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燕菁: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 昆仑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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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燕菁: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
2024-09-26
全球化的本质是基于美元的全球分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推理即所谓人民币“国际化”就是人民币的美元化。只要人民币和美元为核心的货币实现自由兑换,中国就可以参与到美元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但这只是人民币的“一厢情愿”。这条路能否走得通,还取决于全球化货币的主导者美国,是否愿意让人民币加入这个分工体系。
我们不仅要从中国角度考虑,更要从美国角度考虑。只有真正理解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带来的利害是什么,才能预测美国的选择。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只能在全球化主导者美国做出选择后才能做出选择。由于中国的巨大体量使得人民币有可能“喧宾夺主”,最终让美元“李代桃僵”,这决定了人民币中国无法像其他国家一样,通过加入美元体系参与全球分工。
1 美元利益与全球化
货币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分工,货币所有者可以通过限定货币使用者的货币数量和范围,决定其分工的水平,从而影响其经济规模。中国之所以离不开美元,就是因为依靠美元分工的经济在世界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只有与美元挂钩,中国才能与其他接受美元的国家进行分工。美国为世界出口货币就必须进口其他商品,也就是所谓的逆差。
美国在全球化分工的这一角色,决定了美国金融的基本问题,就是其债务端(资本)必须超过其资产端(劳动)。其他国家对美元依赖越多,美国资产-债务两端落差就必须越大,其结果就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失衡。巨大的股市、国债以及对应的美元,都需要外国资产支持。美国要想维持这一资产-债务结构的稳定,必须具有两个条件:1)债务端不能有势均力敌的对手,以确保全球资本的垄断性;2)保持对资产端的绝对控制,以确保全球资产不能被垄断。
通过科索沃战争、欧债危机和俄乌冲突,美国基本上“驯服”了欧元,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但随着中国加入全球化,美元稳定的第二个条件出现了问题。对美国而言,如果要实现对外部资产的绝对控制,资产端就要1)生产环节分散在不同的主权国家,任何一个主权国家都不能控制完整的产业链,最大可能地驱动资产端国家之间为争夺美国资本和市场而充分竞争;2)资产端国家只能有非常弱的债务端,以维持其对外部资本和市场的强依赖。一旦这两条满足不了,美国主导的全球资产-债务结构就会失控。
中国加入全球化后的快速发展,恰好破坏了这两个条件。首先巨大的劳动使得中国成为美国资产端最主要的来源。中国成为世界上少有的全产业链国家,强大的竞争力使得各国的产业端不断流向中国,中国不断消灭制造业的竞争者。其次是中国通过土地金融,绕过美元资本控制的股票、债权、期货等资本市场,形成了一个独立的资本来源房地产市场,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的内生货币。迅速扩张的债务端,使得中国成为少数摆脱美元周期的独立市场。
中国成为产业端最大单一主权国家,原本资产端国家之间的竞争,就可能会转变为债务端(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强债务,弱资产的美国瞬间就会失去全球化的主导权,拥有强大制造业的国家,会成为全球化的新的主导。如果中国债务端足以支撑自己的资产端,就会独立于美国资本为各国选定的分工,向制造业产业链的上游攀登。由于中国有可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消费市场,美国资本对全球资产端的控制力就会下降。尽管中国并没有取代美国主导全球化的意愿,但中美巨大的人口落差,会自然导致中国替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主导。
2 美国的选择
一旦理解了美国的全球利益,就可以理解美国的对华策略。这个策略由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第一,如果美国不能将中国拆分为不同的主权国家(这其实对美国是最有利的),唯一的出路就是与中国脱钩,将中国从美元主导的全球化分工剥离出去。否则只要美国债务端扩张,中国资产端就会借机做大,最终将全球制造业(资产端)都转移到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第二,抑制中国的债务端,防止中国成为美国之外独立的资本来源和与资本市场共生的消费市场,否则中国就会像欧元一样成为与美元竞争的货币,削弱美元的垄断地位。
美国为实现第一个策略,第一步,通过“友岸外包”,把资产端(也就是所谓的产业链)从中国迁出,在中国之外解决资产缺口的问题;第二步,通过关税、制裁、长臂管辖制造地区危机,为与中国脱钩寻找借口,像俄罗斯那样将中国从美元主导的分工体系剥离出去;第三步,围剿中国的头部企业,切断这些企业的国际分工,同时将产业链的头部企业迁移到美国。
为实现第二个策略,美国第一步必须打掉中国的核心资本市场——房地产。为此美国绕过资本限制,在海外为中国房地产大规模融资,推高房地产供给,同时制造舆论,将从高房价入手,鼓动中国政府打击房地产需求;第二步,通过加息,制造地缘政治紧张,吸引中国股市、房市、债市资本外逃,制造舆论诱使中央政府去杠杆、催收地方债,将流动性驱赶回银行;第三步,在国际上围堵中国,打压中概股,使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无法利用美国资本市场,同时以中国产能过剩为借口在主要市场对中国商品加税,不让中国通过顺差获取流动性。
美国大选看似你死我活,但在对华策略上都是一致的,只是代表的利益不同——共和党代表的实体经济(资产端)和民主党代表的虚拟经济(债务端)之间的利益争夺。前者要让美国制造业回归,不惜牺牲债务端也要通过关税、反移民、反全球化;民主党则是代表金融资本(债务端)利益,知道脱离全球化美国自己劳动根本支撑不起与庞大债务端对应的资产。为了在维持债务端不收缩的条件下,修复美国经济的失衡,主张把产业链外移到“友岸”国家,通过移民为关键制造业回流美国提供有竞争力的劳动。
3 中国的应对
明白了中美这种特殊的竞争关系,中国就应当明白中美竞争是结构性的,并不以双方的政治意愿而改变。“美国强,中国弱”和“中国大,美国小”的组合,决定了太平洋虽大,中美之间必定要分出主次。中国巨大的规模本身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日韩和其他发达国家通过与美元自由兑换国际化的道路——不是中国不愿意,而是美国不允许。这是因为尽管现在美元居于世界货币的中心,一旦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人民币自然就会李代桃僵,这不是美国甚至也不是中国自身的“意愿”所能决定。这也是沙利文要求中国对制裁理解的原因,毕竟换做中国也必定是同样选择,没有一个霸主会坐以待毙。
公平讲,美国最初曾有过将中国纳入美元体系的设计,也就是昙花一现的“G2”。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和中国房地产爆炸,使得中国成为少数一个拥有货币主权的大国。特别是中国借由土地财政带来海量的内生货币,极大地减少了对外生货币尤其是美元的依赖。伴随中国房地产带来的货币自主,特别是2008年次贷危机,使中国经济规模快速接近美国,很快迫使美国放弃了中美共治的全球化设想。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是美国最后一次“驯服”中国的企图。在新冠爆发的神助攻下,中国的出口反而迎来一轮爆发,这就进一步刺激了美国下决心将资产端从中国剥离的决心。
看清中美竞争的本质,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选择也就非常清楚了:第一,近期一定尽可能留在美元体系,最大可能利用美元参与全球分工,尽量迟滞美国将中国剥离出世界分工体系,在与美元体系脱离前,经济规模和美国越接近,脱离后的痛苦越小;第二,远期一定要做好货币独立的准备,人民币国际化只有另起炉灶一途可走,越早抛弃对美元接纳的幻想,才能更充分利用近期争取到的“窗口期”。
美国将中国从全球分工中剥离出来存在两条路线。一条是特朗普路线,通过市场保护,将产业链从全球移回美国,在国内重建当年的全产业美国;一条是拜登路线,通过对中国加税,将产业链移出中国,构建去中国的全球化。鉴于美国劳动供给已经见顶,资本供给远超国内分工所需,劳动力的价格在全球根本没有竞争力,制造业根本回不到美国。如果强行封闭美国市场,让美国的劳动和资本相匹配,巨大的资本就必须猛烈收缩,美国经济规模甚至可能腰斩(人均GDP降到日韩的水平),显然这是华尔街无法接受的。
因此特朗普路线看似凶猛,实际威胁有限;而拜登路线对中国威胁更大,因为世界其他国家存在过剩的巨量劳动,比中国成本更低。如果说特朗普是以美国之短攻击中国之长,后者是以美国之长攻击中国之短。美国完成“友岸外包”需要的时间,拜登“小院高墙”就是为美国资产端彻底去中国化争取时间。而这段时间就是留给人民币另起炉灶的最后“窗口”。中国对此必须有紧迫感,应同步推进1)阻滞美国去中国化,2)建立以人民币为核心的全球分工体系。
4 破坏“去中国化”的努力
想要成为替代中国资产端的“友岸国家”必须满足两个条件:1)劳动与中国相比具有足够的竞争力,2)必须有和中国一样发达的基础设施。显然,发达国家可以满足2)但不能满足1);而发展中国家可以满足1)但短期内满足不了2)。道理很简单,只要冠以“发达”前缀的国家,一定是资本过剩、劳动不足;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处于“发展中”,就是缺乏制造业必需的基础设施。
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引进移民来解决劳动力的实践目前看是不成功的,无论在美国和欧洲都引发了巨大的社会矛盾。中国真正应该提防的是拜登的路线——“友岸外包”。尽管美国可以暂时通过对原产中国的商品收税,保护外迁到这些国家的产业链,但只要这些国家不能在短期内形成与中国相匹敌的基础设施,其所能承载的产业链无论规模还是成本都将无法与留在中国的产业链竞争。
因此,中国要全力阻止基建能力外溢到美元体系下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不能向印度、越南和墨西哥这类有大量剩余人口、被美元资本设定替代中国的地区输出基础设施,要尽量阻滞这些国家建立电力和运输等制造业必需的基础设施。向这些国家输出基建,就是在为美国迁移中国产业链创造条件。要限制中国籍技术人员出境传授、转移技术,对关键技术节点的人员要登记造册,限制其离境的时间和目的国。同时,要对关键原材料出口加以控制,将加工环节留在境内,目的就是在成本上对其他国家制造形成代差。要加快对卡脖子技术的替代,要像造船一样,通过超低的成本,先将竞争者逐出没有美国关税保护的市场。
与此同时,中国也要利用各种地缘利益板块,特别是对手错误创造的机会延长全球化的“窗口期”。例如,俄乌冲突、中东变局都对美国建立去中国化的目标造成巨大干扰,为中国赢得的时间和机遇:
1)俄罗斯、沙特等资源型国家在全球化分工中,同美国一样都是债务端国家,相互是竞争关系。被逐出美元系统后,只能加入人民币系统,这为中国逐渐勒紧的外需市场增加了一个巨大的人民币计价的外需市场;
2)俄罗斯使用非美元-欧元参与全球分工的需求比中国更迫切。如果金砖货币结算体系形成,人民币一定是其中的主导货币。随着金砖扩大,人民币就可以在金砖掩护下自然而然“另起炉灶”(如同欧元掩护下的德国马克);
3)美国制裁使俄罗斯成为中国“另起炉灶”理论设想的“风洞”,为即将到来的中美脱钩提供了大量真实的测试数据。同时也创造了全球财富逃避制裁风险的需求。
5 加快人民币内生
比延缓美国重建去中国产业链更重要的,是中国必须赶在美国之前建立自己的债务端。因为只有强大的债务端,才能内生足够的货币,从而减少对外生货币输入的依赖。那么,中国有可能形成自主的国际货币吗?毕竟很多国家都在这条路上成为墓志铭。一个可资借鉴的案例就是欧元。但人民币区和欧元区有一个巨大的不同,那就是人民币区是资产-债务高度一体化的政治实体,而欧元的资产端是分散在多个财政独立的主权国家。欧元在与美元的竞争中失败,不意味着人民币在与美元的竞争中也会失败。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不在“国际”而在“国内”。人民币走向世界首先要内生超过国内资产需求的剩余货币。真正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原因,不是货币的需求,而是货币的供给。人民币“另起炉灶”国际化能否走得通,前提是能否内生足够的自主货币。在中国内生人民币达到内部分工所需要的规模之前,中国必须通过进口外部债务(主要是美元)支持庞大的资产。如果内生的人民币连国内分工都不够用,国际化就不仅没有可能,甚至也没有意义——在国内分工都没有足够货币的条件下,强推人民币国际化,只能导致中国宏观经济更加扭曲。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货币缺口极其庞大,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货币创造也必须达到同等的数量级才能满足自己分工的需求。完全通过顺差进口货币势必需要其他国家具有巨大债务端盈余。就算其他资本大国没有政治障碍,允许把资产端全部转移到中国,其债务端也未必满足得了中国劳动分工需要的货币。中国要想成为发达国家,只能通过内生货币满足自己的分工需求。
但内生货币并不容易,大部分国家都无法做到货币内生。很多人以为主权国家可以利用国家权力“印发”任意数量的货币,这是对信用货币生成机制的无知。所谓货币乃是一种“所有人都需要的商品”,因为“所有人都需要”,才能生成可以比较异质劳动的“价格”。而一个商品“让所有人都需要”是非常困难的,像黄金、白银等贵金属和石油等大宗商品不仅数量少,而且可遇不可求。
现代信用货币,主要是通过将未来收益标准化为“人人都接受”资本品,通过银行信贷过程创造出货币。所谓信贷过程是对抵押品估值,然后买入资本,卖出货币。可以说资本就是信用货币生产的“原料”,高流动性的资本市场,决定了货币的“产能”。货币创造能力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最主要的分水岭。除了少数老天赏饭的能源国家,所有发达国家背后必定有强大的资本市场。
相对于由庞大产能构成的资产端,中国的债务端严重不足。迫使中国必须通过贸易顺差进口大量的货币。随着美国收紧对华货币输出(关税),中国产能被迫外移,导致劳动人口大量过剩(失业)。特别是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国内生货币最主要的来源房地产市场出现猛烈收缩,人民币变得越发稀缺,即使在出口屡创新高的条件下,依然出现严重的通缩。可以说,在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捅破房地产泡沫是我们犯下的最大的战略错误。中国经济出现的问题最底层,都是房地产为核心的资本市场收缩带来的流动性枯竭造成的。
内生货币的关键是能否内生足够的资本。因为高流动性的资本——股票、债权、期货、不动产……——是货币生产的“原料”,货币就是银行买入这些资本(信贷)创造出来的。巨大的货币需要巨大的资本市场:1)要尽可能通过赋予资产稳定现金流将存量资产资本化,银行则通过购买资本创造货币;2)央行要在二级市场大举购买国债,收购低估的股票和房地产,为银行创造高流动性的抵押品;3)建立大宗货物人民币定价的期货市场,特别是中国独有的稀缺资源,稀土、镓锗和技术等,都必须用人民币结算。
只要有了充足的货币供给,人民币就可以扩大分工的范围。货币核心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使用哪种货币分工的人多,哪种货币就具有长远的竞争力。中国必须利用这个窗口期让使用人民币分工的人口达到接近甚至超过使用美元分工的人口:第一,尽快扩大人民币货币区的规模;第二,减少使用美元分工的人口。一旦国际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超过使用美元结算,人民币是否能和美元等“硬通货”自由兑换就变得不再重要。更重要的是尽量使用人民币代替美元开展国际贸易,只要使用人民币结算的人口足够多,中国就可以无惧美国掀桌子,用本币参与全球化大分工。
中美的货币战争已经开始。美元必须赶在人民币补上债务端缺口之前,建立替代中国资产端的产业链;中国必须赶在美元完全剥离中国资产端之前,建立自主的债务端。谁先登顶,决定了未来谁会成为全球化的主导货币。一旦美国率先登顶,完成非中国产业链的重建,就意味着美国不再依赖中国的资产端。美国就可以放手一搏,通过引爆南海、台海冲突,像对待俄罗斯那样将中国逐出美元主导的全球化分工体系。
6 结语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只有两条,一条是日元、韩元的路,在现有的美元体系里通过与核心货币实现自由兑换实现国际化;另一条是以前欧元尝试失败,现在卢布又在走的路,那就是在美元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但如今已经非常明显,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经济潜力早晚会使人民币“李代桃僵”——这并不取决于中国是否有意愿,而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美国后的自然结果。后一条路虽然难走,但却是美国给中国的唯一选择——只要中国不接受民族分裂,早晚都必需自立门户——“大象不可能在澡盆里洗澡”。
人民币国际化是一场与美元的真正战争,但我们并没有对这场战争的烈度做好充分准备。很多人还以为只要中国坚持全球化,模范遵守“国际秩序”,中国就可以继续留在熟悉的全球分工体系之内。还有人认为只要等到美元崩溃,人民币自然就可以取而代之成为主导货币。所有这些都是幻想,如果不能内生足够货币,即使明天美元就崩溃,人民币也无法取而代之。巨大的经济体量和人口本身就是中国的“原罪”,无论人民币有没有取代美元的意愿,只要中国想要成为一个发达国家,就必须跨过这道坎。
作者:赵燕菁 文章根据中国战略思想库2024年8月29日“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与到2035年时人民币的国际地位”闭门会发言整理。来源: 存量规划前沿微信号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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