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社香于2000年10月20日、22日上午,2003年9月1日、12月28日晚,2004年12月25日晚,2006年12月28日,2008年12月24日、25日对毛泽民的夫人朱旦华进行了访谈,访谈均在朱旦华家中。
同意毛远新回北京上学
笔者:朱老(朱旦华),您和毛泽民只有毛远新一个孩子,和方志纯又没有再生孩子,怎么舍得把毛远新送到他大伯身边?
朱旦华:你一定看到社会上一些文章,有的说因为我再婚,有的诬蔑我跪倒在毛主席面前“托孤”,全都是胡扯。我和方志纯于1949年端午节在北京结婚,远新从南昌重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是1951年10月,与我再婚没有关系。至于“跪倒”“托孤”之说,连作者自己都承认,是为了更能吸引读者编造的情节。
上个月你来采访,我告诉过你,我和老方结婚后于1949年6月抱着一岁多的方荣欣南下到南昌。远新是7月底在北京育英小学参加期末考试后,与方玲芝一起由警卫员从北京送到南昌的。那时干部还都是供给制,孩子平日吃住在南昌八一保育院,星期天才能回家。远新分在保育院大班,每天早上由保育员送到附近的法院前小学上学,中午下课再回到保育院。法院前小学是解放前一所旧学校,条件比较差,一间教室两个班共用,每班只上半天课,加上老师、同学都讲南昌话,远新听不懂,这和北京育英小学没法比。育英小学是随党中央从西柏坡迁到北京的,学校的老师都是组织上选派来的,对孩子们的生活、学习尽职尽责,关系非常融洽。班里的同学,大多是从延安中央托儿所一起长大,一起经过长途跋涉到西柏坡,又一起进京的小伙伴。所以,远新总缠着我,吵着要回北京育英小学读书。
1951年9月底,我到北京参加全国妇联会议,带远新到了北京。在开预备会期间,康克清大姐一见,摸着远新的头说:“开会你带个孩子不方便,孩子住我家吧。”当天,远新就跟康大姐去了朱老总家,每天吃住在“爹爹”(孩子们都这么称呼朱总司令)家里。几天后,康大姐又带远新去看毛主席。在主席家里,远新和李讷年龄差不多,两个孩子在主席身边跑前跑后,叽叽喳喳有说不完的话,不知不觉把毛岸英牺牲后毛主席家中宁静压抑的气氛全打破了。主席从康大姐那里得知远新是随我来北京开会,抓住远新的小手问长问短。
10月12日全国妇联会议结束。我临行前去中南海,先到总司令家接了远新,再带着他去看望主席,准备将远新带回南昌。主席一家见我来了都很高兴,主席亲切地问了南昌一些情况,当谈到学校教育时,我讲了远新读书的法院前小学状况,比北京育英小学条件差多了,说孩子想回育英小学读书。
主席望着远新说:“住在我这里会成为温室的花朵,还是跟妈妈回南昌,可以经风雨见世面。”远新急了,大声抢白道:“我又不住你这里,我住在学校,怎么是温室的花朵呢?”主席故作严肃地问:“嗬,你知道什么叫温室的花朵吗?”远新摇摇头:“不知道。”又噘着小嘴嘟囔了句:“听你的意思,反正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一句话,引得主席哈哈大笑。
江青把我拉到一边,轻声地说:“自从岸英牺牲后,几乎没见主席笑过,今天是头一次看见他笑得这么开心。主席很喜欢这个孩子,就把他留在这儿吧,可以常和主席说说话,主席的心情会好得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我第一次见到江青,她穿着蓝色的布拉吉,温文尔雅,善解人意,给人感觉很娴静。江青认为远新留在北京,能冲淡家中悲凉的气氛,对改善主席的心情有好处。我朝主席望去,他坐在藤椅上,把远新搂在胸前,把孩子的一只小手放在他宽大的手掌中,两人好像继续谈着什么。我想了想,觉得江青说的也有道理,就对她说:“由主席定吧!”江青回过头对主席说:“既然孩子想回育英小学,就让他留在北京吧!”
主席抬起头望着我,显然是在征询我的意见。我微笑着轻轻仰了一下头,表示由主席决定。主席在孩子肩膀上拍了一下,说:“那就留下吧!”
远新重新搬回到育英小学住下,周末同姐姐李讷一起回到主席身边。那时干部还是供给制,子女读书不用自己花钱,我就把远新留在北京,一个人回南昌了。每逢学校放寒暑假,主席就会派人送远新回南昌;开学前,老方又派人把他送到北京。
希望毛远新在学业上有所取舍
笔者:1955年7月干部实行工资制后,您给毛远新寄过学费和生活费吗?
朱旦华:主席不同意,说泽民牺牲了,远新就是自家的孩子。
笔者:毛远新回到北京后,毛主席是如何教育他的?
朱旦华:远新到北京后,很快就适应了新家。他虽然只比李讷小半岁,由于从小坐牢,发育晚,去主席家头两年个子比李讷矮一个半头,主席说他是个“小豆子”。有的文章说,小豆子是江青先叫的,有的说是刘松林先叫的,都不对,是主席最先叫的。从此全家人都叫远新小豆子。主席特别疼爱远新,身边工作人员经常要远新去动员主席离开办公桌,出来散散步或游游泳,只要他去动员,主席一般都不拒绝。远新小时候经常拉着主席给他讲故事。一次主席给他讲鲁智深,说鲁智深不守寺规,又吃肉又喝酒。远新问:“什么叫寺规?”主席作了解释。远新又问:“那和尚吃什么呢?”主席说:“吃蔬菜嘛。”远新记住了。一天全家人一起吃晚饭,主席用筷子夹起南方的空心菜放进远新碗里,他就是不吃。主席问为什么,远新十分认真地说:“我又不想当和尚。”这是什么意思?全家都愣住了,唯有主席笑得连口中的饭都喷了出来。讲出原委,一桌人都乐开了。前些年,李讷来南昌看我,还提到远新“不想当和尚”的“典故”呢!
那个时候,远新在主席身边真幸福啊!
每当学校放假,主席派人送远新来南昌,我和老方都要问他各方面的情况,特别是主席对他有什么要求。多次交谈后,我发现,主席对远新要求很严格,但又和我们或一般家长要求的不同。
笔者:怎么不同呢?
朱旦华:我和主席一样,都是师范毕业,参加革命前都想当一名老师,从事教育事业。但是,通过对远新的教育,我发现,主席和我在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
比如,主席强调,孩子正处于长身体的发育阶段,天性就是玩耍,要给他们充分玩的时间,在玩耍过程中学习身边碰到的各种知识,反对给孩子强加沉重的课业负担。我却首先关心远新是不是完成了学校规定的各项作业,考试成绩是提高还是下降了。
主席却是更注重孩子是否有真才实学,几乎从不过问他在学校的考试分数。虽然远新的学业成绩年年都是优秀,我和老方一直称赞他是好学生,但主席却很少称赞他,反而多次批评他学习没有重点,缺乏主动性,批评他只会跟着考试分数的指挥棒转,还说对各门功课要分轻重,门门课考试都要得5分(当时我国学校实行5分制)的思路,本身就是错误的。主席认为,学校应该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上。他批评远新不会独立思考,为考试得5分,死记硬背标准答案。远新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年年成绩都是优秀,主席却多次挖苦他,说他并没有真正掌握学习的要领,只不过掌握了一些应付考试的本领。这种本领只在学校里有点用,可以得到老师的称赞,获学习优良奖状奖章,考上重点大学,但到了实际工作岗位,到了实践中,屁用也没有。主席说远新这样的学习方式,将来肯定没有出息。当然主席也说过,这不能都怪他,是整个教育制度造成的。
主席还给远新讲过自己上学的情况,说他读书时对文史类课程感兴趣,最讨厌数学,特别是几何。上几何课时,他基本不听,自己在下面偷着看历史书。远新问:“那考试怎么办呢?”主席说:“我就在考卷上画了个圆圈交卷了。”远新问:“那是什么意思?”主席说:“你不是考几何吗?第一,圆也是几何嘛。第二,你要给我打零分,不劳费心,我这个圆圈就代表零分,替你打好了。我利用上几何课的时间,读完了《资治通鉴》,收获不小呐!”在主席读书的年代,学校是以各科平均成绩及格作为升级的标准,主席文史类成绩特别高,一平均就通过了。主席还问远新:“你敢不敢在考卷上画圈圈?”远新说:“我是班长,我可不敢,影响不好。”主席又批评他为了面子,没有志气。还说几何并不是没有用,除了建立平面、立体的概念,主要是训练推理判断逻辑思维的能力,完全不必花费那么多时间,搞反复论证,烦琐哲学。主席说过这样的话:“人的一生时间是有限的,有所放弃才能有所获得。”
上世纪90年代初,远新托人从上海买来钱锺书的《管锥篇》,我简单翻过一遍。听说钱锺书考清华大学时,数学才考了15分,后来成为公认的大学问家。历史学家吴晗考清华大学时数学也是零分,考北大数学还是零分。还有闻一多,据说赴美留学数学考试也是不及格。我想他们都和主席一样,是懂得有所放弃才有所收获的人。
主席问过远新,他最头疼的是哪门课。远新想了想,说是作文。主席笑着说:“那就对喽。做文章必须有感而发。老师出的题目,往往是学生不熟悉或不感兴趣的事,硬要你搜肠刮肚憋出一篇东西,那可是人生痛苦的事情。出题目做文章,惨无人道啊!”这都是主席的原话。远新说给我听时,我既惊诧又觉得有道理。主席认为,这种作文教学方式,只能逼孩子学会迎合老师的口味,东拼西凑,争取高分,甚至教孩子从小学会编造假话,哗众取宠。他认为,评价学生作文,首先看文章是发自内心的真话,还是为应付差事编造的假话;其次看文法文采。如果是讲真心话,尽管文法文采差些,大不了将来不当文人、作家。如果养成了编造假话的习惯,那可能要误了孩子的一生。我当过老师,也当过中学教导主任,我能理解主席的意思,他想得比一般人深透和长远。
远新在一〇一中学读书时,主席曾详细问过他每天及每周的时间安排。主席掰着手指算来算去,突然问他,为什么在英语上花费那么多时间?远新说,那么多英语单词、短语,每天不背怎么行?主席说,外语只是个工具,汉语才是根本。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外语只要掌握了基本规律,将来需要用时能自学就行了。就像你学骑自行车,汉语是你自己的双腿,外语不过是辆车子。用那么多时间背单词,还不如去读《古文观止》。
笔者:毛主席这些想法,也是今天西方教育提倡的精要。更是针对国内学校教育弊端的一面镜子,仔细想想,使人领悟很多。您和毛主席为了教育毛远新成为国家有用之才,都费心费力。但教育思想和方法却有很大的不同。现在您怎么看这些问题呢?
朱旦华:在我挨批斗的“文革”期间,天天要学习主席的文章、语录,包括教育革命和知识分子的政策,身临其境,颇有感触。联系到我和主席在具体教育远新过程中的差别,我曾经想过很多。总的感觉,主席对当时整个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很不满意,或者说他一直在酝酿对整个教育制度进行一场革命。我不赞同“文化大革命”中教育战线的某些极“左”做法,也不赞同彻底否定教育革命中的一切。比如,“文革”中许多学校把矛头指向老师,以批判师道尊严为名,把老师当敌人,甚至进行人身污辱,这是应该彻底否定的。但是,否定了“文化大革命”,现在只片面搞分数挂帅,把学生完全培养成分数的奴隶,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又不对了。毛主席提倡教育革命,提倡有远大理想的主动性学习,师生之间建立平等的教学关系。老师可以批评学生,学生也可以批评老师,相互促进,深入学习。
过去和现在,不少人都以为有知识就是读过很多书。毛主席认为,知识不仅包括书本知识,更包括实践知识。他反对学校只教书本知识,不创造条件让学生多接触实践知识,反对关门办学的教育制度。毛主席主张学生多走出校门,开门办学,多接触社会,接触实际,接触生产劳动,以增长实践知识。他提出教育要革命,包括大学生从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的青年中选拔,不直接从高中毕业生中招生。选拔的方式,不能仅凭高考试卷的分数,来判定被选拔青年文化水平的高低和知识多少。我想,毛主席当年为什么看重张铁生答卷,要求中央各大报刊头版转载,是不是就包含着这些考虑?毛主席当时说过,张铁生在考卷背面写的那篇文章,是一篇讨伐旧的招生考试制度的战斗檄文。毛主席从来没有提倡或鼓励不要知识不要文化的白卷考生,而是反对表面化片面化看试卷的分数。毛主席肯定张铁生,是在反对仅凭一张考卷选拔青年入学的考试方法。毛主席生前多次说过,历史上考中状元的人,没有几个是有真才实学的。反倒是70岁连举人也没考上的蒲松龄,能写出《聊斋志异》。至于写《红楼梦》的曹雪芹,不要说举人,连何时考中秀才,还有待考证。谁能说蒲松龄、曹雪芹没有知识,没有文化呢?我们现在大学中文系教授,有多少人能达到他俩的文化水平?
毛主席对远新说过,他曾设想,理工科大学毕业生,能不能在某一个工种上,达到相当于三级工以上的实际操作水平?还说,对农学院毕业生,要以能否胜任基层农业技术员为考核标准。远新就在辽宁朝阳农学院做了试验。像今天被誉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在毛泽东时代就是基层农业技术员。这段基层经历,对袁隆平后来的造诣是非常重要的。主席还问过远新,医学院刚入学的大学生,有没有可能先用半年时间,下病房当护理人员,学会照顾病人,喂饭洗脚,倒屎倒尿,同时学习一些基本护理知识,第二个学期再开始上课。要从学生一入学,就注重培养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远新对我说,他曾在沈阳医学院搞过试点。
毛主席说过,国民党军队中那些能打仗的将领,大多是早期黄埔军校出来的学生,因为他们联系实际,从士兵做起。后来陆军大学出来的将领,书读得不少,却没有几个真能打仗的,就是因为他们脱离实际。主席不仅这么说,远新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原本分到指挥机关当参谋,主席则非要他下到基层连队,从战士当起。也是基于这种考虑。
从多方面对毛远新进行培养教育
笔者:毛主席对中国教育体制弊端的深刻认识,早就超过我们许多人。我一直在思考或研究,毛主席教育他身边几个孩子有什么特点?换言之,毛主席对毛远新的教育,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朱旦华:我觉得,毛主席第一关心的是孩子们的身体。
主席亲自教远新学游泳,亲自到中南海冰面上看远新练习滑冰。上中学后,鼓励远新冬天在雪地里洗冷水澡,要远新每天必须保持一个小时以上的体育运动。当远新夸耀自己体育成绩时,主席还一块块摸他的肌肉,提出和他掰腕子比赛,检验他的体力。
笔者:真有这事吗?毛主席真和毛远新掰过腕子?
朱旦华:真的掰过,那是他读初三时的事。远新回南昌时对我说,要不是值班卫士及时提醒他,怕伤了主席,才故意输给了主席,否则他一定会赢的。这孩子。
远新上高中后,主席鼓励他报名参加业余体校,每个星期天都放弃休息,从事大运动量的训练。主席非常关注学校体育课的教学方法,对体育课遇到风雨天,只在室内活动的做法很不满意。他对远新说:“体育不仅是锻炼身体,更是磨炼意志。一个民族的青少年,有没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有没有健壮的体魄,关乎这个民族的前途。”体育课成绩,首先要看孩子有没有养成不怕苦不怕累、不怕挫折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意志力,看孩子有没有养成自觉的体育锻炼的习惯。毛主席说过,“德智体,德智体,离开了健康身体,德与智就失去了物质载体,成了一句空话”。说他自己像远新那么大时,就立下誓言:“文明吾精神,野蛮吾体魄。”
其次,主席特别注重培养身边子女做任何事都要有一种认真精神,注重培养亲自动手的能力。不怕你说错话、做错事,也允许你说错话、做错事,就怕你说假话、做假事,怕你做事遇到困难就半途而废。要不就不做,要做就必须做好。
笔者:毛主席教育毛远新的这一点,对他一生都有很深远的影响。前年我去过上海汽车质量检测研究所,是他出狱后重新工作的单位。毛远新“文革”中曾经那么高高在上,一度红得发紫;到上海后却是一个受到很多限制的普通技术人员,用李实之名。全所上下很多人虽然不知道他的来历,却对“李实”如实评价:这个人任劳任怨,生活比较朴素,是普通人,又不像普通人,特别是他办事认真的态度,在所里是出了名的。了解这些后,我有点吃惊,想来主席从小教育塑造毛远新的力度,非同一般。
朱旦华:可以这样说。记得是1954年吧,学校放假,远新一到南昌就跟我要地图,我问他干什么用,他说上次从南昌回到北京后,主席问他火车经过了哪几个省、哪几个城市,越过了哪几条大江大河。远新想了半天也没说出几个。主席很严肃地说:“在学校,你地理课考试能得5分,却连自己走过什么地方,都说不清,你那个5分顶个屁用!”主席还从床边拿出本地图册,沿着铁路线给他讲了一遍。主席又问他:“如果淮河发大水,在安徽把铁路冲断了,你从南昌怎么回北京?”远新一句话也答不出。主席就把那本地图册给他,说:“自己回去查查地图,就算课外作业吧。”远新说他这次一定要从地图上查清楚,怕主席再问他。
笔者:毛主席不是已经给了毛远新一本地图册吗?
朱旦华:那本地图册上有许多主席批注的字,规定不许拿出中南海。远新还给我讲过,他刚上初中的时候,姐姐(李讷)买了个小闹钟,主席问远新,你能不能把它全部拆开,然后再重新装好。远新逞能说:“没问题。”没想到拆到一半,发条突然崩开,把零件崩散了一地,有个小零件怎么也找不到了,远新怕姐姐找他算账,着急得想哭。主席就叫卫士去帮他找,找到了,远新真的把闹钟重新装好了。又过了两年,1956年吧,远新15岁,我在北京给他买了辆自行车,他上来就自己动手把车子拆成一个个零件,拆到不能再拆的地步,然后自己再重新组装起来。后来放假回南昌,远新向我要钱,说回北京后要上街买零件,自己动手组装1台5个电子管的收音机。他们物理课正在讲无线电原理。我猜想,很可能又是主席提出什么要求了。
笔者:很有意思,动脑动手,当今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方法,毛主席几十年前就身体力行了。毛主席对毛远新的教育,您印象深刻的还有哪些?
朱旦华:保持艰苦朴素,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远新回到育英小学上学后,周末和节假日回中南海。学校在西郊,离家很远,主席从来不许用小车接送。
笔者:当时他们怎么回家呢?
朱旦华:就在街上雇辆三轮车。后来也坐过类似现在的校车,集体接送。上一〇一中学在圆明园旧址,离中南海更远了,就靠挤公交车,中间要换三次车,无论刮风下雨下雪,排队等车耗费不少时间,我这才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初中、高中他在一〇一中学读了6年书,主席没有一次派小车接送。因为是住校,远新从初中一年级起,换洗衣服,拆洗被褥全靠自己动手。衣服破了自己补,裤子短了自己改,被褥拆洗后自己缝,从小得到了独立生活能力的锻炼。
远新星期天回中南海吃饭,桌上掉个饭粒,主席都要孩子们捡起来吃掉。我有一次去北京开会,发现远新的上衣扣子是反的,是女式的。我问江青的姐姐李云露怎么回事。她告诉我,那是李讷的衣服穿不下了,就给远新穿,裤子也是女式的,把侧边开衩改成前面开衩。那时远新的个子比李讷矮,穿了好几年姐姐穿不下的衣服。
还有,公家的东西和自己的东西要分得清清楚楚,不许占公家的便宜。各国外宾送给主席许多礼品,主席全部交公,说这些东西不是送给他个人的,是送给中国人民的。只有苏联邮电部部长送的一本邮票册子,主席叫卫士长李银桥拿给了远新。主席知道远新喜欢集邮,说研究邮票可以增长知识。
笔者:听说毛远新上大学可以保送,但毛主席不同意,要他自己去考。是这么回事吗?
朱旦华:是。1960年远新高中毕业,被保送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他自己非常想去,高高兴兴地把这个消息报告给主席。没想到主席却说:“保送算什么本事,有本事自己去考!”还说他怀疑保送是对干部子弟的特殊照顾,这种风气要不得。远新急了,横下心来说:“那好,我不上哈军工了。你说,哪所大学最难考,我自己去考!”主席说:“恐怕要算北大、清华吧!”远新说:“那我就报考清华大学,我就不信考不上!”远新谢绝了哈军工的录取,以优秀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现在回想起来,主席用的是激将法。他既要反对干部子弟特殊化,又要激励年轻人的斗志,凡事都要靠自己努力,凭自己的能力,绝对不许靠父辈的地位、烈士的招牌。远新虽然考上了清华,但还是想去哈军工上学。学校放寒假,主席在广州,要他也去。阿曾同志的儿子阿宁是远新的好朋友,阿宁鼓动他转学去哈军工。远新就去对主席说:“你说不要保送要自己去考,我已经考上清华了,但我想转学去哈军工。”主席同意他转学,但又说:“晓得人家陈赓要不要你哟!”远新说,阿宁给陈赓院长打了电话,陈院长说欢迎我去。主席说:“既然陈赓欢迎,那你就去吧!”远新在清华只读了半年,就转学到哈军工导弹工程系。
笔者:毛远新去哈军工后,主席对他要求更严了吧?
朱旦华:是啊。60年代初我去哈尔滨时,他们导弹系主任戴其萼同志亲口对我说,远新去哈军工插班后,不仅学习成绩优秀,各方面都表现很好,半年后当了班长、党小组长,几乎年年被学院评为五好学员、优秀党员。但是远新告诉我,主席却总是对他不满意,经常批评他。学院按部队的惯例,被评为五好学员、优秀党员后,院政治部都要给家属寄立功喜报,喜报送到主席那里,主席连看都不看,就丢到一边。
主席对远新学校表现的看法,为什么总和我不一样,总是不满意。直到“文革”后我才弄明白,主席是对整个教育制度不满意,而远新当时又被许多人,包括我和老方,看成是这种制度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代表。
当然,远新也有主席满意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在北戴河,可能是台风影响,海浪特别大,拍岸的开花浪有两三人高,主席要下去游泳,被大家劝阻后,回过头就问远新:“你敢不敢下?”远新说:“敢!”结果,在岸边就被海浪砸倒了五六次,鼻子、嘴巴、耳朵都灌满了沙子,但他不退却,终于游到海中间的浮动平台上。等他费尽全力游回岸上,疲惫地走到主席身旁,一边大口喘气,一边从耳朵里掏沙子时,主席却说:“再去一次,你行吗?”远新二话没说又向大海跑过去,又被海浪砸倒多次,终于游了过去。刚游到浮动平台,平台固定缆绳就被巨浪冲断了。等远新再游回来,摇摇晃晃走到主席身边时,主席连说了3个“好”字,还伸手摘除他头发里的海草秆子,脸上露出非常满意的笑容。后来,远新对我说,上大学期间,那是他印象最深的一次受到主席的“表扬”。
1965年5月,他因病到北京住院治疗。6月底,毛主席从外地回来,谈到越南战争可能会越打越大,主席问他:“如果越南要求派兵支援,你敢不敢去?”远新说:“敢去。”主席很高兴,说:“好!我们家就剩下你一个壮丁喽。”又问他:“你是学无线电控制导弹的。步兵的轻武器你会使用吗?”远新说:“都会用,但很长时间没摸了,不熟练。”主席通知汪东兴,从警卫中队调来步枪、冲锋枪、手枪让他反复练习,还安排他去靶场打靶。
笔者:看来毛主席是准备一旦正式派志愿军去越南作战,就会像送毛岸英一样,送毛远新去越南打仗。
朱旦华:我也是这么想的。1966年远新下部队前,主席特意安排他先到南昌,与我和老方告别。因为远新是哈军工的高材生,学院原打算分配他到七机部研究机关,主席不同意,要他下部队当兵。因为他学的专业是防空导弹地面控制系统,就被分配到空军。当远新到空军报到时,吴法宪司令和余立金政委决定,把他安排在空军司令部第二高炮指挥部当参谋。主席听说远新分配到空军司令部当参谋,不高兴了,说:“我是要你去当兵,不是去当官。”远新说:“参谋算什么官,比芝麻粒还小。”主席也笑了,说:“‘参谋不带长,放屁也不响。’算是最小的官了。但是,我是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基层连队去当战士。”远新只好又去找吴法宪,把主席的话重复了一遍。吴法宪当时很激动,眼圈都红了,说:“真没想到,主席要求子女这么严。”就这样,远新被分配到空军高炮部队一个最基层的班里当了战士。
这次来南昌告别,老方特意安排远新去井冈山、瑞金、兴国等老区参观,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那是1966年2月初吧。远新参观学习回来后,从九江乘船去了武汉。当时毛主席在武汉,远新原打算去和主席告别后,就下连队当兵去。但主席要他在武汉再多待几天,然后带他一起去了长沙。到长沙后,主席在火车上对他说:“你从来没有回过老家,应该回去看看,速去速回,我在火车上等你。”第二天一早,远新坐汽车乘轮渡过湘江,到了韶山。在韶山,远新参观了故居,第一次走进他爷爷奶奶居住的房间,走进主席居住的房间。最后,来到他父亲居住的房间。在韶山,远新还参观了刚刚建好的纪念馆,当时叫陈列馆。还去爷爷奶奶的坟上,恭恭敬敬献上一束花。接着就乘车往长沙赶。当晚,风雨交加,湘江上还没有桥,汽车行驶到湘江边,因风浪太大,轮渡停摆,不得不掉头又回到韶山,在招待所住了一晚。第二天一早,绕道湘潭才回到长沙。
当远新在火车上向主席讲述,当天不得不在韶山住了一夜时,主席开玩笑说:“恐怕还是祖上有灵呐,你想匆匆忙忙转一圈就走,那可不行!非要你住上一夜不可。”
当天主席在列车上和远新进行了长谈。
那一次,主席再次提到,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可能升级。一旦美国地面部队越过南北分界线,我们就可能公开参战。主席第二次问他:“你敢不敢到越南去打一仗?”远新说:“敢!”主席说:“听说那个B-52可厉害呢。你就不怕?”远新说:“不怕!”主席说:“现在我们的防空部队已经过去了,你们那个部队过去吗?”远新说:“听吴(法宪)司令说,我们的工程兵和运输部队都已经过去了,我们空军地面防空部队只有高射炮兵师过去参战,防空导弹部队目前还没有过去。只要军委下命令,我就跟三营过去参战!等我们打下一架B-52,我拿块飞机残片回来给你看。”
主席高兴地说:“好!我们家除了你,再没有壮丁可以去打仗喽。我对你是寄予希望的。”
笔者:他们部队到越南参战了吗?
朱旦华:没有。中越团结坚决抗美,反而抑制了战争的进一步升级。当时我国导弹部队很少,主要是担负自己国土的防空任务。远新所在部队在云南的山林里,常年都住帐篷,生活用水都得每天到山下去挑。
(作者系武汉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来源:昆仑策网,转编自“旧报刊剪辑”,原刊于《湘潮》2015年第5期,原标题《毛泽东严格教育毛远新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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