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夫：晚清著名作家吴趼人笔下上海的早期风貌

 

晚清虹口市井风貌{上海长发栈}

 

十九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在西风侵袭下，上海在诸如城乡格局、社会风气、精神面貌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在晚清著名作家吴趼人的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有生动精彩的描写。

 

 

吴趼人

 

吴趼〔jiǎn，音茧〕人(1866—1910)，字小允，名沃尧，号茧人。广东南海人，因世居南海佛山镇，故自署“我佛山人”。他出身书香门第，祖上世代为官，但传至他这一代，渐趋贪困，故吴趼人18岁来到上海谋生，先在江南制造军械局翻泽馆当书写生，后投身文坛，曾协助编辑《学林沪报》副刊《消闲报》，继而主编《月月小说》、《采风报》、《奇新报》、《寓言报》等，声名传于沪上。著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痛史》《九命奇冤》等。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是一部带有作者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它通过主人公“九死一生”从奔父丧开始，至其经商失败为止所耳闻目睹的近200个小故事，勾画出1884年中法战争后至1904年，20多年间晚清社会出现的种种怪现状，笔下多当时上海开埠后的世俗民风，尤其因作者长期居住在上海虹口的租界里，故对华洋两地的风物着墨更多。我们从中可清楚地看到上海开埠后的早期风貌。

 

浓郁的上海市井风貌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开卷明义第一段这样写着，对上海开埠早期的风貌作了简要的介绍：

 

上海地方，为商贾麇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百货输转。加以苏扬各地之烟花，亦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棹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帜，炫异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班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尝鼎一脔。于是乎把六十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做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

 

 

吴趼人居于虹口乍浦路多寿里(1913年)

 

上海开埠后最明显的变化是居住环境的变化，浓郁的弄堂市井风貌是上海早期风貌的标配。吴趼人北漂来沪后，最初居住在上海城厢西门外，后长期居于虹口乍浦路多寿里。说起乍浦路，据考证，上海最早的石库门似在乍浦路。《乍浦路街道志》就明确无误地写道：“19世纪60年代，境内开始出现石库门住宅。”又据上海市虹口区档案局编著的《虹口》一书记载：“乍浦路修筑于1840年代末，先筑南段，而后逐步向北延伸到武进路。”这就是说，1848年美租界甫一成立，就着手动工筑路了，这是有文献记载的上海租界最早修的路之一，比筑于1862 年的大马路（今南京东路）还早。要造房，先筑路。道路开通了，房地产商不请自来，最早的石库门由此诞生，《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有地处乍浦路南段的青云里石库门情景。

 

当年吴趼人居虹口乍浦路多寿里时，曾用梅红纸幅题门额曰“趼廛”。“廛”〔 chán，音缠〕者，《说文》云：在里曰廛,在野曰庐，市内百姓之居也。“趼廛”，即为吴趼人之居所。“趼廛”两字本属生僻字，他又将两字分开书写，路人见之，笑道：“沪上工艺纵多，然未见有专以磨墨为营生者”。这是将“趼廛”误为“研墨”了。吴趼人名作《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就问世于“趼廛”中。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就多次提到此类建筑的弄堂风情，直接提到名字的就有青云里（今乍浦路、天潼路口）、发昌里、源坊衖、篷路（今塘沽路）、靖远街、谦益栈、同顺里等等。如虹口源坊衖是早期石库门建筑，上下两层，当医生的王端甫居住楼下，挂牌开诊所；而破落子弟黎景翼兄弟两家住二楼前后楼，完全是近代石库门的居住模式。

 

 

三十年代吴淞路

 

我们且看作者笔下是如何描写同顺里的景象：“饭后便叫了两辆东洋车，同到虹口去。那一条巷子叫同顺里。走了进去，，只见两边的人家都 是乌七八糟的。”再看青云里：“王大嫂认准了门口，推门进去，我们站在他身后，只见里面一个肥胖妇人，翻身就跑了进去，还听得咯蹬咯蹬的楼梯响。”要吃个饭，书中说“这里虹口一带没有好馆子”，苏州饭馆，“脏得了不得”，最后由家住虹口的蔡侣笙带路，总算找了家干净广东馆子就餐了事。可见，早期的上海虹口虽然里弄交错，都是两层的石库门，但市面并不繁华，居住拥挤，上楼“还听得咯蹬咯蹬的楼梯响”。

 

初现上海工匠风范

 

清朝末期，盛行洋条运动，兴办一批官办的造船厂、识布厂等，《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中写到的上海江南机器制造总局便是当时中国第一个大型民族工业企业，我国的早期工人阶级由此登上历史舞台。书中就展示了两位中国工匠的精湛技艺和精神风貌。

 

第二十八回中写到在虹口开机器厂的方铁庐：“到了下午，德泉来约了我同到虹口发昌里去。那边有一个小东家叫方铁庐，从小就考究机器，所以一切制造等事，都极精明。他那铺子，除了门面专卖铜铁机件之外，后面还的厂房，用了多少工匠，自己制造各种机器。”这个机器厂老板，自己是工匠出身，技艺了得，主人公拿了江南制造局技工做的玩具“小轮船”请其评估，佚庐仔细看了看，说道：“这里面的机器，何等精细！他这个何尝是做来玩的，简直照这个小样放大了，可以做大的，里面没有一样不全备。只怕你们虽买了来，还不知他的窍呢。”说罢，把机簧一拨，那机件便转的慢了，道：“你看，这是慢车。“又把一个机簧一拨，那机件全停了，道：“你看，这是停车了。”说罢，又另拨一个机簧，那机件又动起来，佚庐问道：“你们看得出来么?这是倒车了。”留神一看，两傍的明轮，果然倒转。佚庐又仔细再看道：“只怕还有汽筒呢。”向一根小铜丝上轻轻的拉了一下，果然呜呜的放出一下微声，就像箫上的“乙”音。

 

 

地处虹口的昆山路

 

100多年前，中国工匠制作玩具“小轮船”能前进，也能倒车，还能拉响汽笛，技艺堪称一流。而且中国工匠性格刚强，敢于斗争，富有爱国情怀。 江南制造局的总办崇洋媚外，只相信洋人，不相信中国技师，结果闹出了这样一个“保民船”笑话：

 

未开工之前，单为了这条船，专请了外国人做工师，打出了船样。总办看了，叫照样做。那时锅炉厂有一个中国工师，叫梁桂生，是广东人，他说这样子不对，照他的龙骨，恐怕走不动；照他的舵，怕转不过头来，锅炉厂的委员，就去回了总办。那总办倒恼起来了，说：‘梁桂生他有多大的本领！外国人打的样子，还有错的么?不信他比外国人还强！’委员碰了钉子，便去埋怨梁桂生。桂生道：不要埋怨，有一天我也会还他一个钉子。就照他做罢。于是乎劳民伤财的做起来，好容易完了工，要试车了。总办请了上海道及多少官员到船上去，还有许多外国人也来看。┅┅及至要回来时，却回不过头来，凭你把那舵攀足了，那个船只当不知；无可奈何，只得打倒车回来，益发走的慢了。┅┅无可奈何，只得叫了梁桂生去商量。桂生道：这个都是依了外国人图样做的，但不知有走了样没有；如果走了样，外得工匠们都要受罚。总办道：外国人说过，并不曾走样。桂生道：那么就问外国人。总办道：“他总弄不好，怎样呢?桂生道：“外国人有通天的本事，哪里会做不好。既然外国人也做不好，我们中国人更是不敢做了。总办碰了他这么一个软钉子，气的又不敢恼出来，只得和他软商量。┅┅这件事被桂生作难了许久，把他前头受的恶气都出尽了，才换上一门舵，把船后头的一段龙骨改了，这才走得动、回得转┅┅

 

 

地处虹口的昆山路昆山公园2

 

你看，那总办的媚骨，那工匠的正气，刻划得入木三分，那中国工匠的有理有节的凛然正气，让人久久不忘！

 

形形色色的社会风情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笔下反映的生活面较广，除官场、商场、洋场之外，还兼及医卜星相、三教九流、家奴妓女等，揭露清王朝行将崩溃前夕的社会画卷，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风情。

 

上海开埠后，北外滩地区聚居了许多旅沪的广东人，广东小吃 、广东人小学、广式石库门等相继涌入，于是广式的道观三元宫也应运而生。吴趼人长期居于三元宫近旁的乍浦路多寿里，成名后他与同乡在武昌路同德里创办广志小学，专授旅沪粤人子弟，还被公推为主持。他在其名著《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曾多次写到三元宫。比如第三十四回《蓬荜中喜蓬贤女子 市井上结识老书生》，写到主人公和端甫从虹口青云里（今乍浦路、天潼路口）出来，要往离此不远的三元宫拜访落泊书生蔡侣笙，书中对三元宫有这样描写：

 

走到了三元宫，进了大门，却是一条甬道，四面空场，没有什么测字。再走到庙里面，廊下摆了一个测字摊。旁边墙上，贴了一张红纸条，写着 “蔡侣笙论字处”。

 

查上海虹口区档案局编的《虹口》图片集，有两张关于三元宫的图片：一张是1918年民国初期的虹口地图，距离青云里不远的塘沽路上紧邻日本人俱乐部的三元宫赫然在册；一张是当时拍的照片，宫殿式的三元宫门前人来人往，香火正旺。

 

 

《沪游杂记》中上海制造局

 

在吴趼人笔下，我们不但看到了颇具规模、栩栩如生的虹口名胜三元宫，而且凭他的生花妙笔，勾勒出落泊书生蔡侣笙在旧道观中摆测字摊的生动形象。这幅社会风情画，就像《水浒传》中，林冲落难风雪山神庙一样，让人印象格外深刻鲜明。

 

当时上海十里洋场，到处灯红酒绿，所谓“商女不知亡国限，隔江犹唱后庭花”。作者笔下，既有上海四马路上高档的烟花青楼，也有地处虹口的的低档的“咸水妹”妓院，勾划出沪上光怪陆奇的社会百态。作者是这样描写虹口妓院的：“端甫带着我进去，一直上到楼上。这一间楼面，便隔做了两间。楼梯口上，挂了一盏洋铁洋油灯，黑暗异常。入到房里，只见安设着一张板床，高高的挂了一顶洋布帐子。床前摆了一张杉木抽屉桌子，靠窗口一张杉木八仙桌，桌上放着一盏没有磁罩的洋灯，那玻璃灯筒儿，已是熏得漆黑焦黄的了。还有一个大瓦钵，满满的盛着一钵切碎的西瓜皮，七横八竖的放着几双毛竹筷 子。”

 

吴趼人晚年从乍浦路多寿里移居新居海宁路鸿安里。上世纪中叶，上海浦江电表厂海宁路车间就在鸿安里附近，笔者曾在此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对此地并不陌生。鸿安里距乍浦路不远，过四川北路即到，是两层楼的石库门建筑，多广东人居住。这里房屋，前门面临弄堂,开间小,居民的日常生活,如洗衣、洗菜、烧饭、吃饭、休息和夏天纳凉大都在屋外的弄堂内。此里弄居民当时大多是广东人，附近有为广东籍子弟开办的学校。因此身为广东人的吴趼人迁来此地，意在抱团取暖。当时亲朋好友纷纷前来祝贺吴趼人乔迁之喜，酒席中，他纵情豪饮，放声谈笑。晚宴散后，刚上床，喘疾发作，经抢救无效，溘然去世。享年45岁。死时家中无余财，唯有银饼四枚而已。

 

不能不说，吴趼人之死本身，为晚清的社会风情添上了浓重的一笔，是早期上海海纳百川的独特写照。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特约研究员、上海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本文原载《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