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从苏联回国后，我在武汉钢铁公司陪苏联专家任俄语翻译。在武钢的专家人数最多时有20多位，其中少数专家还带有夫人。苏联专家的专业范围是耐火材料、烧结、炼焦、炼铁、炼钢、轧钢、机械、基本建设以及一些附属专业等。苏联专家组组长叫巴杜罗夫，他的专业技术水平较高，在苏联国内有一定的权威，知名度比较高。
在武钢的苏联专家都是根据1950年3月27日中苏两国政府签订的《关于苏联派遣专家工作条约》的规定派出的。双方严格执行和贯彻关于派遣专家的协定和中国政府关于苏联专家工作的规定。
1950年1月，周恩来总理到莫斯科同苏联方面谈判签署《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有关派遣专家问题也是谈判的重要内容。经过一个多月的工作，于1950年3月27日正式签署了《关于苏联派遣专家工作条约》（以下简称《条约》）。在《条约》上签字的中方代表是驻苏大使王稼祥，苏方代表是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条约》的主要内容大概有几条：苏方派遣的专家由中方支配，专家在华工作期限为一年，如需延长或提前，由中苏双方协商。还规定苏联专家享受同等的中国专家的薪金标准及粮食工业品供给和其他补贴。当然，这只是一个一般原则，当时中国专家的薪金比较低，中方实际上付给苏联专家的工资远远超过了中国专家的工资水平。还无偿提供苏联专家及其家属由苏来华的旅费、食宿费用，并另付给他们一个月的薪金作为安家费，在华工作一年按一个月的标准休假。《条约》还规定中方另向苏联派出专家的企业每名专家提供支付1500～2000卢布的补偿费，并免费向苏联专家提供在华工作期间的住宅，等等。应该说，中方向苏联专家提供的这些条件是极其优厚的。有了这个条约，派遣专家就有了法律依据。
武钢遵照以上规定向苏联专家提供应该提供的一切，实际上提供的比这还要优厚些。在中国遇到自然灾害而经济困难时，市面上的供应全面紧张，但对苏联专家的一切供应仍充分保证，这是苏联专家亲身经历的。这一方面是贯彻中苏双方共同签署的《条约》精神，另一方面也是对苏联专家表现出的友好情谊，是中苏友谊的体现。
为接待苏联专家，武钢花费相当数量的资金，在武钢职工生活区建了一座独门独院的专家招待所。那是当时当地最好的一栋建筑，设施齐全，环境优美。它属武钢交际处直接领导，有一套完整的服务班子，为苏联专家们的生活后勤服务，还负责专家们到外地旅游、参观等。如组织专家们到湖南韶山毛主席旧居参观以及到外地休假，等等。除此以外，在武钢还专门成立有专家工作科，直属武钢总经理室领导，负责苏联专家的翻译配备（每位苏联专家都有一名翻译）。为了使苏联专家的建议能切实贯彻到生产和建设的实践中去，各有关厂矿在其技术部门配有贯彻执行专家建议的专职技术人员。对苏联专家每项建议都有书面记录，对苏联专家建议在生产和建设中起的作用、效益，都设有专门档案，使苏联专家知道他们建议的价值，所以他们对此都很高兴和满意。
在学习苏联经验方面，根据国务院领导、特别是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必须注意两种倾向——“全盘苏化”和“不重视苏联的经验，不听专家的意见”。当时周恩来总理亲自领导全国苏联专家工作，所以他的指示就是政府的意见。
武钢的同志就是根据以上这些原则精神向苏联专家学习的。总的来说，是尊重苏联专家的建议和意见的。为了使苏联专家的建议和意见更加符合武钢的生产和建设实际，就要帮助他们了解情况，所以，武钢的主要领导定期向苏联专家通报武钢生产和建设中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
1959年9月，武钢第一号500吨平炉（炼钢炉）建成出钢之前，武钢领导同苏联专家之间在平炉装料和出钢的时间问题上产生了较大的分歧。当时平炉本身已建成，进行了烘炉，但平炉的主要设备——装料机没有安装完，不具备装料条件。武钢领导为了在1959年10月1日之前生产出第一炉钢，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献礼，决定采取人工装料。苏联专家不同意，双方讨论、争论得很厉害。苏联专家认为，500吨的平炉用人工装料，要用上千人甚至更多，要排差不多二里长的队伍，用铁锹一锹一锹地装，这样装料的时间会拖得很长，对平炉的正常安全生产没有保证，从技术上看也不可取，会出现负面影响，建议哪怕拖十几个小时或者拖后一天，待装料机安装完以后再装料比较可靠，既省力也科学，对平炉初投产的安全有保证。经过充分的、同志式的讨论、争执后，听从了专家的建议，使武钢第一号平炉安全顺利地产出了第一炉合格的钢水。双方皆大欢喜。这是双方紧密、友好合作的结果，也符合国务院关于向苏联专家学习的精神。
在武钢的苏联专家热情、认真、负责，经常深入生产第一线，讲技术课，培养干部。只要生产和建设上需要，随叫随到。为了配合好苏联专家的工作，应对夜间突发性事故发生，使专家能及时赶到出事现场处理问题，把一些翻译同志安排住在专家招待所附近的宿舍里，我就是其中之一。我陪的是一位机械专家，叫科罗契科，他在苏联国内是一个机械厂的厂长，在武钢负责主要厂矿机械设备的运转和维修。去现场处理突发性事故是经常的事。每次下厂，他都要仔细检查主要机械设备的运转情况，经常登上平炉和炼焦炉的炉顶查看情况。炉顶上的温度在七八十摄氏度以上，尽管穿着耐热的大头工作鞋，但仍待不了几分钟就忍受不住了，有时他不让我同他一起上去。他说他在苏联国内已习惯了，他能坚持那样的高温，而我不行。他对我的照顾，我很感激。
为了丰富专家的业余文化生活，经常给他们放映苏联电影。每星期六晚上都要为他们举行舞会，由武钢的共青团组织负责挑选陪专家跳舞的舞伴。这些舞伴多半是武钢的青年男女和附近一个纺织厂的女工。科罗契科的夫人最喜欢跳舞，凡是举行舞会她都必到。而科罗契科不爱跳舞，但每次举行舞会时，他从头到尾都要坐在那里看别人以及他的夫人跳舞，我也只好陪他坐在那里。他的夫人有时也邀请我同她跳舞。
在武钢的苏联专家同武钢的领导以及其他同志们相处融洽，合作愉快，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在武钢的生产和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给予的帮助和做出的贡献永远铭记在武钢广大职工的心中。但到了1960年，情况发生了突变，苏联政府突然决定撤回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
中国政府还希望时间能使苏联政府冷静下来，回心转意，以两国的根本利益和中苏人民的友谊为重。总还是有过结盟的“蜜月”吧，总还是同声齐唱过《莫斯科——北京》这首歌吧。那首歌里还有“苏联和中国永远是兄弟”呢。所以中方不急于回答苏联的照会。
但苏方不等中国答复，就在7月25日通知中国说，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均在7月28日至9月1日离境。
苏联政府突然撤退全部援华专家的行动，不但使中方大为震惊，甚至一些苏联专家也对此表示震惊和不理解。
7月31日，中方复照苏方，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了中苏友好条约，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条约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表示愿意挽留在华的全部尚未期满的苏联专家继续按原聘期在中国工作。
但苏联政府在通知中国政府的同时，也通知了在华工作的苏联专家。真可谓迅雷不及掩耳，毫不留情。在武钢的苏联专家同样接到了要他们回国的通知。他们当中绝大部分的工作尚未期满。另外，中国同志把苏联政府7月16日给中国政府照会的内容让苏联专家看了，并作了解释。苏联照会的主要理由是：中国人不尊重苏联的技术意见，并经常表示蔑视；中国人做了苏联专家无法容忍的事情。苏联专家一听，就明白了这些理由站不住脚。
在武钢的部分专家手头上的工作有的完成起来很难，要求完成之后，向武钢工程和技术人员交代清楚再走，然而苏联驻北京代表不同意，答复说：“立即回国，这是绝对命令！你们只能执行！”有个别专家很忠诚于苏联政府，立即对中国翻译表示出不友好的态度，和平时比显然不同。一天晚上翻译到他房间去看望他，当时他在卫生间，待他出来后很不高兴地对翻译说：你为什么乱动我桌上的东西（他桌子上放有苏联政府给他们的通知）？翻译根本就没靠近他的桌子，因此感到莫名其妙，并严词驳斥了那位苏联专家毫无根据的指责。
苏联专家在离开武钢去北京的前夕，武钢为他们举行了欢送宴会。武钢领导在宴会上讲话说：你们在武钢工作很辛苦，为武钢的生产和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武钢全体职工感谢你们，你们同武钢广大职工相处融洽，双方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们舍不得让你们走，但是苏联政府下令要召回你们，我们只有表示遗憾。我代表武钢全体职工为你们饯行。
苏联专家组组长巴杜罗夫含着眼泪，在宴会上感情激动、声音微颤地说：我们中途撤走，实在感到内疚，我国政府在通知中说的召回理由，我们在武钢没有碰到，我相信历史将为之遗憾，也将作出判定。祝武钢今后更加辉煌，让我们之间的友谊长存。据知巴杜罗夫回国后不久，就被派到东欧一个国家当专家去了，原因是他在中国工作的时间较长，对中国友好，对中国怀有深厚感情，苏联当局怕他在国内发表一些不利于苏联政府的言论。
在武钢的苏联专家到北京后，参加了中国政府8月16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送宴会。周恩来总理亲自到会即席发表了讲话。在讲话中，周恩来总理回顾了中苏两党、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感谢全体苏联专家在中国期间对中国给予的帮助。同时也指出，现在苏联政府决定把各位朋友撤回去，我们虽然一再表示挽留，但是没有得到苏联方面的同意。周恩来总理就此表示了深切的惜别心情。到讲话最后，周恩来总理很动情地说：“我不能再讲下去了，我的感情已不允许我再讲下去了。”周恩来总理这次热情的、得体的即席讲话，使得全体在场的苏联专家深受感动。有些专家包括他们的夫人，都流下了眼泪。
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给苏联专家赠送了中苏友好勋章。
苏联官方研究机构公开地向世界承认撤退援华专家的害处是28年后。1988年，苏联东方研究所中国研究部部长德柳钦对日本记者说：“赫鲁晓夫在1960年没有同任何人商量就强行撤回了专家，这不仅给中苏关系、而且给整个外交战线带来了严重损失。中苏两国的宣传机构从此开始相互谴责，开展了论战。”
来源：“近代史飙车”百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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