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的表达是否言之成理？言之属实？

 

一、是否有过通道会议？

 

“通道会议”和“通道转兵”在目前权威党史叙事中俨然已经成为主流，甚至拍成了影视作品。

 

但细究此说的证据，却发现了这种说法的多个难以自洽之处。

 

首先，作这种叙事的依据，最先源自刘伯承同志1958年10月22日的《回顾长征》中的一段话：

 

正是在这危急关头，毛主席挽救了红军。他力主放弃会合二、六军团的企图．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争取主动，打几个胜仗，使部队得以稍事体整。他的主张得到大部分同志的赞同。于是，部队在十二月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一举攻克了黎平。当时，如果不是毛主席坚决主张改变方针，所剩三万多红军的前途只有毁灭。[1]

 

刘帅的这段叙事，说的是“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后，立即向贵州前进”，并没有言及开会之事。而且从叙事之顺序来看，在“占领湖南西南边境之通道城”之前，毛泽东就已经提出了入黔的建议。而且，从目前的关于长征的文献档案可以发现，中革军委根据掌握的敌情作出行军部署时，已经改变了原来一路北上去湘西的行军计划，在言及“入黔”问题了：

 

12月3日（16时）：我野战军现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其任务以我军一部尽力迟阻追敌，主力则向西开辟前进道路。[2]

 

12月4日（16时3分）：我野战军以继续西进至通道以南及播扬所、长安堡地域之目的……[3]

 

12月8日（21时）：我野战军明九日继续西进……[4]

 

12月10日（23时）：我军明十一日继续西进……侦察通播扬所及黎平的道路……[5]

 

经“通道以南”“继续西进”，那行动的指向本身就非常明确且着唯一——入黔！

 

12月11日18时30分，军委的部署更明显地表现出“入黔”意图：“军委一、二纵队及五、八军团，则由流源、辰口、麻隆塘之线继续西移”，“一军团应另派不大于一团兵力的侦察部队并带电台，前出至崖鹰坡，向新厂、马路口侦察入黔的道路”[6]；同日20时，军委再电红九军团（与红一军团一起正向当时的通道县城县溪镇前进中）“九军团今日继续西进，其部署如下：我二师今日应在通道城并向靖县、绥宁严密警戒与侦察，并搜集洋油、布匹、粮食及其它资材和调查西进入黔路线”[7]。

 

12月12日凌晨1时，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致电中革军委首长和各部首长，报告：“九军团及二师主力明十二日在通道不动，并向绥宁、靖县、城步等方向严密侦察与警戒，二师应派出一个团及电台由左参谋长率领前出至崖鹰坡地域，侦察新厂、马路口入黔路线”，“据调查由金殿往播阳所、洪洲所到黎平共一百一十五里，牙屯堡往洪州所到黎平二百里，由金殿往通道到黎平一百八十五里”[8]。

 

当日清晨6时，朱德总司令致电红一军团林、聂首长，部署红一、三军团入黔事宜：

 

甲、我军西路线一军团应经岩鹰坡、新厂、马路口入黔；三军团应经团头、播阳所入黔。望依此分界线自定前进路线。

 

乙、在目前湘敌向我追击条件下，一军团应稍集结，不宜过于分散，不利作战。丙、你们行动仍应遵昨日十八时半电令执行[9]。

 

这个时候，军委纵队还在流源或在往芙蓉的在行军路上，根本不具备开会议事的条件——军委纵队下午才到达芙蓉村。

 

最重要的是：

 

——中革军委此时（也就是所谓的“通道会议”之前）已经在部署中央红军两个主力兵团入黔事宜了。

 

二、如果通道会议的确存在，那么会议是在何处召开的？

 

㈠通道县城县溪镇不可能是会议召开地点

 

会议召开地点不可能在是当时的通道县城县溪镇。

 

——理由无他，随军委纵队的行军的中央领导人，根本没有到过县溪镇。

 

根据陆定一记载，中央红军经过县溪镇的部队有：

 

红一军团二师，于1934年12月10日占领县溪镇。

 

红九军团，1934年12月11日进驻县溪镇。

 

红一军团十五师，1934年12月12日进驻县溪镇。[10]

 

而经过芙蓉村的部队有：

 

红一军团主力，1934年12月11日，红一军团主力由今通道县治所在地双江（当时为绥宁县属）进至芙蓉村附近的金殿。

 

军委第一纵队（中央领导人和野战司令部均在此纵队）、第二纵队于1934年12月12日下午相继进驻芙蓉村及附近的金殿。次日离开，进至播阳所以北地域。[11]

 

㈡会议是在当时绥宁县属的芙蓉村召开的？

 

这个问题值得商榷。

 

要讨论这个问题，笔者认为还得先排除“通道会议肯定存在且是在通道县境内召开”的先入为主之前提。因为迄至目前为止，还没有直接当事人（如会议参加者）确认过在通道境内开过这个会。李德在《中国纪事》中自陈是与会者，但却认定这个会议是向广西龙胜境内的西延山区召开的：

 

在到达黎平之前，我们举行了一次飞行会议，会上讨论了以后的作战方案。在谈到原来的计划时，我提请大家考虑：是否可以让那些在平行路线上追击我们的或向西面战略要地急进赶的周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我们自己在他们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军团建立联系。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

 

毛泽东又粗暴地拒绝了这个建议，坚持继续向西行军，进入贵州内地。这次他不仅得到了洛甫（引者注：即张闻天）和王稼祥的支持，而且还得到了当时就准备转向“中央三人小组”一边的周恩来的支持。因此毛的建议被通过了。他乘此机会以谈话的方式第一次表达了他的想法，即应放弃在长江以南同二军团一起建立苏区的意图，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引者注：应为四方面军）会师。至于怎样实现这一点，他却闭口不谈。

 

四军团目前在什么地方，我们知道得并不确切，因为和它长期没有联系了；此外同二军团的无线电联系也在行军时中断了。

 

我很费劲地听了这个谈话，好像过早的走开了。……当我看到了所发布的命令时，我才知道了最后决定的全部内容。我请周恩来给我讲一讲详细情况，他显得很激动，虽然他往常总是很镇定自若的。他说，中央红军需要休整，很可能在贵州进行，因为那里的敌人比较薄弱。博古认为，从贵州出发可以一直向北，到那里才真正有可能遇到很小的抵抗。[12]

 

也有少数长征幸存者们说开过这个会，但并不是与会者，也仅限于事后“听说”——如李维汉：

 

在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如果还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去钻敌人布置好的“口袋”，红军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但“左”倾错误的领导者还是想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洪江建立根据地。在这一危急关头，毛泽东积极建议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合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在红军于十二月十一日占领湖南西南边境的通道县城以后，中央领导人举行了会议，会后继续向贵州黎平前进。[13]

 

但李维汉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他也是事后听说的。

 

伍修权也是如此：“对于通道会议的情况，我是在贵州黎平听说的，中央红军在通道只有几天时间，这个事情传到我们耳边，也要几天时间，所以到了黎平我才知道。”[14]

 

这从证据的充分性来说，一来其效力就要大打折扣，二来也说明既或有这个会议，李德没有参加会议。因为李德要参加会议，伍修权也是要到会履行其翻译职责的。

 

其他还是许多人的证言，笔者不再一一赘述。

 

三、“通道转兵”的概括是否成立？

 

“转兵”的涵义是什么？转变行动方向？

 

那么按这个涵义来说，不管有没有“通道会议”，这个行动方向在会后也是没有改变的！目的地仍然是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请参见中央红军入黔至黎平会议召开之前的1934年12月13日21时30分中革军委的部署电。该电称：

 

我军以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目的。[15]

 

“转入北上”——也就是说，总的行动方向并未改变。

 

12月14日，中革军委还电示红二、六军团配合中央红军的行动：“我西方军现已西入黔境，在继续西进中，寻求战机，以便于北上。湘敌现分五路，其主力正向芷江、黔阳、洪江、靖县集中，企图先从湘边阻我北上，然后迫我入黔。桂敌在我左侧后跟进，尚未脱离。”“我二、六两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之目的，主力仍应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箝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如辰州附近不便渡河，可改于保靖附近南渡至泸溪、乾城、凤凰地域活动，对桃源方向只须派一支队去活动，以籍制与迷惑湘中之敌。”[16]

 

如果没有改变行动方向，只是修改了行军路线，那么可不可以称之为“转兵”耶？

 

笔者认为，这恐怕很难。因为行军路线的修改是在总目标总目的之下的修订，在长征的行军中几乎天天都有！那么是不是每修订一次，都要以“转兵”的名头冠之耶？

 

其实，真正的转兵——改变行动方向，是在黎平会议上决定的，是黎平会议的重大成果！

 

——改变会合红二、六军团的计划，转向黔北前进，在黔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这个，才是真正的转兵。

 

上述问题，实际上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提出来过，相关文章也不少。

 

而且，在军事史学科研部门也予以了重视。比如，《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都没有采用“通道转兵”的叙事，也没有采信“通道会议”说法[17]。

 

《红军长征·综述》中的相关叙事为：

 

12月10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进至通道县下乡、长安堡地区，一部袭占通道城。这时，“追剿”军主力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地区赶筑工事，张网以待。中央红军在部队极度疲劳，空前减员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执行北出湘西与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就势必与五六倍于己的敌军决战，那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在此严峻的时刻，毛泽东等力主放弃北出湘西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

 

但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却不顾敌情变化，仍然坚持原定的北出湘西同红2、红6军团会合的计划，只在行军路线上略作变动。12月13日，中革军委发出了“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入北上”的命令。次日，又命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2、红6军团：“以发展湘西北苏区并配合西方军行动之目的，主力仍应继续向沅江上游行动，以便相当调动或牵制黔阳、芷江、洪江的敌人”。[18]

 

虽然有党史大V如已故的郭德宏者，“根据当地老同志和教师”的证辞，采信并认定了“通道会议会址”。但这仍属于无效举证——至少是证据不充分，难以成理，难以定论。

 

 

说明一哈：军科编的《红军长征·大事记》中，根本没有“通道会议”或“通道转兵”的字样出现，遑论“提到‘通道会议’或‘通道转兵’时，应在通道县城后面注明是今天的县溪”！郭老先生拉人来站台时举证也不严谨啊！“著名党史专家”马虎草率竟致如此，真是让后生们大跌眼镜啊！

 

现在，经过数十年的历史检验和沉淀后，军事科学院的专家们的不跟风，不趋附的谨慎执笔著史之态度，越来越让后人由衷的钦佩。

 

史家，学者，就应该有这样的风骨，这样的学养。

 

注释

[1]《回顾长征》，《刘伯承军事文选》第5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我野战军决脱离敌人继续西进的部署（1934年12月3日16时）》，《红军长征过广西》第87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3]《朱德关于我军向通道以南西进致各军团、纵队电（1934年12月4日16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65～第16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朱德关于我野战军继续西进及九日行动部署致各部首长电（1934年1月8日21时）》，《红军长征过广西》第89～第90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5]《朱德关于我军明十一日继续西进的部署致各部首长电（193年12月10日23时）》，《红军长征过广西》第91～第92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6]《朱德关于红一、九军团应集结通道及其附近地域并派队侦察人黔道路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12月11日18时30分）》，《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7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一、九军团十一日继续西进之部署致罗炳辉、蔡树藩等电（1934年12月11日20时）》，《红军长征过通道》第36页，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1986年编印。

[8]《林彪、聂荣臻关于红一、九军团十二日行动部署致朱德等电（1934年12月12日1时）》，《红军长征过通道》第37页，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1986年编印。

[9]《朱德关于我一、三军团入黔路线及注意集结兵力致林彪、聂荣臻电（1934年12月12日6时）》，《红军长征过广西》第92～第93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1月第1版。

[10]陆定一：《长征大事记》，《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 整理）》第483～第4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1] 陆定一：《长征大事记》，《亲历长征：来自红军长征者的原始记录（刘统 整理）》第484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3月第1版。

[12] [德]奥托·布劳恩《中国纪事》，第113～第114 页，东方出版社2004 年9 月第1 版。

[13]《李维汉同志关于到湘西洪江建立新的根据地问题的回忆》，转引自《红军长征过通道》第70页，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1986年编印。

[14] 《伍修权同志谈通道会议（访伍老谈话录音纪录摘抄）》，《红军长征过通道》第73页，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1986年编印。

[15]《朱德令各军团十四日进入贵州的行动部署（1934年12月13日21时30分）》，《红军长征过通道》第40～第41页，中共通道侗族自治县委党史办1986年编印。

[16]《中革军委致二、六军团电（1934年12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㈣》第217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

[17]《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没有通道会议的叙事，也没有“通道转兵”的叙事；《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中的“综述”中，也没有相关“通道会议”或“通道转兵”的叙事。

[18]《红军长征综述》，《红军长征·综述·大事记·表册》（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8页，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作者：成都双爷；来源： 双石茶社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