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时期以来，“当代《金瓶梅》”一词，在文学界颇为流行且热火，仿佛令人觉得，一部“当代《金瓶梅》”的出现，是非常“伟大”与“荣光”的事情，值得大加颂扬与褒奖，以广其闻。而文学界则更是兴奋异常，视“当代《金瓶梅》”的诞生为胜事，以为能写出“当代《金瓶梅》”者，非大师莫属。当然也有的同行作家不以为然，只是惮于文坛主流的认可、推崇，只好把“百家争鸣”抛诸脑后，缄默无语。不过这种文学景象，注定是不可能持续太久的。果然，近期随着社会群众对“屎尿诗”的群起批评，“当代《金瓶梅》”的作者也同时出现在了舆论的前台。“屎尿诗”以恶浊的气味污染人文环境，“当代《金瓶梅》”则以色情坏人心术，两者前后映照，互为表里，倒也少见！难怪民众的一片汹汹质疑之声，竟然成为建国以来文坛仅有之景观！所谓“当代《金瓶梅》”，是一个褒奖词。最早所指是《废都》，近期所指是《暂坐》。这个说法，究竟出自谁人之口，不得而知，但从近来《暂坐》荣获大奖来看，证明对“当代《金瓶梅》”的认定，是不会虚妄的了！然而，我对此却是颇为怀疑的。我不怀疑今天的作家能不能写出明代《金瓶梅》那样的文字水平，我怀疑的是，今天的作家，文学创作以《金瓶梅》作为崇拜、模仿的对象，并受到学者专家的高度赞许、推崇，这到底是对《金瓶梅》情有独钟还是别有衷曲？中外古今，文学经典不少，为何独一看好《金瓶梅》？模仿经典也好，蹈袭故旧也罢，这同“伟大”与“创新”毕竟是毫不沾边儿的。何况，《金瓶梅》这种以色情描写著称而备受历代争议的作品，有什么必要拿到今天来张扬崇拜呢？《金瓶梅》究竟是一部怎样的书？明代著名文人沈德符在《顾曲杂言》中曾经说过这样一个故事：作家冯梦龙从他人处见到一部手抄《金瓶梅》，十分惊喜，便怂恿朋友拿钱刻板印刷，结果无人敢出面做这件事情，原因是担心“一出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将来阴间的阎罗王会追查责任的！①由此看来，《金瓶梅》从写出之后就是一部只在少数人手中偷阅的禁书。为什么要禁？原因很简单，就是它能“坏人心术”！《金瓶梅》是一部“秽书”，这是无可置疑的。鲁迅认为，“就文辞与意象以观《金瓶梅》，则不外描写世情，尽其情伪，又缘衰世，万事不纲，……因予恶谥，谓之淫书。而在当时，实亦时尚。”②这里包含有两个意思：一，《金瓶梅》写作的时代，是一个“万事不纲”的“衰世”；二，《金瓶梅》所以是一部“淫书”，是由于当时那腐朽的社会风气促成的，当时那种普遍的“腐朽”，已经成了“时尚”，《金瓶梅》中的那些荒淫的描写，就是这种“时尚”的反映。《金瓶梅》所以能够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是因为它真实地描写了明代社会士大夫阶层腐败的丑恶现象，赤裸裸地表现了那时的社会病态，是可以作为一部“世纪末”荒唐堕落的心灵史来看的。这就是它在文学史上的价值。如此我们便明白了，《金瓶梅》的艺术特色，是泛滥的淫欲描写；《金瓶梅》思想特色，是一首衰世的悼亡曲。这些，作者所表现出来的艺术功力，确都是独一无二的。文学是表达思想的艺术。思想不同，书写表达也就不同。文化的颓废，往往首先是思想的颓废。文学的颓靡之作，与思想的颓废密切关联。有的人把过分的色情与淫欲描写，说成是塑造“人性”的需要，其实并不尽然。不错，文艺写“人性”，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但“人性”的含义是多方面的，并非仅是“男女之性”。杀身成仁是“人性”，报国牺牲是“人性”，洁身自律是“人性”，胸怀道义，嫉恶如仇也是“人性”。而我们有的作家，为什么总是盯在“男女之性”上津津乐道呢？崇拜《金瓶梅》，仿效之，追模之，以此浪博名著遗韵，被评家捧举为高端，以之为荣。这种心态与操弄，如果不是别有用意，便是纯属误识与误导！今天颂扬《金瓶梅》，既不合时宜，也无艺术新意，有之，大概只是生理欲念的抒泄吧。而男女性爱的露骨描写，有伤风化，害大于益，视为“败俗之音”，似不为过。醉心于以颓靡为乐、以疮痂为美的“审美”艺术，究竟价值几何？每读李煜那“亡国之音”的诗词，想起“以史为鉴，可知兴替”的话，对于“雅正”与“狭邪”的鉴别铨衡，难道不应当引起重视吗？文学是时代的一面镜子。作家的感情与创作思维，是离不开自己所处的时代的。无论是现实题材抑或历史题材，无不如此。今天仿写《金瓶梅》，与时代精神相悖，与社会环境不合，这样的书写，极不可取！《金瓶梅》作者是假借《水浒传》中的北宋人物，而反映作者所处的明朝社会的。据专家考证，作品的时代大约在明朝嘉靖或万历年间。而此时的明朝，“是社会风气最黑暗、最污浊、最腐朽的时代。”③明朝末年，社会腐败，阶级矛盾加剧，贵族士大夫酒天花地，荒淫无耻，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最后在满族入侵与农民大起义的烈火中寿终正寝。当时《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他为了迎合当时士大夫低级趣味的精神需求，在《金瓶梅》中极尽色情描写，以取悦读者。这是《金瓶梅》产生的时代背景。“应该说，在《金瓶梅词话》以前或同时的我国小说中，没有一部能够像它那样深切地揭示社会的黑暗，政治的腐败。”④很显然，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已经与《金瓶梅》的时代，大不相同。一部作品的语言艺术可以模仿学习，思想倾向则不能与时代精神相悖。否则，其文学价值便要大打折扣，其现实意义也值得怀疑。因此，出现一部所谓“当代《金瓶梅》”，作为百花中的一“花”，以“创作自由”的角度目之，可以有存在的理由，但决没有被吹捧而成为“花中之王”的理由！如果硬要将它当做“化腐朽为神奇”之作，那么作为作者，那是一种心理癖病；作为捧者，则是在欺蒙作者和读者。欺蒙作者事小，欺蒙读者事大。作者、读者、评论者，如此三者的诡异气氛，怎不令人忧虑深深！因此，我倒是希望《废都》与《暂坐》，远离《金瓶梅》为好。或者只是袭其皮毛，未得真髓。这样，问题倒还小一些。否则，如果真像被人称誉的那样，《废都》、《暂坐》，从里到外，就是恰恰的“当代《金瓶梅》”，那就麻烦了！为什么？明朝末年腐朽的土壤，产生出了文学奇葩《金瓶梅》；面对“当代《金瓶梅》”，读者必然要问：“当代《金瓶梅》”是怎么产生出来的？三思之后，人们将怫然惊呼：“今天也与明朝末年那样腐朽了吗？”岂不知，“当代《金瓶梅》”的出现，文学界把它当做一个“大作家”搞出来的“大成果”，对于国家来说，却不啻遭受了一次侮辱——对时代的侮辱！人们不禁要问：那些吹捧《暂坐》为“当代《金瓶梅》”的先生们，你们相信今天的中国有着明朝末年那种腐朽衰亡的征象吗？你们相信《金瓶梅》重现于今日的合理性吗？奉劝褒奖“当代《金瓶梅》”的文学“权威”们，还是以国家利益为重，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为弘扬文学的社会主义人民性多做点事情吧！否则，任何为利欲而苟容的作为，任何拿公器以徇私的勾当，皆非君子之行，而是对文学这个圣洁殿堂的严重玷污！当今中国，已经不是五百年前《金瓶梅》时代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正以雄健的脚步、伟大的理想，以前无古人的姿态，在消除腐败，净化生态环境，加速繁荣富强的奋斗中迅速崛起，这是世界所公认的。《金瓶梅》的时代早已经成为历史；《金瓶梅》一书，只能作为艺术遗产存在于文学史中，要它在今天“返魂重生”并为其推波助澜，恐怕人们是要质问的：自古文章重风骨，甘心颓靡，意欲何为？①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原载1933年《文学》杂志第一卷，转引自《金瓶梅论集》，1986年版，第1页③吴小如：《我对<金瓶梅>及其研究的几点看法》，《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④章培恒：《论金瓶梅词话》，载《金瓶梅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作者系山东省潍坊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来源：“红色文化网”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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