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鞍钢宪法》,你才知道曾经的企业管理有多高明?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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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温《鞍钢宪法》,你才知道曾经的企业管理有多高明?
2023-12-28
重温《鞍钢宪法》,你才知道曾经的企业管理有多高明?
因为在上世纪80年代末,曾经有过在国企当工人的短暂经历;
因为后来长期研究西方企业管理;
因为后来长期研究教员的战略思想;
因为后来又做过企业高管;
所以,“鞍钢宪法”,一直是我心里沉甸甸的记忆,一直是我大脑中始终不断思考的问题,一直是我工作实践中研究和学习的“样本”。
当然,后来随着华为崛起,在研究“华为基本法”的时候,我又从中看到了“鞍钢宪法”的影子。
当然你可以说我“胡乱联系”,但是在批评我之前,我还是建议你先好好研究下“鞍钢宪法”和“华为基本法”,尽管“华为基本法”并不叫“华为宪法”,而且后来随着华为的不断发展,其内涵也在不断地深化发展和拓展。
作为一个经营性组织,企业管理需要处理好哪些关系?需要解决好哪些矛盾?
个人认为:
首先,要处理好“人”的关系,因为任何组织都是“人+事”,而“事”是由“人”干的,如果处理不好人的关系,一个组织的发展就失去了动力。
第二,是处理好“人”与“物”的关系,这个“物”可以理解成装备和生产线,也可以理解为今天所谓的“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等生产资料和“工具”。
第三,是处理好内部的“人+事”与外部的“人+事”的关系,也就是所谓企业和客户、各种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当然包括所谓“社会责任”的关系。
研究西方企业管理的历史,从泰勒的“科学管理”,一直到后来所谓的“X理论”、“Y理论”、“Z理论”,再到今天美欧一些知名公司的管理模式,我们会发现一个严重的问题:
在处理人与人、人与物的关系时,西方管理的重心在“物”,而不在“人”。
所以,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的创始人老福特的一句话,最有代表性:
我本来想“雇你一双手”,但为了“你一双手”却不得不“雇你一个脑袋”。
所以,整个西方管理一百多年走来,基本上是围绕“物”展开的。
我并不否认西方管理强调“制度化”、“标准化”、“规范化”、“流程化”、“数字化”,以及后来所谓的“平台化”的价值和意义。
但是,“见物”不“见人”或者“重物”少“重人”,不能不说是西方管理的一个大缺陷。
有人可能和我抬杠,现在谷歌、脸书等企业也高度重视“人”的因素,我在这里需要解释的是,我谈的是价值倾向,而不是个别例外,况且数字经济和传统工业经济在处理“物”与“人”的关系方面已经有了巨大变化。
在正式解读“鞍钢宪法”之前,我先举一个案例。
那是某省的一个出版集团,大家知道,出版属于文化创意产业,对人的创造性要求非常高,但是,这个企业改革中请了知名的咨询公司,将公司的全部的管理环节进行了流程化和标准化改造。
我不否认这种改造具有一定的“必要性”,但关键的问题是改造的“价值导向”。
他们的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们忽视了文化产业的重要特征是“创意”和“创造”,他们把以“创意”和“创造”为主体的知识工作者,变成了工业流水线上的“工人”。
我悲哀地称之为“知识农民工”。
可想而知,这家企业发展的结果如何。
在谈“鞍钢宪法”之前,我们还需要重新温顾一下教员的关于人的一些中重要的观点:
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教员说: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教员说:
思想等等是主观的东西,做或行动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都是人类特殊的能动性。
这种能动性,我们名之曰“自觉的能动性”,是人之所以区别于物的特点。
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
我们必须发扬这样的思想和行动,必须发扬这种自觉的能动性。
自觉的能动性是人类的特点。人类在战争中强烈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
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
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
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战争指挥员活动的舞台,必须建筑在客观条件的许可之上,然而他们凭借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很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戏剧来。
我们不赞成任何一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离开客观条件,变为乱撞乱碰的鲁莽家,但是我们必须提倡每个抗日战争的指挥员变为勇敢而明智的将军。
他们不但要有压倒敌人的勇气,而且要有驾驭整个战争变化发展的能力。
指挥员在战争的大海中游泳,他们要不使自己沉没,而要使自己决定地有步骤地到达彼岸。
作为战争指导规律的战略战术,就是战争大海中的游泳术。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重人民。
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
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
这些原则要实行有效,都须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
那些认为不是根本态度问题而是技术问题的人,实在是想错了,应该加以改正才对。
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因素是人而不是物。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我们之所以用这么长的篇幅,回顾教员关于“人”的观点,原因是:
第一,无论在战争中,还是企业经营管理中,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
人的因素为什么是第一位的?
因为人具有“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强烈地体现于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我们在企业管理中,有一种深刻的体会:
那就是任何一个员工,你无论用多么严格的制度去管理他,你只能管理他的身体,你无法管理他的思想。
你可让他8个小时,甚至是12个小时待在办公室里,如果他缺乏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那么他的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到底会怎么样,相信大家都知道。
第二,既然人的因素是第一位的,那么怎么发挥好第一位因素的“人”的作用?
教员的观点是,相信人、尊重人、关爱人、塑造人、成就人。
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关于必须善于爱护干部,教员说:
第一,指导他们。这就是让他们放手工作,使他们敢于负责;同时,又适时地给以指示,使他们能在党的政治路线下发挥其创造性。
第二,提高他们。这就是给以学习的机会,教育他们,使他们在理论上在工作能力上提高一步。
第三,检查他们的工作,帮助他们总结经验,发扬成绩,纠正错误。有委托而无检查,及至犯了严重的错误,方才加以注意,不是爱护干部的办法。
第四,对于犯错误的干部,一般地应采取说服的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只有对犯了严重错误而又不接受指导的人们,才应当采取斗争的方法。
在这里,耐心是必要的;轻易地给人们戴上“机会主义”的大帽子,轻易地采用“开展斗争”的方法,是不对的。
第五,照顾他们的困难。干部有疾病、生活、家庭等项困难问题者,必须在可能限度内用心给以照顾。
这些就是爱护干部的方法。
看懂了吗?尽管在这里教员谈的是爱护干部的的问题,其实,本质上是如何看待和对待“人”的问题。
第三,如何发挥好第一位因素的“人”的作用,必须要有正确领导方法。
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教员说:
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
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在对教员的关于如何认识“人”和人民群众,如何对待“人”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做一番回顾之后,我们才能谈“鞍钢宪法”,因为“鞍钢宪法”是教员关于人的思想和关于群众路线思想,在企业管理中的成功运用。
现在,我们正式进入谈论“鞍钢宪法”这个主题:
第一,“鞍钢宪法”诞生的背景。
任何事物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有其产生发展的来龙去脉。
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企业应当采取什么样的管理模式,可以说没有任何经验。
一开始是完全照搬的比如“马钢”,也就是苏联“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管理经验。
那么,“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管理特点和问题是什么呢?
“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的管理特点和问题是:
单一的厂长负责制,管理精英和技术精英统治工厂,严重脱离职工群众,甚至造成管理者和职工群众的对立,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遭受压制。
为了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企业管理道路,1960年2月,教员在读《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说到:
我们要破除各种各样的迷信,其中包括对苏联建设经验的迷信,例如对“马钢宪法”之类的迷信。
1960年3月22日,教员在《中央转发鞍山市委关于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报告的批语》中指出:
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现在鞍钢这个全国第一个最大的企业,不再相信相信苏联“马钢”那一套,搞一长制,只信任少数人,冷冷清清办企业,而是坚持政治挂帅,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群众运动,促进生产继续跃进。
教员惊喜地说到: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这就是“鞍钢宪法”诞生的背景,一是不迷信苏联经验,走自己的路,二是中国当时最大的工业企业鞍山钢铁厂的创造性的探索。
第二,“鞍钢宪法”的主要内容。
1、“鞍钢宪法”的第一条内容是“政治挂帅”。
现在,我们一提“政治挂帅”,很多人就反感,以为就是“政治运动”。
其实,这是典型的不懂“政治挂帅”的本质内涵。
“鞍钢宪法”的“政治挂帅”,首先解决的是“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然后围绕这个核心命题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请记住,人和动物最本质的区别是,人是有思想有灵魂的动物,人有“积极的主观能动性”。
人的“积极的主观能动性”,表现为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不解决“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的问题,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就失去了依托,就失去了“灵魂”,单靠物质的激励,是不会达到或完全达到管理的目的的。
就像没有“两弹一星”精神,我们是不可能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搞出原子弹、氢弹和实现卫星上天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教员强调: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2、“鞍钢宪法”的第二条内容是“依靠职工办企业”。
80年代末在国有企业工作时,对厂党委书记讲话时强调“中央方针指航向,依靠职工办工厂”不能理解,但等到我也成为企业的高层管理者时,我终于懂了。
我们经常把群策群力挂在嘴上,实际上能不能实现群策群力,完全取决于你“为了谁”、“相信谁”、“依靠谁”。
职工群众不是傻子,只有相信他、依靠他,发展的利益和他共享,他才和你群策群力,共克时艰。
否则,就是“老板跳楼”,“员工跳槽”。
因为,既然是雇佣关系,你是老板,你把我定位为“打工仔”,我当然没有义务和你一起“跳楼”。
只有你确立了“依靠职工办企业”,确立了职工的“主体地位”,职工有了管理的参与权、发言权、建议权、监督权,职工才能把自己当成企业的“主人翁”,才会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会和企业共进退。
在这里,你终于明白了当年教员在“三湾整编”的时候“把支部建在连上”和成立“士兵委员会”的重大意义了吧?
3、在管理上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
“两参”,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
“一改”,就是改革不合理的管理制度。
“三结合”,就是实行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
写到这里,我又回忆起我当工人的时代,领导是真参加劳动啊,虽然不是天天到车间劳动,但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来几次,边劳动边和我这小青年聊天,教给我相关技术诀窍。
后来,当我走向企业领导岗位的时候,我才知道让领导参加劳动是多么的难,不多说了。
让工人参与管理,就更难了。
你一个普通职工懂什么?这是当下很多企业管理者的普遍心态。
所以,当我看到华为“让听得见炮声的人呼唤炮火”、“班长的战争”等做法的时候,不由得不对教员的好学生任正非油然而生敬意,由此也就懂得华为为什么成功。
你真的以为华为管理的成功是美国咨询公司的功劳吗?
那是管理技术,是“术”,不是“道”。
工人、技术人员和领导干部三结合,这是多么高明的管理法?
当然,还有老中青三结合等等,在此不再絮叨了。
4、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是一个企业成功和持续成功的基础。
所以,教员在“进京赶考”前,反复告诫: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也是为什么华为反复强调“自我批判”,长期坚持“自我批判”。
写到这里,我就用我曾领导过的一位老传达员说的一句话做总结:
你怎么对待我,我就怎么对待你,人谁都不傻。
教员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将理论和实践完美集合于一身的伟大的战略家,他的思想方法和战略战术,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是一般的经验总结,而是面对一个个历史时代提出的历史难题,所给出的一个个解决方案。其后来历史的发展,无一不验证了教员解决方案的伟大。
学习教员的战略战术,之所以对很多人感到困难,原因在于对当时的历史场景不熟悉,在这里陈老师将带领大家还原教员提出解决方案的时代场景,将教员的思想方法与今天的现实活学活用地相结合,不是给大家喂鸡汤,也不是讲正确的废话,而是给大家梳理出一套符合时代、符合国情的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策略和办法。
结合实际、系统地、更多地学习教员的战略战术,可以私信陈升老师,看一看陈升老师的著作《跟教员学战略》一书。
作者:弱胜之道;来源:今日头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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