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士东：​“兵声”嘹亮——忆上世纪70年代初的229团报道组

 

“兵声”嘹亮

——忆上世纪70年代初的229团报道组

蒋士东

 

 

蒋士东（左）、陈福大

 

我是六七届初中生。1968年夏无法上学了，回到老家种地，成为生产队的主要劳动力。1969年春征兵，我报名参军，没让体检，说应征的青年太多了。随即发生珍宝岛战斗，解放军扩编。我咬破食指写了血书，年底终于如愿，来到胶东半岛26军77师229团3营炮连，当上了一名82迫击炮手。当时我们连驻在文登县泽头镇虎口窑村。半个多月后，还没轮到我去昌阳农场洗一次澡,部队就出发野营拉练了。最忘不了头八天，因一个排只有一匹马，我扛着炮，负重96斤，双脚磨出14个泡，最苦一天16个小时走了160里。拉练快结束时，绒衣绒裤让汗水烂掉了。那时，连以上干部有不少人是战争年代走过来的。有他们作榜样，我咬牙坚持下来。1970年3月，我团来到莱阳河洛营房，借野营拉练完成了一次换防。

 

马厩里的“考试”

 

有天晚上，连部来人叫我写一份“总结”，第二天交到连部去。我为难了：要熄灯了，到哪儿去写？我拿着纸和笔走了一圈，发现高大的马厩上空吊着一盏昏黄的灯，总算在这里勉强完成了任务。前几年老战友丁怀华才告诉我：领导叫他到3营挑选团报道组人选，他给我布置的任务，可以说是对我的一次“考试”。我稀里糊涂被蒙在鼓里，直到通知我到团报道组报到。

 

 

1970年底在野营路上合影，右为蒋士东，左为张剑仲

 

“兵声”的十名“战士”

 

当年，26军对新闻报道工作非常重视，要求下属单位切实加强这项工作。团政委李增海说，军里成立报道组调了10名干部，我们团成立报道组调他10名战士总可以吧？在新闻干事张首吉的积极努力下，1970年3月团报道组首先调进丁怀华、周继学，4月份调进朱金贵、朱木顺和我，几个月后又调进唐永泽、张剑仲和陈福大。68年兵李德志从烟台支左回团，被留在团报道组。加上老报道员吴明田（已提为排长），这样，团报道组有了一名干事、一名排长、九名战士，共11人，超出了领导要求配备的十名“战士”的要求。不久，丁怀华和周继学也改行了，被安排随薛副团长到邹平县去支左和搞新闻报道工作了。李德志提为3营书记也走了。吴明田也改行了。实际上，张首吉干事身边只有我们6名同年入伍的江苏兵。团报道组笔名“兵声”。可以说，“兵声”的出现，为229团这支具有光辉历史的部队增了光，添了彩。

 

 

“兵声”报道组战友于1970年底在野营路上合影。后排左起：朱金贵、唐永泽、朱木顺（已故）；前排左起：蒋士东、张剑仲、陈福大

 

双人床林立的报道组

 

团报道组位于河洛营房团办公楼北面第一排平房、两间较为宽敞的大屋，沿墙至少摆放了六张双人床。床前每个窗下是面对面两张桌子。除了每人一张双人床、一张桌子，还有公用的双人床摆放办公用品，公用的办公桌摆在屋子中央。张干事带着我们六个新兵就在这儿工作。条件虽然简陋，但比我住虎口窑村时六名战士挤一铺老乡家的土炕强多了。那个年代，找不到一本搞新闻报道的教材，都靠张干事言传身带。在他的指导下，我们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各种报纸，按种类，分月份，一叠一叠装订起来。我个人搞了各种新闻报道题材的报纸剪贴本，剪贴有通讯、故事、言论等写得优秀的典型文章作为写作的范本。翻报纸，成了我们的重要学习方法。偶尔得到一本解放军报社编印的书籍，比如优秀报告文学集，如获至宝。好在当年军宣传处搞了一次新闻报道人员培训，张干事带着我们参加了。依稀记得讲课的有军报道组组长张军和王行旻等行家。这次培训对我们帮助很大。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上天。张干事带着我们在大操场看了一闪一闪通过天空的卫星，连夜给岱崮连写了一篇表态稿，题目是《东方红乐曲震长空》，军区《前卫报》立即登了。平生写的第一篇稿子就被报纸登载，把我们几个新兵高兴透了，一下子调动起写稿的积极性，从此再苦再累也不吭一声。我们除了下连采访，从早到晚埋头学习、写稿，直至深夜。每天晚上11点过了，张干事不休息，我们几个战士决不上床。晚上加班写稿、抄稿，是经常性的事。常常忘了按时到特务连食堂吃饭，近一半人得了胃病。张干事脾气好，从来没有批评过我，也没听到他批评过别人。我们报道组和谐、团结，成为一个奋发向上的战斗集体。

 

 

前排右起：蒋士东、张剑仲、陈福大；后排右起：关继品（已故）、唐永泽、朱木顺（已故）、朱金贵

 

“你们的稿件我们舍不得扔！”

 

张首吉干事的传、帮、带，对我们起到越来越显著的作用。到这年底，我们逐渐能够独立写稿了，采写的稿件被报纸和电台采用越来越多。张干事教我们写稿的最大特点是要我们抓问题，抓有代表性的、有价值的问题，或者说，针对问题写稿子。用现在的话讲，叫“问题导向”。抓问题——成为我一生的写作方法和工作方法。那年毛主席号召“反骄破满”。张干事抓住攻坚模范连“四次反骄，为什么还在骄字上摔了跤？”组织我们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稿件，叫我连夜乘火车送到济南前卫报社去。报社非常感兴趣，车全宝编辑看了以后叫我修改。我一连大改并抄写了四遍，被《前卫报》用一个整版登载。改稿一个星期，我只睡了几个小时觉。改完通过后，车编辑送给我一张《啊！海军》的内部电影票慰劳我。我从珍珠泉礼堂看完电影出来，人疲劳得脚像踩在棉花上似的。张干事告诉我，前卫报社的编辑对我们“兵声”报道组，熟悉到只须看稿纸，就能分辨出哪是“兵声”的稿件。“兵声”投去的稿件，即使现在不能用，也放在桌子一边，过一段时间再拿出来琢磨琢磨。“你们的稿件我们舍不得扔！”编辑如是说。所以，我们投的稿，即使过了一年也有登的。

 

 

在安丘吃忆苦饭。左一：吴明田。右起：蒋士东、唐永泽、于江

 

“战旗”飘飘 “兵声”嘹亮

 

当时，我们26军给团报道组规定的主攻目标是军区报纸，师报道组就要主攻《解放军报》了。到1971年，我们报道组的战斗力越来越强，稿件上报纸成为家常便饭。我记得，这段时间《前卫报》仅整版登载“兵声”报道组的稿件至少有4次，如《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问题在哪里？》《掌握锐利武器，做好革命工作——安丘连学哲学用哲学的故事》。《大众日报》、山东人民广播电台、《烟台日报》等用我们的稿件也不少。甚至《解放军报》、《人民日报》、新华通讯社、《光明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时不时采用我们的稿件。1971年春节前，安丘连受邀拉练回安丘，张首吉带着吴明田、唐永泽和我随连采访，写成通讯《重返战斗故乡》，《前卫报》整版登载，3月1日新华社以《军民鱼水情》播发，3月3日中央和省广播电台广播。《解放军报》还采用了我们报道组采写的军政一把手亲自动手抓军事训练、下连手记等稿件。那时候，26军的新闻报道工作在全军闻名，一个军在《解放军报》的用稿量超过一个大军区，“兵声”报道组在济南军区遐迩闻名。军内流传着这样几句话：战旗（26军报道组）飘飘、齐红（77师报道组）尽染、兵声（229团报道组）嘹亮、炮声（77师炮团报道组）隆隆……虽然我们当时只是“兵声”的一名普通战士，但我们从内心以“兵声”为傲。

 

 

前排左起：蒋士东、张首吉、丁怀华；后排左起：朱木顺（已故）、朱金贵、周继学

 

摇篮、学校、熔炉

 

团报道组和电影组是宣传股的掌上明珠。股长张福元对我们这些战士关爱有加，经常前来问长问短，嘘寒问暖，还几次单独请我到他家吃饭。他爱人做的龙须藻凉粉，滑爽可口，好吃极了，可惜这辈子再未吃到。野营拉练路上，有次上级命令晚上露营。张股长带着我们到村边的秫秸堆旁摊下地铺。睡到半夜下了小雪。早晨起来，被子上一层雪花。唐山地震那天晚上，他和我睡在文登县海边一个渔业大队仓库的楼上。凌晨三点多，我俩那张用鱼箱子拼起来的床铺嘎嘎嘎直响，所有人都被惊醒，看到楼顶挂下来的照明灯晃晃荡荡，“地震了！”那时我团正游泳训练。海里的螃蟹卖4分钱一斤，有天晚饭我俩吃了两脸盆。吃完他掏出一瓶黄连素，叫我吃上4颗。“要防止拉肚子！”他对我说。他还告诉我：每天吃上一颗维生素C和谷维素，对身体有好处。没想到用这方法治愈了我已患几年的肠功能紊乱，这病我在几家大医院求治都未奏效。转业后我想念张福元股长，曾打电话到吉林通化试图找他，没能找到。他在我心里，像一位慈祥的父亲，他的音容笑貌和动人歌声，经常在我的脑海涌现。

 

报道组像一所学校，一座熔炉，让我们增长了知识和才能，得到各种锻炼。《战斗报》是我团战争年代创办的。我们在野营拉练路上办《战斗报》，除了采访、写稿，还学会了编辑、刻钢板、油印。虽然比别人多了一分辛苦，但从领导到战士，个个斗志昂扬，把《战斗报》办得有声有色，发到部队，很受欢迎。

 

我们报道组的几名战士都是从农村来到部队的，报道组是我们人生的起点。虽然在1971年“9·13事件”发生，部队进入一级战备，团报道组就被撤销了，大家各奔东西，多数人下到连队，但我们在后来的人生征途中，越来越感到这段经历的弥足珍贵。

 

 

前左：蒋士东、张首吉、朱木顺（已故）

后左：陈福大、张剑仲、唐永泽

 

前排左一：丁怀华、左三：张福元、左四：蒋士东、左五：张首吉；后排左一：朱木顺（已故）、左二：朱金贵、左三：王成秀、左四：吕景龙、左五：周继学

 

 

作者：蒋士东，原229团一连副指导员、77师炮团组织股长、常州市人大研究室主任；来源：“我的战友我的团”第13期2022年8月28日 转自鸡鸣书屋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