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美战略相持已加速进入以中国为优势方的后期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所表现出的新文明联动已现雏形并立住了脚跟，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世界帝国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松动。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期的、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将变得更加无理性、更加疯狂。美国的绝望和疯狂加速了旧世界的衰落与新世界的出现，这为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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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一段时期，我们看到的将是美帝国疯狂无底线的反扑。为此，“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一）中美战略相持已加速进入以中国为优势方的后期阶段
自中国抗疫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俄罗斯“特别军事行动”取得相当稳固的战果并基本达到了战略目标后，华尔街美国在由自己开启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东方和西方两条战线均遭严重挫败，力量对比的优势逐渐转到中国和俄罗斯一边。今后如果还看不到足以导致地区乃至世界大破坏或大毁坏——这是高利贷资本放贷并获利的基本社会条件——的结果，届时华尔街自己将面临破产的可能。
目前，为了击败中国和俄罗斯，华尔街资本财团做的资本投资已近极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在2020年10月14日发布的报告称，2020年全球政府债务将达到几乎与全球GDP（约90万亿美元）同等的规模，创历史最高水平。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总计12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措施，如何使庞大的债务规模恢复至正常水平将是疫情后面临的重要问题。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称，截至2020年7月底，发达经济体债务水平占其国内生产总值
（GDP）的比重已经攀升至128%，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1946年，这一比重为124%。1946年，新兴经济体前身的国家债务占其GDP比重为469%，目前，这一比重为628%。其中，美国“2020年财年的债务总量已经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98%，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债务水平上一次超过经济产出是1946年，债务水平达到了106％”。2022年10月8日，美国未偿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311万亿美元，占GDP比例已超120%。这表明美国即将加入日本、意大利、希腊等负债超经济体总量的国家行列。有报道指出：“尽管二战导致发达国家债务飙升，但得益于战后经济快速复苏，发达经济体债务迅速下降。到1959年，发达经济体债务占其GDP的比重降至不到50%。不过，这次债务水平下降可能没有二战后那么快，无论是人口增长率还是经济增长率都与那时不能同日而语。”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各国已转入恢复经济的轨道。而这次有利于债务还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还远远看不到，如此下去，华尔街的破产就不是不可以想象的了，靠借债治国的美国面对的如果不是苏联式的解体，那就可能是革命——这是最令华尔街大佬们担忧的事。2016年到2019年，美国国防投资增长从-06%飙升到56%，而到2021年美国国防投资猛跌至-09%。这反映出华尔街对白宫的借贷能力已力不从心，反过来说就是对美国还贷能力已失去信心。2022年10月11日《华盛顿邮报》披露，美国总统拜登曾私下里告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他表现出不领情的样子，一直说援助不够，那么自己就很难继续向美国国会要钱。
今天美国的战略与20世纪的美国不同，20世纪的美国始终与一个有胜利潜力的大国（先是苏联后是中国）捆绑在一起。进入21世纪后的美国则不同，这时它不仅总是在与两个有胜利潜力的大国（俄罗斯和中国）同时作对，而且还不断削弱昔日的盟友。近几年美国更是用日益极端的方式（比如在俄乌冲突中支持乌克兰，在台湾问题上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将俄罗斯与中国紧紧地逼到一起。
大国力量不同组合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是有历史规律可循的，这就是1-2=-1。历史表明，世界上没有一个大国有力量可以同时与两个以上的大国对抗。古罗马人开始只是为了自卫，先与北方的高卢人打仗，后又与南方迦太基人发生战争，取得辉煌胜利，后继续向整个地中海国家进攻，结果导致整个罗马帝国灭亡；19世纪初，拿破仑与英国作战，取得辉煌的胜利，继而于1812年轻率深入俄国，其后3年便遭到失败；20世纪40年代，德国希特勒开始跟英国作对，赢得西欧，1941年正在得意之际挥师直奔苏联，其后又是3年便遭到失败；同时期的日本与中国开战，初期取胜，1941年年底又与美国开战，其后还是3年失败；20世纪50年代在朝鲜战场上，美国与中国和苏联对阵，美国3年便败；60年代在越南战场上，美国还是与中国和苏联作对，时间是长了些，但结果也是败得没有面子。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与中国和美国作对，结果苏联很快败阵并于戈尔巴乔夫时期解体。“9·11”事件后，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更是点名向多个所谓“邪恶轴心”国家叫板，从此美国国运败象显露。现在拜登政府又直接单挑中国和俄罗斯，如果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是老虎吃天，只能是耗尽虎力后一无所获。
具体再看看苏联是怎么解体的。事实上，苏联是在“五大三粗”即军事实力仍然强大时解体的。解体前的苏联仍是令西方国家非常恐惧的国家。直到1978年之前，美国
（GDP）增长率始终不如苏联。为什么苏联经济在1978年后严重下滑直至解体？这是由于苏联原来只用于对付美国的资源不得不转为同时对付美国和中国。这使得苏联外交形势严重恶化。同样的道理，今天的美国经济支付能力萎缩的原因与当年苏联是一样的，都是陷入了1-2=-1的战略困境。
毛泽东明白并善于运用“1-2=-1”这一可视为大国力量组合的规律。1972年1月6日，毛泽东同周恩来、叶剑英谈外事工作时说：“其实这个公报没把基本问题写上去。基本问题是，无论美国也好，中国也好，都不能两面作战。口头上说两面、三面、四面、五面作战都可以，实际上就是不能两面作战。”送走尼克松后，7月24日，毛泽东在与周恩来、姬鹏飞、乔冠华、王殊等谈国际问题时，再次叮嘱：“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可以利用矛盾，就是我们的政策。两霸我们总要争取一霸，不两面作战。”毛泽东始终在避免的战略错误，昨天的苏联和今天的美国却在不知疲倦地重复，而今天的中俄已经完全避免，其间的输赢已无悬念。
解铃还须系铃人，现在的问题是这个“铃”被美国系得太死了以至于很难有解。美国自里根以来适逢世界特别是东亚经济崛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中国对储备美元有非常大的需求，大规模的美元输出使美国在获得了极丰厚的高利贷回报的同时，也使美国实体经济此后受到重创。2009年美国奥巴马政府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但由于它不能给私人投资者在短期内带来高于海外投资的丰厚的利润，结果成效十分有限。1990年—2017年，第三产业对美国GDP的贡献率从105%竟飙升到89%。但第二产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从-011%上升到17%。美国失去了实体经济支撑，高利贷的丰厚回报反伤了美国的国力。
特朗普上台后又要坚决与产品大国——中国的经济“脱钩”，这造成美国经济通胀日益严重，而通胀只能通过加大物质生产（这对美国政府来说已力不从心），而不能通过进一步借贷（这对美国政府来说已得心应手）来缓解。在经济“脱钩”的同时，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其发动的以生物战为主要打击手段、以中国为主要战场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东方战场惨遭失败。此后，如果世界再不能出现大规模的战乱并由此引发对美元的大规模高利借贷，那破产的就不仅是美国，更是华尔街，而华尔街的破产则几乎就是资本主义的破产——这可是自英国工业革命以来的天大的事！于是在东方战场非传统生物战的一无所获，就必须从西方战场传统热兵器战争中寻求补偿。这就是乌克兰向俄罗斯率先发难的“没有主义，只有生意”的深层动因。
看美国问题要看华尔街，不要看白宫；要看利润，不要看声明。在乌克兰问题上，华尔街没有主义，只有生意。当美国资本家无利可图时，乌克兰也就退出战场了，就像昨天的蒋介石，失去了美援也要退场一样。但是，俄乌冲突发展至今，欧洲并没有出现美国和英国朝思暮想的以欧俄为主战场的世界大战，欧洲不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绝对立场就是对“第三次世界大战”转向欧洲的绝对抵制。欧洲人知道美国就是在欧洲分裂的基础上利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摧毁了、褫夺了欧洲的世界霸权。这次欧盟国家与美英国家看似站在一条反俄战线上，但在制止蓬佩奥将“第三次世界大战”推向欧洲战场的问题上，欧洲与俄罗斯却是暗通款曲，心照不宣。他们知道俄欧一旦开战，退场的不会是俄罗斯——欧洲在历史上从没有打败过俄罗斯——而是欧盟和欧元。如果乌克兰泽连斯基或美国政客再不能拱出更大的战火，特朗普以来白宫从华尔街借出的庞大的军工投资就无以回报。如此，华尔街的破产继而美帝国的坍塌，就不是不可思议的。
没有主义，只有生意，是认识美国外交本质的重要视角。对此，毛泽东看得明白，讲得清楚。1960年美国国家安全各部门雇用的人员达3700万人。有关国家安全的各项主要开支共为457亿美元，约占政府预算的58%，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1950年至1959年，美国全国企业数量扩大了765%，而国防部开支则增加了2462%。美国最大的50家公司获得了全部主要军事合同的65%。1960年6月8日，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材料后批示：“此件印发各同志。值得研究。美国为什么不愿意裁军呢？答案就在这里。这是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个庞大的军力和一个庞大的武器库。”1973年6月5日，他告诉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说，越南战争“花了一千二百亿美元，打了十一年。一个不能讲越南话的美国兵，离开美国多少公里，跑到越南送死，那个能持久啊？其所以能打十一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要消耗那些B-52之类”。现在回头看，当时美国政府发动对朝鲜和越南的侵略战争，是通过战争消化“庞大的武器库”以偿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债务。
毛泽东的分析及结论对于认识当下美国对于乌克兰危机所采取的“只嫌事小，不嫌事大”的立场也是有帮助的，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军火商人拼命要消耗那些B-52之类”。与昨天不同的只是，昨天美国还在朝鲜和越南出兵流血作战，今天美国自己只出钱——这钱是要还的，流血的只能是乌克兰。2022年11月9日，俄罗斯卫星社报道称，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阿纳托利·安东诺夫
（Anatoly Antonov）在接受该社采访时表示，美国在经济上有兴趣通过乌克兰与俄罗斯进行消耗战，他说：“为什么会这样？有数个原因，其中之一是存在经济利益。通过大规模销售军用产品、供应液化天然气来‘捞油水’。”
在俄乌冲突中美国人最愿意看到的结果是它引发俄欧战争，目前看，俄罗斯在东乌地区实现了它既落实《明斯克协议》又没有引起与欧洲全面战争的战略目标。2022年8月26日（当地时间），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接受法国信息频道
（La Chîne Info）采访时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是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他说：“俄罗斯之所以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就是为了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特别军事行动其实是可以避免的，如果乌克兰领导层有勇气承认现实，如果乌克兰领导层没有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迫害自己的民众达八年之久，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乌克兰和俄罗斯公民受害，俄罗斯不会发起军事行动。正是因为乌克兰政府这些年来的所作所为，迫使重大利益受到威胁的俄罗斯不得不采取特别军事行动。”
目前看，俄罗斯在乌克兰超额实现了在防止欧洲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提下巩固乌克兰东部地区《明斯克协议》成果的战术目标。
2022年俄罗斯在西方战场的胜利和2020年中国在东方战场抗疫斗争的胜利都是美帝国土崩的前兆：2020年的“武汉保卫战”“北京保卫战”连同2022年的“大上海保卫战”，其意义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和库尔茨克保卫战，20世纪40年代发生在苏联战场的这几场战役——相对于诺曼底登陆等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定性的硬仗。21世纪20年代发生在中国武汉和北京的两场保卫战的胜利，使得西线战场上俄罗斯的胜利有了地缘政治的保障。目前俄罗斯在西线、中国在东线取得的胜利，为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守住了最基本的底线。可以设想，如果没有中国与俄罗斯在东西方战场的联动式胜利，从2020年始，世界和平和人类文明就会倒在资本法西斯的脚下，21世纪的历史就会倒退到——用马克思的话说——“洪水期前的形式”：高利贷资本的统治配之以生物病毒的全球肆虐，使21世纪初的世界重复20世纪初的世界场景，这就是战火连天和哀鸿遍野！
今天，中国和俄罗斯在被有些美国政客命名的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东西两条战线已取得相对稳定的优势，由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判断：自美国与中国“脱钩”后历史所出现的中美战略相持已加速进入以中国为优势方的后期阶段，当然这也是最残酷因而最艰苦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国和俄罗斯在欧亚大陆所表现出的新文明联动已现雏形并立住了脚跟，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世界帝国体系，正在发生结构性松动。
（二）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将更加无理性、更加疯狂
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期的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将变得更加无理性、更加疯狂并具有“国家恐怖主义”特点。
在欧亚大陆的西头。2022年8月20日，俄罗斯知名社会学家亚历山大·杜金
（Alexander Dugin）的女儿达莉娅·杜金娜
（Darya Dugina）遇刺身亡，普京称这是“卑鄙而残忍的罪行”。8月23日，英国执政党保守党党首伊丽莎白·特拉斯
（Elizabeth Truss）表示，如果有必要，她“准备好”按下核按钮——即使那意味着“全球毁灭”。9月6日，特拉斯正式就任英国首相。9月13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办公室发布了一份“乌克兰安全保障草案”，其中建议欧盟国家、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和土耳其作为其安全担保国。该草案建议上述国家投资乌克兰的军事工业基地，大规模提供武器和情报，并在欧盟和北约的主导下进行军事训练和联合演习。草案还提出，欧盟国家应向基辅长期提供武器及财政援助。俄罗斯国家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在社交平台上写道，基辅的“安全保障草案”是迈向全球冲突的第一步。他指出：“基辅酝酿出了‘安全保障草案’，这实质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序幕。”随着美俄之间的情况愈发剑拔弩张，美媒再曝出一则重磅消息——美军将对包括普京在内的俄高层进行“斩首行动”。
在欧亚大陆的东头。2022年6月22日，西北工业大学发布公开声明，该校遭受境外网络攻击；9月5日，中国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和360公司分别发布了“西北工业大学遭受美国国家安全局
（NSA）网络攻击的调查报告”。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长南希·佩洛西
（Nancy Pelosi）窜访中国台湾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续在台岛周边开展一系列反制军事行动。美国参议院于当地时间9月14日通过“2022年台湾政策法案”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据称，许多条文都要帮助台湾增强防卫实力，以及提升台湾驻外机构的地位。10月7日，美国政府公布了一系列全面出口管制措施，其中包括让中国无法获得世界上任何地方使用美国工具制造的某些半导体芯片。这些规则建立在2022年稍早美国政府在给一些大型芯片设备制造商的信函中提出的限制上。美国商务部在给科磊
（KLAC）、泛林研发
（LAM）和应用材料
（AMAT）等公司的信中提出的限制，实际上要求这些企业停止向生产先进芯片的中国工厂出口芯片制造设备。公布的部分措施将立即生效。报道称，这一系列措施可能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华技术出口政策的最大转变。
美国这些严重不顾外交起码体面（遑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原则）的行为已说明，在中国和俄罗斯面前，华尔街美国已进入有失理性的疯狂状态。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方战场不能获利的情况下，今后几年美国在台海方向将表现得更加疯狂与无理性。疯狂是因为绝望。美国海军陆战队前成员、地缘政治专家布莱恩·布莱迪克
（Brian Berletic）看明白了这一点，他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华盛顿在对台政策上确有从“战略模糊”转向“战略清晰”的趋势。“然而，这不是出于冒险主义，而是出于绝望：因为美国没有时间了。”他表示，中国经济军事实力的迅速上升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美国直接或通过其代理人挑起冲突，它相对于中国的优势会越来越小。“随着自身作为全球霸主地位的下降，一种绝望感现在已明显在美国占据上风。”
绝望，不仅是说华盛顿对未来没有信心，而是说在东西方两条战线上受到的重挫，使支撑华盛顿信心的物质条件快速消失。不要说美国政治上一无所获，即便美国华尔街财团利用早已同时准备好的病毒和疫苗专利借疫情大发横财——用蓬佩奥的话说就是“全球都在给我们国家送钱”——的企图也落了空。在西线，美国偷鸡不成又蚀米：美国支持乌克兰的目标不是维护乌克兰的主权安全，而是要让乌克兰卖惨，把欧洲和北约诱向东扩并由此与俄罗斯发生全面战争乃至世界大战。但一年多过去了，欧洲大战的影子也没出现。自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承诺向乌克兰提供的安全援助总额已达约98亿美元。美国国会2022年4月28日（当地时间）通过了《乌克兰军事援助租借法案》，针对该法案，俄罗斯国家杜马（议会下院）主席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
（Vyacheslav Volodin）警告称：租借不是免费的，美国对乌租借的武器需要几代乌克兰人来偿还，泽连斯基正在将自己的国家推向债务深渊。路透社当日报道说，“乌克兰把自己抵押给了美国”。9月13日（当地时间），乌克兰政府通过了2023年财政预算，其中约298亿美元支出用于安全和国防领域，相当于年度预算总额的50%。
在乌克兰军队节节败退且对俄基本没有还手之力的今天，已看不出乌克兰对美国、华盛顿对华尔街及军工财团还有什么可持续的还贷能力，也看不出华盛顿与乌克兰可以为华尔街打开一个更有利的还贷和借贷环境——比如世界大战或地区性的大灾难。考虑到目前发达国家的债务水平已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的1946年，那么，目前美国在东方和西方这两条战线受到的重挫，几乎把华尔街推向破产的边缘，而目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美国日益升级的歇斯底里的病态外交，都是当代美国金融-高利贷帝国主义没落触底前的回光返照。
（三）抓住历史时机，加速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现在，暴风雨不仅比人们预料的提前来临，而且还愈演愈烈。1962年，毛泽东对这个形势的到来曾有准确的判断，他告诫全党：“从现在起，五十年内外到一百年内外，是世界上社会制度彻底变化的伟大时代，是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是过去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不能比拟的。处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必须准备进行同过去时代的斗争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特点的伟大的斗争。”变化的结局必然是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一定战胜资本主义。但是，仅仅在战略上蔑视对手是远远不够的，当前我们最要紧的是战术上重视对手，知彼才能知己。对于新时代的中国而言，不管世界形势怎样万变，我们政策制定都要牢牢抓住祖国统一及由此加速推进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条主线。
首先，自2020年迄今，中国和俄罗斯在东西方两条战线取得胜利的同时，也消耗了华尔街美国的最基础储备，以致美国开始用收割盟友欧盟的方式来弥补这份损失。不可否认，美西方国家的基础资源总量也是很大的，但它们的私人所有制度大大内耗了其资源的使用效率。1991年11月，也就是在苏联解体前一个月，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的讲话也道出这一点，她说：“苏联是一个对西方世界构成严重威胁的国家。我讲的不是军事威胁。从本质上讲，军事上的威胁并不存在。我们这些国家装备精良，包括核武器。我指的是经济上的威胁。借助计划政策，加上与独特的精神和物质刺激手段相结合，苏联的经济发展指标很高。其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过去比我们高出一倍。如果再考虑到苏联丰厚的自然资源，如果加以合理地运营，那么苏联完全有可能将我们挤出世界市场。因此，我们一直采取行动，旨在削弱苏联经济，制造其内部问题。”
今天美西方同样的焦虑又移至中国。索罗斯2019年9月9日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的那篇文章说得比撒切尔夫人更狠，他明言如果不能打倒新时代中国，“任其扩展”，那么，“在中国乃至全球都可能敲响开放社会的丧钟”。撒切尔夫人说完那番话后的一个月即1991年12月25日，也就是在西方人的圣诞节这天，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解体。28年后，索罗斯也说出与撒切尔夫人同样但更恶毒的话，令特朗普、蓬佩奥等反华政客没有料到的是，中国并没有在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和香港暴乱的连续打击中倒下，相反还赢得了全局性和体系性的胜利。
反者道之动。美国的绝望和疯狂加速了旧世界的衰落与新世界的出现。美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和前所未有的打击力度，无间歇地先向中国后向俄罗斯出手，这些反而使中国和俄罗斯焕发出强大的国家动员力和抵抗力，并取得了全局性和体系性的胜利——胜利的副产品是在原有的西方体系尤其是金融体系之外又生长出一个以中国和俄罗斯为中心，以“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为纽带，以资源大国俄罗斯货币卢布和产品大国中国货币人民币为基础信用的世界新文明体系。这个新文明体系因美国破坏力度空前增大而加速扩展。
最令美西方国家恐慌的是，这个“控制体系”的生长点恰恰在英国地缘政治先驱哈尔福德·麦金德
（Halford Mackinder）论述的“枢纽地区”。1904年麦金德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上宣读《历史的地理枢纽》论文,提出著名的世界“枢纽区域”的理论。1919年，麦金德把他的这个理论提炼为富有冲击力的“心脏地带”的概念，并以更简洁的短句作出如下概括：“谁统治东欧，谁就能主宰心脏地带；谁统治心脏地带，谁就能主宰世界岛；谁统治世界岛，谁就能主宰全世界。”
2001年在中国上海宣布成立的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简称“上合组织”），目前拥有包括伊朗在内的9个成员国、3个观察员国、9个对话伙伴国。上海合作组织有两个常设机构，其中行政机构秘书处设在中国的北京，地区反恐怖机构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负责推动组织经贸合作的上海合作组织实业家委员会位于俄罗斯的莫斯科。2022年9月14日—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会议发表了关于维护国际粮食安全、国际能源安全、应对气候变化、维护供应链安全稳定多元化等多份声明和文件，签署关于伊朗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义务的备忘录，启动接收白俄罗斯为成员国的程序，批准埃及、沙特、卡塔尔、巴林、马尔代夫、阿联酋、科威特、缅甸为新的对话伙伴，批准成员国睦邻友好长期合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等一系列决议。
辩证法是被压迫人民的守护神，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天下苦美帝久矣，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义可乎？近200年前，全世界无产者汇聚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下；100年前，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民族聚集在“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旗帜下；今天，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和民族又在美西方视为世界政治的“心脏地带”，高举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走到了一起。
自十月革命以来，新的世界政治中心在西方人所说的“心脏地带”再次形成；最让华尔街美国恐慌的是，它以不可阻挡的势头从麦金德说的“心脏地带”迅速向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辐射。2022年9月16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发表《撒马尔罕宣言》，明确宣示：“成员国重申，继续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十分重要，将继续维护和巩固以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和规则为基础的开放、透明、公正、包容、非歧视的多边贸易体制，促进开放型世界经济发展，反对破坏多边贸易体制、威胁世界经济的单边保护主义行为和违背世贸组织原则的贸易限制。成员国强调，实施未得到联合国安理会认可的单边经济制裁对其他国家和国际经济关系造成不利影响。”
世界真的变了，变的不仅是气候，更是文明。从80多年前的《大西洋宪章》，到20年前的《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再到今天的《撒马尔罕宣言》，世界政治重心正在加速向欧亚大陆枢纽地带倾斜。麦金德认为，西方近代文明是东方中世纪冲击的结果。同样，近代西方对东方的冲击也促成了东方的现代觉醒和当代崛起。比较早地认识到这一点的是拿破仑。1816年2月，威廉·皮特·阿美士德勋爵
（William Pitt Amherst）被英国政府任命为访华全权大使，于2月自英启程，7月抵达中国，但因下跪礼仪问题，被嘉庆皇帝拒绝接见。阿美士德使团在北京仅停留10个小时即被赶回国。阿美士德1817年7月1日在圣赫勒拿岛遇见拿破仑，讲述了自己在中国的经历。而拿破仑对英国的做法充满了蔑视。拿破仑说：“觐见中国皇帝却要遵行英国的习俗，这是没有道理的。”阿美士德说只有通过战争来敲开中国的大门，拿破仑以轻蔑的语气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却认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以今天看来，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无独有偶，恩格斯也表达过与拿破仑同样的观点。1857年，恩格斯在《英人对华的新远征》一文中写道：“如果这次新战争真的打起来，大概还会按前一次战争的样子来进行。但是，现在有许多原因使英国人不能指望得到同样轻易的成功了。那一次战争的经验，中国人是不会白白忘掉的。不久以前在珠江的军事行动中，中国人在炮兵射击和防御方法上技术大有进步，以致使人怀疑在中国军队中是否有欧洲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而战争就是极其实际的——中国人远胜过一切东方人，因此毫无疑问，英国人定会发现中国人在军事上是自己的高才生。”1850年，马克思恩格斯预言未来中国：“当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在亚洲逃难，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的时候，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上面写着：République chinoise Liberté，Egalité，Fraternité”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1913年列宁曾提出“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
（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发表文章说：“几个世纪来全球权力先是从东向西，然后又反过来从西向东转移。”尼克松说：“中国现在正在觉醒中，它可能不久就要撼动世界。富有异国情调，神秘莫测，令人神往——中国从远古时代起就一直使西方人浮想联翩。但是，连一百五十年前预言过美国和俄国将成为世界上互相竞争的两大强国的先知德·托克维尔，都不可能预见到，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能够决定世界力量对比，在二十一世纪可能成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那个国家，将是中国。”
1817年7月阿美士德见到拿破仑并听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的预言后的100年即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7月1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后，开始向新时代的强国目标进军。中国成就，不仅震动了世界而且也改变了世界。
世界大势越来越向着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20世纪初曾是压迫民族的俄罗斯加入被压迫民族并由此引发改变世界历史方向的十月革命，21世纪初曾是第一世界的俄罗斯民族加入第三世界，可以说是改变世界政治的大事变。俄罗斯的正向加入使得美帝国体系的衰落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成长更加不可阻挡。在这个历史大趋势中，俄罗斯的利益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利益有了越来越多的协同，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前所未有地得到加强。
今天，西方有识之士对此看得清楚。2022年9月15日，德国《新德意志报》网站报道，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举行的峰会象征着地缘政治的转折。报道称：“在中亚心脏地带聚首的这些领导人各自所代表的国家总共拥有数十亿人口，在这方面明显超过了西方。它们中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新兴经济大国，有古老的文化大国和资源丰富的国家。这至少应该让西方战略家反思一下他们自己的全球‘霸权’。”伊朗加入上合组织，还有一些国家开启了加入上合组织进程。报道认为，一个新的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国际格局发展清楚地表明，历史“没有终结”，美国的“政治规矩”也没有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德国《青年世界报》网站2022年9月16日报道，上合组织的力量正在不断壮大。该组织2021年的经济产出达到23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或欧盟，但更重要的是，这一数值是其成立时的13倍。报道还称，从长远来看，上合组织的扩大势不可挡。值得注意的是，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卡塔尔这3个长期与西方关系密切的国家现在也更倾向于非西方联盟。这里，笔者需补充的是，这个“非西方联盟”所拥有的不是货币而是一切货币的基础——资源和产品。没有资源和产品，货币就是空中楼阁，有资源和产品则可另立货币体系。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问题”，看来，人类真得要重新选择了，选择的不是站边，而是文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催生出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结果一样，今天催生新文明的暴风雨正在向我们逼近。大国博弈，不要说朋友，即便是战略性的盟友，仅靠张伯伦式的努力也是不能够赢得的。天要下雨，张伯伦和斯大林、罗斯福的差别在于，前者忙着躲雨，而后两者在雨前积极“插秧播种”。结果，当雨停的时候，苏联和美国已实现了相当的战略利益，尤其是当时要解决且是最紧迫的战略利益，而英国则将老本赔了个精光。那么，在这个正在到来的世界大变局前，中国最需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呢？当然是台湾问题，我们这一代人如果不能解决台湾问题，再拖就不知拖到哪年哪月了，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能绕过的坎。同时我们也要知道，目前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是新中国历史上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最有利的时期。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先要回答什么是外交环境不利的时期。不利的外交环境不是有人骂你，而是腹背受敌，即受到与你同等力量的国家的两面夹击。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不能两面作战”。我们看看，现在谁在“两面作战”呢？中国没有，美国有。在中、俄、美这几个世界大国中，中俄密切合作，背靠背，而美国则与中俄这两个无缝连接的地缘政治大板块作对。这种于中国有利的形势只有在新中国初期出现过，进入20世纪60年代就消失了，不得已中国大搞“三线建设”，启动“内循环”，耐心等待，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美建交，中国摆脱了两面夹击的形势，而苏联则在“两面作战”的形势中轰然倒下。现在这种形势又转到美国，尽管美国没有倒下，但“1-2=-1”的前景是毋庸置疑的。现在对美国的基本判断是，美国仍是强国，但可以说，美国正处在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虚弱的时期，而中国则是最富强的时期。这一加一减就看出目前是历史上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时期。这是从国际大环境说。
如果从周边形势看，目前也是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战略契机。
我们先看北方，中国和俄罗斯近9000里的边境线处于20世纪60年代以来最稳定时期，鉴于中俄战略方向东西互补，可以预计这个稳定期会保持较长的时间。
再看西面。西部关乎新疆稳定，西部稳定又关乎东部战略目标的实现。西部地区对中国新疆稳定有重大影响的有两条路线，一是伊犁河谷，二是瓦罕走廊。伊犁河谷这条线对中国北疆稳定意义重大，在这条线的出口，目前有上合组织中亚五国，这些都是中国友好国家。瓦罕走廊这条线对中国南疆稳定意义重大，而与这条线相关联的是沿印度河北上至瓦罕走廊进入中国新疆喀什这条线，此线有中国友好邻国巴基斯坦；另一条是沿兴都库什山、伊朗高原至叙利亚一线，这是西方势力影响中国西域稳定的重要线路。当年亚历山大大帝、罗马人都是沿着这条线从欧洲进入中亚的。据说，中国甘肃现在还有罗马人后裔。如果没有成建制的恐怖主义分子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西域的稳定就无可撼动。而要保证这一点，就必须经营好伊朗高原这条联系东西方的通道。2021年3月26日—27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应邀访问伊朗，中国与伊朗签署25年全面合作协议，这个协议是201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的实际推进。2022年9月，上合组织接纳伊朗为成员国。这样，进入中国新疆的北、南、西三条通道已全是与中国有战略合作关系的国家，而曾于2001年以反恐名义打入阿富汗的美国驻军，则陷入四面楚歌的窘地，被迫于2021年8月开始仓皇撤离阿富汗。2021年7月21日，王毅在天津会见了来访的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
（Abdul Ghani Baradar）一行，中方承认阿富汗塔利班在未来阿富汗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的现实；9月7日，阿富汗塔利班在喀布尔宣布组建新政府，公布了政权组成人员名单；9月8日，王毅外长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首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中方决定向阿富汗紧急提供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粮食、疫苗等物资。至此，中国西部边界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安全性和稳定性最好的时期。这些事件，尤其是美国从阿富汗撤军，为中国在东部顺利解决台湾问题提供了最有力的西部安全保证。
再看西南。有人说印度是“威胁”，这是不准确的。原因在于那种几乎西部是垂直的高海拔的地形使印度方面没有进行一场由下而上的大规模战争的条件。沿中国周边看一圈，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边界线变动最小的就是中印边界这条线。为什么？一般来说，要改变一条边界线至少要有几场中型以上的战争反复拉锯。而这样规模的战役更要有极大规模辎重补给。由于地形所限，这对中印双方尤其是印度方面来说都是难以实现的。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也很难说谁占有绝对优势：如果印方上来接近中国实际控制线，中方占据优势；如果我们下去接近印度边境，中方则不占据优势——这就是1962年中国军队将印军驱退后迅速撤回的原因。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和成吉思汗都放弃了进入印度，不是攻不下，而是地理条件使其回不来。因此，中印之间会有小型冲突，不会有大规模的战争，尤其是有改变边界能力的战争。鉴于这样的历史经验，1959年5月13日，毛泽东在审阅中国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杜德1959年4月26日谈话的答复稿时加写了一段文字：“总的说来，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为什么一千年一万年“也将是如此”呢？地理环境使然也。从这个意义上看，印度对华态度不会实际影响中国西南稳定。辅佐成吉思汗的重臣耶律楚材对此更有体会，他在诗中写道：“古来天险阻西域，人烟不与中原通。”总之，在西南方向，印度与中国之间关系不主要表现为地缘方面而是主要表现在政治方面。未来中国若没有出现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因美苏南北夹击需要向西南作战略布局的形势，中国和印度关系合作面始终大于冲突面。这样的地缘政治特点对于中国顺利解决东南的台湾问题是十分有利的。
中国在可预期的时间内比较彻底地排除了西面的战略牵制，这是目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最有利且千载难逢的历史条件。
现在我们将目光移至东面的西太平洋。围绕台湾，中国实现祖国统一的阻力主要来自美国和日本。但在台湾问题上日本和美国两者的性质是不同的，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胜国，美国要维护自己在雅尔塔体制中的利益，为此，它承认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又极力阻碍中国两岸统一，这是在极力扩大美国的冷战利益。冷战是雅尔塔体制框架中战胜国之间的矛盾。日本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国——为此美国还在日本投掷两枚原子弹，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要复辟凡尔赛-华盛顿体制中的利益，在这个体制中，日本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攫夺中国台湾，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太平洋战争的失败迫使日本归还台湾于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表面上看日本与美国目标一致，实则大相径庭。美国利用台湾是敲诈中国，而日本则要再次占据台湾。但不管怎样，今天二者在台湾问题上的短期目标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是最为接近的。之所以如此，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国家实力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虚弱因而最需要抱团取暖的时期。且不说日本与美国国内经济通胀高企不下，二者的战略环境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糟糕的。美国再次回到20世纪50年代与中国、苏联作对的战略困境，陷于其中的美国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的结局已是前车之鉴。日本紧随美国而使其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恶化，“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对日本来说日益难以解决，中国海上战略力量大幅提升，日本西北方向又出现一个有核国家朝鲜，这对日本南下与“台独”势力遥相呼应是一个绝大的牵制。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东南亚国家。这一地区的国家类似欧洲，属对称型破碎地带，相互牵制——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过于“内卷”——因而难以形成统一的意见。它们大多属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日本殖民地独立而来的国家，因此，它们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基本不出雅尔塔体制框架，也就是说，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原则内，它们尽量回避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2022年9月23日，新加坡外长维文
（Vivian Balakrishnan）谈到中美关系时坦言：“我认为这个问题的最终焦点是台海，这是北京红线中最红的一条。”他警告，中美之间持续缺乏战略互信可能会引发“螺旋式升级”。中美之间的纷争影响全世界，尤其是亚洲国家。东南亚国家中一些可能会比较亲近中国、一些可能比较亲近美国，但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彻底选边站队。东南亚一些国家在雅尔塔体制框架中的“中立”可以理解，但同时也要看到雅尔塔体制框架是排斥日本的，这一点不利于美国的冷战利益却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
综上所述，我们看到近几年是我们实现祖国统一条件最有利、最成熟的时期，由于它最成熟，按照辩证法，它同时也最脆弱，因此时机稍纵即逝，任何一个突发事件都会延宕乃至突然打断台湾问题的解决进程，比如，1950年新中国登岛解放台湾的进程就为年底发生的朝鲜战争所中断。朝鲜战争结束后，毛泽东又将解放台湾问题提上日程，1954年7月2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重申“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8月11日，周恩来在政府委员会作外交报告，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不容外人干涉。1954年9月，中国东南沿海炮声大起，至次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并夺取一江山岛和大陈岛。1958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据守福建省金门岛的国民党军进行惩罚性大规模炮击封锁行动。然而，这次解放台湾的考虑又为1959年9月苏联赫鲁晓夫到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会面和随后的中苏关系恶化而暂搁。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进程再次启动。1979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1980年1月，邓小平同志提出“八十年代我们要做的主要是三件事”：第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第二就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第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令人意料不到的是，8年后即1988年1月13日蒋经国的去世和李登辉“主政”，两岸统一进程再次受阻。邓小平听到蒋经国逝世的消息，他立刻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在听取了台湾事务办公室和对台工作小组的报告后，邓小平表示，蒋经国健在时，“中国的统一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国民党和共产党过去有过两次合作的经验，我不相信国共之间不会有第三次的合作。可惜，经国死得太早了”。
时间一晃30多年过去了，今天，历史又将祖国统一的有利时机摆在中国人民面前，前车有鉴，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责任，我们当认真总结。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
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世界社会主义研究”，原刊于《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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