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国明：核酸检测造假的背后

 

一

北京警方连续查处“北京朴石”“北京金准”医学检验实验室涉嫌违法犯罪问题后，5月28日，根据卫健部门转递线索，北京警方又对“北京中同蓝博医学检验实验室有限公司”立案侦查。

 

和中小学教材暴露出的问题比，核酸检测造假的社会危害性也丝毫不差。其情节之恶劣，同样令人发指。

 

怎么可以这么没有底线呢？面对这个问题，我想不少人和我一样，想起了马克思写在《资本论》中的那段话：如果有50%的利润，资本就会铤而走险；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这段话虽然不是马克思原创，但与《资本论》要揭示的秘密，是一致的。

 

现阶段，我们不能不加区分地反对一切资本。但核酸检测造假的事情，确实也给我们提出了几个很现实的问题：

 

1、非公有制资本的发展边界应该划在哪？

 

2、国计民生领域，是不是适合非公有制资本大量的存在？

 

3、社会公益事业，如果大量地引入资本，公益性会不会让位于市场性？资本获利的内在冲动，会不会干扰、扭曲公益性质？

 

二

市场化应该也是有界限的，资本的空间也应该有边界。抗击疫情这样的特殊战役更是如此。

 

如果把抗击新冠疫情比作中国正在进行的一场极其关键和特别有难度的战争。核酸检测的作用就相当于传统战争中的侦察部队，就是现代空战中的侦查雷达。只有及时并准确地发现敌情在哪，才能有针对性的布置力量，把握战机，赢得战争。

 

如果侦察部队故意把队伍往沟里带，那结果会怎么样？

 

而且，抗击新冠的复杂性还非一般的战争可比。为了实现快速控制，快速切断病毒传播链，需要调动大量的社会资源，要影响到很多人正常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节奏。

 

检测出了问题，对于决策影响是最直接的。抗击新冠，怕的就是“假阴性”和“假阳性”。

 

如果有疫情检测不出来，以新冠病毒那么高的传染性，会很快扩大传播面，防疫难度和防疫成本呈几何指数爆炸式增长。

 

 “假阳性”的危害也不小。为了迅速控制疫情传播，通常会实行小区、社区甚至更大区域的封闭管理，这会产生多大的社会成本。如果是更大范围的“假阳性”，会直接误导防疫决策机构，把更大范围的市区列入静态管理状态。这意味着大面积的社会正常运行不得不中断，孩子不能到学校上学，公司不能正常营业办公。损失会有多大？

 

为了企业多一点利润，对核酸检测结果进行造假，确实丧心病狂，丧尽天良。

 

但现在的问题是，不是一两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在这么做。光是北京就已经查出了三家。其他地方的检测机构都能合规检测吗？真不敢多想。

 

有人早提到了行业潜规则。如果这是真的，那就太要命了。希望没有严重到这种程度。

 

三

 

主观上不希望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我们不能心存侥幸。我们需要先找出这种情况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再找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关于发生原因，马克思引用在《资本论》的那段话已经很有解释力了。

 

第三方检测目前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做。为了更高的利润，他们其中就“有人铤而走险”，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敢犯任何罪行”，发国难财。

 

并非这些责任人天生品行就有问题。这里面其实有一个资本本性的问题。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的本质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的目的就是赚取利润；资本家本人成为资本内在逻辑操控的实体。看似是资本家在控制资本，实际是资本在控制资本家。不光是资本雇佣的劳动者是不自由的，资本家也是不完全自由的。如果没有个人以及外部约束，资本家会控制不住资本的内在冲动，赚了很多的钱还想赚更多，赚钱成为人生的唯一目标和实现价值，为了赚钱就有可能不择手段，只要他认为收益大于成本与风险。

 

当然凡事不能一概而论。不是所有的非公有制企业都会跟这些没有底线的检测机构一样，毕竟很多企业控制人的个人道德因素以及对法律的敬畏，能够克服企业获取不义之财的冲动，不越法律红线。

 

像一些怀着产业报国志向、从事科技创新的那些创业者，他们努力的目标跟国家再次崛起的宏大主题一致，我更愿意称他们为企业家。华为也不是国有企业，但一样赢得社会的尊重。他们没有为了利润而放弃基本的立场，在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方面，做了很大的贡献。中国产业升级离不开大量民营企业的参与，他们在突破发达国家的技术垄断方面，居功甚伟。

 

但是在关系到民生的一些公益事业领域，非公有制资本存在的边界，就是一个需要厘清的问题。

 

公益事业中私人企业的监管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外部监管的难度很大。企业控制人要一门心思搞点问题，他会有很多办法逃过外部监管。而且，就跟问题教材一样，医疗卫生领域的外部监管会不会失灵，也是个问题。

 

核酸检测机构造假的问题，最后是警方出手，通过刑事立案的方式进行打击，可见问题已经比较严重。

 

抗击新冠一路坚持到现在，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安全岛”，几十万乃至几百万人因为中国体制优势和措施得力，而幸免于成为新冠死亡病例统计上的数字。

 

一些非公有制资本，因为参与疫情抗击的某个环节，获利丰厚，也给我们后续的抗击疫情带来不确定因素。最脆弱也是最可能致命的一环竟然是在第三方检测。

 

最先是河南许昌警方的通报称，让广大网民眼镜碎了一地。

 

上海市一小区在一天之内测出13个新冠核酸“阳性”案例，复核后均为阴性，经调查发现假阳性均出自同一家机构。这家机构虽然带着国资成分，但国资比例很低，让人不禁想起前些年在房地产开发前期以及工程建设领域，国有企业持有少数股权为企业站台的常用做法。

 

现在又是北京。

 

目前的核酸检测主要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做。早就有人提出，担心这些检测机构为了企业利益，在检测环节出问题。担心检测机构为了降低成本，不按规范检测，把很多本来可以筛选的阳性诊断为阴性；或者为了不让疫情尽快结束，把本来是阴性的检测为阳性，给决策机构提供误导，扩大检测面，增加检测次数。

 

最可怕的是，一些检测机构，为了利益最大化，不顾社会责任和道德底线，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铤而走险，人为造成病毒在人群中散播。这更令人防不胜防。

 

四

 

对于疫情防控这样需要社会多环节环环相扣，一环出问题就容易导致全盘被动的特殊战争，如何保证检测机构不成为薄弱环节，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公安机关的刑事打击手段，当然可以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这种检测机构造假的问题，是否只有发现问题的这几个城市存在，恐怕谁也不敢这么乐观。北京警方的重拳出击，能否威慑到其他城市的检测机构，这也很难讲。

 

实行一定比例的抽检复检，也会对检测机构起到一定的监督作用。

 

但这些措施整体上还是属于治标。

 

核酸检测是疫情防控体系的关键环节。如果还解决不了造假问题，那只能国家非盈利机构直接控制，作为治本之策。

 

国家直接控制，才能最大限度地解决机构盈利与社会疫情防控的利益冲突问题，为了企业的利润，企业管理者铤而走险，践踏法律底线的概率会低得多。这也是公有制的优势，再施行强有力的外部监督，这一问题就可以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

 

兹事体大，不可不察。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明人明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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