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庆军：鲜为人知，中国工农红军曾经使用过“集团军”番号

 

 

笔者最初知悉中国工农红军使用过“集团军”番号，是在数年前阅读《兵器知识》杂志2016年第八期。该期杂志刊载了一张“红军的外出证章”照片，照片中圆形金属证章的铭文清晰可辨，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当看到“集团军”番号时，笔者甚感诧异，因为截至当时还从未接触过记载“红军第X集团军”番号的史料。巨大的疑惑使笔者一度认为该证章有伪造文物之嫌，但也激起了强烈的好奇心，希望能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找到被忽略的历史细节。

 

 

《兵器知识》杂志刊载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照片。

 

并非孤例的真实文物

 

经查证，《兵器知识》刊载的证章是四川省冕宁县彝海结盟纪念馆馆藏文物，其来源为：1935年冕宁县泸沽镇一对农民父子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了一位红军战士。为感激救命之恩及日后相见有凭证，获救战士将这枚证章赠予救命恩人。后来掩护红军战士的群众后人于1975年响应征集红军长征文物的号召，将证章捐赠，该证章于1985年被鉴定为国家一级文物。无独有偶，冕宁发现的“第三集团军”证章并非孤例。1984年，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的宋任穷在四川省长宁县视察时，在余泽鸿烈士纪念馆看到一枚展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认为非常珍贵，建议捐赠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后来军博派人将该证章带到北京展出。此外，近年建成的湖南省汝城县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亦珍藏并展出一枚“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综上可以确定，证章是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真实文物。虽然目前发现的金属外出证章均属“第三集团军”，但足以说明当年红军使用过“集团军”番号。

 

 

湖南省汝城县长征文化展示传承馆展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

 

史料记载露端倪

 

既然红军使用过“集团军”番号，那么不可能在史料中消失得无影无踪。笔者认为，没见过不等于不存在，见识浅薄之外还有勤能补拙。在急于接近真相的动力驱使下，笔者对已掌握的资料进行地毯式“拷问”，果然应验“功夫不负有心人”的古训。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11月出版的6卷本《毛泽东传》第一卷第247～248页记载：“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取得的胜利，是中国红军建立三年以来对国民党军队取得的最巨大的胜利，在全国引起强烈震动。二月间，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中说：‘红军一、三集团军与江西劳动群众，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一致行动，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结果，他们在伟大的中国革命发展史上，已经写上了新的光荣的一页。’”这段记载显示，1931年2月的中央文件《给中国红军及各级党部训令》提到了“红军一、三集团军”。笔者推测“集团军”的出现不会是特此一例，有必要大量浏览那个时期的相关文献，经努力，在网上查到了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数据库，这是一套共26册的煌煌千万言巨著。笔者重点翻阅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献，共在第七册、第八册、第十册找到13篇提到红军“集团军”的文献，时间跨度从1930年9月至1933年2月。本文选取其中5篇摘编如下：

 

1930年9月30日发布的《目前红军的中心任务及其几个根本问题》：“第一是北从通城南达赣州，包围到湘鄂赣三省边界及赣西南的一个广大区域。这一区域的红军，主要的力量是第一、第三两集团军。”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1930年10月2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对付敌人“围剿”的策略给长江局转红一三两集团军前委的指示》：“军事指挥必须统一，依中央上次通知，仍以朱德同志为一三两集团军总司令，当其他部队与中央区发生作战联系时，亦归一三集团军总司令指挥。”

 

1931年2月19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给赣东北特委的指示信》：“一般的说来，各地红军在这次敌人‘围剿’中是得着初步的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最近曾消灭了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

 

1931年11月25日发布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宣告成立的通令》：“各方面军、各集团军、各直属军对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级政治部对于总政治部的各种报告，各级参谋部、各级经理机关、各级卫生机关相互间的各种通报，在今后必须要严格地进行。”

 

1933年2月16日发布的《拥护党的布尔塞维克的进攻路线》：“而机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可疑的，以为‘两军主力双方决战，牺牲必大’，所以，下命令一般的要‘二四集团军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

 

“集团军”就是“军团”

 

无需复杂考证，根据常识和上述记载不难得出“集团军”就是“军团”的结论。首先，从军事常识上看，如果不计较实际所辖兵员的数量，那么通常兵团、军团、集团军是同一层级，其下一级编制是军，上一级编制是方面军、野战军、集团军群。其次，从史料披露信息上看，一、三集团军常并称，“朱德同志为一三两集团军总司令”，一、三集团军参加了反“围剿”战役，对照红一方面军最初由一、三军团合编而来，朱德任红一方面军总司令，红一方面军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等史实，即可认定一、三集团军分别对应红一军团、红三军团。

 

 

中国工农红军第三集团军外出证章正、背两面（彝海结盟纪念馆藏）。

 

在载有“集团军”的文献出现的时间段，“军团”也在文献中出现，数量多到不胜枚举。通常，“集团军”和“军团”不会在同一篇文献中出现，但也存在个别例外。1931年3月10日发布的《中共中央给湘鄂西特委的信》“集团军”“军团”同时出现：“一般的说来，在敌人第一次的‘围剿’中，各地红军大多得着相当胜利的，尤其是一三集团军（下转53页）（上接47页）最近消灭鲁涤平两师以上的兵力。”“依据现在的情势，二军团主力部队已退到五峰、鹤峰一带，段德昌同志领导的四团最近还在南华安一带游击，江北警卫队已退到石首，可是都与主力部队远离着。”“关于第二集团军，他的目前中心任务，应使他所在的地区首先实行没收地主土地与平分一切土地的政策，要广大的发动群众建立当地的苏维埃政权，要肃清一切地方的反动武装来武装农民实行自卫，要加强像五峰、鹤峰这些地方的党的工作，以巩固这一后方根据地的领导。同时二军团的行动必须与江左右两大游击队取得极密切的联络，要派遣得力的工农干部尤其是从敌人军队中俘虏过来的士兵回到敌人军队中去进行瓦解他们的工作。二军团目前主要的行动方向应针对着公安至常德一线，要能在配合群众的斗争，利用敌人的弱点的条件下，击破这一线敌人的一方，以震动敌人的整个阵线，而江左江右的两大游击队也当更加紧在敌人与二集团军作战的后方做扰乱的工作，以便利二军团来各个击破敌人。”

 

番号称谓折射出我党我军初创时期正规化建设水平

 

载有“军团”的文献的时间跨度比“集团军”文献长得多。大约在1933年2月之后，“集团军”称谓不再使用，“军团”继续存在。但是笔者并未查到不再使用“集团军”的命令或指示，或许这是一种默契，说明“军团”称谓更得到中共上下认可。

 

 

同一级别但不同番号称谓混用的现象反映出早期我党我军正规化建设水平偏低。当然，这是发展中必然要经历的过程，不能以今日眼光苛责前人。笔者推测造成的原因或有如下几点：一是上级并未以命令形式明确番号称谓。当时确实存在各根据地自行组建部队、自定番号的现象，这就很容易造成无法做到全军及时统一番号称谓。二是材料撰写者默认受众能够理解。既然“集团军”“军团”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称谓，那么材料撰写者很可能默认从上到下都有这个常识，即便混用亦不影响对行文的理解，无需特殊说明。三是不具备严格审稿的条件。当时中国共产党相当数量工作是在地下进行，加之残酷复杂的战争环境，对大量文件做不到像在和平年代那样逐句推敲。至于番号混用，既不属于立场问题，亦不至于产生严重后果，因此不予修正便也在情理之中。历经一个世纪风雨历程，我党我军已成长为成熟、自信、坚定的大国政党、强国军队，回首幼年时期的正规化建设不足，愈发显示出自我完善、砥砺前行的胆识和气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必将在实现强国梦、强军梦的新征程中再创辉煌！

 

作者：高庆军 ；来源：党史博采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