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整顿晋察冀军区，为何提名杨得志总管军事，萧克去后方军区？

 

在解放战争初期，晋察冀军区面临着非常严峻的军事局面，8月打大同久攻不克，之后又失去了承德、张家口等重镇。

 

1947年初，蒋介石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关内‘土匪’计有四大股，为贺龙、聂荣臻、刘伯承、陈毅等，现聂贺已无大能为，如陈刘两股能一举击灭，则中原大局可早安定。”

 

《萧克回忆录》记载 ，我晋察冀部队撤出张家口后，“一切组织均混乱不堪”，“军队和地方有些同志有埋怨情绪，甚至骂街……”

 

当时的组织混乱和士气低迷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任由这种情绪发展下去，局面只会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变成一发不可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朱德总司令于1947年年初来到了晋察冀中央局和晋察冀军区所在地———河北阜平县城南庄。

 

朱总司令来到城南庄后，首先肯定了晋察冀取得的成绩，并没有做过多无益于改善现状的指责。为了了解情况，他分别召集了纵队、旅、团级干部，一一听取大家的意见。

 

经过认真的总结，大家基本认为，晋察冀军区前期失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首先是初战没有打好。

 

初战没有打好，为我军埋下了兵力损耗，补给短缺和士气低落的种子。在战役之初，华北部队承担了较重的任务，他们把目标定为了夺取“三路四城”，把首战的目标选为了国军第二战区、十一战区和十二战区的结合部——大同。

 

用罗瑞卿的话说，开始开头“先搞个硬钉子，拿大同，没有先打弱的，后打强的。”

 

萧克在事后也指出：“从当时的敌我力量的对比来看，先打大同是失策，大同久攻不下，又不撤围，就更被动。”

 

 

第二个原因是战术、思想未能及时完成转变。

 

在抗战时期，日寇利用铁路、碉堡对我进行分割，使我军无法集中作战，所以我军采用游击战的方法无可厚非。但到了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应该及时调整，主动出击，在快速运动中打击敌人的弱点，实行运动战。

抗战后，形势已经变化，一些战士和干部安土重迁，不肯离开家乡作战，未能去掉游击战的习惯，对吃苦、进山缺乏足够的准备。

 

我们在没有调整、准备的情况下，就投入了大规模的战斗。

 

 

第三个原因是经验不足。

 

运动战是我们在新的历史阶段里面临的新科目，它是一门非常讲究配合，互相协同的军事艺术，我军在过去在这方面的经验不足。同样的，对于攻坚战，我们之前也缺乏经验和准备，也就是说没有事先的相关训练。

 

在朱德写给中央的报告中，还特别指出两点：

 

一是野战军领导的团结问题，出现令出多门的情况，让下级无所适从，从而各行其是。

二是野战军组织头重、后方庞大、供给补充紊乱。“后方庞大，出征人员少，号称野战军十二万人中最多时亦只能出征七万人。”

 

 

在搞清楚了问题所在后，朱德总司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两个解决方案，一是重建野战军领导机构，二是使后勤保障与野战军作战相适应。

 

5月31日，朱德致电中央，提议“以杨得志为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以罗瑞卿为政治委员，以杨成武为第二政治委员（耿飚为参谋长），负责全权指挥晋察冀野战军。”

 

杨得志并非晋察冀军区出身的干部，他之前在晋冀鲁豫军区当司令员，1945年11月他率部北上赴东北，被留在了冀热辽军区、后编为晋察冀野战军一纵。一年后，该部在政委苏振华的率领下南下归建晋冀鲁豫野战军，杨得志被留下了，在晋察冀野战军第二纵队接替郭天民的司令员职务。

 

不过，杨得志作为红一军团的老人，他对晋察冀的干部非常熟悉，聂荣臻元帅是当年红一军团的政委，杨得志当年担任红11师特务连连长时，罗瑞卿是该师的政委。

 

 

杨得志在长征中率领红一团作为先锋部队打前站，和杨成武、耿飚所在的红四团配合得很好。当年突破乌江时，红4团在上游作战，红1团在下游作战；抢渡大渡河时，红1团在水面强渡，红4团则全力夺取泸定桥。

 

罗瑞卿和杨成武、耿飚等人的关系自然更不用说，都是在血与火中结下的革命友谊。

 

这样的人员配置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和反复权衡的，不仅考虑到了个人的能力，资历，也考虑到了工作关系和团结问题，真可谓用心良苦。

 

朱老总在报告中说：“上述提议经我们与聂、萧、罗分别谈话，在数日考虑之后，又经晋察冀中央局会议一致赞成和同意。”可见，这个配置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为什么选择杨得志为野战军司令员呢？因为单论军事能力，他无疑是这四个人中最强的，作为曾经的红一团团长，他战功等身，1937年344旅徐海东病重，中央就让他代理了旅长的职务。

 

 

杨成武也是一员战将，但更以擅长政工见长，曾得到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的认可，被誉为“模范团政委”；罗瑞卿曾任红四军政委，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术业专攻也不在军事。

 

随着杨得志、杨成武两位纵队司令员调入野司，原来由杨得志担任的2纵司令员一职由4纵司令员陈正湘担任；原来杨成武担任的3纵司令员一职由郑维山担任；4纵司令员陈正湘调走后，原4纵副司令员曾思玉升为司令员。

 

这样一来，晋察冀野战军不仅有了一个强有力的野战军指挥机构，还有了4位精明强干的纵队司令员。

 

同时，朱德建议原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萧克回军区统一指挥军区工作，原晋察冀军区参谋长赵尔陆兼后勤部长，原军区副政委黄敬兼后勤部政委，统一供给、卫生、兵站、运输、交通、补充新兵、训练俘虏等工作，使野战军脱去后方勤务工作，割去大尾巴，不做生产，商店归公，只做打仗与训练。

 

 

经过这一系列的人事调整，晋察冀军区的面貌可谓万象更新，生气勃勃。现在，他们需要的只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胜利来证明自己。

 

1947年9月，晋察冀野战军迎来了新的领导机关成立后的第一个大仗——大清河北战斗，这一仗随后演变成了著名的清风店战役。

 

清风店战役中，晋察冀部队一战消灭敌人一万七千人，华北的战局从此扭转。同年11月，晋察冀部队又以3个纵队攻坚石家庄，不仅全歼守敌，还俘虏了守军师长，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

 

 

在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晋察冀部队就从最初的组织混乱、士气低迷一跃成为威震华北的劲旅，在这样的转变背后，离不开朱老总在组织人事、战略战术、思想转变、后勤工作等方面做出的一系列调整。

 

来源：文史江湖今日头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