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和英：中国文化的问题与出路

一、问题：中国文化焦虑和文化危机
　　
　　正如20世纪80年代，托夫勒预言那样：“我们正进入一个文化比任何时候更重要的时期”。21世纪，国际竞争态势发生了由“硬力量”到“软实力”的战略转移。荣格曾说过，二十世纪中叶以后，人类“造成了许多潜在的焦虑”。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现代化就是理性化。当人类的理性越发达，焦虑就越严重，而我们国家最大的焦虑则在于对中国文化存在的焦虑，即处于汤因比所谓“挑战与应对”的态势。一方面，外来文化的渗透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屡屡被萎缩，另一方面，当代中国文化深陷媚俗、浅薄、浮躁之中。在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下，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建设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因为它涉及人类生存和社会运行的合法性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迷失与西方文化的渗透
　　 中国传统文化在滥觞之时便形成了“中国中心观”，但近代以来，在西方列强的经济、军事、文化冲击下，中国人开始走上重新审视本民族文化的艰难历程，中国文化由此也走上了一条持续衰落的道路，传统文化的流失和歧变触目惊心。从五四以后对传统文化的第一次批评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新文化思想以及建国后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建构，以及后现代语境中对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共时态反思，使占主体地位的传统文化被社会主义文化所取代，民族文化面临着被解构的危险。一方面，世界文化的形成其真正的内在动因则在于文化本身，即不同文化之间具有同一性，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相容。另一方面，在每个时代，总有某个或某几个民族的文化走在世界的前列，而其他民族的文化则处在相对落后的状态。文化间的冲突和碰撞，强势文化必然给弱势文化带来冲击。现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渗透深入到各个领域，中国文化正被区别于中国文化的多重异质文化所覆盖，而且其残存的部分也正在被全球化过程进一步扫荡，中国文化已经或正在被边缘化，这就是我们国家摆脱不掉的文化焦虑。然而，这种资本输出带来的文化传播的趋势几乎是不可抗拒的。
　　（二）中国大众文化与文化的大众化
　　大众文化的崛起是人类在发展中的一种巨变，标志一种新的文化模式的出现。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 中国文化的大众化已经渐成趋势。大众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文化的主要实现方式，因为一个民族价值观和道德文化都是通过大众文化的传承而得以生存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人们普遍认同的主流文化。文化的大众化进程，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文化的民主”，是社会走向平等的历史性标志。但“它的特性在于能吸引人，而不在于能使人有所实现”，使国人产生了对“如何才能靠文化牟利”的焦虑。一方面，文化大众化在获得了大量的受众的同时，对传统文化消费结构有着强烈的破坏作用，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通俗文化之间的区别，模糊了高雅艺术与商业活动的边界，排除了文化的自主性和创造性，扼杀了艺术欣赏的想象力，使文化走向媚俗、平庸和平面化，成为“无深度文化”。另一方面，大众文化用工业化的手段，以满足人们好奇心为内容传播着人类共同价值观念的同时，也是传播意识形态消极因素的强大力量，渲染着脱离现实社会的、违背人类本性的和民族歧视的极端化倾向以误导民众，从而与中国伦理背道而驰，导致了精神贫乏空虚，瓦解了道德的基础。可以说，中国大众文化发展中出现的道德背离现象的根源在于它“直接地屈从于商品化、商业化与市场”。正如康德由卢梭的文明批判理论而提出了反思：有了文化，人类的秉赋得到发展，但同时又摧毁了人的美好天性，所以文化存在着“必须怎样前进”的问题。这也是中国必须高度重视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当然，文化大众化不等于“泛娱乐化”，大众文化中的庸俗和肤浅的价值倾向，并不是大众文化的必然归宿，问题在于如何给予大众文化的传播发展过程以正确的价值引导，以消除其对民族文化和主流文化形成的威胁。
　　 中国经过这一百年来的折腾，摧毁了旧文化结构，却没有新的文化结构同步产生和置换，这就加快了中国传统文化失效和消亡，最终中国经济的崛起并没有带来文化的崛起。
　　
　　二、出路：建构中华新文化，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
　　
　　 英格哈特所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说明了文化对经济发展和政治制度的影响，以及以韦伯的理论为基础，哈瑞森、福山、亨廷顿等研究现代化的学者都不断提出论证，认为文化在形塑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行为上，是一个关键元素。这也是劳伦斯・哈里森和塞缪尔・亨廷顿为什么在主编的《文化的重要性》书里，把此书的一个母题命名为“文化是制度之母”的原因。现在是我国文化危机与文化转型的关键时刻，要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
　　首先，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准确定位和正确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一个国家亡国不是这个国家被异族占领，而是文化不能被传承。正因为如此，法国作家都德在《最后一课》里这样写到，当了亡国奴的人们，掌握了自己的母语就掌握了开启自由大门的钥匙。在中国传统文化劫后余生，身受重创以及国人对传统文化的熟稔与认同远不如上个世纪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着一个困境，即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国传统文化能否以它的历史形态证明它在现当代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实现冯友兰先生所说的“阐旧邦以辅新命”。要用宽容和理性的态度来重新定位和审视中国传统文化，避免贵古贱今和厚古薄今，密切关注和发掘传统文化中值得弘扬的精华，并将其有效地融入时代潮流，自觉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其次，正确处理中西文化的关系，加强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整合与同化，塑造“中华新文化”。近代以来，在中西文化上曾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模式，如“主以中学，辅以西学”；“新学为体，旧学为用”；“罢黜西方百家，独尊中华文化”；“全盘西化”等等。这些模式更多的是某种“文化的垄断”或“文化的统制”。事实上，中西文化不存在孰优孰劣的比较，面对西方21世纪历时态的多种“文化”，共时态地照单全收或全盘排斥，都不可能获得价值的体认，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传播必须注意到中国的语境。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化。”即使存在一种全球性文化，那也只能是“一种不与特定时间或空间相联系、没有民族根源与民族裔的文化”。这种“肤浅”的文化不可能取代民族文化，因为“它没有触动绝大多数民族成员的心弦，这些成员是按阶级、性别、地域、宗教和文化划分成的习惯性共同体。”多元时代不是求同，而是求异尊重差异性。正确的思维应该像罗素所说的，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既要向西方学习，又不要成为其奴隶，即亨廷顿所言，我们完全可以既要现代化，又要中国化。在中西两种文化过滤和文化交互作用中，选择符合人类文明精神的精华，重新铸造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建设符合现代化需要的中华民族的新的科学文化，达到 “中西合璧”，这就是我国未来文化转型后的“中华新文化”。这是一种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多元文化，其中中国文化处于中心话语地位。
　　第三，正确处理大众和文化的关系，警惕和抵制大众文化的低俗化和媚俗化现象。世界是不断变化发展的，大众文化也要随着变化发展的大众而变化发展。但文化大众化不等同于“大众的参与”，应当警惕大众化带来的精英文化的“边缘化”和文化浅表化的“反文化”现象。在市场逻辑中的大众文化被严重地物化，是无法给人们在价值取向上的正确引导。如何保证站在时代和历史的高度上，使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彼此能够保持在一定张力的基础上寻找最佳结合点，最终以优秀的文艺作品和真正的文化力量感动大众，引领大众的精神，形成一个时代的气质，这才是大众化的真正要义。大众文化要给人以正确的价值引导需要超越市场，问题在于要提供一种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条件。一方面，用文化产业政策和发展战略的引导，避免大众文化产品的价值偏离。对于文化大众化关键在于提倡和抵制这两端，难点在于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这是对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一项新考验。另一方面，完善文化产品的评价机制，正确处理文化与大众的关系问题，用大众对文化产品鉴赏力的提高来促使大众文化产品追求思想和艺术的高品位。只有文化与大众形成良性的互动，人民大众才能在大众文化的指引下不断进步，进步的人民大众又促使大众文化不断向前发展。
　　 最后，深化对中国文化体制的改革。一方面，中国庞大的文化管理体制，依然沿袭固守传统的思想意识、运营模式和管制手段，其存在的目的不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控制。正如哈贝马斯说过的，最大的困境来自于“行政行为领域和文化传统领域之间界限的模糊，也就是，文化系统被行政行为进行有意识的控制。”当然，无论在任何国家和地方，文化规制是需要的，但文化领域应当有属于自己的自治空间，有平等对话的机制。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软力量崛起的主体并不仅仅靠政府，更多地是靠社会。只有当文化活动超过了边界，国家规制才可以介入。政府规制的唯一目标就是在文化创造和公共利益之间求得平衡，保障公共利益。另一方面，文化管理中颇具中国特色的部门分割、交叠、缺位问题，造成的职能交叉与权责不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文化危机更多的是我们自己所制造的。中国的文化问题是综合的问题，必须要有综合管理的机制，必须达到综合权能的统一。从根本上而言，没有文化管理体制的大变革，就不会有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软力量的崛起。因此，要摆脱文化危机，必须按照党的十七大提出的明确要求，着眼于激发活力、壮大实力,推动文化体制改革在面上推开、向纵深进展。只有这样才如同马克思所说的，我们也就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总之，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里处理中国的文化危机，必须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主义，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同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重塑“中国文化身份”，使中国由“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进入“文化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