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宇宏｜毛泽东与“文革”前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的四个阶段

  2024-04-06

   

  

   
  【摘要】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任何事物的发生、变化、成熟，及至衰落，总是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有一个逐步完善的发展过程，有一个形成独立体系的历史成因。自20世纪50年代初发生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有这样一个过程。在上山下乡政策体系形成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即返乡务农阶段、垦荒移民阶段、精简城市人口阶段和插场、插队阶段等。

  上山下乡运动的出现和兴起，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新中国是在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基础上建立的，她的出发点之低，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一副烂的不能再烂的烂摊子：既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没有重工业基础，也没有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轻工业基础，经济发展举步维艰，而占据社会劳动力八成以上的农业经济，因为生产方式极端落后，加上帝国主义发动战争和进行经济封锁等原因，新中国完全是在一穷二白的状况中起步的。
   
  一、返乡务农阶段
  
  新中国建立以后的首要任务，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封建制度，将地主阶级霸占的土地分给农民，使他们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成为国家的主人。翻身解放的农民焕发出极大的生产热情，为发展农业生产，加强工农联盟，实现国家工业化建设创造了条件。但由于中国农民长期缺乏文化知识，对于完成土地改革进入新时期的生产建设显得不够适应，急需有文化的青年一代来承担中国农村变革的伟大而艰巨的任务。正是在这种时候，新中国第一代高小毕业生应运而起，成为农业兴起的领头人。
  
  1950年刚刚高小毕业的徐建春回到家乡担任了互助组组长，开始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她带领的互助组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被评选为劳动模范。1953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组织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劳动》社论，社论表扬了徐建春，以及蓬莱县潮水乡、荣成县海崖乡等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高小毕业生们，说他们的事业是“最有出息的一种事业”，他们的前途是“无限远大的”。1954年3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大众日报》的文章《徐建春——农村知识青年的好榜样》，这是党报为全国知识青年树立的第一个知识青年先进典型。5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积极参加农业生产并成为劳动模范的初中毕业生吕根泽、高小毕业生徐建春，都在忘我的劳动中推动了国家建设事业的前进，成为青年的榜样。社论强调指出：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我国青年一代，把他们培养成为社会主义的自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乃是十分迫切而艰巨的任务。随后，全国各地出现了大批中小学毕业生回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热潮。
  
  据1952年统计，建国以来中小学生人数增加很快，小学生人数比解放前最高年份多出2742万人；中学生则多出124.7万人。到1957年，全国小学生已有6000多万人、中学生近600万人以及约40万大学生。逐年增加的中小学生不仅使原本基础薄弱的文教资源不堪重负，造成每年都有大量中小学毕业生不能升学，也增加了这些中小学生就业安排的难度。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不仅是解决就业问题，还是参加农村土地改革，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鄙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的错误意识进行彻底决裂的思想斗争的问题。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刊发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强调：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的青年，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使之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同年10月，据辽宁、北京等7个省、市统计，高小毕业生从事工农业生产或参加其他工作的有44.6万人，占不能升学毕业学生的68.5％。据吉林省统计，全省高小毕业生有6.88万人参加农业生产，大多在互助组里担任各种职务。1955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充分肯定了初中和高小毕业生从事生产劳动，对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有很大作用的事实。社论说：仅河南省七十四个县即已有十万多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担任了生产合作社主任、互助组长、会计员、宣传员、民校教师等工作，占从事农业生产的初中和高小毕业生总数的87%，他们在农业生产和农村各项工作中都发挥了积极带头的作用。
  
  1955年是中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掀起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的一年，合作社总数由6月份的60万个，到年底猛增到100万个，入社农户也由14.2%猛增到63.3%。同时全国人口总数达到6.1亿人，粮食产量由1949年的11318万吨增加到18394万吨，增长率达61.5%；人均粮食产量由208公斤/人增加到293公斤/人，增长率达71%。短短的6年就使中国农业发生如此巨大变化，返乡知识青年起到的作用可谓至关重要！毛主席在年底主持重编《怎样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改名《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全书收录176篇各地选报的材料，毛主席为其中85篇撰写了按语。在河南省报送的《郏县大李庄乡进行合作化规划的经验》一文中，毛泽东看到乡政府把未曾继续升学的7名初中毕业生和25名高小毕业生合理地分配到各个合作社，解决了缺少会计和记工员的问题，即此写下一篇按语：“其中提出组织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合作化的工作，值得特别注意。一切可以到农村中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在毛泽东的诸多按语中，有很多涉及到农村知识青年的内容，非常注重知识青年在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积极而且是关键性的作用，热情地肯定和赞扬了农村知识青年。而在这篇按语中，毛泽东不但写下了“值得特别注意”的提示语，而且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眼光和胸襟向全国知识青年发出了伟大号召，而这段按语也成为此后动员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成为广大知识青年到农村去锻炼成长的精神力量。
  
  一般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如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开篇第一句话就是这样说的。实际上这个起源还应该提前，以徐建春高小毕业回乡参加农业生产为确实时间算起，其他未见记载的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农村知识青年不在少数，他们都是新中国刚刚建立就毅然返乡参加农业生产的最早实践者。认为“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源于50年代中期”的说法，其实是从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算起的。而真正的历史事实，恰恰是因为有了农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才开启和影响了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截止于1965年，全国返乡知青总数已达4000余万人，这个数字几乎是同时期上山下乡的城镇知识青年总数的24倍之多！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的政策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直到“农民工”大规模进城务工而自然终止，其人数更是难以计数！仅仅从这样一个事实看，自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上山下乡运动的主体并非城镇知识青年，而是农村知识青年！
   
  二、垦荒移民阶段
  
  事实上，直到1955年，虽然当时国家积极引导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务农，但还没有考虑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支援农业的问题。由于国家难以为城镇中小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都是由国家组织起来，自主学习，等待分配，所以这部分城市无业青年的情况并不稳定。
  
  1955年5月，团中央组织代表团考察苏联共青团组织城市青年远征垦荒、建设“共青城”的情况，提出参照苏联共青团的经验，发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山区和边疆垦荒的“青年志愿垦荒”运动，以完成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开垦258万公顷荒地的任务。同时，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中央农村工作部《关于垦荒、移民、扩大耕地、增产粮食的初步意见》文件。7月6日，共青团中央在《关于组织青年参加边疆建设问题的一些意见》中说：请求参加边疆建设的绝大多数是应届、往届毕业的初中、高小毕业生和部分没有职业的社会青年。在今后一定时期内，国家还没有力量解决全部高小、初中毕业生的升学就业，以及城市中部分无职业青年的就业问题，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的一个困难。因此，需要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参加垦荒工作。团中央的号召在全国城市知识青年中间引起巨大反响，全国报名者人数众多，仅天津就有17000人报名。其中北京挑选了60人作为第一批志愿垦荒队的队员，上海批准了98名队员，天津则选拔了52名队员等，全国各省市共组织了50多批次，共有3.7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了青年远征垦荒队。
  
  移民垦荒并不是这时候才有的，而是建国伊始就实施的一项就业安置政策。1950年，劳动部发布《救济失业工人暂行办法》，其中规定：“……失业工人应由工会根据自愿原则，组织并鼓励他们回乡生产。由失业工人救济处发给本人及其家属所必需的旅费外，并酌量发给救济金作为生产资金的补助。”据《内蒙古大事记》所载：1950年2月16日，绥远省（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人民政府发出指示，要求工作基础和自然条件较好的绥东7个县（今乌兰察布市）迅速进行准备安置北京移民工作。这批移民是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由北京市迁移绥远转入农业生产的，共安置4728人。与此同时，上海也动员农村来城的失业工人返回农村，当年有3500人移民，此后动员人数逐年增加，1951年6600人，1952年2700多人，到1955年共有24.68万人移民。
  
  1956年《人民日报》综合报道，在农业合作化运动中，国家有组织地进行移民，从山东、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和上海等省市移往内蒙古、黑龙江、甘肃、青海、江西、新疆等省区的移民达43.3万人。广东、福建、辽宁、吉林、浙江、江苏等18省在省内移民29万人。国家对这项工作给予很高重视，仅黑龙江、甘肃、青海和内蒙古自治区等9个省区，国家即投入安置资金1亿多元。至此，青年垦荒队的安置，己同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移民结合在一起了。
  
  1949年上海解放时城市人口为502.9万，到1955年4月底上海人口达到699.7万，其中仅无业社会青年就有30万人。此即是说，在解放后的6年时间里，人口净增近200万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人口死亡率下降而自然增长率加快，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农村人口大量迁入城市。在上海不作为国家“重点发展地区”的情况下，上海就业压力巨大，已经成为沉重的社会负担。因此，1955年2月上海实行“紧缩人口和加强战备”的方针，对城市人口进行了历时一年的大规模移民外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的运动。疏散城市人口主要有三种去向：一是去内地支援国家建设，二是回乡生产，三是到外省参加移民垦荒；计划疏散的城市人口约为53万人。其中上海与江西达成协议，计划由江西省分批接收安置上海移民9万余人，连同家属在内共约30万人。到1956年6月移民计划被终止时，安置了33081人，只完成原计划的一成。移民计划之所以被终止，原因在于安置成本过高，移民与当地农民矛盾突出，很难在当地进行有效生产，而且没有户籍政策的法规约束以至倒流城市的情况严重等。事实证明，垦荒移民的政策并不成熟，这不是解决城市人口压力的有效方式。与此同时，青年垦荒队的组织安置工作也被叫停。

  移民计划被终止，但青年垦荒运动却作为全国性移民计划中的一部分保持了下来，成为当年移民运动的仅存硕果。当时上海青年垦荒队也有去黑龙江的动议，经过劝说，改去淮河流域开垦荒地。毛主席知道这个情况以后，建议上海青年垦荒队以去江西为好，不仅气候适宜，饮食习惯也相近，有利于尽快适应环境，投入生产劳动。随后又委托主持领导青年垦荒运动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探望慰问垦荒队。胡耀邦来到上海青年垦荒队所在地，转达了毛主席的慰问和期望，以渡过“愚昧”和“贫穷”这两条大河为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知识青年参加垦荒运动的光荣历史任务。青年垦荒运动是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先行者，他们吹响了城市知识青年“向困难进军，把荒山变成良田”的号角，成为整个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面光辉旗帜。
   
  三、精简城市人口阶段
   
  移民运动虽然终止了，但城市人口的压力却日甚一日，疏散和紧缩人口仍然是上海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最严峻问题。1955年统计，在人口职业结构方面，上海生产性人口所占比重仅有37.07%，而“非在业人口”竟高达62.93%。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前期的1959年，上海人口总数首次突破了1000万，达到1028.39万人。这个数字一方面显示了人口压力巨大，另一方面则突出了精简城市人口的迫切性。对于农村而言，“人多力量大”，这是劳动力增量的优势；但对于城市而言，人多，而且突破了城市经济的承受能力，却是一场实实在在的“灾难”！
  
  减缩城市人口，背后体现的是传统小农经济模式与工业化建设时期城市对农产品尤其是对粮食的需求之间的矛盾。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规模的展开和城市人口的大幅度增长，对农产品尤其是粮食的供应提出新的要求，这就影响到国家对农业生产方式和农村社会结构的改造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因此，有组织地持续不断地将城市新增加的人口迁往农村，向边疆地区和内陆偏远地区输送精简下来的无业居民，成为缓解城市人口压力的重要手段。1957年1月18日，毛主席在中央会议上说：“精简一定要坚决搞，一条是减人，一条是安排，一定要把人安排好再送出去。”。
  
  精简城市人口采用的方法是群众运动式的政治动员，而城市与农村之间巨大的生活水平落差，使得许多人不愿意去农村，因而对动员下乡存在抵触情绪。这表明，单纯依靠政治动员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并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人口问题。因此国家开始更多地寻求制度方面的支持，譬如实现粮食统销统购政策、劳动力统包统配、户口管理制度、粮食定量供应制度等等，以限制城乡人口的无序流动。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通过《户口登记条例》，首次在全国范围实施户籍管理制度，使城乡人口无序流动受到严格控制，有效地减轻了城市人口的压力。
  
  在精简城市人口的过程中，精简计划遇到了巨大阻力，一方面国家实施严格的户口管理制度，大力推进城市人口的精简工作，但另一方面又有不少部门单位大量招收农村青壮劳动力当新工人，致使1957年职工总数3101万人，仅仅一年之后就增加到5194万人，整整增加了2093万人！这当然是“大跃进”的“辉煌战果”之一。农村劳动力大量涌进城市，不仅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短缺，影响了农业生产，同时更加重了城市人口危机和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当着三年自然灾害即将来临之际，打乱了精简城市人口的步骤，也不利于应对自然灾害危机。于是，中央在1960年8月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将精简职工、精简城市人口列为重点措施。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动员大批城市人口下乡，要有很大决心。”
  
  1956年，上海继续执行经济“紧缩”方针，将大批工厂、企业、学校等迁往内地，产业工人和在职人员43万人随之迁徙；此外就是动员城市青年到农村去已经成为长期性工作。1957年动员城市知识青年9000人参加郊县农业生产。1958年，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提出“青年儿女，志在四方”的口号，制定五项具体措施，鼓励知识青年积极参加外省农业建设，当年就有2万多知识青年离开了上海，形成了上海市第二次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动员高潮。
  
  1957年8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动员青年前往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计划在1958-1963年期间，从内地动员570万青年到边疆地区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这个支援边疆建设的宏大计划因为三年自然灾害而中止。在这期间，全国一共动员安置了支边青年99.7万人，随迁家属44.6万人，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为边疆建设做出了可贵的贡献。这个计划虽然中断了，但摸索了为远距离大规模安置上百万青年所需要的各种客观条件和相应的政策支持，这为后来支援边疆的上山下乡运动提供了宝贵经验。
  
  1959年中央强调必须完成“精简800至1000万新招收工人”的任务。1960年，在“大跃进”余潮的影响下，全国职工人数比上年增加694万人，总数达到5969万人的高峰，更使国民经济发展雪上加霜。1961年，中央加大了实行精简人口政策的力度，发布《关于减少城镇人口和压缩城镇粮食销量的九条办法》，要求在1960年底全国1.29亿城镇人口的基础上，3年内减少2000万以上，其中精简职工1160万人；1961年内要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人，其中职工970万人。全国年末职工人数由1960年的5969万人，减少到5171万人。1962年，中共中央确定在年内再减少城镇人口1000万，其中职工850万人；而农业劳动力则比上年增加2730万人。农业劳动力总量的增加，有助于农业生产的迅速恢复。
  
   为了巩固精简人口的成果，国家制定了若干相应的法规政策，如1962年6月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精简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并成立农垦部安置办公室，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动员城镇知青插场安置的工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农林办《关于国营农、林、牧、渔场安置家居大中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汇报会议的报告》中，明确安置对象是精简下来的、具有下乡条件的职工和年满18周岁有独立生活能力的青年学生等；安置方式是在原有的国营农、林、牧、渔场采取顶替、增补的方式安置……据初步匡算，3.5亿元大约可以安置职工和学生40万人左右。1962年，全国社会青年累计达200万人。这些社会青年，绝大部分是未升学就业的学生和精简下来的新工人。其中上海社会青年有7万余人，其成分构成是：历届高、初中毕业生和少数不服从分配的大专毕业生共约2万人，占总数30％；被精简、退职或支援外地又自发跑回的3万人，占45％；因各种原因中途辍学、退学的1.5万人，占20％；被学校、工厂清除下来的，占5％。
  
  1963年7月31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精简小组《关于精简任务完成情况和结束精简工作意见的报告》。《报告》称：自1961年到1963年6月，全国职工减少1889万人，城镇人口减少2600万人，吃商品粮人口减少2800万人。到年底共精简职工2546万人，其中回农村的有1641万人，占精简职工总数的67％。《报告》总结说：大量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对加强农业生产第一线，减少商品粮供应，调整城乡关系、工农关系，促进国民经济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数以千万计被精简职工和下乡人员，凭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朴素感情，呼之则来，挥之则去，分担国家的困难，牺牲小家的利益，换来国民经济状况的好转，对此，毛主席深有感慨地说：“我们的人民多好啊!”
  
  1963年7月，经过上海与新疆方面的协商，决定上海动员知青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至1966年7月，三年内共动员10万余名上海知青西出乡关、远赴新疆屯垦戍边。其中参加兵团的97048人，仅分配到农一师的上海知青就有45784人（其中大学生198人，占0.44%；高中生9005人，占19.83%；初中生18610人，占41%；小学生13089人，占28.83%。年龄最小的14岁，最大的38岁）；此外还在新疆各地方安置了3000多人。这是文革前上海市掀起的第三次上山下乡高潮。在上海知青大规模奔赴新疆、参加边疆开发建设的热潮影响下，全国各大中城市也有知青奔赴新疆、甘肃、宁夏等各地生产建设兵团，使边疆地区建设面貌出现了巨大变化。
   
  四、插场、插队阶段
   
  1956年1月，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并提交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最高国务会议讨论通过。其中第39条规定：“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在五年或七年内，解决城市中的失业问题，使现有的城市失业人员都有获得就业的机会。除了在城市能够就业的以外，他们的就业途径是到郊区、到农村、到农垦区、或者山区，参加农、林、牧、渔各种生产事业和农村的科学、文化、教育、卫生事业。”除了城市失业人员，还包括未升学就业的中小学毕业生，指明了他们就业的方向。规定提出的“四到”，就是“上山下乡”的最初表述。1957年10月，人大常委会和全国政协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39条修改为第38条，内容也做了重大修改：“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的青年，除了能够在城市升学、就业的以外，应当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和极其光荣的。”到1960年4月，全国人大二届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1956年至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正文有关“下乡上山”的文字未有改动。至此，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基本思路以“国家发展纲要”的形式就此定型。
  
  自1957年起，上海将“精简职工和精简城市人口”的运动与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结合在一起进行动员，但还是采取不同的方式方法及政策措施，保持了青年运动的特点，使得动员城市青年下乡的工作得以逐步推进，逐年进行。1957年上海知青下乡的方向以沪郊为主，到了1958年则以外省安置为主，而安置方式又以插场为主。经过数年安置实践，到1962年，国家确定了城市知识青年下乡的三种主要方式：插队落户；建立集体所有制的生产队、农牧场；到国营农、林、牧、渔、矿插场，或创建新场等。
  
  1962年6月，为协调城市知识青年插场，成立了副部级的农垦部安置办公室。12月组建国务院农林办安置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兼农林办主任谭震林统筹领导。半年以后，又成立了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以下各中央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均组建专门办事机构，这标志着上山下乡问题正式提到党、政重要工作议程。
  
  1963年6月，国务院召开“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今后15年内，每年大约有100万左右的青年需要有计划地安置下乡，参加农、林、牧、副、渔业生产；下乡学生年龄可以由18岁放宽到16岁，条件是能够独立生活。主要安置方向是插队，其次是插场，再其次是建立新的国营农、林、牧、渔场等。到年底统计，自1961年以来，全国各地共动员下乡知识青年14.87万人，其中到国营农场的11.51万人，占总数的77%。这些知识青年同老职工一起，在艰苦的地方扩建、新建400多个农、林、牧、渔场，盖起42万平方米的住房，开荒4.13万公顷，播种3.20万公顷，扩大育林面积7730公顷，扩大水产养殖面积1.03万公顷。
  
  1963年11月18日至12月4日，国务院召开“城市青年下乡插队经验交流会”。在会议上分别交流了成户插队、集体户插队、分散插队，以及上海市组织跨省插队的经验等，就知识青年插队落户的问题进行细致的分析研讨。这标志着中央对城市青年下乡安置方向的转变。随即在1964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听取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的汇报。在会议上邓小平说：城市知青下乡，以插队为主，这是一件长期的大事。每年要安置100多万人。用插队的办法，每人给的安置费不到200元。插场每人则要1000元，如果100万人插场的话，需要10亿元，这怎么得了。周恩来总理也发言说：我们脑子里要有国家大、人口多这个概念，考虑问题就要从这里出发。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指导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纲领性文件。《决定》指出：中共中央、国务院认为，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有必要动员和组织大批的城市知识青年下乡参加农业生产。大批城市知青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青开辟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同年5月，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发布《关于落实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计划的报告》，1964年安置人数为78.6万人，其中插入人民公社生产队的65.4万人，占83.2％；国营农、林、渔场安置12.8万人，占16.4％。按插队人数的千分之六配备4000名安置工作专职干部等。另据《四川知青史》记载，四川省在1964年下乡的城镇知青37763人中，插队安置的有35539人，占94.1%；插入社办场和国营农场的有2224人，占5.9%。1964年，国家将插队定为安置知青的主要方向以后，每年插队安置费标准是，南方地区每人185元，北方地区每人225元。
  
   1965年8月26日至9月14日，中央安置领导小组综合各大区的安置计划是：1966年计划动员下乡67万多人；“三五”期间计划动员下乡366万人；15年内全国计划动员下乡1100-1200万人。安置方向仍以插队为主。《人民日报》在1965年期间连续发表社论，强调上山下乡的政治意义，指出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是党的一项长期方针，决不是一项临时措施和无足轻重的小事，而是今后长期要做好的一项“具有革命的战略意义的大事情”。知青下乡的“革命”意义主要是：实现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逐步消灭“三大差别”，增加农村的革命力量，培植共产主义萌芽，防止产生修正主义，造就革命事业接班人等。
  
  自1962年至1966年8月统计，全国各地共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知青196.9万人，返乡知青达4000多万人；这些知识青年95％以上初步稳定在农村。国家支出安置费9.87亿元，人均346-580元。其中上海1955-1966年期间，共有16.4万人上山下乡。具体去向以新疆为主，其他去向包括江西（14117人）、安徽（2227人）、湖北（7977人）、浙江（271人）、沪郊（54268人）等。
  
  在平凡而又艰苦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一大批知青先进集体和模范人物在全国各地相继踊现出来，如1955年回乡务农的吕玉兰，1958年回乡务农的邢燕子，1961年回乡务农的董加耕，以及1962年插队落户的侯隽等等，他们的优秀事迹通过党报的宣传，鼓舞了全国各地已经下乡和尚未下乡的知识青年，进一步坚定了他们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决心，对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到推动的作用。1963年3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知识青年下乡上山是移风易俗的革命行动》的社论，鼓励有志青年以邢燕子、董加耕等先进人物为榜样，投身到农业战线“三大革命”运动中去，同广大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在艰苦中锻炼自己，在劳动中创造真正的幸福，成为能够经得起风霜、挑得起重担的革命事业接班人。这一时期树立的城市知青先进典型还有天津的王培珍、赵耘，吉林的栗心河，上海的浦锦文、张韧等等。
  
  1964年1月2日，毛主席亲自观看了河南省豫剧院演出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现代剧《朝阳沟》，赞扬《朝阳沟》是“近年来戏曲舞台上出现的一出反映新生活的好戏”。同年12月26日，在毛主席生日便宴上，邢燕子和董加耕被安排陪坐在毛主席身边进餐，表达了伟大领袖对全国知识青年的亲切关怀和巨大鼓舞。1965年8月，由中国青年出版杜编辑出版了《在广阔的天地里》报告文学集，文集载有邢燕子、宋喜明、刘品、王敬璋等十名先进知青的事迹。此后，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出版物大量出现。10月1日，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反映上海知识青年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劳动生活的彩色纪录片《军垦战歌》正式上映，不但在全国知识青年中激起巨大反响，而且使上山下乡成为所有青年人向往的光荣事业，在全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上山下乡的高潮。1966年3月，党中央为了表彰知识青年，特意邀请200名先进知青代表参加国庆观礼。谭震林接见这些知青代表们时说：“农业很重要，没有农业就没有工业。农业要现代化，你们有知识，要研究如何现代化。你们下乡不是简单地为农村增加几个劳动力，更重要的是把文化技术带下去。农村天地广阔，大有作为。”
  
  1964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以后，中央各部委根据中央的安置规划，纷纷制定各项法规制度和配套措施，为保障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建立政策体系。前后公布的法规计有：粮食部《关于城市下乡青年粮油供应工作的几项规定》；商业部、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在高寒地区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冬装补助问题的通知》；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制委员会《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知青工作机构的编制及其经费分配的通知》；财政部发布《关于1964年安置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支出预算指标和预算管理的通知》；财政部、林业部发布《关于国营林场安置经费结算问题的联合通知》；财政部、中国农业银行《关于1965年安置经费管理的几项规定》；内务部、财政部、劳动部、粮食部、国家编委联合发布《关于增加安置城市下乡青年工作机构编制的通知》；中国农业银行发布《关于监督支付城市下乡知识青年和闲散劳动力安置经费的通知》；关于加强舆论宣传，向知青提供精神食粮，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动员子女上山下乡，以及粗暴对待知识青年，歧视、打击、污辱知识青年，破坏上山下乡运动的犯法犯罪行为的处理等。从吃粮补贴、衣被添置、生活用房，到交通、医药费用补助等；从生活用具到生产资料；从近期到长远，事无巨细，无不周到统筹，关心备至，充分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青年一代的关心，体现了党和政府将上山下乡运动作为国家长远的发展战略的决心，也为此后实施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上山下乡准备了社会基础、物质条件，以及构建起了较为完善的上山下乡政策体系。
   
  结语
  
  新中国的政策体系，归根到底就是在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实现社会主义制度而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法规、措施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规范社会行为，推进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整合，服务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整个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部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是比较特殊的，原因就在于它的本质是青年运动，而青年正是社会上最活跃、最热情、最有能量，而且成分复杂、思想可塑性强的群体，这就决定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既有长远性，又有短期的就事论事的应对性，以及政治导向多于具体扶助等特点。
  
  “文革”前上山下乡运动大致经历了上述四个阶段，通过十多年艰苦曲折的社会实践，从一般性号召到逐步形成政策体系框架，终于由单一的农村知识青年返乡参加农业生产，逐步汇合形成农村知识青年与城镇知识青年一起上山下乡的滚滚洪流，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大奇观，带动整个中国农村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正是因为有了上山下乡政策体系，有了开展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条件、群众基础和实践经验，才有了“文革”期间动员上千万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可行性。
  
  本文参考文献：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

  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出版
  
  邢野：《内蒙古知识青年通志》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出版
  
  袁志平：《解读上海就业再就业》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出版
  
  孙成民：《四川知青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
  

  （作者系原1968年内蒙古插队落户知青；来源：“老辰光网”，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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