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鹤元：初探中共党史上的一次“凤凰涅槃”——纪念遵义会议90周年

一、前 言

 

拉开历史的帷幕，我们看到1856年的太平天国已据半壁江山达到鼎盛时期，但建都才三年却爆发了“天京事变”（今南京）。虽因翼王石达开起兵靖难，解天朝之危，“提理政务”，加之陈玉成、李秀成等卓越将领崛起，天朝元气大振，但三年之后，一蹶不振，八年之后，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纲领最完备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革命以失败告终。

 

1922年6月16日，孙中山依靠打败旧桂系军阀统一两广的老同盟会员粤军军阀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化妆逃到珠江永丰舰上，两广沦陷而逃亡上海。时隔三年，在中共帮助下重新崛起，国民党得以成功北伐，却又被党内新军阀蒋介石、汪精卫彻底葬送，共产党惨遭屠杀被迫转入地下。

 

上述两场革命都有其辉煌胜利的时刻，也都因革命阵营内部发生自相残杀的斗争而使革命转入低潮；虽经努力重整旗鼓，形势逆转，但最终还是失败，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而98年前，中国共产党人从血泊中站起来，历尽8年艰苦卓绝的武装斗争，在白色恐怖下，粉碎国民党四次“围剿”，创建了12块苏维埃根据地，然而一场第五次反“围剿”和湘江之役的惨败，使土地革命形势跌入谷底，党与红军面临灭顶之灾；但经召开遵义会议之后，没有像上述两次革命重新崛起后再度重蹈覆辙。党不仅带领近3万红军完成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且历经14年英勇奋斗，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把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改变为具有社会主义主导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新中国。

 

在中共党史和中国近代史上，能使濒临绝境的革命政党和武装力量得以凤凰涅槃的“会议”只有遵义会议。这是为什么？又为什么会在贵州遵义召开？它对新时代的改革开放有着怎样的现实意义？正是本文所要探究的重点。

 

二、遵义会议前的历史背景

 

自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国民党背叛革命投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挥起屠刀，使数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中。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共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在武汉中共中央紧急召开结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八七会议①上，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根据会议精神，全国的农军、工人赤卫队、国民党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纷纷组织起来，主动拿起武器有计划地发起暴动、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前往长沙，领导发动了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还有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发动广州起义等。十多次从南方到北方的武装起义暴动，声势浩大，但都以攻占大中城市为目标，终在强敌进剿面前失败，革命仍处于低潮。

 

在起义军纷纷失败中，唯有秋收起义部队一枝独秀。这支秋收起义失败的部队不足1000人，用了一年时间创建、巩固了中共领导的全国第一块苏维埃根据地，即井冈山根据地。再经两年，扩展到赣南、闽西，开拓出全国最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并影响到全国各地起义军残部纷纷建立农村根据地。

 

又过两年，毛泽东领导中央苏区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都瑞金县②，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峙，成为国中之国，中国的土地革命正以燎原之势蓬勃发展起来。

 

一无枪、二无地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短短的四年中取得如此巨大的革命成果？那是因为党内出了个毛泽东！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泽东（当时人称毛委员），在会后他到底做了些什么？

 

1、蹚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武装斗争道路

八七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提出“须知政权是在枪杆子中取得的”论断③，即以后概括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口号，那么怎么才能“枪杆子里出政权”？

1927年9月9日毛委员亲自领导的秋收起义，中途审时度势改变了中央攻占长沙的“左”倾决定，而是到敌人控制薄弱的湘赣边界的井岗山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迎接朱德带领南昌起义残部和起义农军会师井冈山，壮大革命队伍，成立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红一方面军）。继而1929年亲率部进军赣南、闽西，建立县、乡苏维埃政权，把江西福建部分地区连接成一块，还建立了各县、乡级苏维埃政权，扩大了根据地，开辟了武装割据，到1931年形成党领导下最大的中央根据地，11月27日，毛委员在新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主席（从此人称毛主席）。

 

毛主席不断探索中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武装斗争道路，只能走以反动统治薄弱区域的农村建立根据地再逐渐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到1934年底，中央根据地总面积达八万多平方公里，人口四百五十余万，建立的县、区、乡三级级苏维埃政权——革命委员会，其中县级政权达250多个④。在毛主席的示范下，全国也出现了十几块红色根据地。

 

如果沿着毛主席的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星星之火必然燎原，白色统治区域必将被逐渐扩展的红色根据地淹没，党领导的全国性人民共和国政权将诞生，但历史无法假设！

 

 

2、确立了建军原则、红军作战的基本方针和人民战争基本理论

 

毛委员带领秋收起义失败后不足千人的部队寻找农村根据地，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成立立连以上的士兵委员会二项制度，即“三湾改编”。到井冈山后又制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发展为八项注意），使红军有了与其他任何军队不同的严明纪律，初步确立了无产阶级政党指挥枪、官兵一致的平等民主的建军原则。

 

再到1929年12月28日红四军党的九大召开（在福建上杭县的古田会议），强调了党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纠正，如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等。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⑤，把一支以农民为主体的军队改造成无产阶级化的武装力量。使党和军队建设理论更加完善、系统和无产阶级化，开创了重教育轻惩处的思想路线斗争方式的先河。

 

从井冈山时期到中央根据地的建立，毛泽东与朱德领导红军打破国民党地方军阀四次“进剿”、一次“会剿”、三次“围剿”；都以1：10的劣势兵力打败优势的国民党军，不仅巩固和拓展了根据地，而且总结并制定了红军以弱胜强的游击战的十六字方针，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战略退却与诱敌深入、进攻的时机等战略战术原则，创建了人民战争的基础理论。

 

毛主席围绕农村根据地政权创立、巩固、扩大、建设、保卫形成一整套较为系统的思想，推动了全国农村根据地的土地革命的蓬勃发展。

 

既然如此，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会失败？前四次反“围剿”不都胜利了吗？难道毛主席总结的红军作战方针和策略失灵了吗？

 

三、遵义会议召开的必然性

 

1、“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全党

 

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国民革命即大革命失败后，小资产阶级的急躁性迸发了，许多党内的领导成员因仇恨蒋介石国民党背叛，或凭主观臆断革命形势高涨，加上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⑥对中国国情和农民问题不了解的瞎指挥，导致党内“左”倾情绪发展成党的“左”倾机会主义思潮。

 

1931年1月7日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在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米夫以不正当手段支持下⑦，只知模仿苏俄革命不懂本国国情的陈绍禹（王明）当选为政治局委员，后因中央特科成员顾顺章叛变而去苏联。9月由国际远东局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由与陈绍禹相同思想观点方法的秦邦宪（博古）任总负责。党内“左”倾思潮演变成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

 

尤其是1934年1月中旬，在江西瑞金召开秦邦宪主持的六届五中全会，他照搬共产国际第十二次执委会决议，把第五次反“围剿”极度夸大为“决定苏维埃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占胜谁的问题”，已将工农民主专政推向“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成为共产党的基本任务”⑧；强调反对当前最主要危险右倾机会主义。他们以教条式的马列主义理论唬住大多数人，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左”倾错误路线，在全党全军发展到顶点。

 

2、毛主席反“左”遭到中央“左”倾领导的连续打击

 

1927年八七会议后，毛泽东率起义军奉命攻打强敌固守的长沙而中途撤兵，引起当时中央领导的指责。

 

1930年6月主持党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要求朱毛红军攻打南昌、长沙；红一军团服从，但到了南昌即放弃攻打；红三军团攻打长沙不克，毛主席也立即撤围弃攻；二个军团合并为红一方面军后，对长江局军委负责人周以栗前来传达回攻长沙指示，毛主席还说服他不攻长沙、南昌，而转打吉安。又引起中央“左”倾领导的强烈不满。

 

1931年9月后，临时中央总是不断来信来电批评毛主席犯右倾、保守主义错误。

 

1932年第四次反“围剿”中，6-9月毛主席和支持他的同事数次反驳在苏区的中央局冒进的指令，导致10月6日在上海的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开会决定，把毛主席调离红军只准管苏维埃政府工作，从此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

 

10月上旬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即宁都会议）集中火力批判毛主席对“夺取中心城市”的方针“消极怠工”。毛主席不得不请病假离开前线，到后方搞经济、扩红的调研和组织工作，确保前线作战部队的后勤保障。在查田问题上继续纠正“左”倾路线。

 

1933年1月进入苏区的秦邦宪（博古），发动苏区全党借反“罗明右倾路线”要搞臭毛主席。他们宣传毛主席在山沟沟里不可能产生马克思主义。

 

11月20日国民党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反蒋抗日，毛主席立即提出利用国民党内部矛盾，可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意见，又被秦邦宪（博古）和李德⑨以中间派最危险的理由而否决，丧失了打破第五次“围剿”大好机会。

 

1934年1月，中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结束后，原由毛泽东担任的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由中共临时中央安排让张闻天接替。同月，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更不让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毛主席参加。

 

在进一步削弱毛主席工作权力的同时，党中央总负责秦邦宪（博古）发动狠批“罗明路线”的为首分子“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同时株连毛主席的亲属：妻子贺子珍改当收发员；三弟毛泽覃被撤去中心县委书记之职，并追查“反党行为”；大舅子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师长；三弟媳妇贺怡被撤掉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之职。

 

9月上旬，受到打击的毛主席还主动为即将撤退的红军，申请到于都调研，查看枯水期架设浮桥地点，为中央红军秘密战略撤退选定过河渡口。

 

由于剥夺了毛主席的军事指挥权，以伤亡6万红军的代价，第五次反“围剿”落得全面失败的结局。全军8.6万人，于1934年10月10日晚上秘密渡过毛主席选定架设的于都河浮桥，开始长征，建设了整整6年的中央根据地终于全部沦陷。

 

11月上旬，突破第三道封锁线后，毛主席立即又向中共临时中央提出：乘敌各路正在调动之际，组织力量寻机反击歼敌，变被动为主动，可以顺利突破湘江封锁线。又被李德、秦邦宪（博古）拒绝，失去了长征之初顺利冲破第四道封锁线的唯一战机。

 

27日先头部队已过湘江，但秦邦宪（博古）、李德采用大搬家的方式（如搬运印刷机、兵工厂的机器等）过湘江，行动迟缓，所有作战部队都在掩护庞大的辎重队伍过江，任凭敌机轰炸，激战5天，又以付出近60%红军的惨重代价，仅剩3万余人（含非战斗人员）过江突围。在全面否定毛主席军事战略战术原则方针的错误路线主导下，7年的土地革命成果毁于一旦。鲜血染红的湘江之水，迫使全军上下在心底里呐喊，一年多来处处被动挨打，以多数人的牺牲去换来少数人的生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每次反“围剿”都能取得胜利，为什么现在只能一败再败无法胜利？！

 

 

更严峻的厄运还在后面等着才突围出来仅剩的3万红军。12月上旬，蒋介石为防止中央红军北上与湘西红二、六军团汇合，早已在湘黔边界布置了20万重兵的口袋阵。毛主席郑重向党中央三人团再提出建议：放弃北上计划，改为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行进，又被拒绝！

 

如果继续北上，中共中央机关和3万红军必将自取灭亡！如此，红军何在？共产党中央安在？中国抵抗蚕食华北的日本侵略还有谁来领导呢？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面对绝境到底是谁的错？错了又该怎么办？该向何处去？去干什么？！已到了向全党全军非得有个正式交代不可的时刻！

 

四、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是中共党史上极为著名的会议。在狭义上，专指1935年1月上旬在当时贵州省遵义县原黔军25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人官邸召开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从广义上，也可以包括从1934年底的湖南通道会议到1935年5月四川会理会议，共9次会议，即遵义会议是长征路上中共中央为解决同一问题的关键点而召开的系列会议，这是一个历史过程。为了寻找上述问题的答案，必须仔细考察这9次会议，是谁又为何能在革命航船倾覆之际力挽狂澜！

 

（一）准备阶段

 

1）通道转兵

 

1934年6月开始计划秘密撤退时，中共中央成立党内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三人团”：秦邦宪（博古）、李德、周恩来，有重要会议或重大事情决策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张闻天，中央委员、中革军委副主席兼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都能参加，后二位都是秦邦宪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这五个人基本形成遵义会议前党中央的核心团队。

 

第五次反“围剿”节节败退时，五人核心团队的观点开始产生分岐。毛主席敏锐觉察到，要恢复并运用自己为红军建立的作战方针和方式来摆脱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的困境，必须让张闻天、王稼祥先认识到失败的真实原因，分化“左”倾中央核心团队。所以经常与他们商讨五次反“围剿”以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死拼硬打的“左倾”既保守又冒险的军事战术，给红军和根据地带来的恶果和后续将会连续发生的灾难。

 

长征出发前，当得知中央把王稼祥、张闻天、毛泽东分散到各军团行军，毛主席立即向“三人团”提出把自己与张、王分配在一起，得到张闻天的响应。秦邦宪同意后，毛、张、王三人被编入第一纵队中央队一起行军，毛主席能借机天天与他俩追寻、分析、推导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每个战役计划和部署的错误和后续不断加深的危机。

 

由于张、王二人亲眼目睹运用毛主席的作战方针获得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与第五次的惨败结果对比，已经对秦邦宪和李德的军事指挥和其它方面的“左”倾错误不满，很快被毛主席说服，逐渐接受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正如王稼祥回忆道：“一路上毛主席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主席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坚定了我拥护毛主席的决心”⑩。

 

当红军翻过广西越城岭的老山界后，毛主席要求进军贵州的主张被李德、秦邦宪否决，红军将面临全军覆没的绝境，往哪里走？对党和红军来说是最急迫的生死攸关问题。毛主席和张、王开始一起公开批评“三人团”的错误路线。

 

在周恩来的支持下，于12月12日在湖南通道县今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中共中央负责人临时紧急会议。

会上，李德和秦邦宪借口与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是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坚持北上。毛主席凭破译敌台的电报资料，坚决反对自投罗网的北上路线，改为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得到了张闻天、王稼祥的坚决支持，周恩来也表示同意。根据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第一次否决了李德、秦邦宪的行军路线。当天下午七点半发出“万万火急”命令，13日全军转向西进贵州，史称“通道转兵”，使蒋介石在湘西全歼红军的计划落空。

 

2）黎平定向

 

通道转兵，虽说暂时避开了全军覆灭的陷井，但仅仅是行军路线的“转兵”，并非是战略方向的“转兵”，到哪里去？干什么？这个非常现实而紧迫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在党内高层对北上和西进继续争论不休，“左”倾错误还在主宰着全党全军的命运。

 

12月15日，红一军团打败黔军王家烈部，攻占贵州黎平县城。

 

 

18日，在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秦邦宪与李德（因病未出席但带的口信）再次强调执行原是共产国际的意见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决主张继续西进贵州，到川黔边建立根据地，横陈利弊，痛述前非。深有同感的张闻天、王稼祥等多数人都一致支持毛主席的意见，并按毛主席会上的发言写成《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第一次否定了共产国际不切实际的原定北上湘西的计划，继续西进渡过乌江进军敌人控制薄弱的黔北遵义地区。

 

 

鉴于军事行动方向上中央内部的激烈争论，在毛主席的推动下，黎平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

 

当李德看到黎平会议的决议，大发雷霆，与周恩来大吵。惯于坚持组织原则的周恩来怒不可遏，猛拍桌子，要李德服从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秦邦宪也只好表示接受。

 

这次会议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一则解决了到哪里去、干什么的问题（到黔北再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向），开始表现出战略主动；二则决定在攻占遵义后清算全党全军在军事上“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为遵义会议的召开明确了主题，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但秦邦宪、李德依然把持着全党全军的最高指挥权，争论越来越激烈。黎平会议的决定是否能贯彻到底？如是，到遵义后能否按毛主席等人的意见真正清算“左”倾路线的错误，还不能下肯定的结论，蒋介石又开始调兵准备在贵州合围红军，危机依然存在。

 

3）猴场削权

 

黎平会议后，毛泽东事实上已介入最高领导层工作。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直接领导下，按毛泽东“避实就虚”的正确主张行动，挥戈西进，所向披靡，连克数城（锦屏、剑河、镇远、施秉、黄平、余庆）。胜利中，广大指战员逐渐认识到“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给红军带来的危害，尽快结束“左”倾错误领导，让毛泽东回到红军的领导地岗位上来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12月底红军攻占瓮安县，31日部队正忙着准备过了新年抢渡乌江，挺进黔北。这时，秦邦宪（博古）、李德突然又提出不要过乌江，就在乌江南岸建立临时根据地，再徐图东进，与红二、六军团会合。中央不得不在猴场镇（今草塘）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1934年晚上到1935年元旦清晨，猴场会议召开了一宿，这是党史上唯一一次跨年的会议。毛主席在头天迅速离开军委纵队（即后称中央纵队）第一纵队中央队，连夜赶到会场。通过激烈争论，会议大多数人的意见支持毛主席渡江北上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黔北，以遵义为中心开创根据地的意见，重申继续执行黎平会议的决定，否定了李德、秦邦宪的错误主张，并作出《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猴场会议通过的《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

同时会议采纳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等人提出的建议作出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⑪，这在事实上剥夺了“三人团”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从此毛主席随总司令部行动，实际上参与了中央军事指挥工作。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和改变领导机构初步奠定了组织基础。

 

（二）会议阶段

 

1）第一阶段——清算错误

 

1月7日凌晨2点，红一军团第二师袭占黔北重镇遵义县，毛主席随周恩来、朱德的总司令部9点进入遵义城，下午5点开始开会，到9日结束⑫。这就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著名的遵义会议。

 

 

参加会议的共19人：政治局委员秦邦宪、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凯丰）；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富春总政主任及刘伯承参谋长都参加；李德作为军事顾问列席，伍修权作为他的翻译列席。⑬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遵义会议参加者陈云在长征途中向红军各部传达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纲“（乙）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手稿中写出了会议出席者人员范围和扩大到各军团首长姓氏，详见注⒀】

 

为什么要请各军团首长参加？因部队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时党内的争论更为激烈，毛主席主动参与争论，又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但中央委员会内还有一部分人迷信秦邦宪、李德是真宗的马列主义，又是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权威，需要争取更多人反对“左”倾路线；其二，各军团长身处前线，都是历经五次反“围剿”，对于毛主席以弱制强、灵活多变打胜仗的战略战术都烂熟于胸，对李德的“正规战”葬送了全部中央根据地和大部分红军的生命，深受其害，痛彻心扉。毛主席要求把政治局会议扩大到这一层，更利于清算秦邦宪、李德照搬苏军阵地战的荒唐战术方针的错误，使全党全军能在总结中从思想上理解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然性。而王稼祥也向毛主席提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是不谋而合。毛主席请他先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同意，打算争取多数人要把李德、秦邦宪轰下去。并明确表态：毛泽东同志打仗比我们有办法，我们领导不了，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当时，恰巧蒋介石布置“围剿”军第一纵队吴奇伟部在贵阳清镇县待命，第二纵队周浑元部在乌江南岸警戒，给红军进入遵义后创造了短暂的休整时间。所以毛主席、王稼祥等向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唇枪舌剑中，一场积累已久的思想交锋、观点撞击的“路线斗争战役”打响了。秦邦宪（博古）作的《第五次反“围剿”总结报告》，避重就轻，把所有失败都归结于客观原因——敌人太强大；周恩来作了副报告，承认失败的原因是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主动而诚恳地承担了责任。于是多数人就对秦邦宪的主报告表示强烈不满。张闻天拿出准备好的提纲，猛烈地批判了秦邦宪、李德的“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

 

毛主席接着作了长篇发言，客观而尖锐地指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李德和秦邦宪以单纯防御路线代替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运动战；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支持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从而被敌人以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战略战术使红军招致惨败，强调这一路线同红军取得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是完全相反的。

 

在毛主席结合前四次反“围剿”胜利的案例，从军事理论上对“左”倾的单纯防御路线和照搬苏联红军作战方式的教条主义作了细致入微的剖析，又从哲学的角度系统总结了李德单纯防御军事路线的三大错误表现：进攻时的冒险主义，防御时的保守主义，突围时的逃跑主义。尽管李德依然不服气，但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尤其各军团首长的支持。

 

会议委托张闻天按毛主席的发言内容起草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遵义会议决议原始档案，详见注⒁】

 

同时，补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团”和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周恩来仍是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即中央最高军事首长；鉴于他在第四次反“围剿”中与朱德还是按照毛主席的军事战术原则指挥，取得反“围剿”的胜利，他是能尊重毛主席的决策和意见，所以毛主席实际上进入中央军事指挥核心领导层。遵义会议后，毛主席已取得主动的战争指挥权，中国共产党以后的军事斗争路线事实上就回到了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上来。黎平会议目的达到了，猴场会议后的担忧消除了。“遵义会议决议”由政治局委员陈云草拟纲要，各军团逐级传达，让全军都知道毛主席又重新回到中央领导岗位。

 

那么，下一步，根据已经正在发生变化的军事和政治态势，红军到底在遵义还是在哪里建立根据地更为合适？中央领导权力变更尚未完成也将影响后续军事政治的统筹，这些势必是摆在新的中央领导尤其是毛主席面前的一个很迫切的问题。

 

2）第二阶段——改向移权

 

当进入遵义后，中革军委立即成立警备司令部；12日毛主席、朱德就在省立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民众大会，宣告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同时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正式开业，发行苏区纸币即“红军票”，增加国家银行资金储备；还打算把遵义作为新根据地的首都。这都是按照黎平会议以遵义为中心建立黔北、川南根据地的决定执行。

 

就在这期间，蒋介石调集了40万兵力，企图将中央红军3万多人围歼在遵义地区。

 

15日中共中央立即在遵义召开政治局会议，分析了目前的军事、经济态势：黔北总面积不足二千平方公里，人口仅仅42万，远不如原八万多平方公里、人口达450万的中央根据地，缺乏战略纵深拓展余地，加上国民党军逐渐的合围，故改变原黎平会议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决定，改由宜宾、泸州间北渡长江到四川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创建新的根据地。

 

水无常势，兵无常形。19日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离开遵义，经桐梓向赤水进发，同时电告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六军团作策应或牵制，20日中革军委下达《关于渡江作战计划》。

 

在行进路上到达云南威信水田寨的“鸡鸣三省”村时的2月5日，毛主席向周恩来提出张闻天关于中央领导变更的提议，中央常委会和周恩来接受毛主席的建议，让张闻天接替秦邦宪的总负责（即总书记）一职，完成了遵义会议没来得及完成的中央领导权的更替。

 

在离开遵义一周后，因截获的电报和敌军数量信息出入太大，使渡江前的土城战役失利。1月29日凌晨，毛主席果断撤出战斗，一渡赤水，入川南，摆脱刘湘川军的堵截，寻机北渡长江。又因川军紧追不舍，蒋介石派重兵令薛岳在川黔滇边加速“追剿”红军。如何打破摆脱40多万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联合“围剿”，如同第五次反“围剿”，又是摆在红军面前最为紧迫而生死存亡的问题。

 

（三）巩固阶段

 

1）扎西转向，通过决议

 

2月8日红军中央纵队进驻云南威信扎西镇，在老街江西会馆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遵义会议）》⑭，并向全党全军正式发布；同时总结土城战役失利的教训；坚持调动敌人，伺机歼敌，突出重围的方针。

 

会议既对遵义会议清算“左”倾军事路线的结论作出正式肯定，又明确此后的一切军事行动只有坚持毛主席的“十六字方针”为基础的运动战、游击战结合的军事原则才能突出重围，并肃清“左”倾军事错误原则的影响。再次放弃原定地点北渡长江的计划，因此时蒋介石急调滇军孙渡、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合围，防止红军西渡金沙江。如何调动敌军，打破“围剿”还是刻不容缓急需解决的难题。

 

2）苟坝争论，化解危机

 

20日左右，毛主席指挥红军二渡赤水，回师黔北。再克桐梓，强攻娄山，重占遵义，击溃、歼敌二个师又八个团，俘敌约三千，士气旺盛，是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胜利。毛主席即兴填词一首《忆秦娥·娄山关》。同时，部队高层骄傲、急躁求胜的情绪开始蔓延。

 

 

3月10日的遵义县枫香镇苟坝村，红一军团长林彪向中央提出攻打打鼓新场意见，毛主席参加讨论林彪提议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再三力陈打鼓新场是个陷井不能打的原因。但表决结果，除毛主席一票不同意外，其余全票通过攻打打鼓新场决议。气得毛主席当场提出辞职，会议一致通过罢免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委。

 

深夜，毛泽东独自一人打着马灯，去到周恩来住处，要周恩来晚一点下发进攻打鼓新场的作战命令。为了对仅剩的3万红军的命运负责，周恩来答应毛主席要求暂缓下达作战命令的意见。说服周恩来后，又同周恩来一起去说服朱德。在做通周恩来、朱德的工作后的凌晨四点，中革军委二局截获的电报，得知敌人秘密向打鼓新场集结重兵，证明了毛主席的预判。第二天一早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大家终于一致同意毛泽东不打打鼓新场意见并表决通过，同时恢复毛主席的前敌司令部政委。

为了适应战场形势多变，会议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周为团长，取消政治局开会表决的程序。

 

苟坝会议，毛主席再次挽救了党和红军，同时废除了战争状态下贻误战机的绝对民主化的作战决策程序，稳定了遵义会议后毛主席进入党中央核心领导层的地位，为彻底打破当前40万敌军的“追剿”、“围剿”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3）会理批林，维护周毛

 

在毛主席赢得了红军机动作战的指挥权后，于3月16-17日从茅台附近三渡赤水，西进川南古蔺，装出北渡长江之状，把敌人引向川南，又立即四渡赤水（3月21日），回师黔北，兵临贵阳，调出滇军，突然西进，渡北盘江，佯攻昆明，虚晃一枪，抢渡金沙，突出重围。

 

5月12日在四川会理城郊的铁厂里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一则，因林彪指责四渡赤水不走“弓弦路”专走“弓背路”，提出要毛、朱、周让位，由彭德怀指挥的意见。毛主席在分析了四渡赤水专走“弓背路”的原因后，批评林彪自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丧失信心的右倾思想情绪，得到了与会者对四渡赤水的高度赞同。二则，会议决定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路线。

 

会理会议统一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央关于战略战术的认识，尤其肯定了毛主席四渡赤水调动敌军，突出重围的高超的战争艺术；同时巩固了遵义会议确立的毛主席在党和红军的核心领导地位。自此，在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再也没有人对毛主席的军事领导和指挥提出异议。为此后各次战役的胜利，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跋涉二万五千里，千辛万苦把红军胜利地带到陕北根据地，掀起民族抗日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五、遵义会议是一份丰厚的历史遗产

 

都说遵义会议是个伟大转折的会议，具有转折作用的会议，在中共党史上不仅仅一次。比如八七会议，不就是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屠杀革命者的血泊中，党重新站起来，拿起了枪杆子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但最后的革命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被迫撤退长征。

 

而遵义会议，十年后，我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反日本法西斯侵略的胜利；再过四年，迅速取得了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解放战争的胜利；又过二十八年，党领导全国人民建成了“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周总理在1975年1月13日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

 

遵义会议的转折，在党史上不仅仅是“转折”，它是在我党我军遭受灭顶之灾时的一次“凤凰涅槃”。所以才能从一败再败的绝境，走向一个又一个新的伟大胜利，创建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第一个在半殖民半封建大国的土地上建立起工人农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这是留下的一份无比丰厚的历史遗产，给我们以绝无仅有的真理性的启示和指导。

 

1、独立自主始终是一个政党、国家自强自立的战略方针

 

我国近代史上，晚清政府为保住皇权乞求和平，只得割地赔款给各列强，沦为半殖民地国家。段祺瑞的北洋政府企图依赖美国想讨回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被德国占领的山东权益，结果“巴黎和会”上，美国在1919年4月30日与英法一起决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让与日本。而新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打赢了抗美援朝、中印自卫反击战、珍宝岛保卫战、西沙海战，确保社会主义建设，还拥有了自己的两弹一星，成为第三世界的领袖。

 

在中国共产党初创前后接受共产国际的援助也要辨证地看待。党的二大宣布加入共产国际（第三国际）成为第57个支部，受其领导，得其援助，确实有利于党的自身建设、发展、壮大，推动中国民主革命统一战线建立和国民革命高潮掀起。在国共合作时的中共三大前还发出“领导权归工人阶级政党”的英明指示⑮，这些都对于中共和中国革命有莫容置疑的巨大帮助。

 

但也因为共产国际派来的鲍罗廷、马林、米夫等代表们，不了解中国民主革命的错综复杂的实际状况，尤其是阶级联合与分化的变幻莫测，遇到国民党的背叛和后来的五次“围剿”，往往借共产国际名义指导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中共主要领导人执行右倾、“左”倾政策，而陈独秀、李立三、王明他们却无条件地听命于国际代表，犯了一次次的右倾、“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使中国国民革命、土地革命都全部失败，使我党惨遭迫害，好不容易发展起来的武装力量也差点儿全军覆灭。

 

而遵义会议恰好是与共产国际失联后，党和红军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独立自主地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独立自主地解决了如何摆脱40万蒋军围追堵截，又能灵活机动的打击消灭敌人的方略；独立自主地确定中国革命的战略方向和在陕北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独立自主地批判军事错误（包括共产国际）总结经验，坚持真理，确立正确的军事战略战术原则、策略；独立自主地在会议之后的长征路上，审时度势地发布从反蒋抗日转化为逼蒋抗日的宣传，在全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导中确保党的领导。

 

这一系列问题的解决都在独立自主的方针下得以实现，所以即使到了新中国建立后，有无苏联的援助，帝国主义怎么封锁，毛主席领导我党和人民始终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建立起门类基本齐全的工业化体系，并稳步朝四个现代化迈进。

 

那么今天的改革开放时代，独立自主更为重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最新科学发明、生产技术、国际通用标准化管理模式都可以借鉴，有的还可以直接使用。尤其要设法掌握核心技术，才有望在科技经济领域里赶超资本主义。

 

但经济发展涉及股票、资本、市场等资本主义制度下特有产物，完全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中所有制的性质，决定取舍和取舍的多少，绝不能采用“拿来主义”，而造成两级分化，加深三大差别，产生经济危机。正因为在经济领域里忽略了这点，造成资本疯狂扩张，不仅扰乱商品交换市场，更有损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故中共十九大六中全会决议提出“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规制，防止资本无序扩张。”⑯ 中共二十大习总书记报告再次强调“依法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⑰。

 

所以，我们必须坚持走独立自主的中国现代化道路，符合习总书记“摒弃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现代化、两极分化的现代化、……”的要求⑱，符合二十大再次申明“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才能在改革开放中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上层建筑赖以生存的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

 

2、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始终是党必须坚持的思想路线

 

“只在到了遵义会议（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后，党才彻底地走上了布尔什维克化的道路。”（1939年10月4日，毛泽东的《〈共产党人〉发刊词》，摘自1964年4月第1版《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75页）这是为什么？

 

所谓“布尔什维克化道路”，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如同前述，我党能有一条领导全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胜利的正确道路，关键在于不断探索中能自觉“相结合”。

 

那么为何只有到了遵义会议才会有这种“结合”？因为毛泽东进入中央核心领导层！

 

难道毛主席在遵义会议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时才开始有这种“结合”？非也！

 

早在1919年3月17日到1920年8月1日曾多次到上海送别出洋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同学、同乡等，甚至没有旅费，还在6月份向湖南老乡章士钊（时任教育总长）借款二万银元资助出洋留学生。

 

他也想过出洋留学，却在给周世钊信中说：“我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吾人要对现今世界稍微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⑲。

 

那么，青年毛泽东是怎样对“‘中国'这个地盘……调查，及研究”的呢？

 

他的足迹遍布三湘大地，京沪两广、湘赣闽浙，脚踏实地的调查、研究、学习、宣传（办刊、农讲所）、组织、建党、斗争（工运农运）、起义、建军、作战、割据、治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理政（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土改、边贸（与国统区贸易）、生产等系列革命、建设的具体实践，为我党展示了通向社会主义成功的方向。

 

毛泽东深知在中国进行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斗争，都要先明确革命的对象、朋友、同盟军。他写下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除了革命对象买办阶级的反动性作了定性，对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的革命性、坚定性、两面性以及在中国革命中应居于的地位都作了准确的表述，尤其后者（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同于俄国的孟什维克，为我党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提供了理论依据。而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主要领导人恰恰不懂。

 

毛泽东十分了解中国的产业工人数量太少，同俄国革命时形成强大力量的革命主体和领导的工人阶级不能相提并论。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为力量弱小但无比坚强的中国无产阶级寻找到最可靠、最雄厚的同盟军——农民阶级，为我党找到了不同于俄国革命的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推动大革命高潮的到来。而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主要领导人恰恰不懂，看不起中国的农民运动还瞎指挥。

 

毛泽东深谙列宁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学说，中国武装革命要分二步走。怎么走？他重视中国国民革命的统一战线，但更重视中共的领导权。1923年11月24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三届一中全会上，由他起草审定的国民运动等项决议案中，针对中共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的特殊合作形式，坚定指出：“我们须努力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在中共党史上第一次明确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我党必须居于的领导地位，没有领导权就会丧失独立性，批判了党内和共产国际代表向国民党限共排共步步退让的右倾思潮。为我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时竖起了列宁主义旗帜。而共产国际代表和党的主要领导人恰恰不懂，竟然让三届一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成了一纸空文。

 

1926年斯大林在《论中国革命的前途》中指出“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⑳。

 

然而这个“反对”具有怎样的状态、方式、途径？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前，毛主席大声疾呼中共在国民党中要居于“中心地位”掌握革命的领导权；在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毛主席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亲自组织、领导了1927年9月9日的秋收起义。之后，开辟了中共党史上第一块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在“反对”中逐渐扩大成全国最大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在毛泽东的示范和影响下，全国“武装的革命”在“反对”中先后建起了十一块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摘自十九届六中全会的“决议”），不同于俄国的二月革命、十月革命态势，在中国形成白色恐怖统治下红色割据的奇特局面。

 

正如毛主席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分析的那样，利用“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不断的，则红色政权的发生、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4月第1版第49页）毛主席为我党找到了“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斯大林语）这一中国特色的武装斗争方式，即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道路。同时，在政治、经济、统一战线、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实践中，也创造出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发展的路线，毛主席的系列思想理论成为我党历史上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而这个“飞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个历史探索过程。

 

正因为毛主席积累了用马列主义与亲自在大革命、十年土地革命中的实践结合的丰富成果，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在遵义会议上才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由这个“结合”的成果即毛泽东思想才开始统一指导全党全军的决策和行动了，遵义会议也才能使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围剿”的烈火中成为党史上唯一的“凤凰涅槃”。

 

当今的改革开放时代，置身于全球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如果还不能像毛主席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去调查、研究、解决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面临的内外问题，探索帝国主义时代如何按照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问题，就必然继续出现十九届六中全会痛陈改开四十年来的弊病，我国“经济结构性体制性矛盾矛盾不断积累”已达到“不可持续”的地步，“传统发展模式难以为继”的程度（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四（三）第1段），甚至解决不了二十大报告发出的警告：我们还“面临不少深层次矛盾躲不开、绕不过……反腐败斗争面临不少顽固性、多发性问题”㉑。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也将会像大革命、反第五次“围剿”失败那样遭受重创。 

 

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标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检验的标准是：消灭敌人、壮大自己、扩大地盘、解放百姓，我党都实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实践检验的标准是：保卫边疆和平、缩小三大差别、人民当家做主、逐步实现四化，我党也实现了；改革开放新时代的实践检验标准：消灭贫富差别、提高工农地位、实现社会公平，否则就无法达到习近平要求三个“摒弃”的现代化（见《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学习辅导百问》第88问第190页），我党和人民还在艰难的努力中。

 

如何才能实现习总书记要求的中国新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把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二十大报告中所列出的政治、经济、党内外的各种矛盾和问题，需要像遵义会议决议那样，用马列主义唯物辩证法，对当时错误路线的政策、措施、方法的性质、原因作细致的剖析，认真地总结，并提出解决的方法和依据，才能让全党、各级政府干部真正学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论和方法论。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对全党干部要求的那样：“是要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问题，而不是要背诵和重复其具体结论和词句。”㉒ 否则，教条主义、官僚主义盛行，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必然受到侵蚀，其结果必然导致不少党员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学习时囫囵吞枣，操作时胡乱发挥，结果是饮鸩止渴，最终败坏了中国新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事业。

 

3、善于用唯物辨证法寻找、分析、解决主要问题

 

遵义会议的主要议题就是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范围限定在对秦邦宪（博古）、李德的错误军事路线，对象只针对第五次反“围剿”找出、分析失败的原因，批判其危害。

 

毛主席在开会前，早与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领导层做工作时定下的基调。

 

一则，大多数人刚遭遇了血的教训，都容易看清“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本质，尤其是原一直支持“左”倾路线的同志也容易理解、接受。这样能化消极因素变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团结绝大多数人，巩固了党内军内的团结。

 

二则，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方式，通过批判“左”倾军事路线危害，让绝大多数高层领导懂得思想上的教条主义是对马列主义理解上的歪曲，行动上的机械盲动，不是真马列，而是用来唬人的假马列，增强了大家学习、运用马列主义时与具体实际情况结合的自觉性。

 

三则，在战争的间隙，以最短的时间解决最大的最主要的问题，以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便于团结一致地突破重围，转败为胜，实现长征的战略目标。

 

这种运用唯物辩证法，在诸多矛盾中找出主要矛盾，在主要矛盾中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给以解决，其它方面的问题也就引刃而解。

 

当今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前提下学习、引进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管理运行、方式、方法，必然会与社会主义固有规律产生矛盾甚至相冲突；在上层建筑、经济基础方面，正如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中指出的“不可持续”“难以为继”“触目惊心”等问题必然会层出不穷，而这些都是我党还来不及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恰当的行动对策，在探索的千头万绪中就要学习遵义会议用唯物辩证法快刀斩乱麻。否则，问题与矛盾日积月累，必然会象秦邦宪、李德领导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那样，导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核心基础遭到破坏，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难以达到习总书记对我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初衷。

 

4、明确为谁革命？为谁工作！

 

如同前述，遵义会议是在党和中央红军到了无路可走的绝境时召开的。在围追堵截、随时覆灭的危机中，还有像朱德、周恩来、陈云、刘伯承等那样的一批追随毛主席的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二万多中央红军，牢记着建党时“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共产党宣言》）的初心，充满着英雄主义的革命豪情，上下一致，力挽狂澜，坚定不移地走完了长征，建立起新的陕北农村根据地，挺进抗日前线。他们是为什么？一句话，为了推翻三座大山，建立让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共和国。

 

今天，在向资本主义世界开放时，不少党员干部必须坚持发扬遵义会议和长征的精神，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否则，每做一件事，不是想着为人民而做，只想着对自己有多少好处。那必然就把习总书记“人民就是江山，江山就是人民”的告诫抛在脑后，视群众为奴仆，把自己当老爷；伸手要私利，缩手拒公益；难怪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怒斥“有些党员、干部信仰出现严重危机，一些地方和部门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盛行，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较为普遍存在”。并列举了七个“有之”，特别抨击“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相交织，贪腐程度触目惊心”（摘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四（二）第1段）。

 

这些毒瘤使党的纯洁性、革命性受到严重损害，动摇了党的执政根基，和平演变危险加剧。所以习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再次严厉警告：“坚决防止领导干部成为利益集团和权势团体的代言人、代理人，坚决治理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绝不姑息”㉓。这些揭露与批判，也显示了我党敢于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勇气。所以为确保党的长久执政地位，就要确保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治、经济地位，确保全过程民主，那么就要高举遵义会议精神的旗帜，勇于自我揭露、自我清算、自我批判、自我总结、自我改进，百年大党将会成为千年大党！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不仅使党和红军凤凰涅槃，而且对今天新时代的深化改革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进程，有着永恒的现实指导作用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注释：

①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出席了会议。会议纠正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决定在湘鄂粤赣四省发动秋收暴动。会议选出以瞿秋白为首中央临时政治局，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年谱》2005年1月第2版第208-209页。）

②《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27-328页。

③《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016年6月第1版第104页。

④《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59页。

⑤《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毛泽东选集》合订本，1964年4月第1版第84页。

⑥罗米那兹（1897-1935）苏联人，1917年3月参加俄国布尔什维克党。1926年4月，作为青年国际代表参加共产国际领导机构的工作。1927年7月下旬，作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抵达武汉。（《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1月第2版第237页注①。）

⑦《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09-310页。

⑧《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80页。

⑨ 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共产党党员，曾在莫斯科陆军大学（即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毕业后不久就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军事顾问。1933年9月底到达中央根据地，1939年8月从中国陕北回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1月第2版第378注①。）

⑩《红旗飘飘》第8期，王稼祥《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⑪《毛泽东年谱》2005年1月第2版第442页。

⑫李德《中国纪事》中文版第128页写道：“还邀请了临时革命政府委员、总参谋部的工作人员，以及军团和师的指挥员，政委等来参加1935年1月7-8日举行的会议。”

吕黎平将军（时任红军总参谋部参谋）向石永言求证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召开的依据，他在《红军总部的峥嵘岁月》第110页表述：“至于《纪实》（即指石永言所写的《遵义会议纪实》）的描写，我问过作者，他说那是文学作品，完全是虚构的。但后续党史类出版都误用《遵义会议纪实》中表述的日期。

⑬陈云手稿原件“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照片。手稿记载“参加这个会议的同志除政治局正式及候补委员以外，一、三军团的军团长与政治委员林聂、彭杨及五军团的政治委员李卓然、李总政主任及刘参谋长都参加”，没有提到不属于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李德和伍修权俩人。但李德是军事顾问，作为批判对象必须列席，伍修权是他的翻译，也必须列席。

因此以《中国共产党历史》第386页列出姓名的参会者来印证陈云同志的原始手稿记载，就可知道有中央政治局正式委员6人，候补委员4人，各军团负责人7人，列席者2人，共为19人参加遵义会议。

原手稿保存在苏联莫斯科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档案里，1957年1月接受回国后，一直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⑭见中央档案馆收藏的遵义会议决议原始档案照片，显示“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⑮《中国共产党历史》2011年1月第2版第110页。

⑯《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四（三）。

⑰《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2022年11月第1版第23页。

⑱《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学习辅导百问》2021年11月第1版第88问第190页。

⑲《毛泽东年谱》上卷2005年1月第2版第55、60页。

⑳《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321页，人民出版社。

㉑《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2022年11月第1版第20页。

㉒《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2022年11月第1版第13页。

㉓《党的二十大文件汇编》2022年11月第1版第52页。

 

（作者系上海市汾州中学初中68届插队贵州省遵义地区绥阳县旺草区小河口公社柳杨大队木厂生产队知青，1972年在贵州有机化工总厂工作，2006年被中国质量协会质量保证中心聘为国际标准三大管理体系高级审核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修订稿，作者授权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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