年和年轻一代的选择。

 

目前俄罗斯当局对斯大林的恐惧是非常明显的——即使在他去世近60年后！他们今天开始的“去斯大林化”是诋毁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是一种绝望的尝试，旨在将人们从越来越受欢迎的社会主义思想中拉出来。但是，那些在80年代末对资本家和机会主义者有效的办法，今天已经不再有效了。

 

斯大林的重要性和角色是我们所处的现实环境迫使我们重估的——比任何书籍、电影和其他宣传手段都更有说服力。当我们比较他作为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成就，与过去20年来整个俄罗斯统治阶级的灾难性成果时，我们不得不对他持积极态度。

 

在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我和我的同代人几乎没有想过斯大林。对我们来说，他只是一个历史人物，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部分，就像彼得大帝一样，但我们并没有特别思考斯大林在建设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和创造我们的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时候，尽管是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我们已经被灌输了同样的想法，就像现在一样——人民“自己”建设了社会主义或赢得了伟大的卫国战争。当然，这些胜利和成就是由人民实现的，但人民有具体的领导者。不应该忽视他们的作用。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电视节目中，斯大林只是在与伟大卫国战争相关的背景下出现——无论是在纪录片还是在艺术电影中。他被给予了足够的尊重，体现了他在那一时期我们历史中的角色，但关于战前和战后时期他的工作几乎没有提及，就好像在那些时期，与战争相比，我们的人民没有具体的领导者，而是被“党和政府”这样的笼统词汇所代表。这种对斯大林的半吊子看法，受到了当时我们的历史课本的影响——一方面，它们摆脱了赫鲁晓夫时代的极端，另一方面，仍然保留了有关“个人崇拜”和“镇压”的立场，但只是在一个段落中提及，并且是关于斯大林去世的。总的来说，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给出了积极的评价，但人们更愿意尽可能少地谈论这一点。“个人崇拜”和“镇压”被宣称为，就像在赫鲁晓夫时代一样，那个时期的“副产品”，特别是斯大林个人特点的特点——而没有任何尝试对那个时期的事件进行阶级分析。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人来说，我们相信了这一点，因为我们已经很难想象人民可以真正、真诚地爱和尊重他们的领袖。像我们当时的政治局领导人这样的领导人，已经不再引起任何感觉，除了嘲笑，尤其是当他们试图“强迫”我们“爱”他们时，比如像勃列日涅夫（我现在虽然不爱他，但对他有足够的尊重）。这影响了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也影响了我们对从朝鲜传来的杂志上关于金日成的故事的反应。基于我们自己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经历，“个人崇拜”在我们看来是对现代、思考人类的深度侮辱。但是，上一代人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他们并没有“被洗脑”——他们只是遇到了另一种类型和规模的领导者，而不是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我真正开始理解这一点是在我去朝鲜旅行之后，我有幸在实践中看到和感受到人民对领袖的真诚爱。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学校历史课本中，斯大林的名字几乎没有提及，这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了一种潜在的感觉，好像社会主义是“自发”建立的。在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历史课本中，对于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在企业和刚刚建立的集体农场实际进行破坏活动的“民族经济破坏者”也被带有尴尬地提及，但语气是“有些人在某处偶尔”，就像在关于苏联警察的60年代和70年代的出色系列剧《专家们进行调查》中唱的那样。我们几乎看不到斯大林的肖像周围（据我记得，教科书上有一张他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照片）。斯大林的理论遗产几乎完全没有被研究，甚至没有被考虑。商店里找不到他的著作，据我记得，图书馆里也只有特别许可才能借阅。在论文和论文中引用他的作品作为方法论基础是不允许的，他的名字被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行列中删除，而他在历史上的作用被归结为纯粹的组织和管理。

 

我认为，在80年代末以反斯大林主义为基础的“重建”能够奏效，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70年代的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持有含糊、半吊子和无形态的态度，这导致人们产生了一种印象，即关于斯大林时代的事情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们”。

 

当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斯大林的这种含糊和羞耻的态度不仅产生了一种感觉，即有些事情“没有告诉我们”，而且还在人民中产生了一种独特的抗议形式。在卡车司机中，特别是在长途卡车司机中，把斯大林的肖像挂在他们的卡车驾驶室里是非常普遍的，而且是面朝前挡风玻璃，即面向外面——也就是说，给周围的人看。这似乎是从格鲁吉亚的卡车司机开始的，但很快就在全国范围内传播开来。当然，禁止他们在驾驶室里展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者的肖像是不可能的，但与此同时，这感觉像是某种半合法的事情（这些肖像是他们在黑市上从家庭摄影师那里购买的，因为商店里不卖这样的肖像），像是对当局的某种挑战。这是一种对当时日益增长的腐败、背离社会主义规范、党的高层与人民脱节的抗议。

 

“实际上，这是一种抗议形式，常常是无意识的，反对苏联社会主义党、苏维埃和经济机构在道德上的腐败和资产阶级的堕落。这种腐败和堕落正在全速进行，预示着‘重建’，转变为反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复兴’。”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政府对斯大林的这种暧昧和羞愧的态度不仅造成了人们感觉有些事情被“隐瞒”了，而且还在人民中引发了一种特殊的抗议形式。在长途卡车司机中非常普遍的是，在他们的卡车驾驶室里放置斯大林的肖像，并将其展示在前挡风玻璃处，面向外部——也就是说，向周围的人展示。这种做法似乎起源于格鲁吉亚的司机，但很快就在整个国家传播开来。当然，禁止他们在驾驶室内展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肖像是不可能的，但同时这种行为被感知为某种半合法的行为（这些肖像是他们在黑市上购买的，因为商店里没有出售），它是对当局的一种挑战。这是对那些年日益增长的腐败、对社会主义规范的背离以及对党的高层与人民脱节的抗议。

 

“本质上，这是一种抗议形式，常常是潜意识的，对苏联党政和经济机构的道德腐败和资本主义变质。这种腐败和变质正在加速进行，预示着‘重建’，即过渡到反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复兴’。”

 

我们也通过另一个渠道了解到斯大林的形象和对他的态度——通过我们的亲人和朋友对他时代的回忆。

 

我必须说，在我的家庭中，有被今天称为“被压迫者”的人——我奶奶的两个兄弟，他们都是党的工作人员，其中一个从1917年就是党员（那时他17岁），甚至还与S.M.基洛夫一起在列宁格勒工作过。他们在1937年被逮捕，并被流放到乌拉尔的定居点，但斯大林在世时他们就被平反了，并继续在那里生活。但我们家没有对斯大林的负面态度，尽管奶奶和她的亲人回忆起兄弟们被捕的时间是他们生活中非常艰难和不愉快的一段时期。这段经历让他们害怕参与政治，但也仅此而已。

 

即使是那些“被压迫者”本人，也没有对苏联政权和斯大林本人持负面态度。Vasily Vasilyevich Nikiforov在后来回忆起他的逮捕时带着幽默说：“我们为自己争取的东西，最终也得到了！”他非常清楚，在政治斗争中，特别是当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时，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他永远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因为对他来说，生活中最重要的不是一些小的个人委屈，比如那些看不见森林的创意知识分子，而是国家和人民，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

 

因此，我也没有培养出对斯大林的敌视情绪。30年代到50年代在我看来——无论是通过书籍还是亲人的叙述——都是精神飞扬、实现不可能的美好时代。

 

对斯大林的负面态度，首先存在于保留小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圈子中。他们传递给自己的孩子和孙子对“镇压”的夸大、充满个人委屈的看法，尽管他们大多数人最终从社会主义中获益远大于损失。孩子和孙子们甚至不打算去了解他们的亲人是否真的有罪——他们甚至不愿意考虑这个问题。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是这些人是他们的父母、祖父母，而不是他们是否确实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了伤害。举个小例子——有个女人现在到处喊叫共产党人如何在战争中作为游击队员的她祖父“在营地里把他折磨致死”。但当你开始调查这个案子时，就会发现这个祖父虽然被逮捕了，但是死于自然原因，而且他是被纳粹从我们的公民中组建的“游击队”中逮捕的！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拍拍他的头表示安慰吗？当你向他的孙女指出这些事实时，她开始尖叫说她的祖父“不知道他在为哪一方战斗”。我们甚至可以不用提出“不知法律不免责”的合理评论。有趣的是，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在战斗中的立场呢？如今，她的这位祖父，一个纳粹的追随者，被新的俄罗斯当局——瓦拉索夫的继承者——平反了，而他的后代作为“政治镇压的受害者后代”获得了赔偿。

 

但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对斯大林这样的“暴君”的态度并没有超出知识分子（主要是首都）的厨房。这样的想法即使被表达出来，也只是以艺术作品中的“伊索语言”出现。这不仅仅是因为审查制度，更因为人民本身不会接受那些公开表达这些观点的作品。

 

尽管如此，改革时期的反斯大林主义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毒害了我的意识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尽管我一直对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持积极态度，但在与那些明确对斯大林持积极态度的人交流时，我仍然感到了某种尴尬。这种不安体现在我心里的想法，比如“他是个好人，尽管是斯大林主义者”。这种被改革时期深深植入潜意识的对“被斯大林的宣传愚弄”的不信任，阻碍了我去阅读斯大林本人的作品，为了基于它们本身来判断它们，而不是基于“奶奶（而且不是我的！）所说的话”。与比利时劳工党的个人接触和我已经提到的朝鲜之行帮助我纠正了这种情况。

 

如今，当我环顾四周，无论是俄罗斯的现实还是资本家们如何狂热而不择手段地抢夺人民的财产，我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认识到，建设社会主义无法避免“镇压”，不管我们是否喜欢。是时候让知识分子停止害怕自己的皮肤了。如果她真的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那么她就应该不仅仅为自己着想。看看我们的敌人——他们强大，狂妄，狡猾，愿意为了保持资本主义的“现状”而诉诸于任何流血。你真的相信他们会不战而降，交出他们抢夺的东西，成为好孩子吗？在未来的革命中，没有镇压措施是肯定不行的。如果敌人不投降，就得消灭他们。金玉良言！

 

如果不消灭他，他就会摧毁革命。正如在我们国家80年代末所发生的，太多的事情开始被“仁慈地”视而不见，往往是因为党的高层已经实际上失去了控制。我们需要考虑的是，如何在未来的革命中确保人民监督机制的持续有效运作，而不是无休止地抨击无法回应的斯大林和“非苏维埃”的苏联。

 

直到几年前，我才停止对“斯大林主义者”这个词感到尴尬。我意识到，斯大林主义正是我们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在那个特定时间里的具体条件下。没有理由担心“斯大林主义”的复兴——在新的条件下，社会主义无论如何都将是不同的。但否认斯大林，逻辑上就等于否认列宁和所有苏联遗产。斯大林主义不仅仅是“个人崇拜”和“镇压”，它还包括了苏联所有好的、善良的和美好的事物，如果没有斯大林和他的同志们不懈的努力，这些可能都不会像现在这样。正因为如此，而不是出于某种“人道”考虑，斯大林今天成为了资本家们最为猛烈攻击的对象。

 

人们之所以像我一样今天才来到斯大林身边，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当今骇人听闻的不平等、数百万人的苦难和那些掠夺他们的少数人的免罚，他们不禁要问：“在斯大林时代，这样的情况会发生吗？”

 

正是怀着这样的想法，我开始了解斯大林的著作和关于他的书籍。我发现的东西，是我之前根据布列日涅夫时期的学校历史教科书无法知晓的，这些书暗示着我们这一代人对斯大林的蔑视。我并不是在这个过程中孤独一人。斯大林在民众中的受欢迎程度正如滚雪球般增长。他的肖像出现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在年轻人画的涂鸦上，新的纪念碑也正在用人民自愿捐献的资金建立（试试看，今天还能不能让人们为这样的事情募集资金！）。人们为他写新的诗歌，甚至是科幻小说。

 

如今，80年代那些反斯大林恐怖故事的作者成了被嘲笑的对象。每当他们开口，就会引来哄堂大笑。人们自动停止聆听他们——“啊，又一个自由主义的空谈家！”这正如我的一个共产党员祖先所说：“你争取的是什么，就会得到什么。”

 

斯大林无需成为完美的人物，他不需要纪念碑和颂歌，我们也无需为他辩护。今天的现实已经为他辩护。

 

直到我这一代人没有经历过赫鲁晓夫时期后，人们对斯大林个人的广泛公众兴趣在80年代下半叶重新点燃（或者更确切地说，被点燃），那时我们都20多岁了。在所谓的“重建”年代。我记得很清楚，我们的学院（我在莫斯科的历史档案学院学习）宣布了一场这样的讲座。他们承诺给我们带来“历史科学的新词汇”，基于以前“未公开发布的来源”。一些人在学院里四处游荡，暗示这场讲座将是“真正的历史性事件”。现在我甚至不记得是谁讲的了。但那些小道消息传播者达到了他们的目的——他们激发了对它的兴趣到了如此程度，以至于几乎不可能进入那个讲座。人们挤在楼梯的栏杆上，挤在门口，挂在窗户上……讲座的内容是什么呢？是对斯大林在过去和现在所有罪恶的歇斯底里和毫无根据的指责。起初我们真的以为这可能有某种理性的基础——主要是基于我已经提到的“他们对我们隐瞒了些什么”的感觉。有一段时间我们确实相信我们面前的是“历史科学的新词汇”。

 

在我们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恢复长期以来都是在“回归列宁的起点”、“恢复某种神话般的‘正确的社会主义’”的口号下进行的，这种社会主义实际上从未存在过。这样做的目的是让人们相信，我们的社会主义“不对劲”，而罪魁祸首就是斯大林本人，而不是别人。为此，非常重要的是要将斯大林与列宁分开，将他与列宁对立起来（因为列宁在人民中的威望仍然非常高）。这个计划的实施得以实现，因为我们几乎没有人熟悉斯大林自己的理论作品，我们对他的了解非常肤浅。但我们后来意识到，通过摧毁斯大林的威望，最终必然会导致世界无产阶级领袖本人的威望被破坏。

 

在苏联民众面临着大量反斯大林的出版物，快速制作的政治剧本，这些都是对斯大林个人有所不满的人所作。其中一个例子是那个时代流行的讽刺作品《继续!继续!继续!》由米哈伊尔·沙特罗夫编写。很多这样的作者一生都依靠列宁主义生活，因此人们并没有立即意识到，实际上我们面对的并不是有理想的共产主义作家，而是普通的食客，他们最终得以在戈尔巴乔夫的帮助下展现他们真实的面目。我认识的一个人（顺便说一下，他是沙特罗夫的学生和朋友），在苏联时期完全依靠自己关于列宁的作品生活，但在我们国家的反革命结束后，他突然变成了一个“魔术师和巫师”，“大师”，占卜者和右翼联盟的支持者。这个“热情的列宁主义者”也是“个人对斯大林的不满”。看到这些人今天的行为，很难不去想，他们的祖先在30年代受到的苦难是完全应得的。如果他们稍微像他们的后代一样。

 

关于30年代的间谍和破坏者的故事在80年代被当作“幻想”和打击政治对手的手段嘲笑，就像是建立个人权力的自私手段。同样，我们被灌输，北约国家绝不是我们国家的敌人，而是我们真正的朋友和“伙伴”，问题全部在于“坏共产主义者”不愿意与他们友好相处。改革派谨慎地对这种“友谊”的代价保持沉默。但今天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现实正在让我们相信，我们的祖先的警惕性，不幸地说，并不是基于幻想…

 

试图让我们相信我们有“错误的社会主义”（就像维尼熊有“错误的蜜蜂”一样），这些“改革的工头”故意从那个时期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剥离我们国家的历史，通过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的棱镜来审视，这些价值观在实践中总是导致对各种小偷和骗子的宽恕，使受害者比罪犯拥有更少的权利，这些实际上并不是“普世的”，而是阶级性的，资产阶级的价值观。

 

围绕斯大林的名字的歇斯底里，达到了这样的程度：一提到斯大林的积极方面（即使是在战争中），人们立刻被嘲笑为“顽固分子”，“斯大林主义者”，并且他们的声音被立即忽视，不再被认真对待。

 

当我开始阅读当地报纸每周发布的关于我的同胞的“一网打尽”式的平反名单时，我开始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我注意到，被“压迫”的人中几乎没有工人，很少有农民，而绝大多数都是那些组成“改革先锋和领头羊”行列的同一群人——专业的党务工作者和商业工作者。但没有人进一步调查他们是应得的惩罚还是不应得的——他们所有人，一网打尽，都被平反和哀悼了。那些提出问题的人立即被激烈地指责为“支持专制”。

 

我的母亲通过工作认识了城里非常多的人（总共不少于2000人），而在这2000人中，只有3个家庭（其中一个是我们自己的）有被压迫的亲属。在这之后，很难相信改革派热烈向我们保证的“压迫”的规模。

 

对于那些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站在一边的自由主义傻瓜和权力机构，我回应说：“人们之所以转向斯大林，是因为他们是清醒的”。因为他们开始辨别出哪里是社会主义的运动和创造，哪里是资本主义的腐败。

 

我们之所以重新发现斯大林，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些掌权者是如此惧怕他（就像寄生虫怕驱虫药一样！），我们意识到——既然他们如此害怕他，那他肯定是我们所需要的！

 

（完）

 

Ирина Маленко伊琳娜·马连科

 

来源：昆仑策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