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胡适也认为，“日本不是中国的敌人”。
胡适一直认为，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是因为两国之间有误会。胡适还认为，
“面对日军侵略，我们万万不能反抗。一旦反抗，本来没有仇也要变得有仇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和谈，要劝说日本人坐下来，要和他们心平气和地讲道理”。
“只要大家冷静下来，把道理讲清了，日军自然会撤退，中日自然亲善了，国安民乐，岂不美哉”？
他还说：
“老胡觉得，中日之间最大的问题不是日本，而是中国的“抗日分子”，因为抗日分子太“仇日”了，让中日之间有了仇恨，让日本人不满意了，所以日本就要惩罚、报复中国。”
在胡适看来，只要是妥协投降，都是“文明”的表现，只要是反抗，都是“野蛮粗暴”，有碍国际观瞻，容易引发“友邦惊诧”。
1914年，日本强占山东，1915年，日本强迫北洋政府接受丧权辱国的条约，这时候的胡适就跪舔北洋政府“英明”——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
当时举国上下怒斥北洋政府卖国，胡适却跳出来骂爱国学生，说学生们得了“爱国癫”。
在对日问题上，胡适一贯主张不抵抗，他有一句名言叫做：
“我情愿亡国，绝不能对日作战”。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对宋子文说：
反正东北都丢了，我们打不过日本人，不如顺水推舟，把东北送给日本，换取和平.......
1934年，胡适在北大讲坛上鼓吹“抵抗三日亡国论”，引发学生们的怒火，被学生们狂嘘，有人记载当时的情况：
“1934年秋季在第三院大礼堂召开的全校师生大会。那天天气晴朗，出席人数相当多。大礼堂内已经挤满，外面也站着许多人.....胡适先生在上课......当时我站在讲台旁边，眼见胡适在台上面红脖子粗，他说一句，嘘一阵，我只听见打仗三日就亡国的谬论，余多听不清楚。”……
最终，胡适抱头鼠窜跑了，几个月不敢在北大露面。
1935年，“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军蚕食华北；
在这。个时候，胡适主张放弃东北三省，致信蒋介石，建议“承认”伪满洲国。
胡适给出的理由是：
以东三省数千万人民被日本蹂躏50年为代价，资源被日本掠夺50年为战略，可“继续剿共50年”。
胡适对“卖东北”有着极强的执念。
他写道：
“我们应该抱定壮士断腕的决心，以放弃东三省为最高牺牲，求得此外的疆土的保全与行政的完整，并求得中日两国关系的彻底调整！”
“日本人对于满州之承认，真是梦寐求之。彼应知我国必不肯放弃，故造出不需要承认之说，其实彼万分重视此一点，因为彼应知我不承认则国联会员国与美国皆不肯承认，故彼四年来在华北的种种暴行，十分之八、九是要造成种种之局势以逼迫我国之承认满州也”。
他的意思是，日本人之所以侵略我们，是因为我们不承认满洲是日本的啊，我们不承认，日本人就焦虑，焦虑就要侵略啊……都是我们的错，没有满足日本的需求，我们需要反思！
他还说，委员长你一定要下定决心，不要在乎个人的声誉和老百姓的意见，对日本妥协，苦一苦百姓，骂名你来担，这样才能求得“和平”。
宋子文看得目瞪口呆，回了一封信，简略说就是：“没想到你胡适之丧心病狂到这个地步，我都看不下去了”。
胡适对日本百般跪舔，却对抗日的中共百般仇视，他公开宣称：日军侵华的原因是中日两国之间有仇恨，所以我们要尽量用和平外交的方式化解仇恨，而不是武装斗争。而对某些政党，则应该赶尽杀绝，因为他们是“一群残破无力的土匪”。
1936年，胡适还在谈不该“仇恨日本”，他说
“这个仇恨的心理一天不解除，中日关系一日得不到调整，合作和亲善更谈不上……”
鲁迅先生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一文痛骂胡适，说他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军师”：
“几年前，胡适博士曾经玩过一套“五鬼闹中华”的把戏，那是说：这世界上并无所谓帝国主义之类在侵略中国，倒是中国自己该着“贫穷”，“愚昧”……等五个鬼，闹得大家不安宁。现在，胡适博士又发见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延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适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朋友”上条陈.......“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这据说是“征服中国的唯一方法”。不错，古代的儒教军师，总说“以德服人者王，其心诚服也”。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中国小百姓实在“愚昧”，原不懂得自己的“民族性”，所以他们一向会仇恨，如果日本陛下大发慈悲，居然采用胡博士的条陈，那么，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中国固有文化，就可以恢复：——因为日本不用暴力而用软功的王道，中国民族就不至于再生仇恨，因为没有仇恨，自然更不抵抗，因为更不抵抗，自然就更和平，更忠孝……中国的肉体固然买到了，中国的灵魂也被征服了。”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这时候蒋介石都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全民族抗战了，胡适还在拖老蒋的后腿，在庐山谈话上，胡适还在替日本人做说客，劝蒋介石“再做一次和平的努力”，来“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50年和平”。这个时候，七七事变都发生了，日本人都打到头上来了，明摆着要灭亡中国了，胡适还在“谋求和平”？这不是劝老蒋“和谈”，而是在劝老蒋“投降”。
蒋介石后来对胡适的评价是：
“（胡适）徒有个人而无国家，只有私情而无道义！乃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乃危害国家、危害民族文化之蟊贼！其人格等若野犬之狂吠！”
就连买办、帝国主义走狗都觉得胡适有点过于极端了。
胡先生，您到底是哪边的啊？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平原公子”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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