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东进计划从提出到胎死腹中,对西路军首长的西进日程,并无太大影响。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暂:从12月20日周恩来首次提出东进建议,到25日放弃这个计划,不过5天时间。要再把账做得细一点,从西路军领导层22日就周恩来建议提出东进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开始算起,也不过3天时间;要从西路军首长明确表示准备遵令东进开始算起,就连一天都不到。而西路军领导层22日预计的西进日程是:“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1]。
据甘肃人民出版社《悲壮的征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载:“(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人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水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2]。
西路军首长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如此,我们或可肯定地说:中革军委与西路军首长之间关于东返问题的这次往来蹉商,并没有对西路军首长此前预计的“按期”西进计划产生了任何具有实质意义的延宕!甚至……甚至……甚至还有可能从另一方面刺激了西路军首长,驱使他们将预定的“按期”西进占领抚(彝)、高(台)的日程予以了提前——从原计划的1937年1月中旬,提前到了1月上旬。
12月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徐、陈首长,明令继续执行西进计划:
徐、陈、彭、任: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军委主席团[3]
这个命令实际上赋予了西路军首长“西进时机自主选择”的机断之权。此前,西路军首长原本也有就地“多休整几个月,度过严寒之三月”的准备,而即便是按他们在“远方物资能够按时到达”的前提下作出的“按期”计划,也是“拟于明年一月中计九、三十军抢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然而与军委主席团往来磋商了几天“东进”之议后,他们却再也不愿意有片刻停留,而是马上就启动了西进行程,似乎唯恐又有谁提起什么动议把他们再往东拽……
当晚,西路军总部及直属队在红九军掩护下撤离永昌县城。前锋红五军亦于同时撤离山丹县城,开始西进。至月底,连日越荒漠,顶风雪,冒严寒,冲破“马家军”沿途拦截阻击,绕过甘州(今张掖市),向肃州(今酒泉市)前进。
为配合这次西路军西进,毛泽东于12月31日急电正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西路军已放弃永昌、山丹,向甘、肃两州前进,但马步芳、马步青追击甚紧,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向西进攻击红军,亦不向凉州”[4]。
1月1日20时,军委主席团电令河东主力各部首长,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部进攻。[5]
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继续执行西进计划的决定,当然是符合当时西路军领导层的意图的。几天后的1936年12月30日,西路军前锋红五军攻占抚彝县城(今临泽县蓼泉镇)。1937年1月1日,继占高台县城。2日,三十军、九军及西路军总指挥部从甘州以东之六坝出发,拟经甘浚堡向高台地区疾进;3日,西路军总部与红三十军一部进驻甘浚堡……
1月2日,西路军首长即向军委报告了西进顺利的乐观信息:
军委:
㈠连日西路军全部已行军通过沙漠滩地,且战且行,虽极艰苦,各军圆满达其任务;均无伤亡。五军一日占抚彝城,昨晚打开高台城,敌只打一枪,县长及民团千余全被俘。人、粮均极丰。三十军今早到六坝,明由甘浚堡附近往沙河堡进。我们及九军今早用火攻击拒敌堡,人逃亡甚多,今或明向甘浚堡、高台进。
㈡马元海率主力今可到洪水,马彪部在三堡有犯六坝可能,马步銮团在六坝附近,马朴一团今由甘往抚彝前进,甘州敌仍如前。
㈢因敌骑多且速,不宜分兵与敌战,日行不便,落伍相当多,但士气极旺,九军稍差。
㈣如敌无大力压迫,即以大部留高、抚休整;如被敌迫时,即准备部署肃州,以一部诱敌进展。对各方情及我方行动有何指示?
徐、陈[6]
情况这么乐观,中共中央领导层各位首长,肯定只能是“甚好甚慰”了。
原定于“1月中”的“按期”计划,“1月初”就达成了,西路军首长也有理由乐观。
然而据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称,马部是“预先放弃高台、临泽,诱匪入城,以期将匪压迫于该城聚歼之[7]”,这当然或有可能是其事后自夸“神机妙算”的矫饰之句,但西路军拿下这些城池的一些状况也的确颇能映证这个说辞:除了从永昌突出的主力和后卫沿途屡遭拦击外,西路军前锋一路西进进逼这些城池时,的确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而当西路军分别入得这些城池后,马家军又却蜂拥而至,分头围攻……
而西路军刚拿下这些城池之时,是又得粮又得款,的确令人鼓舞。
然而两天后的1月4日,西路军首长却突然悲观起来,而且怨气牢骚毕显:
军委及总政:
㈠我们及九军昨过卵河水桥夜到甘浚,然敌骑一旅今早跟到我们附近拦头,三十军今早到俭首熬(龙首堡)。敌骑一旅接近,拟在现地反击敌,连紧均送行军元卯(原文如此)不易联络,掉队甚多,均被敌杀害。敌骑及民团骑约六千少忙胆笃易马日容(原文如此),五军两团在抚彝,两团骑团在高台,已扩红六百,可集粮两万石,此地较富。
㈡估计马彪、韩奇禄两骑旅附属马扑,龙海各骑团及马禄骑旅,在三十军对马扑一团,向抚,高九路进,韩奇功步旅在甘,马步进一步团在肃,马步康一团,祈明山步旅,马继融步旅,正由红水向我尾追,敌颇有决心阻我进,来敌并不敢猛攻,只利集团骑兵拦头尾追截杀,沿伍沙滩多且大,白天绝不易行动,行军周日,敌骑一早赶到,且战且行,全无休息。
㈢高台以下人粮极富,以上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控制高、抚,如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灭敌不易,驱敌不易,此方六千骑兵,决非番骑或陕骑兵可比。
㈣西路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从战役政治打敌上,求得最大进步,当自照前电完成任务,但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望采纳下见,情报消息多,有供给,任务多指示,问题多有答复,只是(说)占领甘、肃二州并取安西是不够的,电台日夜与我通报免失时机,如何,盼复。
徐、陈、李[8]
还是要外力援助,还是要“四军、三十一军过河配合”。而这个时候,因蒋介石扣留张学良,河东局势又有趋于恶化之可能。中共中央已于1月1日24时电告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和河东部队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准备应付南京“亲日派”可能发动的进攻[9]。而河东部队彭、任首长亦于1月3日作出部署,拟“开淳化、栒邑”援助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而四军、三十一军在这个部署中担任中央纵队,正要开往宁县、栒邑[10],怎么可能转赴千里迢迢的河西走廊?
再说,这股远水,还能解西路军之近渴么?
其实,西路军首长“报忧”的真正的原因是他们走到这里才发现:前面就是人烟稀少的“穷十八站”,而且越往前走也将越来越荒凉,吃饭穿衣住宿问题也会越来越严重——在当年的河西走廊,“富十八站”与“穷十八站”的区别也仅仅是前者沿途有驿站而后者什么都没有!而这个情况是早在年前他们西进之初时,中央就是已经电告过的:“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11]”,也是中央当时要他们在远方物资没有着落前停留现地“建立根据地”以解决自己生存问题的缘由!——这跟年前中央将“宁夏战役”实施时间定在“冰期”,即或是实现三军会师后决定“提前攻宁”,也并不急于实施,是同样的道理:按《十月份作战纲领》的要求,“提前攻宁”的时间也是在“11月10日”后[12]。
还有“马家军”的纠缠:就在徐、陈1月2日向中央报告乐观信息的第二天,率西路军总部和红九、红三十军两军直属队和红九军担任掩护的两个团进至甘浚堡时,即遭敌马步芳第一○○师第三○○旅韩起功部一部、骑兵旅第一团马步銮部及所率民团追上并拦截包围……
既然这个当口“徐陈李”报告的情况是这般的困难,而中央此前屡屡指示的办法他们又认为不可取,“东进”也于十天前被他们提出的那些条件予以事实上的“婉拒”——婉拒的头一个理由就是西路军“迅速取得远方接济……经过很大代价基本上已无问题”,那么中央又该怎么指示他们哩?当然是只能是“先停下来再说”了。
1月5日20时,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及西路军军政委员会:
徐、陈、李及军政委员会:
(甲)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时勿再西进。
(乙)全军集结于二、三点,一天左右行程能集中作战,大力训练补充,伺机消灭敌人。
(丙)全靠你们自己团结奋斗,取得胜利,不要靠任何外面的援助。
军委主席团[13]
对这个电报指示,原西路军主帅之一徐向前在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中仍然耿耿于怀:
多事之秋,变幻难测。军委这时又令西路军停止西进,在甘州、肃州地区建立根据地。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继续西进吧,没有中央的命令;留在现地吧,四面受敌,处境确实艰险。怎么办?我们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二州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我们,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张国焘也出面打电报来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存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事情到了这般地步,我们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只能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就地坚持。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14]
显然,这部回忆文字的编撰者们,选择性地遗忘了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的电报:中央1月5日要他们“暂勿西进”的命令,正是根据西路军首长在该电报告的情况作出的。他们在该电中报告了西进的困难情形,要求外力援助,要求四军、三十一军千里驰援,要求援助物资“外力送下”,这些要求中央都无法办到无法满足。那么,中央除了令他们“暂勿西进”外,还能怎么指示他们?况且,西路军首长原来的“按期”西进计划就是“一月中须以九军、三十军移甘州以西,抢占抚、高,以此带为根据[地]”,他们在 1月4日给中央的电报中,也列有“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资物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之选项?他们又怎么可能“我们不了解上面的意图所在,左思右想,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哩?
至于“后来才知道,当时军委令西路军停止西进,是因为河东形势又发生变化。蒋介石出尔反尔,破坏和谈,调集四十个师的兵力,拟进攻西安。局势异常紧张,需要西路军待机策应”,根本就是没有任何证据的无端揣测!在军委此间部署河东部队配合东北军、十七路军的作战准备中,根本没有任何要求西路军“待机策应”的内容——甚至根本就没有“西路军”的文字出现。
数十年后假历史当事人的名义发出这样的诛心之论,太让人心寒齿冷了!
《历史的回顾》编撰者在选择性“遗忘”西路军首长1月4日给军委电报的基础上,写出上述“诛心之论”,流传后世,客观上,是将回忆录署名者置于了一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尴尬境地。
而事实是:就在“徐陈”此电发出的同日,在西安的叶剑英与东北军、十七路军高级将领们商定了“对亲日派进攻”的作战计划,这个计划于当日20时由周恩来、博古电告了毛泽东、张闻天以及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计划内容包括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各方的作战任务和部署,内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关于“西路军”的文字。
这个计划是一个决定性的证据,所以笔者在此全文引出,以为各位方家和读者同鉴同考:
毛、洛并彭、任:
拟定作战方针,请审电复:
一、南京亲日派正调集二十五个师以上兵力(东西南北均计入),组成十四个纵队(据冯钦哉对南汉宸说),以“剿共”名义发动内战,向西北抗日联军进攻。
二、联军为拥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起见,在万不得已时,决拟一部箝制胡、关、毛、曾、李、万各敌,集中主力,首先一部钳制胡、关、毛、曾、李、万消灭由潼关西进之敌,停止其进攻,巩固西北,开展时局。
三、作战纲领:
㈠东线:
⑴在渭南之赤水直至长安,选择有利地带,构成七道强固防线,配置六师兵力,巩固正面。
⑵集结步兵三师以上及骑兵两师于渭北,准备从渭北实施坚决的突击,歼灭该敌于渭河以北黄河以西之背水阵上。为此目的,另调杨部一旅配合渭北各县民团,配置在孝义镇、龙阳镇、蒲城之线,坚守围寨,扰击以并迟滞该敌及冯师行动,以便主力突击。
⑶在蓝田、商县之间,由杨部两旅及陈先瑞部,依托秦岭以动战与游击动作相配合,迟阻李纵队前进,以掩护红军主力得余裕时间转用渭南方面突击该敌。
⑷红军行动目前宜秘密集结于淳化、栒邑地区,准备能以三天行程,从三原赶到高陵的机动位置,依情况:A.或参加渭北决战;B.或从蓝田突击李默庵,然后以主力向潼关迂回。
㈡西线:
⑴以王以哲、于学忠两军,从胡、关、毛、曾诸敌之东西两侧,红军一小部从胡敌后尾积极监视钳制之。
⑵拟杨部一旅、骑炮一团在凤翔、宝鸡、陇县地域监视汉中之敌。
㈢北线:以孙师一旅,警戒洛川三原线,红军一部对瓦窑堡、清涧线警戒,一部集中鄜县,准备必要时向韩澄游击,吸引冯部。
㈣以咸阳平凉线为后方,沈克师维持交通,并实行粮食资材的统制,西安多余物资,必要时向咸阳、邠县输送。
四、由张、杨、周组成秘密三人团(张未回,何或王代)。并吸收各方高级人员参加讨论,目前即以杨统一指挥。
五、为粉碎敌方造谣中伤和分化起见,建议在战争开始时,红军番号及旗帜等即行改为抗日联军,如何请复。
六、政治计划另报。
周、博
四日二十时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15]
看见没有,就连在陕南打游击不到两千人的“陈先瑞部”都提到了,就是没提西路军。
这基本上是一个常识问题:蒋介石要进攻西安,远在河西走廊的西路军能策应什么?
次日20时,毛泽东、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博古,批准了这个计划:
周、博:
(甲)基本上同意你们商定的军事计划。
(乙)十五军团第一步到西安西南地区集结待命,准备或出东江口或出商县。
(丙)野战军主力集中栒邑、淳化地区待命。
(丁)请周注意补充二、四方面军的子弹,并发给十五军团一万五千元至二万元经费。
毛、朱、张
一月五日二十时
(根据中央档案原抄件刊印)[16]
还是没有半个字提及“西路军”。
需要说明的是,数十年后有些人为《李先念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1983年2月25日)》提供的52份历史文电中,将“徐陈”1937年1月2日~4日三天内从乐观到悲观大翻转的两份电报,选择性地“遗忘”了!
“遗忘”的结果是:此间的军委主席团,莫名其妙地喝止了西路军西进!
注释
[1]《徐向前、陈昌浩关于西路军逐渐西移兵力部署致中央军委电(1936年12月2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悲壮的征程(下)》(中共甘肃省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第308页,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12月第1版。
[3]《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6年12月27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毛泽东关于请商杨虎城电马步芳停止攻击西路军致周恩来、博古电(节录)(1936年12月31日)》,《毛泽东军事年谱(1927~1958)》(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所年谱组)第164页,广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
[5]《中央军委主席团关于红军停止向中央军及马鸿逵部进攻致袁任远、宋任穷等电(1937年1月1日20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92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6]《徐向前、陈昌浩关于占领抚彝高台致中央军委电(1937年1月2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1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7]《马步芳部编写的〈剿匪纪实〉(节录)》《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附卷》第81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第1版。
[8]《徐向前、陈昌浩、李特关于西路军行动情形致军委及总政电(1937年1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0~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准备对付亲日派进攻(1937年1月1日24时))》,《毛泽东军事文集㈠》第769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0]《前敌总指挥部关于野战军开淳化、栒邑援助抗日友军的命令(1937年1月3日7时于庆阳)》,《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8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中央关于西路军在现地区留住一时期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18日18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88~第889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2]《中共中央及军委关于十月作战纲领致朱德、张国焘并各方面军领导人电(1936年10月11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1183~第11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1版。
[13]《军委主席团关于西路军暂勿再西进致徐向前、陈昌浩等电(1937年1月5日20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2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4]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61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15]《叶剑英年谱(1897~1986)》第150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4月第1版;《周恩来、博古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给毛泽东、张闻天等电 (1937年1月4日20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07~第308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16]《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关于反对南京亲日派进攻之作战方针给周恩来、博古电(137年1月5日20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11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