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刚成立就面临局部“反华大合唱”的外部危机。面对这一危机，毛泽东对不同反华力量的性质加以分析并做出具体应对；凭借唯物辩证法与理论自信，指出“反华合唱”的实质是“小反华，大拥华”，有效促进了党内认识的统一，鼓舞了中国人民；指出化解反华力量的根本在于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具体实际的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要警惕、预防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策略。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回顾毛泽东应对反华力量的战略思路，可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提供一定启示。
置身波诡云谲的冷战格局，新中国一度面临被毛泽东称作“反华大合唱”[1](p.246)的外部危机。面对不同性质的反华力量，毛泽东采取不同化解方案，以全球战略视野评估反华力量总体性质，辩证指出消极要素蕴藏向积极面转化的可能。毛泽东认为，破解反华力量和争取主动权的根本，在于团结一致、独立自主地推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当下，我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需直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对此，习近平明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清醒认识到，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场艰巨而伟大的社会革命，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基于此，我向全党反复强调，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2](p.83)为应对“严峻复杂的国际形势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风险挑战”，[3] 我们必须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不断增强斗争本领，以高度的斗争智慧处理随时可能出现和升级的外部打压和遏制。因此，回顾毛泽东应对“反华大合唱”的战略思路，可以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伟业提供一定历史启示。
一、国际“反华大合唱”的紧张局势
20世纪中叶，“反华合唱”甚嚣尘上，毛泽东在分析国际局势时将其分解为“三重声部”，分别以美国、印度与苏联为代表。[1](p.246) 这一时期，反华力量几乎形成彼此呼应的态势，给新中国发展造成一定外部压力。
新中国受到西方“自由世界”挑衅与封锁。在经济方面，美国对中国持续实行全面禁运，对中国制定的禁运物资较“苏联和东欧国家适用的‘国际禁单’项目还要多五百余种”。[4](p.401)在军事方面，新中国周围环绕数量庞大的美国军事基地，“单单在日本，美国就有八百多个军事基地”。[5](pp.15-16) 1958年，毛泽东在接见柬埔寨代表团时说：“我们外部困难也很大，就是美国同我们作对，台湾、南朝鲜有美国基地，日本、菲律宾、南越、泰国也有它的基地，菲律宾、泰国还参加军事同盟。”[5](p.408) 从1958年9月到1961年5月，美国不断侵犯新中国领海领空，为此，中国总计发布一百四十八次严重警告。[6] 在政治方面，美国长期阻挠新中国加入联合国，并阻碍新中国实现国家统一。1957年末，美国企图降级讨论台湾问题的中美大使级会谈，致使会谈中断，此后更在国际上散播推行“两个中国”议题，使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印度是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二个非共产党领导的国家。1950年至1958年，中印曾有一段友好共处时期，印度在号召朝鲜半岛停战、支持新中国进入联合国、申明中国台湾属于中国[7]等事宜上都与新中国达成默契。1955年，印度等国共同邀请中国参与万隆会议。会议上，面对一些国家对共产主义运动的质疑污蔑，尼赫鲁积极声援中国。在周恩来倡议的“求同存异”精神引领下，会议成功举行，形成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之上的“十项原则”。此时，新中国与印度的融洽友善，体现了旧有殖民体系瓦解后亚洲人民联合起来创造世界新秩序的愿望。但是，殖民历史造成的隐忧并未彻底散去。一方面，英美势力与印度右翼势力相呼应，将印度的噶伦堡培养成西藏反叛势力和西方间谍的集中地，由此达到利用边界争议分化中印的目的，即“加强亚洲中立主义反对中共的情绪”；[8](p.108) 另一方面，印度精英对于殖民主义历史遗留问题既想反抗旧的殖民主义，又企图继承殖民主义在西藏非法获得的特权。西藏叛乱事件后，尼赫鲁正式提出中印边界问题，要求中国全盘接受印度的主张，尤其是承认由昔日英国殖民者划定的麦克马洪线，并命令印军进驻争议地带，建设哨所。1959年8月，中印军队在争议地带发生武装冲突，印军在冲突中率先开枪，六小时后中国才还击，印方共有两人伤亡。[9](p.69) 冲突发生后，印度方反应强烈，谴责中国发动“冷战”，与西方舆论共同挑拨中国与其他边境国家的关系，渲染“中国威胁论”。[10] 由此，“倾盆大雨的造谣污蔑都落到中国头上”。[11](p.210)
同一时期，中苏关系由暖转寒。“1958年苏联提出要搞长波电台、联合舰队，实际上是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接下来就会是在政治上控制中国。”[12](p.205) 毛泽东坚决拒斥：“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5](p.393) 以“控制与反控制”为交锋点，中苏矛盾就此展开。此后，苏联为准备与英美就禁止核试验问题的谈判和美苏首脑会议，单方面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能技术援助，并撤回部分技术专家;访美后，赫鲁晓夫来华参加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庆典，与中方会谈时建议中国释放美国在华间谍，责怪中国放任达赖喇嘛叛逃，造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被动，甚至暗示可使台湾像“远东共和国”那样独立。[1](pp.195-198) 这些议题都是涉及中国主权的大是大非问题，为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严正驳斥，赫鲁晓夫因而在公开讲话中映射中国“像公鸡好斗那样热衷于战争”。[13](p.297) 伴随上述一系列事件爆发，中苏在理解未来世界走向、帝国主义性质、世界解放运动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上的分歧不断加大，中苏关系濒临破裂。
针对国际上此起彼伏的“反华大合唱”，毛泽东在辨析不同性质的反华力量基础上采取不同应对方案。通过掌握国际方面主要矛盾，新中国在“张弛”间避免陷于“四面出击”的处境，争取了国际团结，并向广大国家发出支持民族解放与和平发展的正义之声。
（一）处理中美关系：灵活开展斗争与外交
这一时期，由于对新中国实行军事威慑和经济封锁、阻碍中国完全统一、干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中美矛盾的主要方面属于外交矛盾。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及其阵营的威逼围剿，中国并非被动应对，也非鲁莽出击，而是依据世界具体形势，洞悉美国强大之下的弱点并加以有效牵制、斗争。毛泽东形象比喻道：“美国是强国，霸占的地区太宽，它的十个指头按着十个跳蚤动不了啦，一个跳蚤也都抓不住。力量一分散，事情就难办了。”[1](p.47) 1958年7月，伊拉克宣布脱离美国策划的巴格拉军事条约。美军、英军随即入侵约旦、黎巴嫩，威胁阿拉伯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试图控制中东地区。而在此前，台湾局势也愈发紧张：1958年3月，美国宣布合并驻台军事机构，成立“美军驻台协防军援司令部”；5月，美国在远东的第一次试验导弹发射即选择在台湾，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有着不言而喻的威慑意味。[14](p.337) 1958年8月，当世界各国目光都聚焦中东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炮打金门，既展示了捍卫主权的决心，也以实际行动支援了世界革命。这一举措极大震动了美国，使其立刻调动半数航母编队前往台湾海峡。毛泽东以“绞索”理论来喻指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看似军事基地铺排庞大，实则被黎巴嫩、台湾、金门、马祖等“绞索”套上，而中国可以利用这些绞索，以四两拨千斤之态势牵制打击美国，也即用“战争边缘政策对付美国人的战争边缘政策”。[5](p.479) 在美国试图将台湾转变为附庸国乃至托管地，制造“两个中国”议题过程中，毛泽东以炮打金门的方式再次声明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同时利用美国急于脱身心理，促使美国恢复此前中断的中美两国大使级会谈。
（二）处理中印关系：适度斗争基础上争取团结
针对印度，毛泽东在外交来往中分析国家性质，指出新近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潜在的双重面向。毛泽东清楚认识到，资本主义可以区分为压迫其他民族的帝国主义和处于中间状态的民族主义。他说：民族主义国家“本来是帝国主义的后方，但因为它又反帝，就转化为我们无产阶级的后方，社会主义的后方”。[5](p.412) 因此，印度既可能在帝国主义势力与国内右翼势力诱导下蜕变为民族沙文主义，充当反华打手，也具有反殖民主义愿望，是可以争取的同盟军。在近代，中印两国都一度沦为半殖民地或殖民地，受到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因此，在民族解放运动过程中，印度与中国的独立便成为两面旗帜。共通的历史记忆一度让中印双方在冷战格局下达成相互理解。毛泽东曾在与尼赫鲁的谈话中诚恳指出：“我们东方人有团结起来的感情，有保卫自己的感情……我们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要对付帝国主义。”[15](p.163) 尼赫鲁也在评价亚非会议时指出：“西方国家也许不喜欢它，因为它们长期以来一直在决定我们的命运。但是不管它们喜欢不喜欢，这件事总是不可避免的……会议将表示亚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国家两百年来的统治和剥削后的觉醒。”[16]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在坚持原则、适当斗争基础上尽量争取团结。西藏叛乱事件后，尼赫鲁在西方反华喧嚣声中多次表达对叛乱分子的同情支持。对此，毛泽东表示要进行公开的说理与斗争，在世界舆论场发出属于新中国不卑不亢的声音。例如，在修改社论时，毛泽东改变过去宽泛指责的立场：“改为‘英国帝国主义分子与印度扩张主义分子，狼狈为奸，公开干涉中国内政，妄图把西藏拿了过去’。直指英、印，不要躲闪”。[1](p.28) 此后，《人民日报》发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鲁的哲学》一文，驳斥了尼赫鲁对西藏民主改革的谬论。[17] 在开展有理有节斗争的基础上，毛泽东理性地为纷争降火，努力与印度达成团结。在修改外交部对印度外交部外事秘书的答复稿件时，毛泽东加写一段话，表明中国追求和平的心愿，指出：即便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加入了旨在针对中国的东南亚条约组织，中国依然不会将这三个国家当作敌人，更不用说没有参加这一条约的印度。对此，毛泽东诚恳地说：“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印度朋友们，你们的心意如何呢?你们会同意我们的这种想法吗?”[1](pp.49-50) 中印边界西段空喀山口冲突发生后，中方在协商谈判过程中表现出极大的克制与诚意。毛泽东提议，为避免纠纷，中印军队的实际控制线相距在二十公里内的，各退十公里，创造一个无枪地带与和平地带，以达到军事上后撤，政治上进攻的国际舆论效益，“尼赫鲁说双方撤出朗久，我就扩大成整个实际控制线，我们爱好和平就达于极点了”。[1](pp.233、236) 这份以总理致信形式发出的提议，即便是印度政界人士也承认“富有和解精神”。[1](p.235) 这充分展现出新中国主权概念的深刻内涵，中国外争主权的对象清晰地指向帝国主义。针对在殖民体系中形成的与邻国的边界分歧，则应基于“主权在我”的前提，由双方在合适的时间进行协商，达成彼此谅解的结果，使旧世界中的无权者、受侵犯者，团结起来创造新世界的新关系和新秩序。在实现民族独立后，这一举措无疑指向更加彻底地碾碎殖民主义阴影的革命。
（三）处理中苏关系：控制争议争取团结
面对中苏分歧愈演愈烈，出于全局考虑，中国希望能与苏联保持团结，将争议问题控制在“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手指头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一大的讲话中公开映射批判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18](pp.88、121) 毛泽东则强调，要以团结为重，他表示苏共二十一大报告总体符合莫斯科会议精神，较苏共二十大报告有进步，至于分歧部分，“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11](p.192) 在中苏数个有分歧的问题上，毛泽东多次强调暂且搁置争议，不仅想避免纷争、维系往来，也希望以历史的发展自然展示道路正确与否，以创造形成共识的基础，使两党关系保持正常友好。对于在戴维营会议后，赫鲁晓夫过分推崇美国作为世界和平力量，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持不同意见。毛泽东指出，对美国需要做和平与斗争两手准备，而不能仅抱有和平幻想：“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有一天，西方一翻脸，他就处于被动。”[1](p.232) 不过，毛泽东秉持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自己纠正错误的原则，认为“这种错误，他们国内自己纠正比较好，外国来纠正不好”。[1](p.244) 但是，苏联恰恰打破了这一在1957年莫斯科会议上建立起来的原则。1960年2月6日，在中印发生边界纠纷后，苏联共产党中央在口头通知中对中国表示批评。在回复中，中国共产党表示不能同意苏共中央的批评指责：“我们建议，让我们两个兄弟党各自保留自己的意见，冷静等候客观事实的发展来证明真相和判断是非吧。”[1](p.333) 中国共产党以自身言行最大可能地展示出对更平等的社会主义政党和国家关系的追求。
面对与印度、苏联的分歧，中国坚持原则，在适度斗争基础上加以团结，既毫不含糊地表达了中国对具体事件的态度方针，又展现出友善与对双方关系的重视。由于各种历史原因，中印、中苏关系在一段时期内相继恶化，但不能简单据此认为，毛泽东的斗争与团结策略是错误的，或中国的外交努力是徒劳的。需要看到的是，新中国刚刚步入世界舞台，其外交举措不仅关涉相关国家，而且是周边国家乃至全世界关注的焦点。针对中印冲突，除与印度进行诚恳商榷，中方还与关切这一事件的周边国家领导人进行充分沟通，如毛泽东在与阿富汗、印度尼西亚[1](pp.175-176、207)等多国领导人洽谈时，都表明了对中印分歧的态度，传递了和平团结的愿望，指出：“整个亚洲在万隆原则上团结起来，这是大势所趋，吵架不能解决问题。”[1](p.176) 中国对主权问题的理解和处理边界纷争的方式，也获得同为前殖民地国家、地区的人民认同，如一些非洲人士就表示支持中国：“反对英帝国主义制造的麦克马洪线，指出在黑色非洲大陆，目前就存在着许多‘麦克马洪线’，将来非废除不可。”[1](p.188) 在全世界密切关注亚太局势和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分歧之际，中国的言行举措展现出杰出品质，有利于消除一些人对新中国的误会，让人们更深入了解东方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从而为中国打开更广泛的全球外交局面以及建立更普遍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反华力量甚嚣尘上之际，一些同志表示对此“很担心，很想不通”。[1](p.363) 除结合具体情况提出斗争手段，毛泽东还高屋建瓴地辩证分析了“反华大合唱”的实质及总体影响，从而以正确的认识鼓舞精神、统一思想，尽可能削弱其消极影响，将不利因素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尽管这一时期反华“风浪正猛”，东西方皆呈现出“疾风骤雨”的气象，但毛泽东依然秉持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指出了在“反华大合唱”的空气中开辟光明前景的可能性。
（一）全面解读“反华大合唱”的实质：“大拥华，小反华”
毛泽东指出，不能过高估计反华力量，也不能过低估计世界人民支援新中国的能量。1960年初，中国参加东巴基斯坦工农业展览，中国的展览在整个达卡城及东巴基斯坦其他城市中掀起了一股参观热潮。在新德里世界农业博览会中，中国馆参观人数多达三百五十多万人，为众国家农业馆中参观人数最多者。据此，毛泽东撰写题为《关于反华问题》的批语，指出世界反华的力量只占世界人口的极小部分，“估计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百分之十。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1](p.354) 反华力量本身也是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1](p.355) 同时，反华阵营内部尤其是帝国主义阵营内部并不团结，处于不同地位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各自利益盘算，如英美为维系自身较大势力，“变得保守起来，而西德、日本则要扩张。西德要扩张，美国不赞成，英国更不赞成”。[1](p.190) 1959年7月，毛泽东阅览张闻天在外交部务虚会议上的发言纪要。纪要指出：“在西方许多共同利害问题上，英国同美国是一致反对我们的。”[1](p.93) 毛泽东在此句后补充指出：“但是在另外一些问题上，甚至是某几个极重要问题上，英美并不是一致对付我们，而是有严重分歧的。”[1](p.93) 反华力量内部充满分裂，势必会影响反华的持续性，从而可能为新中国开展建设提供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因此，毛泽东判断，所谓“大反华”总体情况是，“世界上有百分之十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地反对我们”。[1](p.355) 在空间维度上，新中国拥有九成以上中立与友善力量能够团结;在时间维度上，新中国能在间歇性反华阶段外争取与绝大部分国家和平共处，总体而言“其实是大拥华，小反华”。[1](p.361) 国际敌对力量喧嚣之际，毛泽东扭转思维，剖析出被遮蔽的有利条件：反华阵营有脆弱性、不可持续性;反华浪潮中潜藏着大片“拥华”地带;在间歇性反华外，存有长时期能够充分利用的和平阶段。这便构成新中国推进国内和国外工作的有利环境和着力点。
（二）辩证分析反华的影响：客观上有利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
当新中国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步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反华大合唱”无疑为此增加不和谐的外部“杂音”。如何理解反华对中国与世界造成的总体影响，这也关系到能否凝聚国内信心，形成建设共识。毛泽东辩证指出，不能将反华视为纯粹的消极要素，而应借势将之转化为积极要素，助益于中国建设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
毛泽东认为，反华力量在客观上反而有利于世界人民的觉醒，使中国获得更多坚定的支持，“反华反共对我们有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1](p.247) 例如，当国际反华势力谎称中印边界冲突原因在于中国试图侵略印度领土时，中国主动提出，在争议地区相距二十公里内，双方军队各退十公里创造无枪地带，以极具和平精神的方案揭露了谎言。毛泽东认为，这一进程将削弱反华势力的公信力，中国和平真诚的国际形象将经受住历史考验，得到更广大世界人民的理解与承认。毛泽东鼓励中国人民，要相信世界人民拥有判断事件走向与辨析是非的智慧：“我们准备被孤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能得到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许多共产党的拥护。我们从来相信广大群众，我们不会孤立。”[1](p.246)
除此之外，反华力量还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推动力，刺激中国人民的潜力，提升世界人民的觉悟。毛泽东指出：“反华有好处，一可以暴露敌人，二可以使我们怄气，愤怒不要表现出来，要变成力量。”“我看现在冷战和国际紧张对资本主义世界不利，而对世界的人民革命比较有利。”[1](pp.191、374) 在此，毛泽东的论断有的放矢。在美国将对社会主义阵营的方针策略转变为“和平演变”，赫鲁晓夫力主“三和政策”以与美国达成妥协从而实现“共治世界”的目标之际，人为煽动反华暴露了西方帝国主义的虚伪性，它们“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1](p.232) 西方帝国主义今日对中国如此，明日对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也是如此，后日对世界反帝国主义解放浪潮亦是如此，这就能使全中国和全世界人民了解帝国主义的两面性，认清单纯以妥协求和平方案的不可行性。“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骗子。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黄梅季节过去，晴天到来。”[1](p.247) 在外部压力下，新中国人民就能够更快速凝聚协同起来。正如近代中国与帝国主义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屈辱经历唤醒了中国人民的救国热忱、抗日战争中亡国忧患促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冷战格局下的反华态势同样使中国人民清晰意识到：为在残酷的国际斗争中掌握主动权，必须使中国更加强大、更加快速地实现现代化，将愤怒和受辱感转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的推动力。在这个意义上，反华构成中国人民凝聚共识、迈向未来的外部条件。
总之，毛泽东凭借辩证思维看到将反华转化为有利外部条件的可能性，以高度的理论自信指出，反华只是世界范围内的一小股势力，中国不会因此走向封闭孤立。毛泽东鼓舞中国人民，以开放积极的态度团结世界人民，与大多数中立或潜在友好国家建立联系，并积极将由外部压力激发的情绪引导转化为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观能动性。
四、削弱反华浪潮的根本力量：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
虽然反华议题由国外敌对力量刻意制造，但毛泽东并不认为这仅仅是外交问题。针对反华势力的封锁和抹黑，中国自然有必要予以回击与澄清，不过，这依然可能落入反华节奏，导致一种亦步亦趋、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唯物史观出发，分析反华势力涌现的规律与远景，将解决问题的主动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上。毛泽东指出，反华力量往往借助中国国内事端开展活动，“有题目可借……他们就反一阵”。[1](p.355) 反华势力借题造势往往有几重目的：侵害中国主权;向中国施压，延缓中国的发展;在世界人民面前污名化中国，削弱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影响力。总之，帝国主义反华的目的不但在于获取资源、操控权等直接利益，还在于动摇新中国的建设方案，进而以对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失败反衬出自身道路的唯一正确性。毛泽东指出：“新事物总有人反对，搞成了就不反对，人家反对就是你还没有搞好。革命胜利，人家是相信的，建设方面人家不相信。”[1](p.374) 建设道路需要建设成果来证明。“在国内需要证明，在国际也需要证明。”[1](p.337) 毛泽东指出，从源头上消减反华势力的嚣张气焰，根本方法在于中国自身团结一致，做好国内工作，加快社会主义建设，以内因推动外因的转化。对此，他说：“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管好了自己，就不怕人家反华。”[1](pp.348、355) 如果能顺利推进建设生产，那么不仅能够有力化解反华势力的话柄，还能增加反华成本，降低反华收益，使反华无功而返。毛泽东预言，随着国内生产总产量与人均产量逐渐位居世界前列，反华的间歇时间将被极大拉长。“这会迫使美国人同我们建交，并且平等地做生意，否则他们就会被孤立。”[1](p.355) 可见，毛泽东始终以动态辩证的方法论把握历史走向，在他看来，中国与反华方面在力量对比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趋势;反华力量无法长时期维系自身，与中国敌对者有可能转化为中国发展的合作伙伴;中国不会始终处于被反对的被动局面，这取决于新中国自身发展。那么，对于如何开展社会主义建设，毛泽东从多角度进行了思考。
（一）坚持建立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
面对严峻的外部挑战与压力，建立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尤其是工业体系，是保障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重中之重。对于这一关键战略，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便已做过高瞻远瞩的阐释。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正式提出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的发展目标，[19](p.1433) 为新中国工业事业发展奠定根本基调。新中国成立后，面对诸多困难挑战，毛泽东毫不动摇秉持建立完整工业体系的发展理念。例如，在阅读评议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毛泽东针对教科书介绍的中国“给自己提出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的任务”，指出这是与苏联争论斗争后的成果：“过去，他们和东欧的一些国家都曾经要我们不搞完整的工业体系。”[1](p.321) 历史已证明，这一发展目标为我国在国际风波狂澜中坚定不移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经济基础。除主张推进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毛泽东还系统谋划经济全局发展。工业并非孤立的，而是内嵌于整体国民经济结构的整体。没有独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就不会有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基于苏联斯大林模式的深刻教训，毛泽东指出只有农业、工业（轻工业、重工业）之间协调发展才能使工业体系长远健康发展。结合中国自身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要探索一条各产业间协调发展的建设道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条件下，工农业同时并举”，[1](p.277) 以平衡当下利益与长远利益。
（二）摒弃奴隶思想，勇于探索符合国情的建设道路
为团结全党全民，创造走独立自主建设道路的共识，毛泽东指出，必须摒弃长期存在的奴隶思想。“存在一种奴隶思想。现在我国有些人中还有这种精神影响，所以要破除迷信。”[5](p.387) 这种思想有两个历史来源：一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在政治、经济、精神上长期受奴役与受欺辱，产生一种“恐美病”“恐西病”;二是新中国开启建设征程时积贫积弱，亟须借鉴学习他人和前人经验。在这一过程中，党内出现对苏联建设路径全面模仿的“拿来主义”思维，助长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和经典发展模式照搬照抄的风气。对此，毛泽东意有所指地批评道：“我们出版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不敢写前言，赞一词，还处于奴隶地位。”“我们的同志现在有精神不振的现象，是奴隶状态的表现，像京剧《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站惯了不敢坐。”[5](pp.284、322)从这段批评中，可管窥在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教条式学习模仿问题。新中国成立、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等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而要在国家社会发展和文化层面彻底扭转中国人民被压抑、不自信的局面，就必须摒弃希望通过“权威国家”“强大国家”提供援助来开展建设的心理，使马克思主义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根据中国的现实条件、主要矛盾、时代命题，充分汲取几十年中国革命丰富经验，广泛调动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与智慧，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独立自主的实践中出经验、出成果、出理论、出信心。毛泽东指出，随着时代发展，后人的实践将不断超越前人，如十月革命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就超越了马克思在19世纪的认识。中国革命同样超越了马克思的预计：“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不要妄自菲薄，不要看不起自己。”“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创造出来的，不能抄书照搬。”[5](pp.322、345) 在充分汲取学习外国优秀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具体的国际形势与建设目标，毛泽东将建设路线完善为，“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5](p.371) 在同时与世界两大最强国家对峙的“风高浪急”之际，毛泽东提出的建设路线对于团结鼓舞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开辟出一条独属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从而对在根本上阻遏反华势力，具有重要历史意义。
（三）坚定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警惕“和平演变”
通过毛泽东的不懈努力，中国共产党人形成了发展生产力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是根本解决反华问题的深刻共识。例如，周恩来总结过应对反华势力孤立的三条战略：“一、建立独立的经济体系；二、突破国防尖端；三、党的团结。”[1](p.246) 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补充了建立技术队伍的要求：“搞工业体系，要建立技术队伍……各大区、各省要建立无产阶级的理论队伍和技术队伍。”[1](pp.246-247) 发展生产力和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前提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在这一时期，伴随苏联内外政策整体转向，毛泽东开始更为深刻地思考在具体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警惕“和平演变”的问题。“和平演变”是杜勒斯针对美苏对峙局面构思的一种异于直接对抗，但同样能瓦解对手的“软”对抗手段。1958年底至1959年初，杜勒斯接连发表《对远东的政策》《结束冷战》《法律在和平事业中的作用》等讲话。在讲话中，杜勒斯提出“和平演变”思路。“以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来谋求和平……这是比较新的概念。”[20](p.566) 杜勒斯解释道：“放弃武器并不意味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20](p.568) 意思就是，除在世界范围内保持驻军外，美国还将运用国际法律限制共产党政权的“非法”行为，为不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远离共产主义“干涉”，通过自由贸易、人员来往对共产党政权进行渗透等,遏制“国际共产主义”势力扩张。杜勒斯指出：“这样的做法将使中苏集团内部的政府政策加速演变。”[20](p.517) 对于“和平演变”方针，毛泽东的认识也存在转变过程。一开始，毛泽东更多从美国外交攻势的收缩来理解杜勒斯的讲话：“事实证明，帝国主义采取守势，一点攻势都没有了……杜勒斯现在战争边缘不讲了，实力地位也不讲了。”“扑灭革命和革命战争，永保资本统治，这是杜勒斯的目的。帝国主义者已基本上转到维持现状的立场。”[5](pp.539、612) 不过，毛泽东很快意识到“和平演变”在收缩表象下向社会主义阵营进攻的锋芒：随着美国推行“和平演变”政策，苏联对国际帝国主义与国内特权集团愈加妥协，并强迫中国做出同样的妥协。反华主义存在多种形态，不仅有武力干涉，还有隐性侵蚀。毛泽东指出，要对此保持高度警觉：“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1](p.237) 面对苏联政策日益转变，毛泽东并不将此视为一时一地的特殊问题，而是视为在新的复杂国际环境下，面对“和平演变”这一具有迷惑性、长期性的颠覆手段，社会主义国家能否坚持革命精神和能否保持社会主义本质的普遍问题。因此，毛泽东指出，在推进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领导干部尤其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实事求是，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始终做为人民服务的勤务员。在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长期共存的历史环境下，社会主义中国如何在参与世界体系建构并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政治经济文化往来的过程中保持“以我为主”、不被颠覆渗透，同时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这是一个严肃的时代命题。结合历史来看，毛泽东的判断极其敏锐，预防“和平演变”直到今天依然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需关注的重要问题。
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需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3] 习近平指出：“在重大风险、强大对手面前，总想过太平日子、不想斗争是不切实际的，得‘软骨病’、患‘恐惧症’是无济于事的……我们必须把握新的伟大斗争的历史特点，发扬斗争精神，把握斗争方向，把握斗争主动权，坚定斗争意志，掌握斗争规律，增强斗争本领，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时代伟大斗争的新胜利”。[2](pp.71-72) 身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节点，回顾毛泽东应对国际“反华大合唱”战略思想，可为我们提供生动的斗争智慧与斗争经验，助益我们更深刻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整体布局。
第一，辨析主次矛盾与反华势力具体性质，给予针对性回应，在斗争中兼顾团结。面对帝国主义势力施压，要敢于斗争，勇于在世界舆论场上发出不卑不亢的中国声音。对此，习近平指出：“历史必将证明，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历史脚步是不可阻挡的。任何人任何势力企图通过霸凌手段把他们的意志强加给中国、改变中国的前进方向、阻挠中国人民创造自己美好生活的努力，中国人民都绝不答应！”[2](pp.71-72)
第二，辩证分析国际局势，广交、深交朋友，团结大多数国家共筑推动世界和平发展的中坚力量。“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3] 中国将始终与世界和平力量携手，“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2](p.477) 当下，“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筑以及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探索，展现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责任担当与高尚价值追求。
第三，独立自主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以此作为挫败反华力量的根本。要坚持“四个自信”和以人民为中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用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历史没有也不会“终结”;在深化改革开放的同时，构建更具韧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尤其要从突破美西方技术“卡脖子”现状和保障国家技术主权的底线思维出发，以扎实的步伐开展高端技术自主研发以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既要认识到“东升西降”的整体发展趋势，也要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将长期在世界上共存的客观现实，对于推进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葆有历史决心与耐心;“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21](p.39) 警惕预防“和平演变”，以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清醒坚定地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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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杜勒斯言论选辑页[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2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来源：昆仑策网
【授权】，转编自《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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