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白老人走了。老人家活了108岁，可谓不是一般的长寿了。老人家走的消息，也让我的心里受到不小的触动。老人家当年接受国家友谊勋章的时候，我内心里也是为老人家感到高兴。当年，在读大学时，以及后来在读研究生时，也经常收听广播英语的教学节目。在诸多英语老师中，我开始知道了一个叫大卫·柯鲁克的名字。只是我现在记不起来，这个名字是出现在哪一档的英语教学节目了。或许是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星期日英语》中出现的吧。说实话，我的英语听力一直较差。《星期日英语》中如果不看报纸上刊登的英语文本，我也听不太懂人家都在说什么。但是当时还是坚持在听。现在想来，听了那么长时间也没有长进，到底还要不要坚持，这事还真不好说。不坚持听吧，肯定不会再进步了。可是坚持听下去吧，好像也没多大的进步。这种问题的是非真的不好判断。1984年，刚刚在读研究生。当时在北京紫竹院公园，每个星期日都有一个英语角的活动。这个活动到底是谁举办的，我已经想不起来了。只是我认为，我应该去一次，看看这个英语角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那是一个初冬的星期天。大约上午九点多，我就到了紫竹院公园。非常凑巧的是，我遇到了一个大学女同学。我们也有好长时间没见过面了，于是我们俩就单独聊了起来。结果不大一会儿，我们身边就围起来不少人，在听我们聊天。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好再聊什么了，周围的人中就有人开始跟我的那个同学搭话了。没过多一会儿，大卫和他的妻子伊莎白也来到了英语角。陪同他们来的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教授陈琳。陈琳教授在当时非常出名，因为他也经常出现在英语广播讲座里，陈琳教授非常活跃，他向我们介绍了大卫和伊莎白。他说，这两位是外国老干部，是晋察冀边区的外国老干部。他的话音刚落，伊莎白就用汉语纠正他说，不是晋察冀，是晋冀鲁豫。于是陈琳教授连忙跟着说，对对，是晋冀鲁豫的外国老干部。当场的气氛一下子就活跃了起来。于是人们开始七嘴八舌跟两位老人聊了起来。大部时间都是中国的年轻人在提问题，而两位老人在回答这些问题。我没有提问，就是在一边静静地听着。两位老人讲话的语速比较慢，这肯定是他们有意克制一下说话的速度，为的是让中国年轻人能尽可能听得清楚一些。他们用的也尽可能都是简单的词汇和句式，目的也是能让大家尽可能听得懂。所以，当时两位老人在讲些什么，我基本还能听得明白。只是他们讲的内容，今天我完全没有印象了，一点也想不起来。两位老人没有在英语角逗留更长时间，估计也就二十分钟或者半个小时就离开了。那一年，两位老人都已经是七十岁上下的人了，不太可能在那里站立太长的时间。他们的年龄如果是中国人，早就退休了。但是他们似乎还坚守在英语教学的岗位上。当两位老人离开英语角之后，我也离开了。我还想过，西方女性一般都会用伊丽莎白这样的名字，为什么伊莎白老人不叫伊丽莎白呢? 是不是有人给翻译错了? 后来才知道，老人家就叫伊莎白，跟伊丽莎白完全没有关系。但是这个名字可能跟伊莎贝拉有点接近。这个事我也没有再琢磨了。这就算我跟大卫和伊莎白的一面之缘吧。复旦大学王德峰教授说中国人是讲缘分的。这次在英语角的碰面算不算缘分呢? 我想，应该算是一个缘分。两位老人不仅在中国为中国学生的英语教学工作付出了一生的心血，他们在青年时代投身到中国革命的大潮之中，更是他们的青春热血与激情的宏大表现。这是他们与中国的缘分，也是他们与中国革命的缘分，同时也是中国和中国革命与他们之间的缘分。缘分从来都是相互的。
大约是在去年，在电视上看到大卫和伊莎白的儿子柯马凯在讲述他母校的故事，也讲到他年轻时在北京生活的故事。这位老兄应该跟我岁数差不多，他是1951年出生的，小我两岁。他说着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如果只听他说话的声音，根本不可能想到他是一个外国人。他跟阳和平说中国话的口音还有点不太一样。阳和平是十多岁从西安来到北京的。阳和平的北京话也非常不错，但总能听出还是有一点跟北京话不那么完全一样。不知道是不是他幼年在西安的生活给他的口音带来的影响。而柯马凯的北京话就非常纯正了。电视中有柯马凯向观众介绍他妈妈的一些近况。老人虽然年已过百，但精神非常好，身体也非常好，还在镜头前说了几句话。当时我看到这个情景，真的在为老人家衷心祝福，希望她的晚年生活更美好、更幸福。老人家以如此之高寿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也是老人家福分不浅。她理应拥有这样的福分。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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