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大师马一孚曾在中南海怀仁堂挥笔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毛泽东是提出理论、原则，绘制新中国发展蓝图的人。
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透过这副诗联，我们看到的周恩来是将原则具体化、目标步骤化，使设计蓝图进入可行性操作之中的人。
马一孚先生以其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功底，用两副诗联表达了对毛、周之间协力合作关系的深刻认识。
遵义会议以来，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的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常常有意识地使自己主要扮演执行者、管理者的角色。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如此。他多次对经济部门的负责同志说，毛主席听汇报看文件只记几个大数就够了，我是办具体事的，要记一些具体数字。有一次，一位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不做些理论工作？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毛泽东在许多事情上都是管方针、路线，管决策，至于怎样去具体落实，全交给周恩来。
例如，在转战陕北及在西柏坡的日子里，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世界上最小最简陋的指挥所里运筹决策，指挥着全国解放战争。毛泽东主战略思考，周恩来主组织实施，二人配合得天衣无缝。凡是毛泽东下定决心作出战略决策之后，如何组织部署、如何贯彻执行都由周恩来具体来抓；无论是前方还是后方，无论是后勤供应还是部队调动，都离不开周恩来具体的组织指挥。
新中国成立后，这样的例子就更多。
例如，在1972年中美握手的重大外交事件中，总决策者是毛泽东，具体做好这件事的是周恩来。尼克松回忆说：“谈到具体的国际问题，毛在1972年会晤时一开头就说，‘那些不是应该在我这里讨论的问题。这些问题应该同周总理讨论。我讨论哲学问题。’我们会谈中触及了最高领导议程上的一系列问题，但是都是从哲学角度谈的。最有趣的是，在我此后同周的所有会晤中，他常常提到毛所谈的话就是他在谈判中所持立场的指南。”
又例如，在治水方面，毛泽东以雄伟的气魄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治理、开发、保护江河的战略目标，诸如“一定要把淮河修好”、“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高峡出平湖”、“一定要根治海河”、“南水北调”、“保证遇旱有水，遇涝排水”、“兴修水利、保持水土”等等。如何将这些战略目标步骤化、具体化，毛泽东得益于周恩来。周恩来总是积极稳妥、周到细致地组织实施这些战略目标，善于将务虚与务实、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远景与近期、战略与战术结合起来，并鞠躬尽瘁地进入实际操作之中。仅仅从治水这一点，我们可以领悟到，为什么人们“寻找毛泽东”总是伴随着“怀念周恩来”。
尼克松在北京的访问，以其政治家的敏锐眼光，看出了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战略家、决策者和总管家、执行者的关系。尼克松说：“毛是政治局的主席，即使在风烛残年也仍然是公认的领袖。而周是总执行官。”尼克松认为，周恩来以其“卓越的行政才能和似乎不知疲倦的个人精力”进行具体而务实的管理，“好让毛全神贯注于做国家超然的精神领袖” 。
尼克松说：“中国革命没有毛，就决不会燃起火来。而没有周，它就会烧光。”这虽是极而言之的话，但却道出了毛、周之间差异互补、相辅相成的关系。毛泽东早已看到这一关系。
他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总结中说：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的主要人员配备，现在尚不能确定，还要同民主人士商量；但“恩来是一定要参加的，其性质是内阁总理”。
尼克松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的好帮手。开国时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也羡慕毛泽东有周恩来这样一位现成的总理，米高扬甚至说，从哪儿找得到周恩来这样好的总理？！你们有这样一位好总理真幸运！新中国成立前国民党人阎锡山曾叹息“国民党里没有周恩来这样的人才”；而胡宗南曾对蒋介石留不住周恩来，“深为校长惜”。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分别担任党中央主席和共和国总理，一直到去世。“主席”和“总理”分别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代名词。两人在这两个最重要的岗位上虽有过分歧，但总起来看，二人协力的长期性、重要性，可谓世所罕见。
在党和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在周恩来和毛泽东数不清的单独会面中，凡是周恩来提出、被毛泽东采纳的正确意见，周恩来公开传达时总说是毛泽东的决定。
周恩来到灾区视察、慰问，总要讲“毛主席让我来看望大家，慰问大家”。
1962年6月，周恩来视察延边，群众欢呼起来，身边的一位工作人员脱口说：“各族人民群众是多么热爱总理啊！”周恩来立即纠正道：“这是毛主席的威望，党的威望。”
在历次公开的重大活动中，周恩来总是突出毛泽东的形象，把聚光灯的焦点对准毛泽东。
有一次，一位记者为了抢拍毛主席的照片，不顾一切地把长镜头往前伸，竟从周恩来的肩上伸了出去。拍完照片，周恩来回过头来，记者才大吃一惊：“啊！总理！”
毛泽东信任周恩来，尊重周恩来，把周恩来那里看成办事的中心，许多大事都交给周恩来去办。
毛泽东对周恩来，有时见面亲切地称呼“恩来”；有时在急件上直呼“周”；有时在书信中称呼“周总理”；有时则尊重地称呼“总理”。
毛泽东与他人交往中，直接而简便地呼姓或完全以职务代称是极少见的。“周”和“总理”这两种称呼方式，从一个细小的侧面反映着毛泽东对周恩来信赖中透出自然，尊重中透出亲近。
（来源：“李享生活”微信公众号，摘编自“《领导文萃》2022年9月下《毛泽东与周恩来的管理智慧》一文”，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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