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上有一个极其荒唐的历史虚无主义谣言，就是“浮夸风和共产风是在毛泽东的鼓励下搞起来的，当时其他多数同志不敢反对毛泽东，所以不敢提不同意见。毛泽东的头脑发热影响了纠‘左’的进程。”这个谣言的制造者把毛主席抹黑成了可以决定一切的独裁君主，完全篡改了真实的历史。李慎明老师深刻指出：“经过历史风雨的栉沐，真正的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并没有把毛泽东当成神而盲目地崇拜、供奉，亦没有受孔子编纂删定《春秋》时所定的‘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儒家‘礼’文化的丝毫影响，而是奉行毛泽东……和习近平所反复强调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在承认毛泽东有过失误甚至他自己所说犯过错误的前提下，发自内心、心悦诚服地敬服他，热爱他，怀念他，都十分希冀把国内外一些敌对势力刻意泼抹在毛泽东身上的污水尘垢拂去，把公元1893年至1976年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在有着5000余年灿烂文明的华夏大地上诞生并生活、战斗了83年的真实的毛泽东还原给历史、还原给人民和还原给毛泽东本人。”（李慎明：《关于正确评价毛泽东方法论研究——纪念毛泽东诞辰130周年》）李慎明老师的观点，笔者完全赞同。坚持着这一观点，笔者决定呈现历史事实、向制造谣言的历史虚无主义者发出“灵魂五问”、旗帜鲜明地亮出我的研究结论。我的结论：大量资料证明，恰恰是毛主席最早提出纠正大跃进期间出现的问题、最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其他党的多数领导同志很不配合、很不给力，甚至对纠“左”极其抵触。他们不理解主席的正确意见，阻碍主席正确意见的实施。而毛主席不是独裁君主，为了避免组织纪律失去效力从而导致组织崩坏，他严格遵守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纪律，并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尽力而为，毫不动摇地和各级领导干部中阻碍纠“左”的头脑发热的思想行为作斗争。纠“左”的进程被阻碍、损失没有最小化，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其他干部——特别是中央一线干部抵触、排斥毛主席的正确方针政策。
一、为什么唯独毛主席在这个时期的资料公开得最多？
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重要成员：毛主席、周总理、朱老总、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之中，毛主席的资料目前是公开最多的。这也为我们学习这一时期主席的生平和思想提供了比较充分的条件。认真看看《毛泽东年谱》中公布的毛主席在1958年的档案资料就可以知道，1958年初期，主席强调鼓足干劲的时候没有率先鼓励大家放“亩产万斤”的卫星，而且在成都会议强调反对浮夸；后来北戴河会议的时候，主席同意办人民公社，也没有让下面搞强迫人民群众的“一平二调”。即使是大家都急于求成、提出的过高指标得到了主席的同意，那时的浮夸风也是一线干部们自发刮起来的，共产风也是一线干部们在没有毛主席指示的情况下自己搞起来的。可以看看当年报纸的照片上站在“亩产十一万斤稻田”上“放卫星”的领导是谁，反正不是顶天立地的高个子、伟丈夫毛泽东！为什么大跃进时期毛主席的资料公开得最多？实际上就是因为毛主席的资料都是能公开的、敢公开的、方便公开的，即使有一部分关于毛主席的资料目前没有公开，也不是因为对主席不利，而是对其他一些人不利。李捷老师讲：“当然，坦率地讲，我们不可能把所有的材料都写进去，因为：第一受篇幅的限制，第二受现在各种各样的情况的限制，有些东西不太好写。不好写的原因主要还不是因为说出来以后有损于毛泽东，而是说对现在有些人不利，这还是有一些禁区的。”（李捷：《对毛泽东新中国探索的再思考——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李捷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报告速记稿》）凭这句良心话，李捷老师就值得每一位历史学者和党员干部学习和尊敬！
二、为什么两位一线领导同志提出“穷过渡”的主张？
1958年11月2日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具有无比敏锐的局势洞察力的毛主席就迅速把纠“左”作为了工作重心。1958年11月21日，在武昌会议，毛主席强调不能急于使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并非常真诚地做了自我批评。主席说：“北戴河会议有点急躁，就是那个少则三四年，我是受了河南同志的影响。这个东西恐怕办不到。那个时候就搞全民所有制呀？只好改一下。”“就是这个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恐怕犯了冒险主义错误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但是，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耐不住了高涨的热情，认为应该“趁早过渡”、“趁穷过渡”。“彭真：农村公社化了，工业化了，向全民所有制转得太慢了，到农民很富了以后再转也不利。刘少奇：农民穷一点好转。在北京讨论的时候，我的意见是达到一百五十元到二百元就发工资，达到一批转一批，再达到一批再转一批。彭真主张两年转完，发工资。”“刘少奇：如果这个时候不搞，他什么东西都搞起来了，再发工资，那就很难包了。彭真：搞慢了不利。”（《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8年，六十五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可见，主席积极纠“左”、反对急于过渡的时候，少奇同志和彭真同志却想“两年转完”、“穷过渡”。这是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的真实资料！与刘少奇同志、彭真同志不同，王稼祥同志这时向主席提出了不能急于过渡的建议。主席说：“这么多中央委员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唯独稼祥提出了不同意见，那好！可以组织几个人开个小会，让他详细说说他的看法。”（《王稼祥年谱（1906-1974）》1958年，五十二岁，中央文献出版社）
武昌会议之中，彭真同志和刘少奇同志坚持主张“穷过渡”，与毛主席和王稼祥同志坚持反对“穷过渡”是这样的泾渭分明！也可见，主席根本不是独裁君主——王稼祥同志敢于提出反对“穷过渡”的意见，彭真和刘少奇敢于和主席正确意见对峙、主张“穷过渡”。毛主席如果是独裁君主，武昌会议可能开成这样吗？
三、为什么第二次郑州会议时毛主席如此坚决而又如此无奈？
1959年初的第二次郑州会议的时候，据吴冷西同志回忆，很多干部当时给毛主席扣了“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中央文献研究室公布的档案资料证明了吴冷西同志的回忆完全正确。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毛泽东传》都记载了主席这时很著名的一段坚定而又无奈的话。主席当时批判“共产风”的时候说：
“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齐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现在，六中全会决议很多东西没有实行。比如等价交换，根本就忘记了，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主席讲，别人不和他一起“右倾”，他自己也要“右倾”到底、直到开除党籍。这体现了他在反对“共产风”的过程中无比的坚定，也体现了当时大多数干部对纠“左“坚持不力，以至于主席无奈地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主席是独裁君主，谁敢在这次会议给主席扣“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呢？如果主席有所有事务的最终决定权，主席怎么会在纠“左”的过程中表现出如此的无奈呢？为了五亿农民不受“共产风”之苦，主席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可谓竭尽全力了！笔者阅读2023年版建国以来主席文稿中收录的主席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的讲话的时候，却没有读到这句最能体现毛主席坚定和无奈的话。因为如注释所说，这是经过毛主席在讲完后做了审核修改再发出来的。毛主席总是想办法公开发他的自我批评、把责任多往自己身上揽，但是在批评他的同志和战友们的时候却总是注意解决了他们思想问题的同时团结他们，让他们不要背太多的思想包袱。毛主席这样大海一般的最宽阔的胸襟，能不让人民动容吗？
四、敢不敢面对毛主席1959年3月29日写的《党内通信》？
上海会议集体确定的指标，毛主席认为仍然偏高。但是，毛主席不是封建帝王、没有独裁权，不能说改指标就改指标。为了尽可能减少一线干部的“左”倾错误导致的危害，主席写了《党内通信》。在信中，主席讲：“城市，无论工矿企业，交通运输业，财政金融贸易事业，教育事业及其他事业，凡属大政方针的制定和执行，一定要征求基层干部(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工段长)，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等人的意见。一定要有他们占压倒多数的人到会发表意见，对立面才能树立，矛盾才能揭露，真理才能找到，运动才能展开。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城市区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人的话，切记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有鉴于此，尔后每年一定要召开两次五级，或者六级，或者七级的干部大会，每次会期十天，上层基层，夹攻中层，中层干部的错误观点才能改正，他们的僵化头脑才能松动，他们才有可能进步，否则是毫无办法的。听他们的话多了，我们也会同化，犯错误，情况不明，下情不能上达，上情不能下达，危险之至。”（《毛泽东年谱（1949~1976）》1959年，六十六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是毛主席冷静、理智纠“左”和一线相当多的一部分干部头脑发热、阻碍主席纠“左”的铁证。如果主席真的是独裁君主，如果没人敢阻碍主席意见的贯彻，主席用得着写这封通信吗？如果所有干部真的能对主席完全言听计从，主席还用得着号召广大基层群众多抵制上级的错误意见、多表达真实意见、和自己一起“夹攻中层”吗？所以，历史虚无主义者污蔑毛主席“独裁专制”、“压制不同意见”、“阻碍纠‘左’”，纯属是脱离档案制造谣言！
五、敢不敢面对毛主席1959年4月29日写的《党内通信》？
由于在多数干部那边通不过降低指标的决定，指标迟迟降不下，主席极其担心。为了尽可能抵制多数高级干部的“左”倾错误，主席又写了一封《党内通信》。主席：“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标。不管这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实际只有三百斤的，今年能增产一百斤、二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在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加二百斤、三百斤，也就算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就一般说，不可能的。”“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党内通信》，《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可见，第一，主席坚定不移地反对当时多数高级干部集体确定的高指标，劝大家不要信上级的那一套指标、不要受高指标影响；第二，主席对浮夸风有清醒的认识，他看得清楚——很多假话都是上面压出来的，很多地方干部放卫星也离不开当时中央一些一线干部的“一吹二压三许愿”；第三，主席没有独裁决定权，根本无法改变集体多数通过的高指标。“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党内通信》，《毛泽东文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可见，大多数人唱高调的时候，主席唱低调；大多数人头脑发热的时候，主席的头脑是非常冷静的。主席不仅头脑冷静，而且在他自己所能发挥作用的职权范围内尽可能把他的作用发挥到了极致，尽可能向全党全国表达了他的正确意见。毛主席当时就是全党全国纠“左”最积极、为纠“左”付出最多的人，没有之一！根据上述大量真实历史资料可见：第一，毛主席在当时纠正问题最早、最积极，是中央领导同志之中正确最多、错误最少的一位，他一往无前地和“左”倾思想坚持者们做着最积极的斗争；第二，毛主席不是独裁者，他的很多纠“左”的正确意见难以被多数高级干部接受的时候，也难以充分发挥作用；第三，根本不存在所谓的毛主席独裁专制阻碍纠“左”以及其他干部对毛主席的“头脑发热”，“敢怒不敢言”，当时的情况恰恰相反——纠”左“进程被阻碍、人民受损失的最大原因，就是多数高级干部的头脑太发热，不像主席那么清醒。他们不理解主席，跟不上主席的步伐，所以不充分接受主席的正确建议。叶剑英诗曰：“导师创业垂千古，侪辈跟随愧望尘。”大多数干部不理解主席、不支持主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理论认识的深度和高度以及他们在政治上战略上的才能，和主席相比，差得太多太多了。主席最早发现问题、提出问题，最积极地解决问题，即使大多数领导干部长期不支持他，也毫不动摇地坚持实事求是、纠正偏向、解决问题的光辉事迹，生动展现了他无与伦比的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和最坚定的革命意志。笔者读《开国第一战》的时候，对其中一段高度赞扬毛主席的话深表赞同，以此作为本文结尾：“一颗洞察敏锐与非凡气魄完美结合的头颅！难怪对手们老是出大价钱要想得到它！但这也是历史的选择。这颗伟丈夫的头颅只能长在毛泽东身上，任何人无法仿制。”（双石：《开国第一战》。四川文艺出版社）（作者系昆仑策特约评论员、天津师范大学大四学生；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修订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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