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安伟：从唯GDP论辨析中西发展理念差异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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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安伟：从唯GDP论辨析中西发展理念差异
2025-03-01
【摘要】发展理念是一国文化和价值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决定了一国经济发展目标、实现路径以及发展成果分配。西方主导的唯GDP论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产生较大影响，但随着过度重视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问题增多，不管是中国还是西方国家的发展理念都发生了变化。总体来看，中国与西方在经济发展理念上既有相同点，又各有特色。中国提出的新发展理念，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对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大意义。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健全支撑高质量发展的统计指标核算体系，加强新经济新领域纳统覆盖”。经济指标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展理念。发展理念是指导实践的思想武器，世界任何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都有一套理论体系的支撑。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乃至今天，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以下简称GDP）都几乎是公认的唯一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甚至出现了“唯GDP论”。本文尝试通过批判唯GDP论，辨析中国和西方国家发展理念异同，以期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以经济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政策建议。
一、唯GDP论的内涵与批判
经济发展总需要相应指标反映，并围绕经济指标进行经济管理。GDP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总量的统计方法，核心是反映经济运行总产出，单纯代表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和价值观念。随着这种统计方法的广泛应用，以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深入人心，不同国家和地区据此进行GDP竞赛，结果导致经济过度、粗放发展。因此，“唯GDP论”为我们辩证认识发展理念提供了独特素材和视角。
（一）GDP统计方法的产生与发展
GDP概念是由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1934年正式提出的。此前，一些国家采用国民收入即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办法统计国家经济发展状况，但该方法计算难度大、误差大，难以做到全面、准确。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苏联，采取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来统计经济发展状况，即跟踪产品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情况，该方法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比较好使用，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难以进行准确统计。为更准确反映经济活动真实情况，基于美国经济数据与实践，库兹涅兹提出了GDP这一新的经济指标。其内涵是，统计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特定时期内所有在其领土内常住单位所生产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总和。计算公式为GDP=C+I+G+EX，即国内生产总值=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净出口，该统计公式为经济学界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审视和计算经济总量。与GNP相比，GDP更注重地域属性，在全球化背景下，GDP比GNP更容易统计。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确定GDP核算方法为一国经济总量的主要统计工具之后，在美国主导下，GDP指标率先被发达国家采用，很快被世界主要国家广泛使用。随着使用GDP作为统计指标国家数量的增多，在全球范围内，GDP悄然成为各国之间进行经济比较的重要标准。在这种影响下，国际社会普遍认为，GDP全球占比已经成为美国霸权的重要体现，20世纪中叶，美国GDP占全球比重接近50%的顶峰。除了作为衡量经济总量的指标外，GDP还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分析、政策制定、投资决策等多个领域，对经济发展产生更深远影响。在这种发展导向下，追求GDP增长逐渐成为全球潮流，GDP被采用的国家越来越多，GDP蕴含的增长理念影响力越来越大。以至出现“唯GDP论”，即以GDP统计数据作为衡量经济发展和考核政府政绩核心指标甚至是唯一指标。
（二）“唯GDP论”的弊端
在GDP统计方法被广泛采用后，“唯GDP论”可以说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通病。发展中国家急着赶超发达国家，将GDP作为单一目标，陷入GDP崇拜的怪圈。注重GDP增长本身没有什么问题。然而，当一切发展都为GDP开路时，这样的发展本身就值得怀疑，其后果必然令人担忧。单纯的GDP指标受到越来越多质疑和批评，社会各界对建立绿色核算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因为“唯GDP论”认为，GDP增长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政府工作成效的最核心标准，忽视了社会氛围、生态环境、文化体验、人的精神感受等其他方面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总的来说，“唯GDP论”主要存在三个方面弊端：
一是片面性。GDP只能反映经济总量，无法全面反映经济发展的质量、结构和效益。例如，高污染、高能耗的产业虽然能带来GDP增长，给一部分人创造收入和利润，但具有很大负外部性，对环境、资源造成巨大压力，对人的身体健康造成极大伤害，不利于可持续发展，这种经济发展导致产业结构不合理，经济综合效益并不高。这种增长带来的负面效应，在传统GDP核算中并不能被反映出来。再比如，当前GDP核算方法也不能反映虚拟经济过度膨胀对实体经济总量的影响，有必要完善虚拟经济增加值在GDP中的核算方法。
二是短期性。每个月、每个季度、每年都要进行GDP统计，一些国家和政府紧紧盯着GDP指标，就要每时每刻想办法创造GDP，极易导致过于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忽视长期社会福利和环境保护。这种短视行为可能损害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比如，拉美国家曾过度重视经济增长而忽视制度建设，最终导致经济昙花一现还引发了金融危机。再如，日本曾通过快速发展房地产，促进短期经济增长，但是过多房屋供给最终将导致产能过剩，引发房地产危机。
三是不公平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不平等是随着经济快速发展而出现的。在创造GDP的过程中，资本家、企业家和高收入者，更有优势参与到经济活动中的高利润环节，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利益，而工人、农民和低收入者由于难以介入经济活动中的高利润环节，只能处于产业链低端，获得较低劳动所得，甚至面临巨大生存压力。
“唯GDP论”的核心是追求经济增长，从这个职能上看，GDP核算有助于为资本家赚取更多利润，更符合资本主义经济价值观念，但是，“唯GDP论”内在掩盖了资本主义存在的问题。总体来看，“唯GDP论”发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并对西方发展理念的形成和演变有深刻影响。
（一）第一阶段：西方经典经济理论围绕增长展开
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提出的经济学理论虽然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但经济增长始终是他们研究的主要问题。斯密认为增加劳动者的数量、增加资本投入、加强分工和改良机器以提高生产率，是增加国民财富和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途径，而扩大市场包括扩大国际市场，都是服务于这套以扩大要素投入为核心的增长机制。李嘉图则将这一增长机制拓展到国际贸易中，创造性提出比较优势理论，指出不同国家可以通过激发相对优势带来共同增长。然而，这些理论都表明经济发展的目的是增长，都属于重商主义范畴，也都没有充分认识到增长方式的优劣和增长可能引发的负面影响。
随着时代进步，现代经济增长理论逐渐兴起，以库兹涅茨为代表的经济学家提出了“现代经济增长”概念，以GDP作为统计工具，围绕GDP展开分析了经济增长的动力和机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强调经济增长在保持要素投入的同时，还要建立在先进技术、知识积累、制度改进等基础之上，其将技术、制度等纳入经济增长框架，但理论核心也是追求扩大产出。比较有代表性的三个理论模型：一是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强调储蓄对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储蓄转化为投资推动经济增长；二是索洛增长模型，该模型在哈罗德—多马增长模型基础上，强调技术进步对增长的重要作用；三是内生增长模型，该模型在索洛增长模型的基础上，指出技术进步是内生的，主要来自人力资本积累、知识外溢、企业创新、市场竞争等。这三个模型从不同视角解释了同一个问题即增长的源动力。
从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到现代经济增长理论，核心都是强调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这种投入既包括劳动力、资本等直接要素投入，也包括由直接要素衍生的知识、技术等间接要素的投入。本质都是以要素投入为核心的经济增长理论，但忽视了要素的来源、要素收入的分配以及要素投入后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掩盖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下的要素扭曲、生态环境破坏、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问题。
（二）第二阶段：西方发展理念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
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起，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进入快车道。从工业文明开始到现在仅三百多年，人类社会巨大的生产力创造了少数发达国家的西方式现代化，但已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地球生物的延续。GDP统计方法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者提出的理念，虽然GDP核算很好满足了资本主义拓展市场空间的需要，但掩盖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自由放任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两极分化、环境污染、社会公平等问题。可以看到，世界八大环境公害事件都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随着越来越多社会问题出现，使西方一些专家学者、专业人士、社会批评家等都开始质疑“唯GDP论”，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对自然资源的使用，从石油到水，在中期都是不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开始出现多元化趋势。这种发展理念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长模式的多元化，二是发展目标的多元化。
一是强调经济增长模式的多元化。增长模式并非一成不变，各国都要依靠自身要素禀赋特点，寻求适合本国特点的经济增长模式，挖掘符合国情实际的经济增长动力源。而在GDP核算的传统理论中，经济增长等同于GDP提升，忽视了GDP增长的负面影响和增长动力来源。现在已有不少西方国家和地区开始关注增长的可持续性，强调绿色增长、包容性增长等。经济增长动力从专注实物要素投入向技术、知识、管理等新要素投入拓展，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增长模式更加多元。越来越多的外部冲击对经济增长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发出了警告，气候变化要求市场经济迅速调整以避免无序崩溃。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走过了“先污染，后治理”的路之后，又开始强调增长模式的多元化，以绿色发展为由，为其他发展中国家通过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制造障碍。比如，欧盟提出碳边境税，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以出口钢铁、电解铝、水泥、光伏等高耗能产品的国家征收高额碳税，阻碍发展中国家通过国际贸易发挥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增长。
二是强调经济发展目标的多元化。在“唯GDP论”受到更多质疑之后，西方国家的发展理念虽然在根本上仍强调通过创造GDP增长来维护资本家的核心利益，但也不得不关注全面发展的重要性。更多西方国家开始将社会正义、公平、包容性、教育和健康等领域的发展设为国家发展目标。这些目标的多元化体现了西方政府和社会对经济发展目的的反思，是对质疑“唯GDP论”的直接反映，也是其发展理念受外部约束而被迫多元化的结果。比如，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就直指经济增长过程带来的收入分配不平衡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呼吁要重视平衡发展。
因此，西方发展理念在演变过程中从过度追求增长向多元化转变，开始注重社会公平、环境保护、文化繁荣等方面的发展。例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出的人类发展指数（HDI）就综合考虑了预期寿命、受教育程度以及国民生产总值等多领域，该指数也广泛被理论和决策咨询研究所借鉴。但遗憾的是，当前并没有出现占据主流的以衡量全面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指标，GDP虽然被淡化，但并没有出现新型指标取代GDP。
三、中国发展理念的演变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如何摆脱贫困，走上工业化，实现现代化是十四多亿中国人追求的梦想。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中国的发展理念在马克思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指导下，既借鉴了以GDP为标准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又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影响，还根植中国具体实际的经济实践。
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采取了以GDP增长为核心的发展策略，这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是受中国历史背景与发展阶段的影响。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经济落后，基本条件差，面临着发展“双缺口”困境，既没有资金，也没有外汇，在特殊历史阶段，需要通过经济增长积累物质基础。因此，在改革开放初期，追求GDP增长成为当时政府工作的重要目标，发展理念自然是以经济增长为核心。二是政绩考核与激励机制使然。在以经济增长为主导的发展理念引领下，GDP增长率往往被视为评价政府政绩和官员晋升的重要依据。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积极性非常高，拉动经济增长成为各地政府的重要工作，巩固了以推动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同时，政府出台相应优惠政策，比如税收返回、土地供应、财政补贴等，吸引外企、国企、民企等到当地投资，这些优惠政策往往与GDP增长挂钩，经济增长速度高，获得的优惠政策力度就大。三是国际比较与经济追赶压力的结果。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日益激烈，而广泛采用的GDP统计指标成为各国经济竞赛的最重要标准。为了站上国际舞台，在世界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需要保持一定经济增长速度，以快速追赶已经从工业化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在这个追赶过程中，除了GDP似乎没有其他更合适的指标。我们不可能在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和人家比较生态环境，也不可能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和西方发达国家比较社会福利，对于我们而言，参与国际竞争最直接的手段就是加快GDP增长。
毫无疑问，在一定发展阶段，采用GDP指标，推动GDP快速增长是必须的，但可能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未能充分认识到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等理念的重要性，导致过度追求短期GDP增长。一是社会发展失衡。过于关注GDP增长，忽视教育、医疗、文化等社会事业与经济的均衡发展，导致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二是城市问题加剧。加速推动GDP增长所造成的一个严重后果是，在农民进城的过程中，城市发展走上过度规模扩张之路，引发一系列城市问题。例如，人口过度集聚、交通拥堵、房价高涨、环境污染等“城市病”，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过度追求GDP增长有关。三是政府行为扭曲。政府可能会采取一些短期强刺激行为追求GDP数据，导致过度依赖短平快的投资项目拉动经济增长，而忽视了以消费为基础的内生动力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同时，政府经济职能的强化也将挤压社会、文化等其他职能，进而造成政府行为的扭曲。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过度关注GDP，“以GDP论英雄”带来了诸多负面效应。比如，有些干部以增长代替发展，忽视民生改善与社会和谐；有些地方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严重浪费资源、损害环境。这些负面影响与正面影响一样都将成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关注的核心议题，并倒逼经济发展理念的优化与完善。
经济发展的实践会推动经济发展理念的调整变化。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科学发展思想，如“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发展”“人口、资源和环境协调发展”等。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正式将可持续发展战略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必须把社会全面发展放在重要战略地位，实现经济与社会相互协调和可持续发展”。这是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使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江泽民在会上发表《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的讲话，强调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将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之一。
进入21世纪，中国面临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日益凸显的国内经济增长瓶颈。为应对这些挑战，胡锦涛在2003年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理念，即科学发展观。此后，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科学发展观成为推动中国各项事业改革和发展的核心方法论。科学发展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可以说，科学发展观内涵丰富且意义深远，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以人为本。任何发展都是为了人的需要而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应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将人民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是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自己的根本目标特别是包含着要让社会弱势群体共享发展成果的深意，从而开始纠正过去的种种发展，多多少少都把弱势群体当作发展代价、甚至当作发展牺牲品的弊病。这要求在经济发展进程中，不仅要有GDP，还更要关注人民的需求和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促进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经济增长不完全是经济规模的扩张，而是要回归本源，更要关注人民的需求和获得感。
二是全面性。与“唯GDP论”的片面性不同，科学发展观强调经济发展的全面性，主要体现在经济要与社会、环境等各方面协调发展。科学发展不仅要追求经济增长，还要注重社会进步和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良性循环，强调经济发展要能兼顾更多方面。
三是协调性。中国地域空间大，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产业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地方多，协调性要求在发展过程中各地区、各要素之间的相互配合、和谐统一。科学发展观强调区域、城乡、经济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避免发展不平衡带来的问题，确保各项事业相互促进、共同进步。
四是可持续性。科学发展观直接点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必要性。可持续发展将经济发展置于人类社会变迁的历史长河中，要求当代人在满足当前需求的同时，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即要给后人留下可供使用的资源。这些理念包括资源节约、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等方面，最终目标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
综上，科学发展观不同于“唯GDP论”，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理念，要求在经济发展同时注重社会公平、环境保护和文化繁荣等方面协调发展。可以说，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发展理念的重大转变。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进入速度转变、结构优化和动能转换的新常态，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难以持续，从理念上也需要新发展理论指导经济发展实践，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习近平在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旨在解决我国发展中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新发展理念作为一个发展的逻辑整体，揭示了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和理论框架，也是其实践纲领。新发展理念既作用于中国硬实力的发展，又为全人类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发展的生命力与中国文化的创造力。
一是创新发展。创新发展强调了创新在推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为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选择。创新不仅关乎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更是关乎国家未来前途和命运的重大战略考量。创新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也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创新发展就是要激发社会各领域的创新活力，通过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等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二是协调发展。中国地域广、人口多，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这制约了经济的整体效率和社会的公平性。协调发展注重解决区域、城乡、产业之间的不平衡问题。协调发展理念的提出，就是旨在促进各区域、各领域之间的协同发展和良性互动。经济发展不仅是GDP数字的增长，还要在城市化、区域布局、产业发展等方面实现均衡、协调发展，以确保社会全面进步和人全面发展。
三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理念的提出是全球生态环境恶化和中国生态环境压力加大情况下的必然需要。在现有粗放发展模式条件下，破坏生态环境被认为是经济增长的“应当”，而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跳出这个怪圈。倡导和实践绿色发展理念有助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不能一味进行粗放型增长，必须在增长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双赢。
四是开放发展。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开放发展顺应了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强调通过扩大开放来激发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活力，促进国内国际两类要素的优化组合。开放发展就是要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高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开放水平，实现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过去，中国发展得益于融入经济全球化，未来中国仍要与世界更深度融合、更高效益共赢，推动经济在开放中高质量发展。
五是共享发展。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一个共同负面效应是收入分配不平等。共享发展理念旨在强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享发展理念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是新时代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理念指引。比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扩大公共服务等措施，使全体人民都能享受到改革发展带来的红利。
新发展理念反映了中国经济在经历高速增长阶段之后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高质量发展不是单纯追求经济总量、经济增速，而是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环境等均衡发展，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发展。新发展理念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思想指引。
通过批判“唯GDP论”，比较中西发展理念后不难发现，中国与西方发展理念既有一些根本性差异，又有不少相同之处。中西发展理念具有根本差别的原因在于，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目标是以人民为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目标是服务于资本，以维护资产阶级的核心利益为宗旨。除此之外，中西发展理念在单纯经济发展模式、发展目标等方面，又存在一定相同点。
（一）相同点
一是都重视建立市场机制。不管在中国的还是在西方的经济发展理念中，都重视市场在配置资源要素中的作用，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显著发展，越来越多地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以来就是以市场机制作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实现经济增长，并推动社会福利最大化。
二是都赞同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干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我们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也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的经济发展从顶层设计到微观企业，都有国家参与。国家通过战略引导经济发展方向，确保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尽管西方经济发展理念更加重视市场自由，但也认识到市场失灵普遍存在，在面对经济危机、环境问题和社会不平等时，也赞同政府干预的必要性。
三是都提倡经济全球化。今天的世界已经是全球化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关起门来搞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融入经济全球化，中国也是全球化积极的参与者、坚定的倡导者。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大力发展国际贸易、深入推动“一带一路”倡议等举措，积极主动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在促进中国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增强了全球经济的良性互动。反观西方国家，既主张市场开放和贸易投资自由，又是全球经贸规则的制定者和全球化的推动者。西方国家站在规则的制高点和价值链分工的制高点，通过提倡和推动全球化获得最大的收益，同时，他们还通过各种国际组织和协定维护着全球化。
四是都肯定科技创新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中国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将其视为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习近平提出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驱动力。中国高度重视教育、持续加强研发投入，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升国家的科技创新能力和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从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西方发达国家长期在科技领域占据领先地位，特别强调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得益于这种先发优势，西方国家在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同时还拥有国际一流大学和科研机构，并持续加强在教育、科研等方面的投入，使得西方国家的科技竞争力保持全球领先。
五是都关注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本质是长期主义，不简单追求短期的粗放式增长。在生态环境污染加大的压力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越来越关注可持续发展，习近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我国不断通过政策调整和经济转型，努力实现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双赢。西方国家在经历了工业化带来的环境问题后，吸取了“先污染后治理”的教训，率先提出可持续发展理念，通过创新环保技术、推广绿色理念和制定各种国际环保协议等多种举措，推动可持续发展。
（二）不同点
一是理论基础和核心理念的差异。中国经济学理论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础之上，强调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要义，即经济活动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相互关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完善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强调市场作用，又强调政府引导和调节，体现了市场经济制度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中国政治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兼顾，认为国家在资源配置、市场规则制定、产业政策等方面应对发挥引导作用，经济理念的基础在于更看重宏观或集体行为。西方经济学以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西方传统经济学理论为核心，强调市场自由，尊重个体行为，让市场在自由竞争中自发推动经济发展，认为市场能够有效配置资源，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其更关注个体的行为和决策过程，强调个体的理性选择和利益最大化，经济理念的基础来源于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
二是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式的差异。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国家治理结构、治理方法不同，导致经济管理上的政策和手段各异。中国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强调国家的整体发展目标和社会的整体利益，追求经济增长与社会公平的统一。中国的政策制定从实践出发，边学边干，摸着石头过河。中国的经济制度改革是根植于国情实际、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的现代经济制度创新。中国向来注重经验总结和政策分析相结合，倾向于从宏观角度调控经济。西方经济政策侧重于市场机制和个人自由选择，政府角色主要是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个体经济权利，倾向于从微观角度调控经济。西方的经济政策实施，注重形式化与模型推导，强调理论与实证的结合。
三是社会观念和文化背景的差异。“死人总是抓住活人”，任何国家的制度改革创新都脱离不了受自身历史传统与文化观念的影响，这也在根本上导致中西发展理念差异。中国传统社会观念注重社会责任和整体利益，追求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观念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设定，即追求国家全面发展和人民共同富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影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理念。西方社会观念强调个人自由选择和市场机制，追求经济效率和利润最大化。资本主义不外乎持续不断的、理所当然的追求利得，追求一再增新的利得，这种追求“收益性”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西方文化以个人利益、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为核心，这些因素塑造了其自由式的经济发展模式。
四是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观念不同。世界从来不存在一个真正全球性的“世界秩序”。每个国家都有权力按照其意愿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中国在近几十年内逐渐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与世界联系日益加速，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必要性越来越强。中国在国际经济交往中强调互利共赢，倡导新型的合作、包容的全球治理观。西方发达国家是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者，西方国家推动的全球经济治理是以维护西方国家发展利益和优势为目的，其经济发展理念虽深受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更加注重市场开放和自由贸易，但本质是维护西方国家的发展利益。在全球化影响到其发展利益时，他们也可以调整全球经贸规则，影响全球化进程。
五是推动发展的路径不同。每个国家都有发展本国经济的方式方法。中国在推动经济发展中，更加注重政府引导和宏观调控的作用，是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典型模式。西方发展理念在演变过程中更加注重市场机制和自由竞争的作用，发展路径是大市场加小政府的模式。这两种不同发展路径，并没有优劣之分，每个国家都需要根据自身经济发展阶段、要素结构、制度条件等选择适合本国的发展道路，也就客观上导致中西在经济政策制定和实施等方面有很大不同。
五、构建新发展指标的设想
构建恰当的经济指标，使其完全或者较好融合经济发展理念是一项有挑战的工作。在批判“唯GDP论”，对比分析中西发展理念演变及异同后可以发现，不管中国还是西方国家，都认识到GDP核算存在诸多弊端，知道单纯追求经济增长可能带来诸多负面效应，一些专家学者也尝试创建一些新指标，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创立的人类发展指数、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绿色GDP等，但效果都不甚理想。对此，笔者尝试基于中西发展理念融合视角，对构建包含新发展理念的新统计指标，进行一些探索性研究。
（一）新发展指标的宗旨：融合中西发展理念
一个新的代表经济全面发展的指标要得到全世界多数国家认可和使用，才能取代GDP指标成为新的主流，其内在要求是必须融合中西发展理念，既符合西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理念，又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理念不冲突，即要从中西发展理念的共同点出发尝试探索新指标。本文尝试从融合中西发展理念的基础上，构建新发展指标。
第一，新发展指标仍要包含经济增长。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经济社会发展一项重要指标，能够有效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总量发展情况，因此，新发展指标必须包含经济增长理念。
第二，新发展指标要能反映可持续发展。“唯GDP论”暴露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对可持续发展的考量，新发展指标只有克服这个难题才能得到普遍认可。一是要包含经济发展中的绿色低碳内容；二是要包含经济发展中的分配公平情况；三是要包含经济发展中的社会福利，比如健康、教育、弱势群体等；四是要包含经济发展中的创新动力即经济发展动力的可持续等。
第三，新发展指标要综合考虑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际。GDP指标下不发达国家或者经济增长速度慢的国家基本显现不出自身优势，使这些国家在指标对比中没有存在感，进而降低了发展信心。新发展指标不能只包含发达经济的特征，也要能够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情况，能体现出其经济发展的特点和长处。
（二）设置新发展指标的可能形式
结合已有对经济指标研究的文献，根据上述新发展指标设置宗旨，观察现有主流经济指标的特点，总体来看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对新发展指标进行设计。
一是构建全新的新发展指标体系。因为新发展指标包含的内容比GDP指标要广泛得多，所以通过构建新指标体系是一种常用做法，比如，人类发展指数（HDI）就从预期寿命、教育水平和生活水平三个层面构建指标体系，先对每个方面分别设置计算公式，再对三个方面进行整合求出一个介于0到1的指标。再比如，借鉴经不平等调整的人类发展指数（IHDI），尝试给出中国在2035年阶段目标实现的综合指数模型框架。又比如，通过聚类分析将新发展理念分别赋值，构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评价体系。因此，新发展指标体系可以考虑从经济增长、绿色低碳、社会公平、社会福利、教育水平、创新能力等六方面进行构建。
具体数据可以用类似以下做法进行选取：
①经济增长：用现有的GDP核算方法，统计GDP总量和增长速度，继续用GDP表示经济增长。考虑到不同国家经济体量不同，这里主要用经济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
②绿色低碳：用碳排放强度、空气质量指数、可再生能源占比等数据，通过赋予权重构建综合指标，表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中的绿色低碳水平。
③社会公平：用基尼指数、城乡收入比等数据，表示社会公平度。
④社会福利：用社保覆盖度、公共卫生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失业率等，表示社会整体福利水平。
⑤教育水平：用义务教育普及率、公共教育支出占GDP比重等数据，表示整体教育发展水平。
⑥创新能力：用研发投资占GDP比重、科技论文发表数量、专利授权量、高新技术企业数量等数据，表示国家的创新能力。
在获取上述数据基础上，然后参照人类发展指数的做法，对每一类数据进行标准化，即标准化值=（实际值-最小值）/（最大值-最小值），其中最大值最小值根据近20年或者30年的数据进行选取。最终，新发展指标就取经济增长、绿色低碳、社会公平、社会福利、教育水平和创新能力的几何平均值。
二是对现有GDP指标进行优化。考虑到GDP指标已经被广泛接受，且已经形成一套完整的核算体系，如果直接对现有GDP指标进行优化，也是一个较为便捷的新发展指标改革方向。比如，绿色GDP核算就是从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和发展委员会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后，才开始拓展开理论研究，通过在原GDP中加入绿色因素进行指标优化。结合中西发展理念的异同以及GDP指标核算的特点，可以考虑在以下五方面优化现有GDP指标的基础上提出新发展指标。
①纳入绿色发展理念。一方面，可以考虑将自然资源的价值核算纳入GDP计算中。例如，对森林、水资源、土地等生态资源进行评估，计算其提供的生态服务价值，如水源涵养、气候调节、土壤保持等，并将这些价值以适当方式计入GDP。另一方面，可以考虑扣除GDP的环境成本。如将污染治理费用、资源损耗补偿等，从传统GDP中扣除。再如，计算企业在生产过程中排放的污染物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以及治理这些污染所需的费用，将其从企业创造的产值中扣除，从而得到更真实的经济产出。
②纳入社会公平理念。可以通过计算基尼系数、城乡收入差距、地区发展差距等因素，确定社会公平系数，将其纳入GDP核算。如果一个地区的社会公平程度较高，社会公平系数较高，结合一定权重对GDP进行加分；反之，如果社会公平程度较低，社会公平系数较低，则对GDP进行减分。
③纳入提高教育理念。在GDP核算中引入教育贡献度指标，反映教育水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可以通过将教育投入（教育经费支出、教师数量、学校数量等）、教育产出指标（如学生毕业率、升学率、就业率等）、教育质量指标（如学生考试成绩、教师教学水平、学校教育设施等）等指标进行综合统计和分析后，形成一个影响GDP的综合权重，纳入GDP指标的计算中。如果教育水平提高了就对GDP加分，反之减分。
④纳入社会福利理念。在GDP指标中增加民生福祉指标，反映经济发展对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作用。可以包括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社会保障水平、医疗卫生条件、预期寿命等因素。通过对这些指标综合评估，确定民生福祉系数，并将其纳入GDP计算。如果一个地区的民生福祉水平较高，民生福祉系数就较高，对GDP进行加分；反之，如果民生福祉水平较低，民生福祉系数较低，则对GDP进行减分。
⑤纳入创新发展理念。在GDP核算中引入创新贡献度指标，反映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可以通过计算研发投入、专利数量、科技成果转化等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联程度，确定创新贡献度的权重，并将其纳入GDP计算。例如，根据高科技产业的研发投入强度或创新成果产出情况，对创新能力给予一定的赋值，纳入GDP核算，以体现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如果创新水平高，则对GDP加分；反之对GDP减分。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转编自“毛邓理论研究”，原载于《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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