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堡战役纪念园耸立的纪念碑
山城堡战役后，河东红军主力稳住了阵脚，局面也大为改观。
虽然河东红军主力的生存危机尚未根本解除，但从后来的情况发展来看，他们实际上已经熬过了因宁夏战役流产所带来的“黑暗低谷”，“胜利成果”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从环境上来说，胡宗南部主力停止进逼暂取守势，那个“万不得已”时要付诸实施的“作战新计划”至少也可以缓行，部队可在现地获得休整，苏区可得进一步巩固……
而从国共正在进行的秘密谈判的大局上来说，共产党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增强。
宁夏战役流产而“徐陈”组成“西路军”之际，国民党谈判代表陈立夫给共产党谈判代表潘汉年开出的价码是：⑴红军可缩编至三千人，其余由宁方编遣⑵师长以上官佐由宁资遣出洋考察，半年后回国按材录用⑶可派代表参加国会及在各军政机关工作，并要求周恩来赴宁与蒋介石“面谈”；而山城堡之捷后，中共中央更有底气地坚拒了这个苛刻的条件，故而到了“西安事变”爆发前的12月初，国民党方面这个“红军缩编至三千”的价码，就变成了“三万”[1]。而就是这个价码，中共中央也再度明确表示了拒绝：“红军仅可在抗日救亡之前提下承认改换抗日番号，划定抗日防地，服从抗日指挥，不能减少一兵一卒，并须扩充之。彼方如有诚意，须立即停战，并退出苏区以外，静待谈判结果”，“我们决心以战争求和平，绝对不作无原则让步”。[2]
讨价还价是谈判桌上的常生态，但价码取决于筹码，那还是服从统计规律的。
而战场较量之胜负得失，就是权重极高之筹码，双方势在必争：蒋介石在开出的价码未得满足之后，必欲发起新的进攻以图勾销共产党手中那不多的几个筹码；而志在“肩负起挽救民族危亡领导责任”的共产党人，自然也不会在“彼方步步进逼，要价日增”的前提下接受“招安”之局。如此，共产党人除了开展广泛的统战工作，在“各方面造成停止进攻红军的运动，先酝酿，然后发动。一处发动，到处响应，以此迫蒋停止剿共”外，更重要的，还要准备以战场上的胜利来赢得自己的生机。
山城堡之捷后，毛泽东和彭德怀等就拟再战胡宗南，以巩固和扩大有利局面。
11月26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任命彭德怀同志为前敌总指挥，任弼时同志为政委。除西路军外，一、二、四方面军及其他兵团，人民武装，统归前总指挥”[3]，这意味着河东红军三大主力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统一指挥”。同日，毛泽东在致彭德怀电中通报国际国内形势后，特意指出：“红军能在定、环地区熬过一个月就好。[4]”
30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敌进则坚决消灭之，数日内敌军仍有进攻可能[5]”；而彭德怀则于当日24时致电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提出：“丁师惨败后，蒋、胡已感困难，引起了战术上的变化。在一月内我求得再打一战，消灭胡部四个团左右，可引起战略上的变化，使之不能不暂取守势。如一个月内不能求得战争，打成相持局面，我得休息整理，使三个方面军进一步团结和一切行政、战术初步统一起来，……[6]”
彭德怀还对河东红军主力行动方向提出了建议：
⑴向西政治上不利。经过高山草地，回民区域，给养不易解决，衣服鞋袜不能克服寒冷。
⑵向南政治上好，以出河北抗日为目标，虽布〔师〕出有名，亦可扩红筹款，但有使张、杨为难，且可吸引蒋向陕、甘增兵。胡敌不听我们调动，而乘隙进攻盐池、定边，联成宁夏、陕北封锁，进占保安，动摇基本苏区。
⑶向东以援绥抗日，准备在神府东渡，政治更好，更可保全苏区以东，赤化安边、横山、榆林、米脂、神木、府谷、吴堡、东胜、河曲，发动蒙民巩固北面防线，在围攻榆林、米脂下调动二高。集中恢复瓦窑堡及陕北苏区，红军得以休息训练，惟扩（红）、筹资较差。但这一行动前尽可能在定、安、盐、环四县之间，在定开始主力战时，我军正式发表宣言援绥抗日。故第三方案在各方面说来均较好。[7]
次日凌晨3时，毛泽东与日前到达保安的周恩来、朱德、张国焘联名致电河东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政治委员任弼时，指出河东红军主力的“当前行动方针”还是“就地坚持，准备打胡”：
甲、李毅承认尽力使全线停止，但又承认无法长，该方面蒋不愿取长期守势，我军仍须一面整理，一面准备作战，再打一仗则大局已定。
乙、一、二月后，绥远、西北、全国有起较大变化可能，李毅建议我军熬过一、二个月。
丙、十二月确定在现地区，以随时准备打胡姿态，加紧休息整理，最小限度经费可以解决，衣服可以做齐。[8]
虽然生存危机尚未完全解除，但从这些切切实实的谋划中仍然辐射着坚强的信心。
同一天，毛泽东起草的朱德等红军将领名义致蒋介石的信中，更是洋溢着一派豪情：
吾人虽命令红军停止向先生之部队进攻，步步退让，竟不能回先生积恨之心。吾人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军队与抗日根据地计，不得已而有十一月二十一日定边山城堡之役。夫全国人民对日寇进攻何等愤恨，对绥远抗日将士之援助何等热烈，而先生则集全力于自相残杀之内战。然而西北各军官佐士兵之心理如何，吾人身在战阵知之甚悉，彼等之心与吾人之心并无二致，亟欲停止自杀之内战，早上抗日之战场。即如先生之嫡系号称劲旅者，亦难逃山城堡之惨败。所以者何，非该军果不能战，特不愿中国人打中国人，宁愿缴枪于红军耳。人心与军心之向背如此，先生何不清夜扪心一思其故耶？[9]
恳切动人的语气背后是胜利注入的底气，言语所辐射的力量自然就大于了言语本身。
看形势也好，找机会也好，都只能立足于自身。
遗憾的是，这样立足于自身的信心，在西路军主要首长身上，却日渐消褪。
被视为西路军大敌的毛炳文第三十七军西渡和东返期间，西路军首长实际上已经开始对“马家军”有了更接近清醒和客观的认识，当然也对自己此前信心满满打包票要完成的“任务”所面临的困难有了切身的感受。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其实与河东主力是一样的：如何立足于自身，寻求摆脱生存危机的办法！
毛泽东、周恩来等提出的办法可以概括为：“集中兵力打歼灭战”、“保持东边回旋余地”，以战斗的胜利来开展局面——甚至具体到了“凡打两团以上之敌，二兄均宜亲自指挥，亲自看地形，亲授干部以机宜”。这样的“指示”在今天的人们看来属于“老生常谈”，而在一些亲历失败有着纠结心态的当事人看来，也大有“站着说话不腰痛”且“不着边际”之嫌。
所以当时徐向前起草的“徐陈”对毛泽东等的回复是：“我们现无能集优势兵力[10]”。
数十年后，他在《历史的回顾》中总结道：
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军进行战役战斗，历来重视集中兵力，形成拳头。而西路军担负的任务及所处的地形条件，却使兵力的集中，受到极大限制。开始，我们对马家军的战斗力估计不足，有轻敌思想，西进时兵力不够集中，古浪一仗吃了亏。“亡羊补牢，未为晚也！”然而，当此之时，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摆在面前，压倒了一切。我们想集中兵力，事实上却集中不起来。河西走廊是条“弄堂”，地势狭长，堡寨稀疏，走上几十里地，见不着一户人家。每个堡寨，一般顶多能够容纳一营的兵力，堡寨周围，尽是荒凉的戈壁滩。两万多部队停下来建立根据地，要占据地盘，要吃要住，能不分散吗？这样，就在从山丹到凉州的三百多里地段里，拉成了“一字长蛇阵”。中央要求我们“集中兵力”，“齐打齐进’，原则上没有错，但实际上是同建立根据地的任务和当地的地形条件相矛盾的。我们提了不同意见，没有下文，便只能分兵固垒，就地坚持。要想集中兵力击敌，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真比登天还难。[11]
这也许是言之成理的理由，却是一个无法重新通过实践验证的理由。数十年后再重新检点，无论什么人怎么去质疑，都难逃“站着说话不腰痛”的反诘。可问题在于：如果不考虑东返，除了“集中兵力”、“齐打齐进”，还能有什么赢得生存发展机会的更好办法？“建立根据地”与“占据地盘，要吃要住”，真的就对立得互不相容？中国工农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中的革命根据地，又有哪一个是仅靠“占据地盘，要吃要住”发展起来的？建立根据地的首要前提是“击破敌人的进攻”！不击破敌人，一切皆无从谈起！而“集中以应付敌人，分散以发动群众”，这不也是红四方面军将士们在经营建设鄂豫皖、通南巴这两大根据地的实践，多次使用过的有效办法么？
而遍查这个时期西路军作战纪录，没有一个团以上建制的歼灭战。
数十年后，《历史的回顾》在批评中央后拿出的办法是：继续西进，取得国际援助再回师横扫而东进。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经作过剖析，这是不可能也是不可取的！而且，就他所陈述的关于地形、就粮等种种不利于“集中兵力齐打齐进”的困难条件来说，在“继续西进”的进军沿途也是同样存在甚至还有可能更为恶劣的！——同样有“要吃要住”的问题而且还更困难！如此，向中央要办法，可远隔数千里之外的中央还能给出什么办法？把这“比登天还难”的原因，归咎于“建立根据地”的任务——这可是渡河之初他们要来而且信心满满保证能完成的啊！公道不公道哩？东返？他们此前此后都不愿意考虑而且的确也存在不少困难；西进？不仅取决于西路军能否在西进途中克服与“建立根据地”同样的困难，还取决于如何与“远方”援助物资到达的时间相契合——而这又并不是当时的中共中央所能左右的，甚至“远方”也不一定能左右：两度变换接济地点，物资蹉跎往返转运，运抵安西的时间怎么提前得了？
要说“比登天还难”的话，中央岂不是“比登天更难”？
这个情况，中共中央在此前此后就再三对西路军首长表明过的！11月25日，毛泽东在对西路军首长作战部署的回电中，更是决然地要他们打消对“远方援助”不切实际的幻想：“远方接济，三个月内不要依靠。目前全靠自己团结奋斗，打开局面[12]”。
如此，除了“就地坚持，打开局面”，还能有什么摆脱生存危机的良方？而要“就地坚持，打开局面”，不先“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人”，还能有什么破解困局的妙招？虽然此间遭遇的确是此前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困难，河西走廊的地形和“马家军”快速机动能力也的确在很大程度抑制了红军战力的发挥。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以极大的坚忍和耐心集中兵力创造各个歼敌的机会！……
舍此，绝无任何赢得生存发展机会的可能。
对此，西路军失败后回到延安的陈昌浩终于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与检点：
（当时我们）未以击灭敌人为接通远方之基本条件。如果正确估计到甘北敌情、地形及战局内容与战略要素，不能击灭当前之敌，是不能希图完成其某种战略任务，何况西路军当前任务之如此巨大，不击灭二马至少给予严重与基本打击，迫其一时停战是不能完成“接通远方之任务”的，然在当时我们有着这样的估计：
A、以敌力及地形对敌之优势，毛炳文部之继进，不愿在凉州以东与敌作不利之决战；
B、以为相当团聚兵力接次或集结前进，在极力讲求避免决战条件之下，可以先进入甘肃、玉门、安西，先接通远方得到补充再与二马决战；
C、企图执行限期占领甘、肃二州与安西之任务，而唯恐损失实力不能按期完成任务。
这样观念，若有相当根据，然在实际上既不能逃避决战，在敌人紧迫进攻之下，不先求击退敌人是不能达到目的地的。这一战略估计的不正确，结果不能在古浪山丹地段集力打敌，不能在凉州到永昌山丹地段集结全力打敌，……即使进入肃州以西，“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击退敌人又如何能取得东西到手呢？这一教训是值得注意。[13]
相较于《历史的回顾》，不能不认为陈昌浩的反思更为中肯。
注释
[1]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第24～第27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12月第1版。
[2]《毛泽东、周恩来关于国共谈判情况及我们的原则立场给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0日15时～17时）》，《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174页，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
[3]《任弼时年谱（1904～1950）》第30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4月第1版。
[4]《毛泽东关于国际国内形势及红军任务致彭德怀电（1936年11月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5]《毛泽东关于今后工作任务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6年11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3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6]《彭德怀关于目前行动方针与十二月份作战计划致毛泽东、周恩来等电（1936年11月30日24时）》，《巩固和发展陕甘苏区的军事斗争⑴》（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891～第8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12月第1版。
[7]同上。
[8]《毛泽东、周恩来等关于红军战斗部署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6年12月1日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058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9]《致蒋介石 (1936年12月1日)》，《毛泽东书信选集》第87～第89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第1版。
[10]《徐向前、陈昌浩关于敌我情况致朱德、张国焘并中央电（1936年11月24日23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899～第90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8年4月第2次印刷。
[12]《毛泽东对西路军作战部署致徐向前、陈昌浩电（1936年11月25日24时）》，《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0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3]《陈昌浩关于西路军失败的报告（1937年9月30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98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作者系知名历史学者；来源：昆仑策网【作者授权】，转编自“双石茶社”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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