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恩富 王君玺：国有企业应引领和主导新质生产力发展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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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王君玺：国有企业应引领和主导新质生产力发展
2025-02-07
【导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物质技术基础的重要举措，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时代要求。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关系中运行，也需要借助企业这一微观载体。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性质、强大的综合实力以及党的领导，决定其有责任、有能力引领和主导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作者认为，国有企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着力点是突破重大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在具体的实践中，需要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强核心技术攻关；优化国有企业产业布局结构，加快形成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发展“四控型”国有跨国公司，提高国际高端竞争力。
2023年9月初，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之后，学界进行了新一轮的讨论，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阐述新质生产力的出场逻辑。二是界定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特征。三是关于新质生产力的实现路径。四是制定衡量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指标体系。
总体来说，现有研究围绕新质生产力的出场、内涵、意义、实现路径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但鲜有从微观主体的角度来研究和回答国有企业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中的角色与作用。因此，本文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关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主导作用的精神，阐释国有企业引领和主导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依据和实践路径，以期更好更快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新发展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向前的重要任务，是夯实中国式现代化和高质量发展物质技术基础的重要举措，也是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时代要求。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作为国民经济重要支柱的国有企业理应按照《宪法》关于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的规定和要求，承担起时代赋予的重大使命，主动服务于国家战略的需要，在推进科技创新、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中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第一，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适应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阶段的必然选择。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改变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优化经济结构，培养新的增长动力。新质生产力正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
第二，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应对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战略举措。我国经济经过几十年的发展，虽然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仍然处在大而不强的发展状态，价值链长期处于中低位，产业链中的核心技术仍然有待突破，关键零部件仍然需要进口，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够强。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来进行完善和补足，也就是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一路径来弥补。
第三，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科学判断。新一轮科技革命所带来的一系列创新技术，为生产力实现质的飞跃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产业变革意味着传统产业面临升级重构，同时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速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壮大提供了必要的空间和市场。
第四，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的必然要求。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和形成更能适应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变化，可以促进战略性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摒弃无效和低端的供给，极大地提升生产效率和产品品质，为人民群众提供更丰富和更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
新质生产力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经济范畴，是科技创新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的生产力，尤其是以关键性颠覆性核心技术实现突破的生产力，具有高效能、高质量的特征，区别于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路径，是一种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的生产力质态。准确把握新质生产力内涵，具体来讲，可以从“新”和“质”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新质生产力的“新”直接体现在新的构成要素上。从生产力构成要素上看，新质生产力是实体性要素提质增效、渗透性要素尤其是科技起主导作用的全新质态的先进生产力。
其二，从具体表现来看，新技术主要是强调关键性颠覆性技术突破，包括人工智能技术、量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可控核聚变等；新产业主要指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和电子信息等新兴产业，这些产业具有技术含量高和创新能力强的特点；新模式包括新型商业模式和服务模式等，主要特征是个性化、定制化和体验化，如平台经济、分享经济、电商经济等新兴业态，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
其三，新质生产力的“质”表现在新性质与高质量。“质”是事物成为其自身并区别于其他事物的规定性，所以说新质生产力不是传统生产力的局部优化和简单迭代，也不是单纯量的增长，而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
任何一种生产力的革新都要通过微观载体完成，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必然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力军。国有企业为何能够引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从内在依据上看，主要是国有企业的性质、实力和政治属性决定了它必然在新质生产力发展过程中扮演引领者角色。
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性质的国有企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
国有企业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表现形式，其本身就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承担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国家发展战略上可以发挥《宪法》所赋予的“主导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携手非公经济的生力军作用，共同担负起相应责任与使命，引领新质生产力更好地为共同富裕服务。
首先，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决定其具有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责任与使命。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更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决定了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是统一的。国有企业不是单纯地追求利润最大化，更要在适应市场竞争的同时不断满足国家和社会的需要，因此，国有企业能够更好执行国家战略。
其次，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性质，决定其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能更好地促进共同富裕。中国的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在分配上采取按劳分配的方式，因而能够直接推动共同富裕。
国有企业不仅具有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责任与使命，也具有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大的实力，主要表现在强大的实体经济、雄厚的研发基础和强大的资金实力上。
首先，国有企业代表强大的实体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一步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根基在实体经济，生产力实现质态跃迁离不开实体经济量的长期积累，而国有企业正是强大的国家实体经济的最重要载体。
其次，国有企业研发基础雄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是需要突破重大核心技术，国有企业雄厚的研发基础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有力支撑。
最后，国有企业资金实力强大。国有企业对于投入很大、风险很高的重大核心技术创新具有财务承诺优势，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
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因而发展新质生产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庄严使命。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促进各类产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必须倚靠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这一可靠力量，发挥好党的领导的独特优势，统筹好发展与安全的关系。
首先，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一方面，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是壮大综合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可以集中力量突破一些关键性的“卡脖子”技术，进行一些高端价值链的创新，突破西方脱钩断链式的科技打压和产业围堵，在发展过程中逐步赢得国际竞争战略主动权和经济自主权，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维护国家经济安全。
其次，党领导下的国有企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具有很强的组织整合优势。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国有企业能够很好地超越个人利益、个人目标和个人知识的藩篱，参与集体利益、集体目标和集体知识的形成过程，通过经济政治资源获得独有的联合优势，通过投资产业链上的企业获得相应的产业链整合优势，能够真正发挥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机制优势。
在确定了国有企业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引领作用之后，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国有企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着力点与主要作用。国有企业作为党和国家执政兴国的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是国家调控国民经济的重要微观基础，也是壮大国家综合实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力量，能够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和重大的国家战略。因此，在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国有企业理应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发挥好引领作用，努力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可靠的微观主体。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起主导作用，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而在推进重大科技创新中，国有企业因其独特的创新优势、雄厚的创新实力和一流的技术管理水平而在重大科技创新中发挥主导作用。
首先，国有企业是实施国家创新战略的“排头兵”。国有企业具有自觉承担国家创新驱动战略的责任与使命，尤其是在事关国家安全、国计民生、国家核心利益的高资本和高技术行业，国有企业的作用不可替代。
其次，国有企业是原创技术的“策源地”。近些年来，我国重大的科技进步，甚至超越世界先进水平的创新，比如载人航天、探月、高铁、特高压、核电、造船等，主要是依靠国有企业创新取得的。
最后，国有企业承担着协同创新和技术扩散的重要角色。一方面，国有企业充分发挥技术、产业、资金和人才等方面的综合优势，将产业链上下游的中小企业、政府、科研机构和高校等紧密联系起来；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技术创新的溢出效应明显，主要通过打造新兴产业链、提供新兴技术服务和输出创新型人才等方式，引导创新资源和要素不断流动和合理配置。
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内容，通过科技创新助推产业创新，进而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和新动能以发展新质生产力。国有企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应该积极发挥引领支撑作用，助力新质生产力的大发展、大繁荣。
首先，发挥国有企业现代产业链的“链长”作用，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立足于全国全局的产业链，着力打造产业链领军型企业，以链带面、织链成网，助力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其次，引领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国有企业从智能化、绿色化和融合化三个方面着手，加快技术改造和设备升级，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持续推进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全面提升我国产业基础高级化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
最后，带动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在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载体。近年来，国有企业不断加强在战略新兴产业中的布局。
发展新质生产力，首要的是以关键性颠覆性技术为抓手，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降低产业对外依赖所引发的经济安全风险。
首先，发挥国有企业对国家经济安全的战略支撑作用，突破“卡脖子”风险。国有企业有责任和使命承担起这些“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确保国家经济主权安全。近年来，国有企业不断加强技术研发，创新效率和质量不断提升，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
其次，发挥国有企业在国家经济安全中的保障作用，有效应对外资的垄断与扩张，保护我国重要产业的安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我国处在大型跨国公司建构的资本全球化环境之中，经济安全面临严峻的内外形势。为防止大型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操控我国的重要产业，应该发挥大型国有企业在维护经济安全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才能真正促进我国经济稳定、经济安全和国民福利。
现实实践中，国有企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是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作，既要发挥原创技术策源地作用，着力攻克核心技术；又要优化产业布局，加快形成以新产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同时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
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客观要求国有企业必须打好关键技术攻坚战，必须以国家战略需求为导向，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集中力量攻克“卡脖子”技术，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一是建立和完善国有企业科技创新容错机制和激励机制。国有企业进行科技创新必须解决创新风险与现实考核的核心矛盾。应该深化国有企业科技创新的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完善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容错免责机制，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系统。同时，建立针对国有企业领导者选拔任用制度和经营绩效考核评价机制，在考核中纳入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等反映科技创新的指标，并对国有企业科研投入和产出进行分类考核，同时在薪酬制度和激励制度中突出创新导向。
二是加快整合创新资源和要素。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需要以核心技术的突破性创新为前提，这就离不开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为进一步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国有企业努力成为新型举国体制的技术攻关平台，协调各个公共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国家实验室等）和各类要素资源，各方协同行动，合力攻坚。
三是积极培育和吸引科技创新人才。一方面，提高国有企业已有劳动者素质，培养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劳动者。另一方面，推进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加大人才吸引力度。国有企业应该建立起更为完善的人才管理制度，制定更为稳定和开放的引才政策，以便进一步从世界范围内吸引更多高水平和高层次的科研创新人才和战略型科学家。
优化国有企业产业布局结构，加快形成以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产业载体，加快形成以新兴产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尤为重要。
一是加快布局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一方面，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和新技术、新产业所需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通过国有资本并购重组，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增强国有资本在新产业的控制力，尽快培养一批有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产业集群。
二是加快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质生产力的形成过程既是新产业的形成过程，也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过程。我国传统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大多是国有企业，因此，需要加快实现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推动传统产业与新技术深度融合，将新技术、新科技融入生产、管理、流通等各个环节中去，引领传统产业向技术先进、产品高端升级。
全球化的历史经验表明，造就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关键主体。为此，必须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和国有资本，培育新型国有控股公司，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加强国有企事业在新质生产力及其产学研联盟的有效投资和在国内外的战略布局。
一是培育国有资本控股、控技（核心技术）、控牌（品牌）、控链（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的“四控型”跨国公司。国有企业必须适应我国引领公正的经济全球化发展、共同塑造国际经济新秩序和国家经济安全的新形势需要，认清单纯比较优势的缺陷，充分发挥自主知识产权优势和国有平台，打造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际知名品牌，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强大国际竞争力的跨国公司和综合商社。
二是重点推动和发展国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本不仅要在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重要行业和领域居于主导地位，在发展新质生产力所需要进行的重大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方面，也应该重点发展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及其重要平台，这样可以通过国有企业强大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优势为重大科技创新提供更稳定的保障，同时也能使产业链中的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合作企业和民营企业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有企业（还有中国科学院、工程院等相关国有事业单位）“姓党为民”的经济政治本色和主导科技、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始终彰显，党政部门在科技和新质生产力方面的立法、规划、政策、组织的作用始终彰显。历史一再证明，关键核心技术有钱买不来和市场换不来的，只能靠自力自主和举国体制。那种认为单纯实施比较优势政策就能实现科技领先和高质量发展，那种认为政府“不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组织者和实施者……不是政府制定政策、出台规划、利用政府各类投融资平台直接投资去发展新兴产业或未来产业”的观点，都是片面或错误的。
（作者：程恩富，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世界政治经济学学会会长；王君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政治经济学研究与海派经济学杂志”，原文刊于《海派经济学》2024年第4期，此为观点精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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