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宪雷丨“人人起来负责”：毛泽东对发挥人民主动性的思考与实践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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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宪雷丨“人人起来负责”：毛泽东对发挥人民主动性的思考与实践
2025-03-18
【摘要】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是毛泽东在“窑洞对”中为跳出历史周期率而给出的民主新路。在这条“新路”的逻辑链条中，“人人起来负责”是关键前提。为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延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如加强政治教育，强调人民自己解放自己，增强人民群众的主人翁意识；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并以参议会、人民代表会等方式，让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增进人民政治生活的参与性；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发展新的经济产业，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通过强化教育、扫除文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推动社会进步。总的目标，就是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进而让人人起来监督政府，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1945年7月4日，毛泽东在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提出了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这条“新路”的逻辑链条中，“人人起来负责”是跳出历史周期率的关键前提，而要做到并非易事。为此，延安时期毛泽东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进行了诸多探索。对此，本文主要从“引导教育人民解放自己”“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文化水平”“畅通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渠道”这四方面展开论述。
一、引导教育人民解放自己：“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在历史创造活动中有主动和被动两种方式。要让人民群众“人人起来负责”，必须使他们认识到所要从事的活动与自身密切相关，这样才能激发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对于这点，毛泽东早有深刻认识。在《民众的大联合》中，他对辛亥革命没能发动群众就曾深有反思，指出：“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因此，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将发动群众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他强调：“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组建了自己的武装队伍，人民军队成立之初成分十分复杂、思想混乱。针对军队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如何让将士们认识到革命的意义，从而自觉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毛泽东认为“最迫切的问题是教育问题”。为此，毛泽东专门组织了党员训练班、党团训练班等，开展思想教育工作。毛泽东还亲自给党团训练班的学员讲课，促进战士们的革命自觉意识、主动意识。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教育引导人民群众树立自觉的革命意识投身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对革命来说至关重要。1937年10月，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指出：“政府的基础建设在人民的自愿支持之上，所以政府不但不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引导人民发表意见，以便积极地参加战争。”为唤起人民，毛泽东将“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提到实现党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之一的高度来看待。为此，他多次作出指示，反复使用“教育群众”这个词语。他强调“我们要教育人民认识真理，要动员人民起来为解放自己而斗争”“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等等。
全面抗战爆发后，“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重大政治任务。为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就要把“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这一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万万人齐心一致，贡献一切给战争。为此，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讲课中提出“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的要求。他强调每一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分子都有责任教育别人：“我们中国人很多，四万万五千万，但这些人懂得不很多，什么团结抗日，什么民主政权，什么民生幸福，持久战，游击战，运动战，什么天地人和，一二三四，赵钱孙李，等等懂得很少。”因此，做支部书记、县委区委、青年救国会、自卫军、少先队、农民会、工会、妇女工作、游击队、新闻记者，“每人能诲人不倦，不倦地教育人家，团结干部，则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以团结起来，提高政治文化水平，先提高了干部水平，继则人民水平都提高了”。
就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毛泽东多次从方法论高度强调：“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我们要在人民群众中间，广泛地进行宣传教育工作，使人民认识到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动向，对于自己的力量具备信心。”为做好党对人民群众的宣传鼓动和教育工作，1941年6月，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提纲》，强调“宣传鼓动工作和组织工作对于我们整个党的工作正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不可缺一”，明确了宣传鼓动工作的任务范围、基本原则、工作特点、工作方法、组织领导，并对群众鼓动、文化运动等提出要求。7月，中央宣传部又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群众鼓动工作的指示》，强调应该使党的全部政策和政府施政纲领，经过各种具体的鼓动工作变成群众的实际行动。其中对群众鼓动的方式方法要求如下：
（甲）主要的不是文字的方式，而是口头的方式，尤其在大多数还是文盲和半文盲的群众中。但口头鼓动的时间宜短，以能说清鼓动内容，激起群众感情为度。
（乙）村庄和市集的群众大会，是深入口头鼓动工作的主要方式之一，应利用居民闲暇时间举行之。群众常去的茶馆、救国堂、民革室、俱乐部等亦应利用之为鼓动的场所。乡以上的远距离的群众大会，常常劳民伤财，只能在十分必要时有节制地举行之。
（丙）凡文字的鼓动方式，如传单、标语、布告等，采用时必须做到内容具体简明，文字通俗动人，必要时用绘图加以说明，使为普通识字的群众所能了解。
（丁）各种民间的通俗的文艺形式，特别是地方性歌谣、戏剧、图画、说书等，对于鼓动工作作用很大，应尽量利用之。
（戊）要依据不同的事件、不同的环境和不同的对象，而灵活地运用各种不同的方式与方法，创造新的方式方法，并由这种方式转变到另种方式，纠正千回一律的刻板方式。
延安时期，毛泽东通过作报告、讲党课、写文章以及领导开展学习运动、办读书班等多种方式，亲自面向干部群众开展教育，提高干部群众的革命觉悟。中央和各根据地，也推出了一系列规定、办法，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比如，各根据地高度重视文化艺术在宣传鼓动、教育人民中的作用，积极创作了一大批作品。陕甘宁边区文教大会在1944年11月16日通过《关于发展群众艺术的决定》，指出反映人民生活又指导人民生活的艺术，已证明是一个伟大的教育武器，应该一面在群众中发展新文学、新美术、新音乐、新舞蹈和新的艺术组织，一面团结和教育群众中旧有的说书人、故事家、画匠、剪纸妇女、小调家、练子嘴家、吹鼓手等，使之为人民的新生活服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等，教育和激励起千百万军民投身抗日洪流，发挥了巨大的思想启迪作用。
二、重视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
经济无疑是影响人民群众政治参与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党对待历史发展的基本观念。在领导革命中，我们党认识到经济利益在发动群众中的作用，强调“群众只有为具体的切身利益争斗而信仰某一政党，是不会为抽象的主义而信仰的”。对此，毛泽东也深有认识，土地革命时期他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为此，他强调要关心群众生活，并详细指出如何做到关心群众生活：“妇女群众要学习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们呢？小孩子要求读书，小学办起了没有呢？对面的木桥太小会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许多人生疮害病，想个什么办法呢？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唯有如此，才能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党是代表他们利益的，是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的。这样，群众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逐步了解我们党的观点主张、革命战争的任务，然后才会接受我们的号召支持革命。毛泽东强调：“只有苏维埃用尽它的一切努力解决了群众的问题，切切实实改良了群众的生活，取得了群众对于苏维埃的信仰，才能动员广大群众加入红军，帮助战争，为粉碎敌人的‘围剿’而斗争。”土地革命时期，一句“打土豪、分田地”宣传语，切中并回应了人民群众的热切期盼，使革命得到广泛支持。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面临严峻的经济压力。一方面，由于陕甘地区自然条件恶劣，水、旱、虫灾严重影响生产发展；另一方面，敌、伪、顽军的进攻、封锁，钳制着当地经济发展；同时，非生产人员增加，也极大扩展了物资需求。聂荣臻说：“陕北根据地面积不算小，可是的确太‘穷’。”特别是1940年前后，根据地财政经济极度困难，毛泽东指出：“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药，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这种状况，严重影响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发展。为解决这一问题，延安时期毛泽东对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问题的关注前所未有。他多次指出：“如果我们的党与政府不注意动员人民并帮助人民发展农工商业，则人民生活既不能改善，抗战需要亦不能供给，其结果就是军民交困。军心民心如不能巩固，一切也就无从说起了。”“在财政供给上，必须使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得到满足，同时又必须使人民负担较前减轻，使我解放区人民虽然处在战争环境，而其生活仍能有所改善。”
如何解决财政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毛泽东指出：“以实行减租和发展生产两件大事作为帮助人民解决困难的重要关键，我们就会获得人民的真心拥护，任何反动派的进攻是能够战胜的。”实践中，我们党也是按照这种办法做的。
大生产运动是以自给自足为目的的大规模生产自救运动，主要发展农业生产，兼及工业、手工业、运输业、畜牧业和商业。面对极端严峻的经济困难，毛泽东指出党必须努力领导人民发展生产事业，“党政军民学大家一齐动手，衣食住都由自己来解决，艰苦奋斗”。其中，1942年12月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1943年10月1日为中共中央写的对党内的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1943年11月29日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的讲话《组织起来》等，是毛泽东指导根据地生产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比如，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中，毛泽东强调：“农业生产愈发展，农民每年收获农产品及其副产品的数量愈增多，则其交给政府的粮食税的数量在其收获总量上说来就可愈减少。我们提议从一九四三年起，每年征收公粮十八万担。……这个数目以外的一切增产概归农民，使农民好放手发展自己的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丰衣足食，穿暖吃饱。”在毛泽东和党中央大力号召推动下，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取得丰硕成果。以陕甘宁边区为例，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耕地面积迅速增加，从1941年的1200多万亩增加到1945年的1500多万亩；棉花种植从无到有，1945年达到35万亩，边区军民基本实现丰衣足食。同时，畜牧业、工业、商业等也都快速发展。对此，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中说：“最近几年，我们边区部队从事大量的生产，衣食丰足，同时又进行练兵，又有政治和文化学习，这些都比从前有更大的成绩，军队内部的团结和军民之间的团结，也比从前更好了”“我们将一年一年地更有生气，更有精力，愈战愈强。”
减租减息是另一条举措。1935年瓦窑堡会议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1937年8月洛川会议后，减租减息成为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对于减租减息，毛泽东认为这是有利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互助的原则和方针。他强调：“在土地关系上，我们一方面实行减租减息，使农民有饭吃；另一方面又实行部分的交租交息，使地主也能过活。”
较早实施以“二五减租”为主要内容的减租减息政策的是晋察冀边区，大规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批评了此前工作只注重上层统一战线工作，而忽视下层群众工作的错误倾向，强调为取得群众支持“在经济改革方面，必须实行减租减息废止苛捐杂税与改良工人生活”。1940年2月1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十大任务”，其中第六条是“要认真实行减租、减息、减税与改良工人生活，给民众以经济上的援助”，这样“才能发动民众的抗日积极性，否则是不可能的”。1942年，在抗日战争最为困难的时期，为进一步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抗日根据地，1月28日和2月4日，中共中央又分别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两个文件对减租减息政策及其执行办法进一步做出明确规定，重申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减租减息目的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改善农民生活，提高其抗日和生产的积极性。在我们党的大力推动下，各抗日根据地普遍掀起了减租减息的高潮。晋察冀边区先后公布《晋察冀边区减租减息暂行条例》《农民土地斗争纲领》；晋冀鲁豫边区公布《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陕甘宁边区发出《关于彻底实行减租的指示》《关于减租实施的补充办法》《陕甘宁边区土地租佃条例草案》；山东抗日根据地颁布《山东省租佃暂行条例》；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减租问题的指示》等，都对开展减租减息作出规定。
各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显著成绩，不仅有利于团结各个阶级、阶层一致抗日，而且改善了农民生活，促进了生产发展，从物质上极大支持了抗日战争的开展。以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山12个县15个村的调查来看，“通过减租减息，地租率明显下降，基本上下降到占收获量的37.5%以下，很多地区在10—30%之间；地租中超经济的额外剥削和高利贷剥削消除了”。
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特别是减租减息时，毛泽东坚决反对“恩赐”的观点。他说：“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党的指示和政府的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个群众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
三、不断提升人民群众文化水平：“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
具备政治参与能力，是人人起来负责监督政府的前提，这对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毕业的毛泽东，青年时期就认识到教育对于国家建设的重要作用。1919年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撰文指出：“言世界改良进步者，皆知须自教育普及使人民咸有知识始。”大革命时期，他对文化的阶级属性以及因文化落后而制约革命发展的认识更加深入。1927年，通过对湖南农民运动的系统考察，毛泽东写就《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指出：“中国历来只是地主有文化，农民没有文化。可是地主的文化是由农民造成的，因为造成地主文化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从农民身上掠取的血汗。”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大力提倡发展苏区教育。他说：“执行苏维埃的文化教育政策，开展苏维埃领土上的文化革命，用共产主义武装工农群众的头脑，提高群众的文化水平，实施义务教育制度，增加革命战争中动员民众的力量，同样是苏维埃的重要任务”“为着革命战争的胜利，为着苏维埃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为着动员民众一切力量，加入于伟大的革命斗争，为着创造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解除反动统治阶级加于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而创造新的工农的苏维埃文化。”为此，毛泽东提出苏维埃文化教育总方针：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
延安时期，一方面针对根据地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针对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日本帝国主义的文化奴役和“总力战”，毛泽东更加重视教育工作和提高人民群众文化水平。他多次强调：“如果不发展文化，我们的经济、政治、军事都要受到阻碍。”“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毛泽东将实行新的文化教育政策、使文化教育事业适合战争的需要作为“全民族的第十个任务”来强调，目的“在于发动人民自己教育自己”。他指出：“抗战以来，教育制度已在变化中，尤其战区有了显著的改进。但至今还没有整个制度适应抗战需要的变化，这种情形是不好的。伟大的抗战必须有伟大的抗战教育运动与之相配合，二者间的不配合现象亟应免除。”新的文化教育政策主要内容包括：改订学制，改变管理制度，教授战争所必需之课程；创设并扩大增强各种干部学校，培养大批的抗日干部；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歌咏运动、体育运动，创办敌前敌后各种地方通俗报纸，提高人民的民族文化与民族觉悟；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新后代，等等。
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详细论述了文化教育工作。他首先肯定了陕甘宁边区近几年工作特别是政治、军事工作，同时批评了不重视经济、文化工作的现象，强调不掌握经济、文化，就只会破坏旧东西而不能建设新社会。毛泽东指出：“文化是不可少的，任何社会没有文化就建设不起来。”为改变因文化落后而“被拖住了脚”的状况，毛泽东提出要“来一个五年计划”，也就是用五年时间，通过报纸、学校、艺术、卫生四个方面工作，“使陕甘宁边区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加上党政军十万人，一共一百五十万人，统统把文盲消灭掉，把边区人民的文化提高到一个必要的程度”。怎么做呢？以办学校来说，毛泽东以锁家崖村办的一所小学为例，指出：采取一年三学期制，农忙时放假，学生帮助家里耕作。这样，一面读书，一面帮助家里做事。他还积极推广组织识字组：“我们大体上有这样一个计划，就是说边区三十五万户，一百四十万人，十年之内消灭全部文盲。一天识一个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识三百六十五个字，十年识三千六百五十个字。十年又可以分作两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识两千字左右，如果能够识两千字，就接近消灭文盲了。”肯定冬学的作用，“可以来一个三四个月的冬学”。至于教员，毛泽东认为可以是老师、可以是干部，也可以是群众，“识字组也可以民教民，认识十个字的就可以当组长，认识一百个字的就可以当委员长”。而学习的内容和教材，可以“搞一些关于生产知识等方面的书，作为教材”；“学生要学会打算盘，学会写信，学会记账，学会写路条”，等等。总之，就是“把整个边区变作一个大学校，每一个乡就是一个学校。所有的老百姓和干部都在这个大学校里学习生产，学习文化。几年之内，边区的群众文化就会比其他地方都高，比武汉、重庆等一些大城市都要高”。
在毛泽东倡导和推动下，延安时期各根据地都加强了文化教育工作并取得丰硕成果。以陕甘宁边区为例，边区文化教育原本十分落后，曾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的李维汉指出：陕甘宁边区荒山遍野，地广人稀，农业粗放，交通不便，农民终日劳动难得温饱，“反映在文化教育上，就是封建、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知识分子缺乏，文盲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学校教育，除城镇外，在分散的农村，方圆几十里找不到一所学校，穷人子弟入学无门；文化设施很缺，人民十分缺乏文化生活；卫生条件极差，缺医少药，人畜死亡率很高，婴儿死亡率达百分之六十，成人达百分之三；全区巫神多达两千余人，招摇撞骗，为害甚烈”。为改变这一状况，陕甘宁边区政府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39年1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提出：“为要普及边区的国防教育，培养抗战人才，教育民族新后代，提高边区人民文化政治水平，加强国防教育工作是当前迫切的任务。”同年12月，边区第二次党代会通过《关于发展边区教育提高边区文化的决议》，对发展文化教育工作作出安排部署。以人民群众的教育来说，边区政府制定实施《陕甘宁边区实施义务教育暂行办法》，规定“儿童8岁至14岁为受义务教育年龄，不分性别均应受义务教育”。在中央和边区政府重视和推动下，边区小学教育发展迅速。到1940年，陕甘宁边区已有小学1341所和中等学校7所，其中小学生达4.36万余人；晋察冀根据地有小学7697所。各抗日根据地普及文化知识的社会教育，如夜校、冬学、识字班（组）、读报组和剧团等也有很大发展。一些世代不识字的农民开始学习文化知识，思想觉悟得到启蒙和提高，政治参与能力不断增强。
四、畅通人民群众参政议政渠道：“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
人民当家作主是中国共产党民主政治的本质和核心。要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从各层次各领域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就开始探索民主建政实践。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江西瑞金成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人民政权新的开端，成为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预演。对于苏维埃人民政权，毛泽东多次强“它是民众自己的政权”，对人民群众“表现出来的只是最宽泛的民主主义”。如何保障苏维埃政府对人民的“最宽泛的民主”呢？“首先表现于自己的选举。苏维埃给予一切被剥削被压迫的民众以完全的选举权与被选举权”；“苏维埃的民主，见之于市与乡的代表会议”；“政府工作人员由选举而任职，不胜任的由公意而撤换，一切问题的讨论解决根据于民意，所以苏维埃政权是真正广大民众的政权”。对于人民对党和政府的监督，毛泽东指出：“苏维埃政府下每个革命的人民，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苏维埃并且给予一切尽可能的物质条件上的便利（会场，纸张，印刷机关等）”“为了巩固工农民主专政，苏维埃必须吸引广大民众对于自己工作的监督与批评。每个革命的民众都有揭发苏维埃工作人员的错误缺点之权。”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局部执政。随着根据地的发展和人民政权建设的深入，毛泽东对如何保障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监督政府有了更深入思考。他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密切联系群众，必须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听取群众意见。他说：“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高踞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根据群众的觉悟程度，去启发和提高群众的觉悟，在群众出于内心自愿的原则之下，帮助群众逐步地组织起来，逐步地展开为当时当地内外环境所许可的一切必要的斗争。”1944年，在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毛泽东专门讲到如何倾听群众意见的问题，他说：“我们十分注意倾听人民的意见。我们通过村、乡镇、区、县的群众大会，也就是我们区域内任何地方的群众大会，通过党员同各阶层人士的交谈，通过各种会议、报纸和群众的来电来信等等一切能听到人民呼声的渠道，总是能发现群众的真正的意见。”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根据地的政权建设要采用“三三制”原则。他说：“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三三制”，即政府人员的组成，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三三制”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选举上，毛泽东要求“凡满十八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为保证政权的民主性和代表性，毛泽东十分重视各级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他指出：“在贫农团和农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区村（乡）两级人民代表会议，是一项极可宝贵的经验。只有基于真正广大群众的意志建立起来的人民代表会议，才是真正的人民代表会议。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现在已有可能在一切解放区出现。这样的人民代表会议一经建立，就应当成为当地的人民的权力机关，一切应有的权力必须归于代表会议及其选出的政府委员会”“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中，必须使一切民主阶层，包括工人、农民、独立劳动者、自由职业者、知识分子、民族工商业者以及开明绅士，尽可能地都有他们的代表参加进去。”“县的各界代表会的成分，应包括党、政、军的代表，农民及工人的代表，革命知识分子及妇女的代表，工商业的代表，及若干开明绅士的代表。”
关于发扬民主，让人民群众监督政府这个问题，毛泽东在《关于共产党员与党外人员的关系》中做了集中阐述。他指出，坚持全民族抗战，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必须反对“关门主义”，广泛倾听群众意见。要做到这一点，“一切党员，都有责任经常地将党外人员的意见和要求（不论是正确的或不正确的）反映到党内及各工作部门内，而一切党组织与一切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员都有责任考虑这些意见和要求，并须适时地列入议事日程，加以讨论及解决”；“必须与党外人员实行民主合作，倾听党外人员的意见，和他们一起，共同商量问题与决定问题，共同遵守少数服从多数、局部服从全体、下级服从上级的民主集中制，并须使党外人士有职有权，敢于说话，敢于负责”；“一切善意批评，不论是文字的、口头的或其他方式的，党员及党组织都应虚心倾听。……绝对不可文过饰非，拒绝党外人员的批评，或曲解善意批评为攻击，而造成党外人员对党的过失缄口不言的现象”；“《新华日报》、《解放日报》及各抗日根据地的报纸刊物，应吸收广大党外人员发表言论，使一切反法西斯反日本帝国主义的人都有机会在我党党报上说话”；“在机关、部队及学校中，党的一般支部大会及小组会，允许在同一部门工作的党外同情分子到会旁听，并得发表意见”；“县委以上的各级党委必须有计划地召集党员与党外人员联合一起的干部会议及座谈会，与党外人员共同讨论各项抗日政策，并征求党外人员对党的意见”，等等。
在实践中，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安排部署，各根据地纷纷开展民主政权建设。1941年5月，《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经中央批准发布，明确提出民主政权建设是抗日根据地建设首要、根本的任务。为保证民主政权的代表性，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还专门通过《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为人民群众的选举权提供法律保障。在实际投票中，群众还创造了采取投豆、画圈、画杠、燃香在纸上烧眼等多种适合当地实际的选举办法。晋察冀边区在1940年8月也公布实施《施政纲领》，并于同年秋天在全边区进行普选。其他抗日根据地陆续建立“三三制”政权，各抗日根据地还相继制定、颁布各种法规和条例，如各级参议会组织条例、各级政府组织条例、选举条例、保障人权条例、惩治贪污条例等，从法制层面推进民主政权建设。
对于民主政权建设的成效，美国记者西奥多·怀特曾作过概括介绍：“共产党的全部政治论题可以概括为下面的一段话：如果你遇见这样的农民——他的整个一生都被人欺凌、被人鞭笞、被人辱骂，而且他的父亲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痛苦感情都转移给了他。你真正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对待，征求他的意见，让他投票选举地方政府，让他组织自己的警察和宪兵；给予他权力，让他决定自己应交纳多少赋税，让他自己决定是否减租减息。如果你做到了这一切，那么，这个农民就会变成一个具有奋斗目标的人。而且，为了保卫这个目标，他将同任何敌人——不管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进行殊死拼搏。如果你再给这个农民提供一支军队和一个政权，帮助他耕种土地、收割庄稼，为他消灭曾经强奸他妻子、糟蹋他母亲的日本鬼子，那么他就必然会忠于这支军队、这个政府以及控制军队和政府的政党；必然会拥护这个政党，按照这个党给他指引的方向进行思考，并在很多情况下成为这个政党的积极参加者。”
总的来说，延安时期毛泽东为发挥人民主动性，在政治上推行“三三制”民主政权建设，并以参议会、人民代表会等方式让人民参与社会治理工作，增进人民政治生活的参与性；在经济上通过开展大生产运动和减租减息，发展新的经济产业，不断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在文化上，通过强化教育、扫除文盲，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推动社会进步。总的目标，就是让人民群众成为社会的主人，“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让人人起来监督政府，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
（作者系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外合作交流局副局长、编审；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刊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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