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作战新计划”的内容并不是“最后之决定”，但其中两项还是很快就得以确定。
这就是第一项与最后一项。
第一项实际上就是继续寻机“打击胡敌”，这一项，党中央和彭德怀一直就没有放弃。
最后一项就是第十一项：“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在得悉共产国际改变援助物资接收地点的“重大变故”之后的这几天里，中共中央领导人就一直在酝酿和筹措这件事情，而就在他们提出“作战新计划”的同时，一份给共产国际书记处执委会的回复电也发往了远方的“无产阶级祖国”：
从哈密输送物资的办法对于我们主力红军已没有用处了，这个改变已经太迟了。已经过河的红军有大约21000人，我们可以命令他们向哈密方向前进，但要通过5000余里路程，战胜这一带敌人与堡垒，需要许多时间，至少也是明年夏天的事情了。而且，除非你们能用汽车将物资送到安西，否则要红军到哈密去接是不可能的。因为哈密、安西之间是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1]
虽然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重大变故”电已经过去好几天了，但在这份回电里我们仍然还能嗅到一种按捺不下的郁闷之气：你们可以坐在办公室在地图上轻松一划就给我们指示“前进的道路和方向”，可我们却只能拼命闯关夺隘凭着两条腿一步一步量过去啊！你们一家伙就把这个地点划在若干倍于年前草地行程的一大片荒芜沙漠那头的哈密，你们倒是说说，你们要我们怎么凭两条腿穿越而过？准备付出多大代价穿越而过？而就算是一路的土地爷们都点头哈腰给我们让开道路，粮草、冬衣、又如何筹措打点？……
由于中共中央以严峻口气电陈的这些理由，物资援助接运地点后来又被东移到了安西。
——在有求于人的前提下，中共中央已很难从援助方争取到比这更多的让步了。而且，考虑到组织西路军千里迢迢去接受这些物资尚未最后定夺，就是已经定夺了也有可能“远水难解近渴”，所以中共中央书记处还于次日电请共产国际“紧急寄送款项”，称“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2]。
“紧急寄送款项”其实也是一股远水，解不了近渴：在那年那月那种严峻的环境中，共产国际的卢布或美元不可能直接打到中国共产党的户头上，只能通过国统区可靠的中间关系接收后兑成换中国银元或现钞，然后再派人送到苏区——这个时间，那肯定是快不了的！
而派出部队千里远征去接受物资，更是一件很伤脑筯的事情！
因为共产国际已有“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的禁令在先，两万多人的一支红军主力显然仍在这个禁令限制之列，所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为“西路军”赋予任务以及完成任务的时限时，是考虑了可能会出现的问题会遇到的困难的，也是留有充分余地的：既然红军主力不能“再向新疆方面前进”，所以这个任务就不是一路长跑直奔终点，当间既会有闯关夺隘的磕绊，也会有安营扎寨的耗费；既会有征粮筹衣的烦恼；也会有整补扩红的蹉跎，还有如伤病安置、物资转运、畜力征用这类的事务的筹措与执行，……等等等等，这都是需要依托空间和耗费时间。所以，这个任务身就应该也必须包括“空间”和“时间”这两大要素！空间——“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在那里站住脚，把屁股放下来坐稳当了；时间——“准备以一年完成之”，尔后派出一支接运部队（而不是主力）去指定地点——“直接打通远方”。
这个“时间”也是留有充分余地的——一年时间，都足以“屈指行程二万”了！
如今数十年过去了，如果我们暂时放下中共成长中的曲折与共产国际指示之间的那些恩恩怨怨再作客观考量的话，那还不能不得出这样的公允之言：共产国际此前的“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也好，后来的“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也好，都具有相当的“现实主义合理性”乃至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前瞻性。
——“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是“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而这个道理与毛泽东“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打通国际”的思路，有着相当程度的近似性。更何况，在民族危机迫近，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中共中央已经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的情况下，红军主力向远离“抗日救亡中心”的遥远西域前进，被国人诟病以“逃跑”、“逃避”、“寻求偏安之地”，那是必然的。的的确确在政治上非常不利，也极不利于争取和团结中间力量。
——至于“不采用从外蒙提供援助的方法”，也与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策动蒙伪和汉奸势力大肆进犯绥远，战事一触即发有关。苏联不愿因援助中国红军而冒诱发“日苏战争”的危险当然是一种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但对于中国共产党人自己来说，红军主力在这样一种态势下出现在正在准备抗击侵略的傅作义部之侧背，政治上也是极其不利的。虽然红军也可以打出“抗日援绥”的旗帜，但怡人以“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口实，那也是避免不了的。更何况，由于绥远抗战不是直接对日军作战，属于“打狗欺主”的“内政”，南京蒋介石政府也对“援绥”表现出了历次局部抗战中前所未有的主动积极态度，也抽调了相当数量的精锐兵力以为傅部后援甚至准备直接参战。这种时候，就是让傅作义自己在中共和蒋公这两路援绥力量之间作出唯一性选择（这只能是个单选题），中选者为谁，恐怕也是不难推断的吧？
值此非常时期，远离“抗日救亡”中心的“武装割据”，是得不到全国人民衷心拥护的。
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那个时代那个年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一定要坚持“北上抗日”的政治主张，为什么一定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为什么一定要到“抗日救亡”的中心地带去主动“担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
因为，这是为民族求得生存求得解放，也为自身求得生存求得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去“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领导责任”，才能为党的生存和发展寻找更多更好的机会！只有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去，才有建立、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更多更好的机会，才有让广大人民群众包括中间势力认识和接受党的方针政策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党也才有求得生存发展的更多更好的机会！在民族革命斗争的风口浪尖上高扬“抗日救国”的旗帜，与置身于大潮之外空喊抗日救国的口号，无论从行为效果还是从生存机会上来考量，难道是可以同日而语的么？
所以，此间的中共中央是能够理解，而且实际上也是理解了共产国际改变物资援助地点的合理性的；所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在几天后的11月12日同意彭德怀“南进”建议的回复电中特别指出：“北路军之行动，有妨碍绥东抗战及吸引汤军回堵之政治上、军事上不利[3]”；所以，实际上也否定了“北路军行动”——也就是“作战新计划”第四项之内容。
所以，“作战新计划”最核心之第九项，才只能是他们“万不得已之备选”……
数十年后，原西路军主帅之一徐向前在其回忆录《历史的回顾》（据说并非本人执笔）中，曾经对当年的“西进”作出过这样“假设”：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前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哩？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候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西路军如果及早靠拢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了。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4]
这个“假设”的结论相当美好，但这个“假设”本身却不能成立，而且并不新奇。
早在一个多月前“甘南风波”中的洮州会议上，张国焘就作过类似“假设”：“打到迪化（今乌鲁木齐），打通国际路线，得到装备再打回来，与一方面军会合也不迟[5]”。不同之处在于：张国焘说的是直接“打到迪化”，而徐向前在这里只是笼统地说“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
那么，在哪里才能取得武器哩？显然只能是在安西。
那么这种可能性是不是存在哩？参照着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的禁令，再翻开地图比量一下，就能非常清楚明白地看出：这种“假设”只能是“假设”，事实上是不可能实现的！“靠拢新疆”靠到哪里？就算河西部队是飞毛腿一路顺风没有任何磕碰，最远也只能到达肃州（今酒泉），再往前就是一片荒凉和沙漠，不能想象两万大军能在此间栖息生存；“取得武器、弹药”也只能是派小部队去安西接运，大军前往一则有共产国际禁令所限，二则路途遥远人烟稀少吃饭御寒问题难以解决。而河西部队只要在河西走廊地区盘桓逗留，就必然与马家军发生冲突，也就必须要解决“建立根据地”问题——也就是徐向前自己所言的“控制河西地带”，这也是无法回避的。
其实，数十年后，徐向前已在无意中回答过这个问题——只需要把他的这段话中的“定远营”换作“安西”，即可：
过河后，中央决定打定远营。我们调查一下，定远营在阿拉善旗，是沙漠上的绿洲，地方那么小，这么多部队到定远营，吃、住都很困难，无法解决，那里四面都是沙漠，往哪里走啊！所以打定远营是不行的。我那时是积极主张西进的。[6]
当年的安西、敦煌、玉门关地区地处荒漠，人烟极其稀少——直到今天，人口的分布密度也小于10人/平方公里（当年大多≤1人/平方公里）。比如共产国际指定的接运地点安西县（2006年更名为“瓜州县”），本身就有着“世界风库”之称，年均降水量仅45毫米，年蒸发量却达3140毫米，1987年建立“安西极旱荒漠自然保护区”。民国4年（1915年）全县人口为12 721人，但因干戈离乱，灾害频繁，人口自然增长极其缓慢（直到民国34年（1945年）整整30年间也才增长至20 346人）。而在西路军西进前的1932年～1936年期间，安西迭遭兵灾、伤寒、地震、大旱、瘟疫和饥荒[7]，死亡和外出逃荒者众多，较之于20年前的民国4年，全县人口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增长！而且还分散居住在2万多平方公里的境域内，最大的城镇安西县城的城镇人口也不过千余……
这样的环境条件，一支万人以上的大军，该如何解决“吃、住”等生存问题？
更何况，相较于定远营，那边厢的路途更为遥远，不仅距河东红军主力更为遥远，较苏联也很遥远——甚至距最近的新疆城市哈密也隔着近千里之遥的戈壁荒漠！打到定远营无法生存还可以渡过黄河回到陕北根据地，如果打到安西无法生存，又该求谁？
至于并非中共方面自主可控的“远方物资”，并不是早已码在安西就等你们去取了！既或是苏联方面“已经准备好了”，那也得从原拟从外蒙接济的地点再辗转运输到新疆，再经哈密转运到安西，这个时间也短不了，3个月那是“至少”！——“远方”原拟从外蒙接济时，预计日程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8]”，而接济地点改变后，物资还得再度转运，时日肯定更长！而在这“至少”的3个月里，河西部队就必须独立自主地解决自身的生存问题——也就是“击败马家军，建立根据地”。
河西走廊这条道上，没有捷径，也无法取巧。要想得到，就必须付出。
这当间的困难，中央是有所估计的——所以才有“一年为期”。
所以，“创建根据地”与“打通远方”的“先后次序”问题，它是一个伪问题：如果“物资已经码在安西等待取用”的前提不能成立，那么要“打通远方”，就必须先在人口相对密集就粮问题更好解决的河西走廊东侧地区把屁股坐稳——建立根据地，然后“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与根据地脱离”的方针去接近“远方”！
先“取得外援”再“回师横扫而东指”，这个如意算盘是一厢情愿的，也是敲不如意的。
注释
[1]《中共中央书记处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1936年11月8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2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2]《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紧急寄送款项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电（概要）（1936年11月9日）》，转引自杨奎松《苏联大规模援助中国红军的一次尝试（1934～1937）》，《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新探》第32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9月第1版。
[3]《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同意彭德怀提出向南出动之意见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6年11月12日16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43～第84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75～第3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5]傅钟：《西北局的光荣使命》，《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785～第7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节录）（1982年8月14日）》，《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文献卷（下）》第243页，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安西县志》（安西县志编纂委员会）第16页，知识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8]摘自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1936年9月11日日记，《季米特洛夫日记选编》第46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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