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已经成为新型社会事件的“扩音器”和“发动机”（生于1996年的香港“占中”领袖黄之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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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对“占中”事件中的新媒体运用情况进行了跟踪观察，认为“占中”运动并非是一场市民的自发行动，而是组织方通过网站、社交媒体、即时通讯软件等动员、部署的社会运动。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借助“新媒体”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一场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低强度”的“新样态战争”。
从2014年9月28日晚“占中”行动实际开始，至香港警方11月25~26日、12月11日、12月15日先后对旺角、金钟、铜锣湾占领区清场，这场香港回归以来持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形势最复杂的群体事件终于落幕。
在这样一个政治日趋媒介化和媒介日趋政治化的新媒体时代，通过新媒体发起社会行动已经成为“常态”，“占中”事件中的新媒体运用和影响为我们观察和反思新型社会运动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
一、“占中”事件及进程
“占中”行动从2013年初开始酝酿，由香港大学副教授戴耀廷、陈健民及基督教牧师朱耀明三人（即“占中三子”）策划发起。2013年3月27日，“占中三子”发表“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信念书，试图以占领香港的商业中心——中环来向香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施压，反对由中央政府所订立的201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提名方案，拒绝在中央事先决定的候选人之间做出选择，要求重启咨询采用由民间提出包括公民提名候选人等方案。2014年7月1日，由香港专上学生联会（简称“学联”）及学民思潮（二者并称“双学”）发动预演“占中”，游行人士在游行终点中环遮打道集会，有示威者响应学联号召通宵留下静坐占领遮打道一段马路。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决定未来香港行政长官的候选人将由提名委员会提名产生，不允许公民提名。引起部分香港人强烈不满，认为这是中共控制下的假普选。2014年9月27日晚上，响应“占领中环”的“双学”发起集会，获得部分市民支持，大会宣称有5万人出席。戴耀廷借着这一形势及时机，于9月28日凌晨1点40分，宣布正式启动“占领中环”，并且以占领香港特区政府总部作为起点。成千上万的人走向位于金钟的政府总部集会示威。9月28日下午6时许，面对“占中”人士的冲击，警方施放了87枚催泪弹。此后，示威活动蔓延到香港多个地区，学生及抗议者占据了金钟、旺角、铜锣湾三个主要地段，至12月15日警方最后对铜锣湾占领区清场，长达79天的“占中”事件方告结束。
这一事件被“占中”者称为“公民抗命行动”，实际发生后又被称为“雨伞革命”或“遮打革命”。①特区政府在“占中”者11月30日晚发动暴力冲击政府总部，重新定性整个占领行动为“有组织、有预谋、有装备”的行动，其目标在于“瘫痪政府”，已超越“表达自由”的范畴。中央政府则将其定性为：“占中”是违背“一国”原则、挑战中央权力、漠视基本法的严重社会政治事件，是公然违反香港现行法律的非法活动。②
香港行政会成员、前保安局局长叶刘淑仪9月29日就在Facebook发文《占中行动没经周详部署，怎可能发生》，对“占中三子”在声明中所说“运动至今已是市民的自发行动”绝不认同。文中指出，“占中”行动围堵政府总部、堵塞道路要点，其行动之迅速、部署之精密，绝非散兵游勇自发可以做到。大部分行动计划、部署及现场讯息，均利用网上平台、社交网络及手机发放。除了几个发起组织的社交网站专页（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外，亦有人利用网络平台发布“926政总抗争地图”，其中详细列明集会人士需知资料，例如“群众集结 -支点战线”、“警方部署”、“封锁范围”、“学联呼吁”等；而“现场讯息滚动更新”则可由现场人士发布最新情况，做出即时应变及进一步部署。网上平台亦提供组织物资支援及呼吁群众支援路线，使人数及物资可源源不绝涌入，维持集会现场的气势。③
叶刘淑仪的这段文字既清楚表明“占中”者绝非自发行动，亦清晰描绘了“占中”者使用新媒体的情况。
从9月底“占中”实际发生到11月中下旬警方开始清除路障恢复秩序，在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我们对“占中”者的新媒体运用情况进行了跟踪观察。2014年3月至4月，台湾发生太阳花学运后，我们曾做了同样的观察工作。对2014年先后发生在台湾、香港两大事件的观察，形成了我们的一个基本认识：
从媒体和传播的角度看，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功能，已经日益由原来分享和传播信息而演变成组织和行动的支柱，成为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新媒体时代，由于借助“新媒体”强大的组织动员功能，一场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一种“低强度”的“新样态战争”。
二、“占中”者的新媒体使用手段
1.“占中”组织官方网站
发起“占中”的各组织官网承担理念宣传、声明发布等重大事项的信息传播。除此以外，亦发布对占中学生和民众的行动指导，如“学联”官网就提供了“被捕后法律支援”的具体方法，告知集会人士“预计自己被拘捕时，如何发短讯及时联系律师，以获得援助”。“占中”事件中的激进组织“热血公民”，以“文化抗共”为宗旨，行动口号为“成功之前，我们绝对不要放弃梦想”，其官网名为“热血时报（Passion Times）”，提供的频道、专题及整合的内容较为丰富。
2.“占中”组织的社交媒体账号
“占中”组织及领导人对于动态性信息则交由各大社交媒体平台，包括Facebook、Twitter、Instagram、Whatsapp、tumblr等发布。
Facebook是香港使用最多、影响最大的社交媒体。学联、学民思潮等Facebook专页的粉丝数量在“占中”发生后有了飞快增长，如学民思潮“占中”前粉丝量仅5.5万，“占中”后迅速攀升至27.3万。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曾在Facebook推荐鼓励人们下载FireChat应用，理由是当局可能会切断蜂窝网络。该帖文立刻获得了4600多个“赞”，并被分享了1900多次。④各网络媒体的Facebook专页也大幅上涨，如香港独立媒体从“占中”前的18万上升至39万，热血时报则由6万上升至26万。
“占中”组织及领导人对Twitter的使用尽管很多时候是对Facebook内容的链接，但着重于对国际社会传播的重要作用。“占中”组织者在指导使用Twitter的文章中写道：可用图片和文字（最好是英文）记录现场第一手信息，附以时间和标签（Hashtag），如#OccupyCentral、 #UmbrellaMovement、 #hk928、#HKStudentStrike、#hkstudentboycott等，以便让全世界看到香港的情況。
3.独立媒体网站
香港存在一批自称捍卫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独立媒体或公民媒体，形态其实就是网络媒体，具有代表性的网站有香港独立媒体、热血时报、辅仁媒体、破折号、D100、评台、852邮报、主场新闻等，在“占中”事件中亦成为酝酿的温室、动员的阵地。对网站而言，在大规模群体事件发生时，大量的信息仅靠网站编辑处理发布是不可能的，因此，独立媒体网站发出“特别通告”，并完善相应上传功能，号召网民“自己的文自己贴！” 试图展现“人人都是公民记者”的力量。
4.互动性强的论坛
香港流行的“高登讨论区”和“香港讨论区”，每天会吸引不少年青人就不同时事发表意見。“占中”发生后，自然成为被热烈讨论的话题之一。
论坛中曾有人用图片模仿“占中”的流程，不少人响应，并表示会积极参与。当“占中”事态发生变化民意发生逆转之际，一些激进分子往往在讨论区及Facebook发出号召，制造新的事端。香港高登讨论区在占领运动中就发挥重要的动员力量，在“突袭龙和道”及“冲击立法会”等事件中饰演要角，被称为“激进派温床”。⑤
例如，11月初，有25岁邱姓年轻网民在高登讨论区和Facebook上发布图文并茂的“占领礼宾府指南”；11月中旬，又有21岁的热血公民成员、学生马骏朗在Facebook上号召11月21日占领英国驻港总领馆，呼吁“占中”者将占领行动转为连续进攻的“运动战”。在“占中”失去人心民意之际，示威分子不甘心一无所获，不断挑起新的事端，甚至暴力事端，如11月18日夜至19日凌晨冲击立法会、11月30日晚及12月1日凌晨冲击政府总部，均通过论坛、社交媒体发布号召，进行部署。
5.即时通讯软件
9月28日，“占中”行动开始后，为避免网络不堪负荷或遭到断网，抗议者纷纷下载一个无须网络就能传递信息的手机应用程序FireChat。⑥短短一天内其下载量高达10万次。这一软件曾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中走红，其特殊之处在于，即使没有手机信号、不能登录互联网，智能手机用户也能通过蓝牙来联络朋友或发布信息。10月初，FireChat的联合创办人米歇·比诺里尔（Michag Benoliel）在香港“占中”现场出现，并且手戴黄丝带挺“占中”。他表示，此次FireChat在香港的下载量是史无前例的。据统计，9月28日香港一度有3.3万人同时使用FireChat。
6.APP客户端
除上述一些热门的应用程序外，“占中”者还推荐了一些在群体运动中常用的APP客户端。如①实时通讯类的Telegram Messenger，其特点是高度加密对话，盗听内容几近不可能，同时具有自动清除对话内容、支持多个平台（Desktop + Mobile），可开200人的群组等功能。②信息汇集类的Hackfoldr Mobile，可让用户获得来自《苹果日报》、Now新闻、网络独立媒体、各组织团体社交网站的多方面信息等。此APP还有Cache功能，可让用户在网络不稳时较容易地收到信息。③对讲机类的Zello PTT Walkie-Talkie，既可以实现一对一的通话，也可以开频道（Channel），实现对最多1000人的讲话，非常适合行动小组的通讯。④能够反映香港实时交通路况的香港快拍X，可以自定监看哪几条道路，可以在同一画面监看多至6条示威的主要道路。⑤离线地图MAPS.ME。“占中”组织者大力推荐这些APP，称越多人用这些APP，协同效应就越强，也就能增强运动的力量。
7.注重“懒人包”等传播方式
所谓“懒人包”，即将信息和数据浓缩简化成图表、PPT、Flash等直观形式进行传播的方式，可帮助普通民众在最短时间内了解新闻资讯尤其是背景较为复杂的事态，这一形式在2014年3月的台湾太阳花学运中曾被广泛采用。在“占中”事件中，“懒人包”也得到重视。
9月28日，香港中文大学教师梁启智在Facebook上发表的《香港发生什么事了？》，后改为十问的文体《香港问题答客问》，在内地的微博和微信上流传极广，有人称之为“文章清晰的逻辑，完全对称的背景说明，成为在内地语境下解读这一事件的最好样本”。类似的文章还有《香港人给台湾人的10个快问快答：中国都给香港“普选”了，为什么学生还要罢课？》。
漫画、社交网络、网络视频等传播方式也成为组织者吸引年轻人参与的重要手段。早在“占中”尚未启动前，组织者早已招募好宣传工作组，分为文字组、平面设计及插画组、二次创作组和翻译组，在网络撰写文章，制作图像和拍摄影像，不少网络流传的图案，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来传播。
8.利用白宫请愿网站
早在实际“占中”发生前的2014年9月4日，就有人在“美国白宫请愿网站”发起请愿，取名为“支持香港民主，防止香港发生第二次天安门S件”，呼吁美国总统奥巴马施压中国政府，迫使后者履行对于香港民主选举的承诺，以此达到吸引国际社会关注的目的。至9月28日下午6时30分，已有10.4261万人签署，最后签名总数将近20万。按照白宫网站规定，若请愿活动在1个月内获得至少10万人签名连署，白宫方面就会出面回应。
9.黑客攻击
2014年10月6日凌晨，香港警方以“攻击政府网站”罪名，拘捕了5名男女，其中包括一名18岁的理工大学男生和一名年仅13岁的港岛名校女生，检获6部台式电脑、6部笔记本电脑及其他器材。这5名本地黑客互不认识，而是透过Facebook群组进行沟通。他们对香港政府网站发动攻击，其中理工大学男生就对警方网站进行了1.15万多次的攻击。⑦
在此次“占中”事件中，不仅有本地黑客实施攻击，连国际著名黑客组织“匿名者”（Anonymous）亦发起代号为“香港行动”（Operation Hong Kong）的网络攻击。10月1日，“匿名者”通过News2Share网站发布视频，向香港政府“宣战”，表达对警方使用胡椒喷雾和催泪弹对付和平示威者的不满，要用他们的专长来支持香港民主运动。如“匿名者”于10月3日至4日攻击亲建制派组织“爱护香港力量（爱港力）”、新民党以及香港政府网站，包括政府新闻网及警务处在内的多个政府部门网站，香港相关部门称，这是政府近年面对的最大的一次黑客攻击。
10.强化“占中”符号
在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常常会运用及生产某些符号，用以激励士气，对同道发挥认同和凝聚的作用，成为运动的标志和象征物。“占中”开始时，黄丝带是标志，参与者将黄丝带系上各处的栏杆，有不少网友在Facebook上以黑底黄丝带的图片来加以传播。“9·28”之后，雨伞成为“占中”行动更有代表性的象征物，后来参与者更以黄伞作为标志，各类网络媒体也大力传播这一符号。10月22日，有14名登山爱好者在狮子山上挂出一幅6米×28米的“我要真普选”的直幡后，经过传媒网媒传播后，“我要真普选”的横幅、直幡便不断出现在各种建筑和场合，“我要真普选”也成为“占中”者最重要的表达口号。一些歌曲也成为“占中”的流行歌曲，有的是在此前运动中就唱响过的，如《光辉岁月》《海阔天空》《抗战二十年》等；有的是根据老歌或外国电影歌曲重新编配的，如《问谁未发声》（改编自《孤星泪》中的《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有的则是新创作的，其中《撑起雨伞》（Pan作曲，林夕填词，何韵诗、黄耀明、叶德娴等人演唱）更成为“占中”的主题曲。上述不少歌曲还有不同演唱版本，“占中”网民上传至网站及Facebook、YouTube上广为传播。
三、新媒体在“占中”事件中的作用
1.社交媒体成为第四影响势力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苏钥机对“占中”期间受众接触新媒体的情况进行了调查，他把受访者的新媒体使用行为分为四类：（一）只用社交媒体（主要是Facebook）；（二）兼用社交媒体及网上媒体；（三）只用网上媒体（如Yahoo！及D100）；（四）两者都不用。当然上述4类人都会同时使用传统媒体，如报纸、电台和电视等。
调查结果显示，使用社媒人士明显倾向支持“占中”运动，他们虽然有较多人认为应该撤离占领现场，但比例仍未过半。他们不满政府在事件中的表现，认为警方的处理不恰当，反对通过原来的及经改良的普选方案，对香港发展前景感到悲观。只用网媒人士的意见和整体市民的看法接近，他们略为不满政府和警方的表现，对普选方案也较多持反对态度，但较多愿意接受经修改的方案，并对香港前景稍感悲观。社媒和网媒都不用的人较倾向不支持“占中”，认为占领者应全面撤离，对政府及警方的不满程度较低。
苏钥机教授的研究结论是：现时的传媒和科技环境下，对于一些社会政治议题，社交媒体是继年龄、教育、政治取向之外的另一主要影响因素，可以说社交媒体成为了第四种势力。以前传播只是个中间因素，仅属众多“自变项”之一；现时以新媒体为推动力的传播行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细看此次调查的资料，在占领运动中影响最大的“自变项”是年龄，其次是政治取向，第三是社交媒体，第四才是教育程度。⑧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李立峰教授，则对香港市民在“占中”前后媒体目录（media repertoire）的变化进行了研究。调查时间段分别选在2014年9月初（“占中”尚未发生）及11月中，以观察当重大政治和社会事件发生时，一般人的接触媒体的情况是否会有所变化。
调查结论为：在“占中”发生后，提及Facebook作为主要社会政治资讯来源的市民有显著的上升，由9月的10%上升至11月的接近20%。但同样情况并没有发生在个别网络媒体（如“独立媒体”）上。换句话说，个别网络媒体并未有足够能力趁着重大事件的发生让更多市民视自己为主要信息渠道。这当然可以从个别网络媒体的资源始终有限这点来理解。相比之下，Facebook的网络资讯窗口功能，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得到了更大的发挥。
（表1）亦显示两个收费电视台有线电视和now TV，视其为主要资讯来源的市民比例也都上升了约5个百分点。若进一步分析，Facebook和两家收费电视台的新用户为什么会选择它们？
（表2）展示了相关的结果。由于“占中”是持续性事件，而且不乏突发事态，收费电视台的价值在于其不停更新报道、直播各记者会和其他重要活动，并24小时提供现场的画面给观众。而Facebook则是一个资讯窗口，来自大众媒体的内容、网络媒体的文章、用户生产内容、朋友间私人性质的分享等，共冶一炉。两种媒体可说是用各自的方式满足了渴求资讯的市民的需要。⑨
2.引发一场“低强度”形态的“战争”
“占中”发生后，亦有大量评论文章从不同角度对事件进行了分析。一篇题为《香港已陷入低强度战争》的文章指出：“随着学运与‘占中’相继展开，香港已经逐步陷入一种半战争状态，可以称之为低强度战争（Low-Intensity Conflict，LIC）。有必要以一个能更有效地包含所有因素的分析和理论框架，来理解香港的情况。” [10]“低强度战争”是一个军事术语及战略思想，内地学者则译为“低强度冲突”。它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80年代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在里根时期成为美国军事战略思想的主流。美国军方的定义是：“低强度冲突是敌对国家或集团间的政治军事对抗。它低于战争，高于日常的国家的和平竞争，通常是由原则和意识形态的竞争延伸形成的冲突。低强度冲突包括从颠覆活动到武装部队的使用等各个方面，涉及政治、经济、情报和军事等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 [11]因此，舆论战、心理战、信息战，势必成为一场“低强度战争”的重要形态。
进入互联网时代，纵观全球所有进入“低强度战争”的国家和地区，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键盘战士”在互联网空间的角斗厮杀。有香港学生网民9月4日在罢课现场以《冲吧！键盘战士们！》为题写下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互联网早已颠覆传统媒体的生态，我们不能被动地等待，期望外地记者会自动揾料，作全面深入报导，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能力在互联网上发声，而且力量强大. 其实香港有很多键盘战士，但大多只存在于华文媒体之中。我们应该跳出中文的世界，向世界解释我们的处境和立场，让世界知道真相。现在我们需要增加香港于国际媒体上的曝光率，以及更重要的，是舆论上的话语权。上网当键盘战士，你咬我食呀？冲吧朋友们！相信自己的力量，为香港呐喊吧！”
清华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何建宗以自己的观察在一篇短文中写道：“如果说这场运动（或者任何社会运动）是民意之战，那传媒和网媒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占中”事件中形成的舆论“导致熟知的概念和价值观被有意歪曲，更可怕的是披着争取公义的包装。例如‘暴力’。这场运动一直标榜和平与非暴力，但从失控第一天开始，已经有人冲击警方防线，但这不是‘暴力’，是‘进击’；然后是市民以警方发射催泪弹为借口肆意公开侮辱和挑衅警察，导致他们身心俱疲。到了近日发生以暴力冲击立法会以后，学联和学民思潮说他们反对暴力，但不会谴责暴徒的行为。警方执法‘清场’竟然成为禁忌，变成‘武力清场’的同义词。执法人员甚至要安抚占领者说他们是‘清障碍物’，不是‘清场’。这就是运动组织者通过传媒把‘清场’污名化的成功例子！” [12]
四、“占中”新媒体运用的特点和思考
尽管“占中”已经落下帷幕，但诸多评论都认为，经过此次“占中”事件，香港变得与以往不再一样。因此，进入后“占中”时期，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区政府所面临的复杂形势和严峻挑战依然会延续。
这次事件的新媒体运用有两个值得关注的特点。
第一个最重要特点是年轻人成为参与主体。
“占中”的参与者平均年龄27岁，其中包括学生和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社会在职青壮年。以集会高峰时期计算，参与者数以万计，而认同他们的民主诉求以至占领行动的大众则占青年人口中的大多数。因此有人指出：“他们所代表的是香港年轻一代中的有生力量，如果政府与中央以他们作为假想敌，那么就是与整个香港未来一代为敌，这绝不是为政者所应为的。” [13]例如，生于1996年的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占中”期间的10月13日，满18岁），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出生尚不到九个月，是完全生长在特区环境中的第一代香港年青人，对国家不仅没有认同感，反而完全站在对立面。“起初，许多民众认为他们以互联网为基础的运动有着一种离奇的天真，但随着更多学生的加入，它成了反对课程改革运动中的一股强大力量。他这一代尚在读高中的活动人士将理想主义和组织技巧相结合，超越了香港政府，以及更谨慎的老一辈民主人士。” [14]
第二个重要特点是，新媒体已经成为新型社会事件的“扩音器”和“发动机”。
2014年3月发生在台湾的太阳花学运，亦是一起通过新媒体发起而做大的新型社会运动，并造成台湾当局的极大被动，这给了香港“双学”极大的鼓励。周永康等人早与林飞帆、陈为廷相识，是经常沟通的朋友，从中获取运作的实际经验。“那场运动纵然被诟病为民粹与冒进，但冲在前线的学生们最终取得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马英九政府无法通过服贸协定。” [15]他们的共同之处是完全成长于互联网时代的90后，乃至于00后。他们对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运用极为纯熟，在各类公民运动中是“互联网行动主义者”，即以各种技术手段进行传播、动员、游说、组织，以达到发动大规模社会运动的目的。
诚如香港学者苏钥机所言：“社交媒体催生了在新世代的新人类，社媒使用者多属年轻、高学历、具科技能力和批判思维、喜欢沟通传播等特征。现时他们占人口的两成，相信此比例将会愈来愈高，而他们和在‘旧世界’中使用传统媒体的人会有更大鸿沟。如何增加对这个群体的认识，促进彼此间的沟通，减少差异和矛盾，是当前香港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这特别值得反思。自然，对内地的新闻媒体和网络媒体来说，如何加强对香港的传播，特别是对香港年轻一代能够产生影响力，亦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作者：闵大洪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刘瑞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新闻记者》）
注释：
①9月28日晚，“占中”者一次次向警方发起冲击，警方在发出警告后发射胡椒喷雾及催泪弹，示威者纷纷以雨伞防守抵挡，形成激烈冲突的场景。一些西方媒体在9月29日的报道中便称这一幕为“雨伞革命”（Umbrella Revolution）。10月3日，美国《时代周刊》在10月3日出版的亚洲版进行封面专题报道，以“雨伞革命”（The Umbrella Revolution）为大标题，以“香港争取自由是对中国而言是一次挑战”（Hong Kong's fight for freedom is a challenge for China）为副题，封面照片就是一名在催泪弹烟雾中双手撑伞的男子。《苹果日报》专栏作者林忌在9月29日所写的《香港——由占领中环到遮打革命》一文中，对“Umbrella Revolution”给出了一个本地化的表述“遮打革命”。遮”在广东话中有雨伞之意，“打”寄意行动以打击特首梁振英及打倒人大决定为目标，“遮打”二字亦恰好呼应位于中环的遮打道，尽管遮打道后来并没有成为占领示威的主要地点。林文刊出后，马上得到不少人的回应，认为：“正名好紧要：是遮打革命，不是遮打运动；是占领香港，不是（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 但一些香港学者随后指出，目前的“占中”运动被外国传媒形容为“雨伞革命”并不准确，应改称为“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因此次由学生推动的争取民主的社会运动，并无推翻政权之意，而是争取通过对话解决问题，而且“雨伞革命”的说法容易引来中央误解，如果被定义为反革命事件，可能招来镇压。（《学者吁改称“雨伞革命”为“雨伞运动”》，2014年10月3日载BBC中文网）。因此“雨伞革命”、“遮打革命”、“雨伞运动”、“占领中环”（简称“占中”）等都成为此次发生在香港的大规模群体事件的概括表述。
②中国新闻网：《中联办：占中是挑战中央权力的严重政治事件》，2014年10月15日
③香港文汇网10月1日讯：《叶太FB撰文揭占中“自发”谎言》
④《华尔街日报》：《聊天软件FireChat在香港抗议活动期间下载量激增》，2014年9月29日
⑤谢梦遥：《高登火爆网络香港激进派平台》，《亚洲周刊》2014年12月21日28卷50期
⑥FireChat，是一个专门用于手机的APP，由开放花园公司开发。它能使智能手机在没有网络时，经由无线网状网络的蓝牙、Wi-Fi，或苹果公司的多点连线（Multipeer Connectivity）对等网络架构连线。这个app首先于2014年3月在IPhone推出，接着在4月3日推出Android版。
⑦《香港商报》：《“占中”黑客攻击政府网站拘5男女》，2014年10月7日http://www.hkcd.com.hk/content/2014-10/07/content_3385872.htm
⑧苏钥机：《社交媒体成为第四影响势力》，《明报》2014年11月20日
⑨李立峰﹕《占领运动下香港市民的新闻媒体目录》，《明报》2014年12月4日
⑩袁弥昌：《香港已陷入低强度战争》，《亚洲周刊》第28卷 第40期2014年10月12日
[11]储召锋、王传辉：《美国低强度冲突的理论与实践》，《法制与社会》2008年第11月期
[12]何建宗：《“占领”香港人脑海的歪理》，载香港《南华早报》网，2014年11月21日
[13]陈韬文、李立峰﹕《占领运动新组织形态初探》，《联合早报》网，2014年11月10日http://www.zaobao.com.sg/wencui/politic/story20141110-410366
[14]储百亮：《黄之锋，17岁的香港民运领袖》，载纽约时报中文网2014年10月2日
[15]朱永潇：《占中急先锋背后香港学生激进派前世今生》，《亚洲周刊》2014年9月7日 第28卷 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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