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勤（jixuie）题记】1969年召开的党的“九大”，中央委员会成员的结构较前一次党代会，发生了极大变化——非同寻常的道器变通之变。一批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现突出的工农兵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相应的，一批老干部就退出来了。像王进喜、陈永贵、李素文、钱学森、吕玉兰、李顺达、张积慧这样的劳模英雄上去，无可挑剔，但落选的人终归心情不一定都是那么畅快的。可毛主席执意要这么干，他就不怕得罪人吗？
得罪，就是冒犯，使人不快的意思。如果明知道那么干会得罪人，却还是执意那么干，一般都是信念坚定的人才会干的。毛主席的信念，就是为了新中国长期保持红色——不像苏联那样改变颜色，这样才能健康地走在通向共产主义的康庄大道上。虽然毛主席得罪了一批人，但全国各族人民进一步看清楚毛主席的良苦用心，他们更加热爱毛主席了。是不是这样的：毛主席当年发现必须在两种人之间，做出选择，或者叫做抉择，如果不得罪那批老干部，继续平平稳稳往前走，那么这就是和苏联走的路子差不多了，最后的结局可想而知，那样的话，那就等于得罪了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那可以说是无可挽回的结局。而短期内得罪一小部分老干部，从长计议，这些老人中的大部分同志终究还是会理解毛主席的一篇苦心的。王震将军后来说“毛主席至少比我们早看50年”，那是说得通的，也证明毛主席当年的做法是想得通，也是行得通的。一、“九大”新中央委员：王进喜恐怕是最突出的工人代表
王进喜同志为了新中国的建设，积劳成疾，于1970年11月15日因病逝世，年仅47岁。王进喜，1923年10月生于甘肃省玉门县。他15岁时到玉门油矿当童工。新中国成立后到玉门钻井队工作，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钻井工、司钻、钻井队长，钻井指挥部钻井二大队大队长、钻井指挥部副指挥等职务。 1958年9月，他带领1205钻井队创造了月进尺5009米的最新纪录；1959年创年钻井进尺7.1万米的全国最新纪录。同年王进喜作为1205钻井队代表，出席了全国群英会，参加了新中国成立10周年国庆观礼。就是这次上北京，看到大街上背着大气包的汽车，得知那是因为没有汽油而用煤气作为燃料的装置，这深深刺痛了王进喜的心，他发誓要更加努力工作，力争早日把中国“贫油的帽子扔进太平洋里去”。1960年3月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从玉门来到大庆，参加石油大会战。他带领全队把60多吨重的钻机设备化整为零，采用人拉肩扛的办法把钻机和设备从火车上卸下来，运到马家窑附近的萨55井，安装起来。由于水管线还没接通，罐车又少，王进喜就带领工人到附近水泡子破冰取水，用脸盆端了50多吨水，保证萨55井正式开钻。饿了，啃几口冻窝窝头；困了，裹着老羊皮袄打个盹……通过全队工人的共同努力，只用了5天零4个小时就打完了油田上第一口生产井。 第一口井完钻后，王进喜被钻杆堆滚下的钻杆砸伤了脚，当时昏了过去；但他醒来后还继续工作。领导把他送进医院，他又从医院跑到第二口井（2589井）的井场，拄着双拐指挥打井；钻到约700米时，突然发生井喷。井场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石粉，经过研究，决定采取用加水泥的办法提高泥浆密度压井喷。水泥加进泥浆池就沉底，又没有搅拌器，王进喜扔掉拐杖，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其他同志也纷纷跳入泥浆池，终于压住了井喷，保住了钻机和油井。 1960年7月，王进喜被树为全战区“五面红旗”之一。1964年王进喜当选为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会议期间，毛主席曾经自己掏钱请了一次客，王进喜参加。1969年春，王进喜当选为党的“九大”代表，被选为中央委员。和他一起进入中央委员会，还有我们熟悉的英模陈永贵、李素文、钱学森、吕玉兰、李顺达、张积慧等。 王进喜有句家喻户晓的名言：“宁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进喜把一生献给了祖国的石油工业，献给了毛主席领导的革命事业。大庆的“三老四严”作风是否过时了？还要不要提倡？这不是一般的问题，当然也不能随便就作出肯定或者否定回答。这里还是先从铁人王进喜一次主动检讨说起。这件事情后来在电影《创业》里艺术再现了，那是说“砂样”丢了的那一段。用艺术的手法表现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表现“三老四严”作风，其社会性的教育意义，简直不可估量，那个时候工业学大庆蔚然成风。
电影《创业》片段：华政委就“砂样”丢失一事，对有关集体和个人提出严肃批评，尤其“就要抓住周挺杉不放”。周挺杉对好心劝阻他进会场“挨批”的人说：“扛红旗，你叫我当英雄；出事了，你叫我当狗熊？不！我不趴下！”那是1961 年4 月19 日，在油田建设指挥部礼堂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主题是批评钻井质量问题。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工匠精神能否解释铁人的行为？大庆精神就是铁人精神，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精神是道层面的东西，需要感悟，我们可以从铁人的豪言壮语里去品味。至于大庆人作风，有个著名的概括，叫做“三老四严”：这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器层面的东西，那也是大庆精神，即道层面东西的具体体现。毕竟对待职业，和对待事业的态度会有区别，常常有很大区别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我把这段话前四句归纳为道器变通，后面那一句就是解释事业的。以王铁人为代表的大庆人是事业型的，是超越了职业型工匠的，属于有着高度共产主义觉悟和情怀的中国工人阶级。工匠精神也是好东西，但能否和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相提并论呢？职业工匠，在旧社会也有，那能与王进喜这样的工人阶级优秀代表相提并论吗？唯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样的工人阶级队伍，才能真正把革命干劲和严格的科学态度有机结合在一起——他们的想法说法做法集中体现出他们的“三老四严”作风，在毛泽东文化里他们想得通说得通行得通，他们自觉的集体行为，必然就推动中国工人阶级独特的道器变通。
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指出：“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的胜利，逼得它的敌人装扮成马克思主义者，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
为什么说工人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比发现大油田还重要？
工人阶级的觉悟如何？他们靠“两论”起家，难道有假？三、只有毛主席有那样的魄力：让工人阶级的代表王进喜拥有那么高的荣誉和地位早在新中国成立前，毛主席就把我国的国体确定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我们的宪法一直就是规定的，但在实践过程中，还是有个渐进的过程，这是道器变通之变，也就是说道层面的思想转变与器层面的实际动作，也是有个过程的。如果对比苏联的情况，也许会看得更清楚一些。苏联在人民当家作主问题上，一直是不那么清晰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比较重视专家路线，军队里等级制十分明显。斯大林逝世后，普通老百姓的话语权越来越少了，最终苏联解体与此的关联不可谓不大。相反，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那是实实在在依靠工农大众的，其中王进喜陈永贵两位工农代表，可谓是典型。还有一点，不得不说，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合格党员。第一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条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工人阶级经过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的领导。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以工农兵代表为主体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由民主协商选举产生。原选举单位和选民，有权监督和依照法律的规定随时撤换自己选出的代表。这三条，结合王进喜、陈永贵等1969年进入中央委员会这个事实，在往前看1964年底在三届人大上他们三位都是全国人大代表，都被毛主席请去吃饭。这里面的必然性，应该是十分清楚的。苏联在斯大林意外离世之后，很多事情就中断了，十分可惜。后来赫鲁晓夫之流的倒行逆施，最终断送苏联社会主义事业，其中的经验教训，还是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加以总结的。其中，毛主席对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系统观察，分析，比较，研究，一直到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人才恍然大悟，也才想得通毛主席当年的道器变通。这中间有个很重要的环节，那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如何依靠工农，如何实现人民当家作主，这是个大课题。实践证明，毛主席让王进喜这样的杰出的工人阶级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那么做是值得的，尽管毛主席得罪了一些人。再说，毛主席压根就不怕得罪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毛主席在重大问题上，从来都是旗帜鲜明讲原则，理直气壮办实事的。毛主席绝不会像机会主义者那样总是模棱两可，含糊不起，不可捉摸的。
以王进喜为代表的工人阶级，继承和发扬了革命战争年代“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这就解决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一个大课题。这也证明新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有多高，使命感有多强，堪当大任是确信无疑的。毛主席最早最清晰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作出了那样的决策，那是在根本上符合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所以那样的做法在根基牢靠，是有根据的变的，自然成为毛主席探索革命和建设的道器变通之源。在毛泽东文化里，毛主席和他领导的中国工人阶级及广大群众的革命实践，当然也就是推而行之谓之通的道器变通。谨以此文纪念我国工人阶级的杰出代表铁人王进喜同志逝世54周年！
（作者系昆仑策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济学”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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