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席早警告过了
有人说，权贵们不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就好好的玩资本主义不行吗？这个问题主席已经回答过了。
1972年，有人问毛主席：“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就会吃二遍苦吗？”
毛主席不屑一顾地说：“你太高看他们了，他们懂什么是资本主义？最多倒退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资本主义是靠侵略和掠夺别的国家而积累资产的，他们敢侵略谁呀？不被侵略就阿弥陀佛喽。他们只能剥削本民族的百姓，或者贱卖自己国家的资源，以满足自己贪得无厌的私欲。”
主席的通天彻地，真是举世无双啊！
今天就来聊聊为什么中华文明没有选择资本主义。
我从两个角度展开分析。这两个角度分别是：
资本主义到底是怎么回事，
中国的国情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二、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
如果把大航海算作资本主义兴起之始，资本主义的发家史不过500年，而这500年，就是血腥野蛮的掠夺史。什么是资本主义运行的底层逻辑？就是掠夺和垄断。
从西方经济学角度看，如果从其鼻祖亚当·斯密1767年发表《国富论》算起，不过256年。这250多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不仅在全球掠夺、殖民，还因为分赃不均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历史已经证明，维系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根本，就是获取垄断利润和对外掠夺，用暴力手段瓜分全球市场，从全球吸血来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由此提升本国民众的福利待遇和民事政治权利，从而获得他们的拥护，进而粉饰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理性。
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粉饰，已经被资本主义几百年的历史反复证伪。西方从来就没有什么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底层逻辑从一开始就是垄断的，而且与国家暴力机器高度融合。
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底层逻辑具有无政府主义特征，而这明显带着远古部落联盟式分权制的胎记。这种权力架构的基因，也自然而然的反映在他们的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的理论，本质上就是鼓吹政府不要参与经济管理。《国富论》的写作风格像懒婆娘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其中心思想就一句话：
市场自我优化要胜过君王管理。中国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所继承的衣钵，不过如此。
三、西方政治制度本质上是分赃制
资本主义政治体系本质上构建了一个合法的分赃制度。资本主义的法治、三权分立、社会治理的进步，本质上都是在不断的完善这个分赃体系。
简单概括，资本主义早期是殖民主义的屠杀掠夺，中期是瓜分全球市场和产品与资本的双输出，现如今是金融殖民的全球吸血。
资本主义分赃管理的变迁，
从早期大小资本家控制国家和社会，演变为今天企业的高管阶层控制国家和社会。不论怎么变，本质上还是分赃体系的演化。面上看，西方好像没有那么多的腐败案例，其实人家玩的是“利益输送合法化”，就是资本控制选举，在议会和政府中安排自己的代言人，然后这些代言人通过立法和政策法规回馈资本。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旋转门”。
必须承认，高管治理下的资本主义，具有阶级矛盾障眼法。搞资本市场化、资本价值金融化、证券化，大多数人都直接或间接的拥有金融资产，手里拿着几千块的股票，屁股就坐在了资本的板凳上，不同阶级的鸿沟也变得模糊了。可以这样说，资产阶级用金融工具和高管的统治地位，彻底侵蚀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性。
企业高管替代了大小资本家，来管理各类资本家的资产，客观上钝化了阶级矛盾。对经济肌体的健康而言，有利也有弊。
利的一面，打破了阶级跃升的藩篱。
弊的一面，国家和企业治理赌场化。
西方高福利的背后，是庞大的政府债务。各国政府的债务问题，是不折不扣的庞氏骗局，而庞氏骗局一定以国家破产为谢幕曲。
粉丝留言说，我们的资本阶层，赚钱归自己，债务窟窿由人民买单。的确如此，但这也是美西方资本的特征，不是中国独有，只不过各自展现的方式有所不同。下一次美国的经济危机，将不再是周期性的市场出清，而是美国政府的债务危机。
四、从“儒道法三位一体”到人民至上
思考中华文明为什么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需要引入历史和现实两个维度。
中华文明很早熟。先不谈最新考古成就，有明确文字记载的中华文明史，至少有3000年。从周朝说起，周礼从血缘宗法制出发，把中国构建成一个组织相当完善的社会形态。走到春秋战国，这套宗法管理体系的弱点逐步彰显，法家学派就应运而生了。商君和韩非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顺便说一句，若论建功立业，先秦诸子排第一的是商君，排第二的是管子。
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成功的全面社会变革，而且是唯一一次没有经过改朝换代就实现了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等方面的彻底变革，也就是社会治理的全面变革，进而奠定了中华大一统的政治经济制度根基。主席讲“百代都行秦政法”，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秦统一之后的中华文明史，其政治治理思想，基本是儒道法三位一体。举例来说，西汉初期，统治集团奉行“无为而治”；到了汉武大帝，又推行“独尊儒术”，其实还是儒道法合用。所谓“独尊儒术”，不过是汉武大帝整合意识形态的一块金字招牌，其实质一直是三位一体。也可以归纳为大家常说的“外儒内法”。
即便是习惯拿儒家弟子垫牙的韩非子，也承认“礼教”是文明和社会治理的一个翅膀，即“外儒内法”。我习惯这样形容，中华治国理政的智慧就像一个天平，道是轴心，儒法在两边。这套治理思想，一直延续到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毛泽东思想是在几千年文明的基础上迈上了一个新台阶。主席用“人民性”将中华文明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因为主席认定，只有人民民主专政才能破解历史周期率。
儒道法和毛泽东思想的共同特征是，国家治理需要一个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这一点，与主张弱化政府的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完全相反的。资本主义要的是垄断和殖民大众化，自然拼命的妖魔化我们的政治制度。正因为如此，中国与西方是水火不容的两个政治体系。
五、广土巨族是中华文明的根本特征
什么样的制度适合中国，中华文明史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论证。
中国很早就是一个广土巨族的文明共同体，根本原因就在于，
我们有大一统的文明取向。一个统一整合的文明共同体，会带来经济繁荣、人口增长，而经济繁荣、人口增长又进一步壮大了文明共同体，从而变得可大可久。
就文明的体量规模而言，同时期的欧洲与中囯完全不在一个数量级。仅此一点，也足以证明中华文明的优越性。
举个小例子。我们先假定所谓的古希腊文明都是真的，假定苏格拉底、柏拉图都确有其人，也确实写了那么多著作，那又如何？在思考如何借鉴古希腊文明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一个大前提，当年的雅典，也就是古希腊文明的代表，只是一个只有二十几万人口的城邦。这二十几万人中，拥有一定财产和社会地位、因而拥有参与政治生活权利的雅典成年男性公民只有几千人，人口中大量的外乡人、奴隶和妇女是没有任何政治权利的。这个雅典所谓的“民主政治”，是不是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
同时期的中华大地，大约处于春秋战国转换之际。当时的秦晋齐楚等国，每个人口都有好几百万，甚至近千万，其领土面积比雅典不知道要大多少倍。秦始皇一统天下的中国，其版图已具备今天人民共和国的雏形。当时到底有多少人口，学界有争论，应该在三四千万之间。这样一个超大型文明共同体，如何借鉴一个弹丸之地的治理经验？今天学界经常讨论如何学习新加坡的治理经验，新加坡是一个只有几百万人口的中等城市，我们是有14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的超大型文明共同体，面对如此巨大的体量差异和地区发展不平衡，治理经验可以简单的照搬吗？
中国老百姓最朴素的认知，国家分裂意味着战火连绵，而战乱意味着生产大倒退和人口大损失。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中国人民毫不犹豫的拥护大一统，反对分裂割据。纠结于这个问题，主张强化地方分权、甚至分解中华文明的，是极少数脑子被洗坏的混账知识分子。
回看中国历史，大中华合了散，散了又能粘起来，为什么？因为人民一点也不纠结。大一统才有和平，大一统才有安居乐业，大一统才符合民心，人民愿意为国家的统一而战。
六、大一统的大中华只能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之路
历史证明，散装的资本主义制度不适合广土巨族的中华文明。
欧洲始终战乱不息，打到今天，与中国面积大致相当、人口约占我们一半的欧洲，还分成四十几个国家。今天的欧盟还是有利则聚，无利则散，只能同享乐，不能共患难。甚至欧盟能维持多久，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所有这些，都从反面证明了中华文明大一统的优越性。进一步说，也证明了中华文明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自有其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合理性。
说白了，“天下为公”的文明基因，注定了我们不能走“私字当头”的资本主义道路。
然而，我们必须实现工业化，这是中华民族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不二之选。
于是，毛主席率领中国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之路。这是落后西方几百年的中华文明唯一可以选择的道路，也是一条成功之路。经过75年的艰苦奋斗，从纯经济竞争的角度来讲，我们已经赢了。
七、用平台化管理根治腐败是唯一出路
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大中国有大中国的问题。共和国走到今天，腐败像癌细胞一样腐蚀着我们的政治肌体。不客气的说，腐败已经快要将我们的制度优势蚕食殆尽了。
群友说，
当下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治理水平的问题，是先进的生产力与落后的管理能力的矛盾。经济、腐败等问题，是治理出问题的结果，不是原因。不得不说，腐败已经演绎为系统性腐败。
央视推出了最新反腐专题片《持续发力纵深推进》。第一集有一个案例，是讲辽宁省公安厅三任厅长都是巨贪，这三位先后执掌辽宁省公安系统20年，造成辽宁省公安系统塌方式腐败。
李文喜受贿5.41亿元。
薛恒非法收受财物1.35亿元。
王大伟非法收受财物5.55亿元。王大伟的秘书，贪腐金额也是以亿为单位。
公检法是国家机器，公检法系统公权私用，国家法律的尊严荡然无存。
其中，王大伟和忠旺集团交易的背后，是巨大的金融黑洞爆雷。
忠旺集团在香港上市，破产重组前总资产1279亿元，员工38000人。
提高经济管理水平，解决制度性腐败问题，关系到共和国的生死存亡。
巨额腐败案例主要来自三个领域：矿山资源土地开发权金融
提高国家综合治理水平，最大限度的遏制腐败和利益输送，关键是要构建平台化管理的新的信贷体系，从而在这三个领域铲除寻租机会和腐败温床。
八、经济和政治治理能力的升级，是伟大复兴的标配
毛泽东思想的“人民性”，是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升级版。思想有了，还要有与之配套的管理能力，才能实现“道术合一”。“术”乃“道”之用，“道”展现在“术”中，此即道术不二。
回望中国历史，对比中美两国的现实问题，我们可以信心十足的说，从古至今，中国人的政治愿景和政治实践不是我们的制度短板，而是我们的制度优势。当下的任务，是能不能升级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从制度设计上最大限度的铲除寻租的土壤和腐败的温床。
当下急需解决的主要问题：
百万亿地方债，
房地产泡沫破灭后留下的债务窟窿，
4000多个金融牌照背后的雷。
后面还有多少雷，不得而知。化解这些债务黑洞，如果国家不破产，我们只能依靠未来的财政收入来逐步填上这些债。说穿了，今天我们欠下的债，要子孙来还。
九、先立什么最紧迫
中央提出来，2024年要“先立后破”，我理解的“先立后破”是这样的。
立：就是构建一个新体系，像重打锣鼓另开张。
破：有了新体系，再逐步拆除旧体系。
先立后破，为什么必须这样做？因为不这样做，没有别的路可走。至于党中央到底要立什么，我们还无从得知，这里先简要谈一谈我设想立什么。
1、立：信贷改革。
信贷改革是纲，纲举目张。为什么信贷改革是纲？我给你贷款，你就要跟着我的管理制度走。就这么简单。
2、立：金融市场改革。
将金融产品分类，分而治之。构建两个市场：固收市场和投机市场。俗话说，猫有猫道，狗有狗道。
3、立：国有资产管理的改革。
分拆企业，把每个企业的责任和业绩考核单一化，最大程度的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实现在管理上化繁为简。管理的化繁为简很像手机的设计，内部的设计越来越细化，用户的体验越来越简单。
4、立：政府经费的管理。
地方政府财权太大，权力不受控的漏洞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已经远远大于激励地方政府竞争的正面作用。我们不能将经济治理的希望，寄托于地方官个人的道德品性。能不能实行两级政府报账制，地方政府管事不管钱？不拿走地方政府过大的财权，继续这样浪费和腐败，国力难以承受。
5、立：政府投资的管理。
每一个政府主导投资的项目，都由中央会计院和中央审计院实行一竿子插到底的平台化管理。立这个，最紧迫。新的政府投资有了新式平台化管理，我们才能启动政府的有效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逐步化解地方债问题。
这些思考的核心论点，我们概括为“人民金融一二三”和“政府经世济民一二三”。
货币和产业管理方面的具体论述，归类在各个视频合集之中，大家可以回放。其核心点，我还会车轱辘话反复说。
马霞、风铃
2024年1月10日
来源：马霞价值投资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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