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露璐|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历史考察

 

【摘要】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推动国共两党党内合作、共同推进大革命的大背景下。毛泽东在任内通过建章立制、创办党报、完善组织，统一宣传工作，实现“党治宣传”。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置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组织环境下，可从中管窥中国共产党人在宣传观念、宣传内容、宣传组织、宣传形式等方面顺应政党政治兴起与大革命潮流而凸显出的独特优势。

 

关于国共合作与大革命的研究当中，“长期以来我们的问题意识是，革命为什么会失败，革命失败的责任由谁来承担”，但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就展示出它非凡的本领和手段”。费约翰较早关注到大革命时期国民党宣传部的设置、人员与组织协调，并将这一时期的宣传概括为“党治宣传”。国内学界近年逐渐将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宣传工作的差异和经验教训纳入研究视野，并初步探讨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原因及举措。因毛泽东在近现代中国的特殊地位，学界容易聚焦于他的个人能力及远见卓识。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置于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组织背景下，可从中管窥共产国际推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在宣传工作上展现的独特优势。

 

 

《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化与阶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

 

一、引入苏俄经验：“当以宣传为重”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发生于共产国际深度介入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作为世界性的共产党组织的共产国际，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既是直接受联共(布)控制和影响、实施苏俄外交战略和策略的重要渠道，又是通过民主集中制原则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指示、命令，指导中国革命的重要组织力量。共产国际以宣传为革命之先导的苏俄经验为标准审视国共两党，对国民党改组进行直接指导和有力推进，构成了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重要语境和政治氛围。

 

1.推进中国革命：“以宣传为先导”

 

宣传工作自始即是苏俄与共产国际整个世界革命图景和东方政策的组成部分，也是其介入中国革命的先导工作。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到上海的任务之一，即是在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的经验。他于1920年4—8月在上海工作的主要成果就是成立革命局，下设出版、宣传鼓动和组织三部，不仅有了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小册子，而且成立了华俄通讯社及北京分社。几乎同一时期，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也表明革命宣传方面的成绩，其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汉口、南京等地有了相当的基础，并把很大注意力放在报刊宣传工作上，在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形成了出版中心。

 

 

《上海革命史资料与研究》第6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

 

苏俄与共产国际在宣传工作上的基本范式和原则要求也由此引入中国。一是对宣传工作的高度重视，以是否开展了政治宣传作为考量政治力量的重要因素。刘谦在1920年10月5日的一份报告中认为，“目前在中国南方省份的运动，可称之为社会主义运动”，并对陈炯明评价颇高，认为“他在军队中正在开展强有力的宣传鼓动工作，在他的参谋部里设有专门的报道部，出版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纸和书籍”。二是充分利用各级组织开展宣传工作，以集中统一作为衡量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马林就曾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建议“在远东也成立共产国际宣传局……必须把那里已经开展的工作统一到一个局内，集中进行宣传”，同时他也对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下设中国科、外交人民委员部、在上海临时设立的“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等机构各自为战、沟通不畅颇有微词，其中西伯利亚局“同远东局关系不正常(特别是邮件、报告、报纸等交通不畅)”，各机构“工作人员(这些人不是都胜任其使命的)执行独立的任务，没有总的计划，不了解当地情况”。

 

苏俄和共产国际派代表与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种军事政治集团建立联系，逐步明确了以孙中山国民党为盟友的政策。此时，孙中山对苏俄经验的关注集中于“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尤其是“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技术、专家等方面的援助”。共产国际则一开始就把重视宣传工作作为改组国民党的重要抓手。在双方接触的过程中，苏俄与共产国际代表多次明确指出忽视宣传工作、群众工作，单纯依靠军事是其重要缺点。马林在1922年9月的文章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宣传工作远不够有力，这是国民党的弱点之一”。1922年10月越飞给契切林的信中也认为，孙中山的基本立场是“只能用军事力量来完成中国革命”。马林赴桂林与孙中山初次会见时，即与孙中山讨论了“革命宣传的意义”，直至陈炯明叛变“促使他坚定地着手改变党的策略，把军事活动方面的(以及外交方面的)重点转移到革命宣传上来”，并于同年11月15日在沪召集各省国民党同志59人审查国民党改进案全案。然而，党的改组和宣传工作的改进进展缓慢，12月29日，马林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讨论中国问题时明显表达出不满：“国民党把自己的全部活动集中在军事方面。它试图争得一些地盘，在那里建立自己的政府，借助军事措施实现中华民国的统一。与此同时，它极少注意宣传，包括民族主义的宣传。因此，自从同这个组织发生联系以来，我们坚持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上也会有我们的人员参加，还会明确安排宣传工作。国民党领袖们接受了这个想法，但至今没有实现。”1923年1月2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中国国民党改进大会上发表讲话，强调“党的进行，当以宣传为重”。而《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发表同日，越飞在给俄共(布)、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领导人的信中指出，孙中山正在充分弥补“对群众和宣传鼓动问题注意不够”这一主要缺点，然而其两套计划仍主要是军事统一中国。

 

 

《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

 

以苏俄经验来看，组织与宣传是现代革命政党强有力的重要保障。如契切林来函所言，“国民党首先需要的是进行最广泛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但孙中山国民党的革命图景中往往以军事为先，且以稳住地盘为重，因此共产国际逐步意识到，不仅要从外部对国民党的改组提出要求，更要利用共产党人在其内部加以推动。

 

2.党内合作：“进行国民党的宣传”

 

共产国际推动国共两党进行党内合作，不仅构成了共产党人开展宣传工作的组织背景，列宁主义革命政党的宣传工作模式也借由共产国际的指导和要求、共产党人的积极参与而渗透到国民党组织。

 

共产国际通过组织手段对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工作发布指导、提出要求，这是共产党员“进行国民党的宣传”的重要前提。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正如张太雷所言，“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共产国际对中国运动的关注”，宣传工作自然不会例外。一方面，共产国际通过组织纪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基本原则。维经斯基与陈独秀的合作推动了宣传共产主义的平台在上海的搭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即表明“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而宣传工作自然是陈独秀报告的重要内容。1922年7月中共二大通过《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附上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要求，“日常的宣传和鼓动必须具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性质。党掌握的各种机关报刊，都必须由确实忠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可靠的共产党人来主持”；“一切定期和不定期的报刊、一切出版机构都应该完全服从党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出版机构不得滥用职权，执行不彻底的政策”。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对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运动中的地位并不乐观，认为中共仅在宣传工作中取得了进展，必须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马林在1922年7月11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毫不客气地指出，刚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只是“一个宣传团体”，“在上海本地区还没能建成一个有影响的现代组织。因为共产党只是秘密地工作，它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果”。马林对国民党和广州的情况更抱希望，他在报告中还指责广州共产主义小组没有参与工会纪念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宣传，并“建议我们的同志，改变对国民党的排斥态度并在国民党内部开展工作”。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1917—1925)》第2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20年版。

 

在马林的主持之下，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与国民党的改组，尽管均阻力重重，但几乎同步进行。1922年8月，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张太雷等就由张继介绍，孙中山主盟，正式加入了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改组委员会。尽管马林和共产党人所坚持的在报刊上对国民党进行公开批评引起了不满，但宣传工作仍然是共产党人开展工作的重要抓手，是推进国共合作的重要途径。正如1922年11—12月，刘仁静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中颇具信心地表示，“单纯依靠武力的方法在中国已经行不通了”，“我们打算在组织群众和通过宣传说服群众方面和国民党竞争”。共产国际四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的策略》亦明确指出，“不仅取得宣传成果，而且取得组织成果，这是运用统一战线策略的一项特别重要的任务”。1923年，马林再次来华，进一步力推处于停滞中的国民党的改组。一方面，马林与孙中山谈话，力陈“改组国民党和政治宣传的必要性”，对于孙中山专注于保住广东地盘、掌握北京政权，马林直言，“没有一个现代的强大的政党”，一切皆无从谈起。另一方面，马林也深感，“不能寄希望于通过健忘的孙中山改变态度去把国民党的宣传推上新的轨道”，所以他建议“不能为了孙氏王朝控制广东再把200万元塞进南方将领们的腰包，最好是用21000万元(疑为21000元)帮助为数不多的共产党人从事国民党的宣传”。而且，“如果孙委托一些党员做党的政治工作，而其中我们的人一个也没有，那就不能保证严肃认真地推进国民党的反帝宣传”。在国民党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就明确“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

 

囿于“党内有党”的合作形式，中共一方面要在联共与共产国际的指示要求之下以革命宣传为先导推进国民革命，另一方面又只能在国民党的组织内对其进行改造，宣传工作则成为中共发挥自身能量和优势的重要抓手。

 

3.由组织而宣传：“造就成为一个真正革命的政党”

 

毛泽东得以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是在进入中共中央领导层、积极投身国共合作之后，这其中不乏个人能力和际遇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国民党内左右派日渐分化，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最高权力短暂真空的组织背景。

 

组织工作与宣传工作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层面有明确分工，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互有交叉。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第一次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被选为中央局秘书，负责组织工作，并开始在广州接触国民党的一些上层人物。同年7—8月，主管宣传的蔡和森负责主编《向导》周报，毛泽东也参与过一段编辑工作。中共中央迁回上海办公，委派毛泽东回湖南，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伯渠，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10月初，国民党长沙支部成立。1923年冬，毛泽东从湖南经上海到广州，参与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这一时期，毛泽东名义上在中共中央，实际并不在中央办公；名义上是中共中央领导，实际上在湘区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以开展组织工作为重点，实际上利用各种途径在民众中进行了广泛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进入组织化的阶段。1923年10月，中共中央颁布《教育宣传委员会组织法》，规定了党团并立之下隶属中共中央的教育宣传委员会，同时规定了编辑、函授、通讯、印行四部和图书馆的基本架构及各部主要职能。

 

 

《“二大”和“三大”：中国共产党第二、三次代表大会资料选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是国民党以俄为师进行正式改组的标志性事件。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以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出席国民党一大。《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提出要“以本党全力，对于全国国民为普遍的宣传，使加入革命运动，取得政权，克服民敌”。1924年1月25日上午，大会专门讨论《出版及宣传问题》。根据国民党第一届第一次中央全会决议案，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心均有了较为完善的宣传部门。毛泽东被派往上海执行部工作。这一机构由国民党元老胡汉民、汪精卫、于右任、叶楚伧等分任各部部长，同时聚集了沈泽民、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向警予、罗章龙、邵力子、张秋人、王荷波等共产党员，担负各部门的实际工作，毛泽东任组织部秘书兼代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协助国民党进行改组。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而中共中央通过的《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工作问题》决议案提出“以宣传工作为主”，“宣传更要重于组织”。这就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组织机构内部，实行的是以布尔什维克政党为标准进行整体性改组的方式，包括“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党部及基层组织，训练干部，整饬宣传机构….….”因此，毛泽东名义上负责组织工作，实则在宣传上并未放松和退让，特别是与上海《民国日报》主编、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核心人物之一叶楚伧进行了斗争，“毛泽东事实上成为中共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中心人物”。

 

 

《椿园载记》，东方出版社1989年版。

 

孙中山逝世，廖仲恺遇刺，广州的政治局势在调整变动中，鲍罗廷重组以汪精卫为核心的广州国民政府成为汪精卫提名毛泽东代理宣传部的重要背景。孙中山扶病北上，即指派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组成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行使权力，处理政治事务。孙中山逝世后继承人未定，鲍罗廷一度成为“广州主要的掌权人物”，不仅是汪精卫等国民党人的高参，而且完全掌控中国共产党的广东区委。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汪精卫被推为主席，成为军政首脑，鲍罗廷被聘为高等顾问。但中共中央接受了共产国际9月28日的指示，认为“共产党不应要求必须由自己的党员担任国家和军队的领导职位”。1925年12月23日，维经斯基及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与国民党人进行了上海谈判，并派张国焘到广州根据会谈达成的协议指导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中的党团活动。鲍罗廷主导的广州局势左派影响强大，中共中央的妥协不仅使广东区委对中共中央的协议颇为不满，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在国民党二大选举中央委员前一天，将拟定好的二届中执委名单拿给鲍罗廷和张国焘征求意见，亦对中共中央不想让更多的共产党员进入国民党领导层不理解，甚至认为中共中央与孙科等人谈判有不支持左派之嫌。

 

1925年9月，毛泽东再赴广州，随后在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影响力大大加强的短暂时期代理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汪精卫一度认为国民党二大开不成了，但在中国共产党的高度重视和参与筹备之下，国民党二大顺利召开，选举36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二大上非常活跃，虽囿于退让政策，并未进一步争取更多领导职位，仍几乎掌握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所辖各部。

 

二、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部长：“实现宣传和意见统一”

 

毛泽东经汪精卫提名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实际上是从戴季陶手中接过了宣传部，这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并不算重要的阶段。他上任后构建体制、创办党报、完善职能，使国民党中央宣传工作大为改观，“是该部有史以来最长、最稳定的一段领导期”，“开始了国民党宣传部最积极的阶段”。

 

1.宣传部：“本党处决各该事件的设计者”

 

国民党一大改组后，广州与上海两个中心均有了宣传部门，孙中山在改组前后亦多次强调要以宣传为重，然而国民党二大通过的《宣传报告决议案》仍指出“宣传工作指挥系统之缺乏”为一重要缺失，随后通过的《关于宣传决议案》明确要求“统一中央及各省执行委员会的实际的宣传工作”。毛泽东到任后即开始围绕这一核心任务开展建章立制的工作。

 

《关于宣传决议案》明确了宣传部门在国民党中的定位：“本党中央和各省的宣传部，就是本党处决各该事件的设计者。”其规定中央及各省宣传部的主要职责为：“致力于目前政策的解释。本党所颁行的一切论文、杂志、日报、传单、布告、指导群众集合的训令和为示威运动所拟定的口号，都应集中于此目前的政策。”

 

为实现宣传部的定位及职能，“欲迅速的供给宣传材料，必须交通敏捷”“组织健全”，“中央宣传部应和各省宣传部、本党各机关以及其他公共团体，依规定时间，借书信、电报、专差，保持密切的联络”。为此，设上海交通局沟通中央与全国各地的关系，设宣传委员会及检阅会议。通过组织方式统一宣传工作，成效颇为显著,《各省区党务报告决议案》中称“下级机关多无具体报告”，而到1926年5月毛泽东离开宣传部时，向中央宣传部报告工作的省市已达12个。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

 

2.创办党报：“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

 

国民党在其历史上有过颇有影响的报纸，比如《民报》，而这一时期尽管有《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民国日报》等大型党报，但两报均侧重新闻报道，在政治理论方面难以与中国共产党争锋。国民党中央也明确表示对上海《民国日报》颇为不满，指其“两年来对于中央无一纸报告”。

 

毛泽东就任后，1925年12月5日，他主编的《政治周报》在广州创刊。毛泽东在《〈政治周报》发刊理由》中指出，为了革命，“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便是《政治周报》的责任。因此，《政治周报》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以“革命”为标准，与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第2期、第3期、第4期先后发表他本人的杂文、政论，同时选编发表北京、广东、上海等地国民党组织发出的20份反对西山会议的文电，并加写按语鲜明反击西山会议派。《政治周报》开设颇具战斗性的短评专栏“反攻”，上面文章基本都是编辑毛泽东自己写的。

 

 

《茅盾回忆录》(上)，华文出版社2013年版。

 

在发刊词中，毛泽东提出“《政治周报》的体裁，十分之九是实际事实之叙述，只有十分之一，是对于反革命派宣传的辩论”。因此，党报宣传要紧跟时事要点：“遇有事件发生，应首先供献本党和全国民众以精确的报告，并且解释该事件的原委，及其对于国民革命的影响，并且指出怎样利用这种事件，以实现本党的政策。”因此，在反奉战争爆发，北京等地各群众团体举行反对奉系军阀扶植的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大示威的关口，毛泽东敏锐地指出，这种大示威的性质为反英日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国民党各地党部应指挥同志做广泛的宣传，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上发表“致各级党部电”，执笔起草《中国国民党对全国及海外全体党员解释革命策略之通告》,并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各部部长联席会议提交了《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随后毛泽东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代部长”名义，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了《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告》：全国各地高级党部亟宜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毛泽东还以“石山”为笔名写了一篇综合报道。《十二月二十日广州的反段大示威》发表于《政治周报》第4期。

 

《政治周报》前4期均为毛泽东主编，从第5期开始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沈雁冰主编。此前，由于毛泽东忙于参加国民党二大和会后的其他工作，《政治周报》有一个多月没有出版。1926年1月8日，毛泽东向大会做宣传报告：为“打破北方及长江的反革命宣传”，中央宣传部创办了《政治周报》，每期发行达4万份之多。这一宣传成效全赖共产党人。

 

3.完善职能：“汇集本党精神劳力”

 

孙中山1923年即提出“我们要对宣传切实来下番功夫”，要改变“人自为战”的状况，需要“有胆(组)识(织)、有系统、有纪律的奋斗”。毛泽东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内，将上述目标和宣传部的职能具体化、常规化了。

 

一是出版并发布宣传材料。《关于宣传决议案》明确规定宣传部“是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因此，出版和审查宣传材料是宣传部重要的基础职能。在毛泽东的主持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于1926年4月提出议案，拟编印关于革命理论、策略、史事的丛书小册子。该丛书共5辑，包括《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论》《俄罗斯社会革命小史》《孙文主义》《马克思的历史方法》等。在“五一”“五四”“五七”等重要的纪念节点起草宣言、起草以中央名义发布的宣传大纲向全国宣传国民党二大的精神等日渐成为宣传部的常规工作。

 

二是重视宣传纪律和审查。国民党二大在讨论《党务报告决议案》关于言论限制条款时，有人主张言论限于小册子，毛泽东表示不同意，说“本席以为未尽完妥，如林森此次在京之演说词，字数虽少”，也未成小册子，“关系却很大。所以专限小册子也是不行的”。毛泽东在任内多次列席国民党中常会提出议案，比如建议声明北京孙文主义学会“为反动派的团体”，“若为研究的团体则应受宣传部指导”；提出上海《革命导报》为伪中央机关报，应请中央通告各级党部“禁止流行”；提出“畸岭书社假冒先总理名义，发行《社会主义论》小册应否禁止案”，并建议国民党中央今后“一切刊物凡有涉及总理生平、言行者，必须先经中央宣传部之审核，然后许可发行，所以昭慎重严纪律也”。1926年2月中旬，毛泽东指示国民党宣传部将原来的检阅干事组成检阅会议，对于党内外出版物中谬误的言论，应拟出纠正或驳斥之大纲。

 

 

《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三是培养和训练宣传人才。在国民党正式改组之前，广州共产党人就在与陈炯明关系密切之时开办过宣传员养成所。国民党改组后，宣传部完善其组织就更需要人员和培训。1925年12月，毛泽东兼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宣传员养成所所长并经常来所讲演。1926年4—7月，毛泽东应聘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青年部训育员养成所讲师，讲授农民问题。

 

四是提炼和总结宣传规范。毛泽东在宣传部的工作报告以及为国民党会议起草的文件中对宣传工作的基本规范进行了总结。毛泽东在代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做的宣传报告中不仅区分了“文字宣传”“图画宣传”“口头宣传”，还把时事宣传、对敌宣传、本党宣传做了大致分类检讨。《关于宣传决议案》提出了宣传工作的基本策略原则：不能只靠抽象宣传，“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才能造成一个群众的党”，宣传工作“必定依据群众的实际利益去执行”。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提出《整理党务案》。1926年5月20日，毛泽东以宣传部代理部长名义向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报告三个多月来宣传部的工作。25日辞职，由顾孟余接任代理宣传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改组，毛泽东及其他共产党人被免去委员职务。

 

三、党治宣传：统一的组织化的宣传

 

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5月，毛泽东一直主持国民党的宣传工作。这一时期既是国共两党党内合作的时期，又是国民党日渐分化、右派势力不断增长的时期。时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指出，“本党在以前对于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不很统一，现在说可以比较的统一了”，可谓一语中的，点出了这一时期宣传工作取得成效的核心——“统一”。从毛泽东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历史，可以进一步了解“党内有党”的合作背景下，宣传工作如何纳入政党组织体系并实现党的统一管理，形成以实现宣传的统一的“党治宣传”。

 

1.完善宣传为政党之使命：“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宣传者”

 

民主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均十分重视宣传工作，然而成效大相径庭，有学者指出，这一差异出现的原因之一是，中共非常重视宣传的统一，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纷争则使其宣传日益涣散。笔者认为，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影响宣传工作成效的，乃是20世纪20年代政党政治兴起背景下，国共两党在宣传观念上的差异。

 

在国民党看来，宣传是该党军事统一中国的一个后续环节。宣传在孙中山早期革命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并未将宣传之功视为革命成功之经验，实际上也并未真正给报刊宣传以高度的重视，两次“倒孙”风潮均与孙中山给《民报》经费过少有关。民国建立后，孙中山投身于反袁运动、护法运动等，实际上是以统一中国(或巩固地盘)为目标，以军事行动为手段，待有一巩固的革命大本营后才顾及革命宣传。孙中山多次在讲话中表示“革命成功，全仗报界鼓吹之力”均是在军事行动屡屡受挫、本党组织涣散等困境之中，受五四运动及俄国革命经验启发进而反思的结果。直至1923年10月18日，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前后，孙中山反思道：“我们从前本手无寸铁，何以会革命成功呢?就由于宣传得力。革命以后，大家有了军队，有了政权，以为事在实行，不必注意宣传。岂知革命成功，就只有宣传一道，可惜大家都忘记了，现在我们要反省才好。”“俄国五六年来，革命成功，也就是宣传得力。”尽管如此，在孙中山看来，“感化就是宣传”，“俄国革命成功的原因，全是由于他们革命党都信道笃，拿主义来感化全国”。他将提升宣传工作的地位视为改组国民党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改组后的宣传是面对全国的宣传，不能够“无组织”“无系统”，“人自为战”。因此，“我党须每日均学习宣传方法，时时训练，训练纯熟，然后能战胜一切”。

 

 

《国民党政治与社会结构之演变》上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

 

对中共而言，宣传本身就是本党使命。宣传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正式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活动之一。自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当时颇为流行的想法是“既然要救国，就要组织一个团体，发行一种刊物，作为行动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组建及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均体现着这一思路。陈独秀的上海小组成立后立即把出版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和出版通俗工人刊物提上日程，北京支部则编辑《劳动音》周刊。远在法国的蔡和森在1920年8月13日的信中提出，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约11月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参与组织的长沙小组，在宣传与工运都有了初步的成绩。中共一大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对宣传工作进行了较为正式的规定，中央领导机构为选出由三人组成“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之外一人负责组织、一人负责宣传；地方党组织也照此结构，“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此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早期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基本延续同一思路，以宣传为先导发展组织，以组织为依托推进宣传。毛泽东在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之前即是如此。在其他地方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亦体现出这一点。比如，吴玉章回忆1925年8月15日到重庆去开展工作称：“我计划先办一个学校，一方面可以集合和培养一批干部，另一方面也可以作为进行组织和宣传活动的据点。”国民党旧人暮气沉沉，对此计划没有信心，吴玉章却在不过两个月的时间内办起学校，建立了国民党的各县党部。国民党人的惰性和党组织上的涣散，恰好给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帮助其发展基层组织的同时开展宣传工作提供了空间。

 

 

《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

 

可以说，国民党是以统一中国、建立党治政府为目标，以军事行动为先导，因而宣传工作处于较为暖昧的状态，等同于对全民的“感化”。中共则以布尔什维克政党为核心去实现反帝反封建的任务，因而组织与宣传成为相伴相生、互相促进的党的体制性力量。因而，中国共产党的体制本身更好地发挥了宣传的力量，适应了时代的要求。

 

2.宣传以革命为标准：“只有革命的理论策略”

 

如果说国民党在建立政权后难免投鼠忌器、畏首畏尾，宣传不主动，理论缺少战斗性，那么在大革命时期，国民党的宣传还算充满朝气，呈现出一派生机。一方面是共产党人的参与，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恰是“革命”获得其不容置疑的正当性的时期。国共两党均以革命相号召，但显然在回应革命思潮、在革命战斗性上中共更胜一筹，这是共产党人在宣传工作上取得成效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在遭遇陈炯明叛变及国民革命迟迟难以进展后，才真正意识到他在1920年就说过的“党务为革命之基础，革命乃建国之首功”，要重振党的革命精神，需要宣传感化。然而国民党在革命理论和革命精神上均有欠缺。孙中山在纪念辛亥革命十二周年的演讲中力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之害。孙中山委任鲍罗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后，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等工作均由鲍罗廷一手主导，由孙中山任命的廖仲恺、李大钊、汪精卫、张继、戴季陶等人组成国民党改组委员会，任命胡汉民等9人组成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孙中山仍把主要精力放在军事行动的指挥上，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党纲、宣言等或由廖仲恺主持，孙中山鲜少出席，由此引出邓泽如、林直勉等上书孙中山“弹劾”共产党，其理由之一就是组织法及党章、党纲等草案，多出自鲍罗廷指挥，“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孙中山不得不解释称“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仍不明三民主义之过也。质而言之，民生主义与共产主义实无别也”。实际上暴露出国民党“革命理论”本身不甚明了的问题，既难以主义相号召、唤起全党的革命精神，又为后来国民党内在三民主义的阐释上论出多门、口径不一埋下了隐忧。

 

 

《孙中山史事编年》第9卷，中华书局2017年版。

 

改造党以再起革命，“宣传部应当是本党最活泼、最敏捷的机关”，而实际上是滞后的。正如鲍罗廷所指出，“它偶尔发布由孙签署的诸如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等一般性题目的宣言，根本不涉及当前的事件，不对它们作出解释，也不利用这些事件来发展和巩固党。这些宣言作为趣闻被刊登在几家报纸上，然后国民党又沉睡一年又一年”。启动国民党改组之初，鲍罗廷派瞿秋白去上海在推动上海执行部改组同时推动上海《民国日报》改版，使之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中央机关报。本应任主编的胡汉民未到任、副主编叶楚伧日益右倾，实际上影响上海《民国日报》的是瞿秋白领导的共产党人，使之表现出鲜明的革命倾向。因此在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任内创办的《政治周报》也是以其革命性和革命的战斗性为特点。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看来，宣传是为“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而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是泾渭分明、没有中间路线可走的。毛泽东在杂文政论中多次宣示，中间派不能存在。这种革命的战斗风格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特色，也是吸引进步青年、振奋革命精神的重要因素。

 

宣传应是革命的宣传，在革命的时代，只有革命的宣传才能顺应时代要求、引领时代风潮。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第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戴季陶因对党内有党的国共合作形式有意见，所以对宣传部的工作并不投入，对所要宣传的革命理论和政策更不热心。汪精卫更是几乎未曾到任。直至毛泽东代理部长，展现出共产党人在宣传上的革命性，宣传才取得成效，为革命理论而宣传，宣传亦为推进革命。

 

3.宣传以组织为基础：“共产党员人人都应是一个宣传者”

 

高度重视宣传的统一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传统。《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即规定，出版物“均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不得刊登违背党的原则、政策和决议的文章”，“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国民党在改组过程中也做出了类似规定。1923年12月3日，孙中山亲自主持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主要议题之一即是统一宣传机关，并决议“未经委员会核准以前，党员不能自由发表关于党务意见于报纸”。然而，从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这一时期的举措能够达到实效来看，对于宣传的“统一”要求因其有组织基础而发挥实效，具体体现于组织机构的完善与组织纪律的要求。

 

在毛泽东接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之前，国民党新设立了中央宣传部，即为改组之成果，并陆续进行了组织上的调整以加强宣传部。早在中国同盟会时期，宣传事务局限于“宣布宗旨、演说、出版等事”，归“干事部下设文事部掌理”。民国成立后，仍然基本沿用这一机构，仅增加了“其他政治教育事项”。革命党人革命活动多在海外，国内的基层组织多数并未建立起来。鲍罗廷短暂了解国民党的情况后曾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党作为一支有组织的力量已经完全不存在”，“党和党员没有任何联系，没有在他们当中散发书刊，没有举行会议，没有说明孙在各个战线上的斗争目标”。国民党改组从整顿党务入手，单独设立了宣传部，但各部门之间缺乏相互沟通协作，国民党在广州和上海两个中央之间在推进改组和宣传工作上亦有步调不一的情况。

 

 

《中国国民党史稿》(上)，东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

 

中共自成立起即规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三成员之一负责宣传；地方党组织也照此结构，“超过十人的应设财务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各一人”。《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不仅将宣传工作的范畴规定为“书籍、日报、标语和传单的出版工作”，更强调“出版工作均应受党员的领导”。中共保障宣传统一的不仅是对宣传工作的要求，还有中共及共产国际在组织纪律上的相关规定。中共二大决定的《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中即声明“一切定期的或其他的报纸与出版物，须完全服从党的中央委员会，无论他是合法的或违法的，决不许出版机关任意自主，以致引出违反本党的政策”。毛泽东与瞿秋白、蔡和森、张太雷、恽代英、张国焘等年轻的共产党人尽管在不同阶段分别负责诸如工人运动或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具体工作，在党内合作的形式及具体政策上意见未必统一，但以组织纪律性相约束，大体能够与中共中央保持口径一致。

 

毛泽东在国民党内主持宣传工作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中共的传统，以完善交通、加强中央宣传部与各省宣传部之间的联系，并多次提请国民党中央注意审查言论等举措强调宣传纪律和统一。特别是毛泽东将发布宣传大纲作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重要职能，以国民党中央名义紧跟事实内容发布宣言、大纲，实现了中央宣传部作为“汇集本党精神劳力，运用本党精神劳力，指导精神劳力，来实现本党政策的总机关”的地位。

 

4.宣传以大众为对象：“要使民众相信本党确能为他们在实际上谋利益”

 

国民党欲以俄为师，改组为群众性的革命政党，然而其宣传工作未能很好地与民众建立联系，孙中山所说的“感化”难以落到实处。国民党二大《关于宣传决议案》明确指出，“只宣传有利于群众的理论和主义”的“抽象宣传”，“断不能使群众与政党在行动上采取一致的态度”，“唯有从事实上表示某党对民众的工作”，“依据群众的实际利益去执行”才行。

 

尽管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指摘刚成立不久的中共为一小组，几乎与马林同时，受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派遣来华工作的利金，更指出当时的中共“脱离群众”，“局限在自己的组织范围之内”，但很快共产党人就投身到青年运动、工人运动当中，最后又投身于农民之中，这使共产党人在革命运动实践中锻造出宣传工作以事实为基础、密切联系广大群众的风格。毛泽东作为五四浪潮中的青年学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早就办过《湘江评论》，并且筹建了湖南的共产主义小组，担任过中共湘区委员会书记，进行宣传、发展党员、组织工人运动。在接手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之前，毛泽东在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的过程中利用农村结婚、丧葬、寿宴等机会向群众做宣传；利用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赵恒惕搞“平民教育”的机会开办了二十多所农民夜校进行宣传。特别是在其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同时，担任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并讲授《农民运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亦深入反省自身宣传工作不能深入群众的问题，指出宣传工作的缺点是“不注意当地的群众日常生活的要求，而只有全国政治运动的总口号和全国的普遍的政治煽动”，并特别指出，在农民运动中“一切鼓动和宣传，当以农民实际生活痛苦为出发点，切忌广泛的宣传及机械式讲义式的训话”。除特别注意宣传内容与群众相联系外，形式上贴近群众也是中共从实践中探索而来的一个宣传优势。毛泽东后来更明确表示，“很简单的一些标语、图画和讲演，使得农民如同每个都进过一下子政治学校一样，收效非常之广而速”。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宣传与群众密切相连是中国共产党突破小团体的局限成为群众性革命政党的必然要求。因此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把宣传的重点放在办报刊、办学校上，而且注重图画、口语等面对大众的宣传方式，瞿秋白还曾用民歌形式写下说唱小调用以宣传。这种面对大众的有效宣传成为共产党人的突出优势。

 

四、余论

 

毛泽东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不足一年的时间，并不是他个人政治生涯中最关键或最耀眼的阶段，他在任期内的诸多举措可谓是顺应革命潮流、符合组织原则又兼具个人特色的综合产物。深入考察这一阶段的历史，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重新审视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制度及宣传工作。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视野来看，对宣传的重视以及宣传工作的组织化、制度化，是革命政党彰显革命旗帜、推进革命动员的必然要求；从国共党内合作的政党组织形态来看，对宣传工作的集中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宣传观念的核心，也是其意识形态、组织原则与宣传策略的体现；从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及思想脉络来看，这一时期他对宣传工作的若干要求，如宣传要与群众密切相联系、宣传人员要进行系统培训、宣传工作要严格组织化系统化等，至延安时期，成为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的经典原则，并进一步成为中国共产党构建宣传领导体制的核心要素。

 

作者简介

 

 

 

张露璐，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文章来源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主办、杨凤城主编、耿化敏、李坤睿执行主编：《中共历史与理论研究》第14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