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世源：论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方法

 

 一

 

最有价值的知识是方法知识。方法找对，事半功倍；方法不对，努力白费。所谓方法，也可以理解成是为实现特定的目的而选择采用的某种手段。我们过去和现在很长一段时期革命和建设为之奋斗的目的是什么？简而言之，就是为了实现国强和民富这两大目的。事实表明，相对而言，与旧中国比较，新中国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国强的目的。当时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主要是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我们只用了二十多年就建立了发达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国家需用百年以上时间，才可能有的独立的工业体系，特别是包括“两弹一星”在内的军工体系。帝国主义再也不能随意欺辱和掠夺我们，强加于我们头上的“东亚病夫”帽子摘掉了。反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所谓“黄金十年”，没有生产出一件技术含量较高的工业产品。由此对比可见，没有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手段，我们不可能实现初步国强的目的。计划经济决非一无是处，而是早已证明了有某种市场经济不具备的优越性。

 

但是，当年在实行计划经济的过程中，由于某些方法失误，因而努力白费，这表现在民富的目的未能实现。那么，近几十年来，实行的是市场经济，事实上实行的是以私有制企业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民富的目的实现了吗？也未能实现。所谓民富，这里指的是全民共同富裕，简称共富。

 

不过，在全国十几亿的人群中，倒是有极少数人先富起来了，但算不上共富。我认同“先富带后富，以实现共富”的经济分配规律是有效的，也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但是，私有制企业为主要部分的市场经济能实现共富吗？绝无可能。

据媒体报道，近几十年来，我国贫富差距难以遏止地不断扩大。中国2020年新增259名十亿美元富翁，总数达到1058名。同时，却有六亿人月收入只有一千元。2023年，又有报道说，中国民间社会总财富的67%被只占人口0.3%的极少数富人占有，而14亿人口的92.7%只占有7%。

 

中国不可能依靠私有制企业占主体地位的市场经济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对这一点，大概没有一个人能够否认。因而，不必赘述。

 

只有依靠强调社会公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才可能实现共富。但现在，这只是理论上的美好设想，实践上却未能实现。为什么未能实现？因为公有制企业相对于私有制企业，据说因为产权体制因素，效率低下。效率低下的公有制企业甚至连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都做不到。而这似乎是政治经济学界的“世界共识”，无人撼动。富裕是建立在经济高效率之上的。但此“共识”，即公企效率低于私企，几十年来却有一人持有异议，即是鄙人。

 

政治经济学界不乏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之士。他们谈起公有制企业效率问题，无不大摇其头。你是什么人，有什么资格同主流派专家学者唱反调？在下自我简介一下。我是一个退休老工人，文化水平低下（小学肄业），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还认不全，记住了这个，又忘掉那个。但我保存着一张陈年旧报，报上记载的内容，事实胜于雄辩，足以动摇与颠复国有企业因其体制因素影响而低效的“世界共识”定论。

 

我所保存着的那张旧报，名曰《天雁翎报》，是本厂（武汉印染厂）从上海内迁武汉三十周年，厂党委主办的纪念特刊。报上记载，我厂从1958年正式投产三十年来，至1987年，累计完成工业总产值42.8亿元，实现利税7.17亿元，是现有固定资产净值的28.3倍。利税总额7.17亿元除以三十年，平均每年2390万元。但是，最后一年1987年只实现计划利税1650万元。据我所知，最后五年，即1983年至1987年，我厂利税比前计划经济时代就已大幅度下降了。也就是说，如果以计划经济时代前25年计算，武汉印染厂每年的利税就足以再建一个同等规模的新厂。

 

既然，本厂在计划经济时代长达25年时间，其间还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十年文革动乱，当年资产利润率可谓天下第一！国内可能只有垄断企业大卷烟厂是例外。有人会认为，我厂此项指标如此之高，经营管理方面大概高不可攀。恰恰相反，效率潜力还大有可挖之处。

 

例如，与当时其它大中型国有企业一样，大搞企业办社会，医务室、子弟小学、技工学校、民兵武装部、各种辅助车间，等等，不一而足，以便万事不求人。区属消防大队就在隔壁厂外，本厂也单独建立了一支消防队。私营时原名上海天一印染厂，只有四、五百人，转为国营后，主要生产车间设备并未增加，产量基本依旧，职工人数却膨胀到一千几百人到二千出头。尽管如此，每人每年平均上交利税也达到了一万几千元。须知，当时全国实行统一的八级工资制，90%以上国企职工月工资只有几十元，年收入不足千元。而且，长期存在着严重浪费现象（后文举例补叙)换句话说,在保持产能不降的情况下,人员至少可减半,再克服浪费现象,我厂人均利税再增加一倍,达到三万元左右,也很容易。

 

上世纪六十年代上半期，我当时年轻头脑简单幼稚，看问题片面，更不知社会的复杂性。我是这样想的：这三万元，遵照主席在建国初期制定的指示原则，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通过利益分配改革，三分之二两万元人均利税贡献给国家，其余三分之一厂内每人每年可得一万元。当时，万元户与富裕户，两者是一个意思。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武汉印染厂上千名职工，通过这种计划经济手段共同富裕起来了，轻巧得很。

 

但是，一花独放不是春。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全民共同富裕。怎样使其实现呢？需要其它国有企业也像武汉印染厂一样高效率。因而，我开始寻找本厂资产利润率超凡脱俗的奥秘何在，以便先进带后进。

 

我发现，本厂与众不同的两种经营管理机制在全国数以百万计的国企中绝无仅有，存在着独创性，一是工资分配机制，二是劳动组织机制。

 

先介绍一下工资分配机制。当年，全国统一实行八级工资制。我厂大部分人，约四分之三，主要是武汉本地职工，干部和工人的工资同其它企业标准一样。另有约四分之一职工，从上海内迁而来，则是私营时代较高的“保留工资”。简而言之，工资分配一厂两制，大概全国独有。在当时普遍搞平均主义的社会背景下，同等职位或同样工龄的职工，上海工人月薪一百几十元，而武汉工人只有几十元，两者相差两倍半到三倍，两地干部间差别更大。站在武汉人利益的立场上，不论上层领导和下面群众，全都认为这不合理，唯有我这个武汉工人例外。

 

我当时思想进步得很，认为应当站在国家和企业利益的立场上考虑问题。隐约觉得，这种工资分配差距与我厂高资产利润率密切相关。让我举例说明。

 

1958年“大跃进”，我厂在来汉的上海干部建议下，土法上马，因陋就简，快速地新建了一个小型化工车间，专门生产印染布生产必不可少的某种化工原料产品。印染厂建化工车间，这个行业全国没有第二个厂家如此干的。我们都莫名其妙。我当时曾被派往该车间工作了大半年，工作时需戴上防毒面具。

 

原来，那些上海干部都是干印染这一行的业务内行。以前私营时代，我厂的高利润率，离不开他们的出谋划策，资本家才会高薪聘用。“大跃进”时期，国家计划一度被打乱了。他们出于职业的敏感性，预料到那种印染布生产必不可少的化工原料，大概率可能断供，于是未雨绸缪，为那种原料的自给自足而新建化工车间。不久，果然那种化工原料市场断供，但未影响到我厂继续照常生产。

 

大约一年后，那种原料市场恢复正常供应，化工车间完成了历史使命，也就撤消了。有人因而认为，建了又拆，这不是折腾浪费吗？其实不然。如果因缺那种原料而影响生产一年，便要减少利税两、三千万元，而临时新建一个“土、小、简”的化工车间，当时至多只需两、三十万元，利税的百分之一。以小钱换大钱，这是企业经营中的一门学问。中国的许多企业，不论国营还是私营，效率之所以较低，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少有人会运用这个本事。

 

上海干部中有一位财务科长，工资高达四百元，竟然是他的顶头上司武汉厂长的大约三倍，真是荒唐。但碍于当时的政策规定，不能改变。按照票证据实记账，这有何难？谁都能干。私营老板当初给予他那么高薪金，匪夷所思。这位科长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退休离任，此职位换了一个武汉干部，拿的是平常工资。进入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经济开始比前搞活了，但在同时，腐败现象也开始滋生。时兴私人承包，官媒宣称“一包就灵”，其实一包就乱。为受贿行贿不法行为以可剩之机，甚至开了绿灯。企业监管机制则失灵。

 

例如，机修车间技工多余，设备过剩，便对外揽加工活干。假使一件加工活综合成本七万元，收取对方十万元，则盈利三万元，有助于提高企业效率，本是好事。但承包负责人与对方勾结，索贿一、两万元后，只要对方五万元加工费，给他省了三、四万元，买卖成交。两人彼此都有好处，倒霉的是企业，反而亏了两万元。此事只有这两个当事人知道，厂纪委从何查起？

 

举一反三。文革失败后，法纪松懈，腐败之风逐渐盛行，传统的监管机制方法基本失效。这时，有人想到了那位高薪财务科长。据一位知情人说，那位科长能从账面上查出如此之类问题，提供信息给厂领导，从而避免企业利益受损。也就是说，他有能力保障每年几千万利税贡献给国家并持之以恒，每月给他四百元酬劳，不过九牛一毛而已。

 

到了九十年代，腐败更无法遏止地蔓延，日益严重。我厂这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计划经济遐迩闻名的国有企业，也转盈为亏而倒下，其它厂家更不用说了。当时社会上传说，国企破产，十之八九缘于监管失效的腐败所致。所以，才被迫实行私有化改革，否则，将发生金融危机。

 

我对本厂破产深受刺激，开始研究企业监管机制的方法，使之无效和低效，变为有效和高效。至今稍有点心得，但还不成熟，暂不阐述。

 

大约是在八十年代初，本市领导人想当然地认为，印染厂是个高盈利行业，为了再大大地增加地方财政收入，便新建了武汉第二印染厂。二印同武印比较优势明显。该厂设备全新，新招的工人全是中学及以上文化，而我厂主要生产车间则是三、四十年代旧机器，上海工人也大多是半文盲。二印轻装上阵，未搞企业办社会。

 

但是，两厂生产和效率情况却截然相反。我厂1957年内迁，第二年机器便高速运转，大赚其钱；该厂开工后长期未能正常生产，连年亏损。如此不同，原因何在？其实，原因很简单。当年公私合营后，我厂领取高薪保留工资的上海职工思想上有动力和压力，从而产生一种主动工作的积极精神。他们是印染工作内行，很快教会了大多数武汉外行工人，使之迅速投入正常生产。武汉第二印染厂则不然，复制了当年经验，但我厂派去的是武汉工人，他们虽然干了多年印染工作，已是技术内行，但这些师傅的工资与该厂学徒新工人相差无几，没有那两种“力”，自然不愿多费精力去传授技术。大多数外行工人长期未能熟悉操作印染机械，生产可能正常吗？企业效率自然低下了。

 

再介绍我厂独特的劳动组织机制。大家知道，企业基层组织单位是班组。组内人数根据生产需要向社会上聘用，组长则由厂里上级任命。在旧中国，稍具规模的厂家，工人由工头招集带领，由于工人在企业中处于弱势地位，为资本家效劳的工头，往往欺压工人，有的甚至作恶多端。新中国成立后，工人翻身，地位上升。1952年，为了解放生产力，实行民主改革，废除工头制。但在全国，唯独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工头制名亡实存，保留了下来。

 

原来，这个工头与众不同，不但毫无欺压工人行为，反而亲如一家，因为都是同乡，并且利益与共。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支援前线运动中，他带领和主持大搞技术革新，使厂效益倍增，从而有财力捐献一架战斗机。这在当时全国以几百人计的工厂中，天一厂独此一家。立此大功，所以第二年民主改革运动中，他被保护，毫发未损，我厂工头制也随之保留下来了。1957年，有些工人不愿内迁，甚至闹事。厂支书动员无人听从，不得已请这位工头去做思想工作，他一做就通，又立一功。因而他申请入党获批，来武汉后又被任命为漂炼车间主任。从一个民主改革专政对象，摇身一变，成为党领导下的企业中层干部，全国可能唯其一人。

 

这位工头，不，现在应称之主任名陈沛霖，江苏泰兴人。我们称他及其手下为“泰兴帮”。陈主任在公私合营武汉天一印染厂上任不久，又玩出了新花招，在全国工厂中，首创了满负荷工作法（这是我为它起的名字）

 

印染布生产有许多道工序，如缝头、烧毛、煮炼、开轧烘、丝光、水洗、再烘干等，然后坯布分别印花和染色。

 

六十年代初，化工车间撤消后，我又被调到漂炼车间开轧烘机台任档车工，“三班倒”，约有四年。从周一早班起，到周六夜班止，每周六天，每天二十四小时，车间里几十台套机器昼夜不停地运转，蔚为壮观。各工序衔接十分紧密，极少有机台因故障和彼此联接不上而停顿。须知，这些都是三、四十年代老掉了牙的旧机器。机械运转中，一旦发现了隐患苗头，便不拖延地立即告诉陈主任，再由他联系机修车间派人在厂休日检查维修，尽可能不影响厂工作日正常生产。

 

据我观察体会，这个车间里上海师傅们的工作严格而细致，不论国有，还是私营，大概极少能够做到。

 

仅举二例。我是开轧烘机台档车工。该机台四面用木板围着，里面像个大蒸笼。接班之前先要钻进“蒸笼”向里面转动着的上十个烘筒的轴承盒一一加油，并需适量，使之不被磨损。虽然从进到出只有十分钟左右，即使冬天，也会热出一身汗。有一年夏天，我实在怕进去挨蒸，便想偷懒，心想少加一次油没有什么关系。不料，却被生产组长上海师傅，即原“泰兴帮”之一员发现了，他正盯着我呢。问我为什么不加油？我支吾其词。他二话没说，拿起机油壶钻进“蒸笼”帮我去加了。在他这么严格的监管下，我不敢再耍滑了。

 

第二例事更重要。有一年冬天，我值夜班，车间外狂风暴雨。这时，陈主任却跑来了，找到组长，两人嘀咕了约一刻钟，又匆匆地回去了。我好奇地问组长，他这时跑来干什么？组长说，主任在家已入睡了，突然想起，生产车间有一个重要隐患，怕我疏忽不注意，特来警告。

 

这位陈主任可谓是个工作狂。他是长日班，每天上午，随着同班职工一起上班，下午下班后回到与厂区一墙之隔的宿舍区家中吃了晚饭又来到车间，到处巡视，现场解决生产中的问题，然后再同中班职工一起下班回家。别人都是八小时上一个班，唯独他十几个小时两班连轴转，长年如此，持之以恒。所以，我只要上早班和中班，都能在车间里看到他的身影。在我厂为实现天下第一的高资产利润率而奋斗的职工中，他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功臣。

 

我当时想，我厂这种高产高效率的模式，具有可复制性吗？为了可复制，必须找出这种模式的成功规律，然后根据规律，再制定具体的可行方法，以便推广。

规律方法须从实践中去寻找。陈主任的劳动组织机制是这样安排运行的：将其原“泰兴帮”人员化整为零，分别担任“三班倒”轮班长和各小组组长，技术骨干也分散在各小组内，以技术熟练工人带领我们这些外行一起工作。如此，他指挥生产如臂使指，得心应手。

 

他在其帮内人员中有很高的威望，都对他言听计从，源自和缘于在他的领头调教下，他的手下工人个个是“万元户”，都发了财。

 

旧中国工人普遍贫穷，解放后短期内也不可能富裕。所以，在劳动者，特别是体力劳动者中，至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如果单纯依靠工资收入，全国绝无一人能成为“万元户”（当时是指包括房地产和银行存款等家庭财产总值）。唯独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有一个约四百人左右的“万元户”职工群体，可谓天下一绝。

 

我终于发现和感觉到了我厂高资产利润率的独门秘籍，即与众不同的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机制。我认为，前者比较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后者比较符合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原则。因而，这两种我厂独有的机制，犹如企业赖以实现高效率腾飞的双翼。也就是说，中国国有企业绝大多数之所以低效率，其实原因很简单，是因为其最重要的两种经营机制，不符合上述两项原则。后文将再举例说明。

 

我像发现了金矿一般兴奋，人们今后大可不必守着金矿哭穷，只要遵循马克思和毛泽东早已提出过的方法行事，将金矿挖出来就行了。换句话说，设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正确使用计划经济手段，便可能在挖掘国有企业效率潜能方面大有可为。

 

但是，我的这一观点无人认同。尤其是当时领导经济工作的官僚，反而认为，本厂沪汉两地职工工资差距悬殊，引发矛盾，影响团结，很不合理。劳动组织更是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头制，更不合法。这两种机制都要改革，即表现为高效率的机制，削足适履，要统一于表现为低效率的机制，以符合当时左倾意识形态的教条需要。

 

因而，在1961年，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一年，计划外市场物质飞涨。匪夷所思，在全国唯独我厂一家搞起了工资改革，不是加薪，而是减薪。先拿上海党员干部开刀，据说共有42人。工资一般减半，最多的一位，上海来汉的总工程师，原薪560元，减为198元，几乎少了三分之二。财务科长是非党员，400元高薪保留，躲过一劫。

 

我当时想，我厂这种一时难以理解，但表现为企业高效的工资分配机制，在搞清楚它的高效原理之前，不能盲目推广，但倒行逆施，也大可不必。这件事是我厂后来破产倒闭的远因。因为这些人以前经历过市场经济，都是内行，薪改打击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不愿再出谋划策了。因而，八十年代原计划经济又改为市场经济后，企业面临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再无人提出解决方法了。

 

不料歪打正着。这一薪改，引起上海工人恐慌，生产一度直线下降，被迫中止。厂领导安慰说，已向市局反映，只要生产恢复正常高产，其他人工资不降了。当时上海工人们听说，该市另一家印染厂同时内迁湖南，因为生产低效，工资早已降低。于是，他们工作中新增了一种压力，就是竭力保持高产，以免降薪。

 

但有一人，遇此横逆挫折，反而表示理解。上述我所在车间主任陈沛霖就是这种怪人。他是上海党员干部，降薪之后，工资反比其手下上海工人要低，但他依然殚精竭虑玩命地干。显然，这只有对党高度忠诚，非常热爱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才有可能做到。谁能想到，一场无妄之灾突然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1964年，我厂被选作“四清”（清思想、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运动试点单位。重点是“清组织”，斗争对象则是原工头。陈主任被打成“封建把头”，撤消职务，开除党籍，实行专政。

 

但这场运动使市里派来驻厂的四清工作组非常尴尬，因为除了有个别欲走入党捷径的武汉人中的积极分子在揭批会上发言，控诉陈主任的“管卡压罪行”，厂里大多数职工都反感于这场运动的无事生非，基本上少有人去凑热闹，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为了完成这一政治任务，工作组开始做群众动员工作。

 

我那时偶然知道，党内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位上海工人党员师傅告诉我，工作组找他谈话，胁迫他这个“知情人”揭发“封建把头”解放前的“罪行”，不然，写申请自动退党吧。他在惶恐之下，去武汉市纺织工业管理局找他的老上级局党委书记求教。原来，这位局书记姓王，曾是上海天一厂支书，来武汉后，是武印厂书记，不久又升任局书记。陈主任就是被他吸收入党的。王书记对那位上海工人党员说，主席教导我们要实事求是。老陈如有“罪行”，你就揭发；若无，也不能诬陷一个同志。在交谈中，那位上海师傅发觉上面领导层就有两派，对我厂四清运动存在着根本性分歧意见，特别是在对所谓“封建把头”问题上。不过当年市局领导层中，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占了上风。

 

我当时在厂里写大字报小有名气。一位工作组员也找到我，要我写大字报揭批陈主任“欺压”工人的恶行。我回应说，是要我无中生有吗？给顶了回去。

 

回顾往事，见微知著。解剖武汉印染厂这只“麻雀”，是为了证明这样一个事实：即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的低效率，决非其产权体制因素使然，而是错误政策所致。主席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决定一切，当然也包括决定企业效率的高低。因而，只要改革，实行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机制，和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原则的正确路线，便能促使国企实现高效率。只有实现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高效率，才有可能再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中国古籍《左传》中曰：“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但要“罪己”，就不能讳疾忌医。下节文中具体阐述。

 

我未忘记，建国初期，在主席亲自领导下，第一个五年计划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圆满完成，人民生活也相应得到改善。后来，主席主动要求退居二线，在新的一线领导人的直接操弄下，1958年“大跃进”失败，再往后，国企长期低效率，职工工资也长期冻结。

 

主席的能使企业高效率的路线，简而言之，就是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以下督上，搞好企业的正确路线。他人的另一条路线，就是以上驭下，官僚专制的错误路线。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革？我的理解，这截然不同的两条路线难以调和，为了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前途和避免发生历史周期律。他是为了防患于未然。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代，官僚们未改前非，反而听信了经济学界西化派书呆子学者的忽悠，进一步使国有企业走向衰亡。我认为，全民共同富裕赖以实现的公有制企业高效率是能够做到的，只要我们拨乱反正，在毛泽东思想路线指引下，找出正确的的方法。哪里去找？要到社会主义中国企业实践，而非资本主义西方经济学理论中去找。前者是改旧革新，重整旗鼓，后者是东施效颦，适得其反。

亡羊补牢，犹未晚也！

 

二

 

国有企业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隐形杀手，危害性巨大而持久。只要把它找出来并清除掉，可能立竿见影，使国企从低效变为高效。如同井岗山革命战争时期，清除掉博古和洋顾问李德的军事瞎指挥路线，重新应用毛泽东的战法，便能一举扭转革命方的战略颓势。但现在中国经济战线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其公有制企业吉凶未卜，因为国内外有一股反动势力试图继续削弱国有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而成为私营经济的配套角色。

 

千百万人的习惯观念，是一种最可怕的观念，正为复辟势力敞开方便之门。那种似是而非的观念，如今在人们的心目中已经固化，被认为是一种政治正确，客观上助长那个杀手肆虐，却无人去撼动而拨乱反正。

 

我读小学时，曾听过一个故事，说在科学界，牛顿看见苹果从树上落下，从而受到启示，发现了万有引力。同样道理，工厂中发生的寻常之事，如果深入研究，也可能涉及一种经济制度兴衰存亡的客观规律。

 

上节文中已述，我想将本厂实现高资产利润率的成功经验推广到全国，无疑于老虎吞月，不知从哪里下口。但功夫不负苦心人，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让我从发生在本厂的一个故事说起。印染布生产过程中有一种机器叫丝光机。本厂有三台双头进出布丝光机。使我深感兴趣的不是这种机器的技术构造，而是它的产能变化的原因。

 

八十年代初，三台双头进出布丝光机中有一台因长期磨损而淘汰，换购进了一台新机。我惊奇地发现，新机却是单头进出布，产能比旧机降低一半。我便问供销科一位干部，为何不买双头进出布丝光机？他说，据他了解，全世界印染行业厂家都是单头进出布丝光机，我厂原机也是单头，技术革新之后，才改为双头。

 

我厂高效率源自高产量，而高产量又缘于技术革新提高了机器产能。也就是说，至少在印染行业，只要其它厂也像我厂一样搞技术革新，便也能实现高效率。丝光机单改双，并不是什么难以仿制的技术，为什么一直无人效法？

 

这也涉及到如何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问题。一马领先，带动万马奔腾，这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经济独具的优越性。为达到万马奔腾的目的，它又有一种特有的手段，即技术传承机制。

 

当时，任何一家工厂如在增产或节约等方面有提高效率的新的先进经验，可以敞开向其他厂传授，不存在保护知识产权只允许专利自用的问题。但其他厂学习取经则需要有积极性而主动进取。传授方和学习方，彼此双方你教我学，两个巴掌合作才能拍得响，以共同提高技术和效率。问题反而主要出在可以免费享用先进经验的学习方，缺乏学习的积极性。

 

以我厂上述丝光机进出布单改双的技术革新为例，产量倍增，效率显著。但自1951年技改成功，至少直到1980年代，长达三十多年，竟然没有一家同行厂前来取经。如果说开始技术革新有难度，照现成样版复制，也会遇难而止吗？

 

更加匪夷所思的是，我厂原有三台技术革新后的双头进出布丝光机，其中一台因磨损淘汰而旧换新，变成单头进出布，产能因而降低六分之一，也就是上交年利税相应减少几百万元。这在职工年薪普遍低于千元的当时，可谓巨款。单头进出布新机左右，就是产能高一倍的双头进出布旧机，对此守着金山不去挖的现象，人们全都无动于衷，置之不理，这是什么原因？

 

其实，原因很简单，劳动者没有为提高效率而搞技术进步的动力，这种动力就是物质刺激。那为什么不搞物质刺激而使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呢？因为它被污名化了。在计划经济时代，左倾教条主义者认为，强调政治挂帅就不能搞物质刺激，两者是对立的，水火不容，物质刺激被大批特批，臭不可闻，几乎变成了像贪腐一样的经济行为。但它又像是长沙火宫殿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香。有政治洁癖的经济领导人闻臭刹车，避而远之。约定俗成，逐渐成了当时一种社会习惯观念。但这种习惯观念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固化，则是因为当年的高压政策所致。让我再讲一个发生在本厂的故事。

 

我了解到，本厂三台丝光机进出布单改双，使产能倍增的技术革新，发生在1951年抗美援朝捐献飞机大炮之时。私营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激于爱国热情夜以继日地苦战，获得成功。当时多家同行厂的职工爱国热度也不低，他们为什么搞不起来？原来，行百里半九十，功亏一篑。

 

前文曾述，我对本厂高资产利润率深感兴趣，而欲深入地去了解其产生的原因，以便总结经验，找出规律，向全国国有企业推广，进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因为武汉印染厂某些运营机制，如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机制（即工头制），是继承于原私营天一厂，所以，我就向多位上海师傅询问和调查早期厂史，才知包括丝光机革新在内厂里的一些情况，并对本厂创办人唐永昌先生独特的企业经营之道有所认识。他在世时，虽然名不见经传，但我认为他是那个时代中国最杰出的企业家。他主要干了三件大事。

 

其一，中国自近代晚清开展洋务运动以来，机器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几乎全都姓“洋”，有进无出。当时，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上海天一印染厂的机染布代表中国机制工业品第一个走出国门。

 

其二，技术革新这个名词，现在人们耳熟能详了。但在旧中国和解放初，国人从未听说，因为无人干过。你知道第一个吃螃蟹者是谁吗？1951年，为了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上海天一印染厂丝光机进出布从单头改为双头，产量倍增，破了天荒。

 

其三，上文已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上海天一印染厂已经形成了一个人数约四百的万元户职工群体，在全国独一无二。人们会问，唐老板是用什么方法做到这一点的？很简单，就是对职工实行物质刺激。他刺激的目的是钓大鱼，手段则是放长线。搞物质刺激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别人钓不着大鱼？因为其中大有讲究。唐老板搞物质刺激持之以恒，有规律可循，使职工们感受到，自己的超额创新工作和劳动，能够得到相应酬劳，于是投桃报李，进而良性循环。其他厂雇主则不同，新增利益往往独吞，而劳动者能否分得一部分利益则存在不确定性，因而效果也各异。

 

以丝光机技术革新为例。天一厂“泰兴帮”工人群体，利益与共，同心协力。既然，他们深信自己付出的额外劳动而增的利益将得到一部分可观的回报，那么，发挥自己的工作潜能，即主观能动创新精神便常态化了，十分关注生产中客观存在的可供挖掘的潜力之处。

 

他们发现，丝光机产能短版，影响前后工序衔接不上，致使其它设备长时间停顿，因此而降低了产量，减少了利润。新购丝光机增加产能因受场地限制而不可行。如在它厂，因是设备产能问题，操作人员完成了设计任务，与己无关，谁也不会去设法解决。但天一厂“泰兴帮”工人就不同了，份外事也要管，盯上了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设法解决，大家都可以发一笔财，而且这笔财可能延续今后许多年。

 

难道这不值得大干一番吗？于是殚精竭虑，群策群力，夜以继日地反复观察、摸索与研究，终于“七次量衣，一次裁衣”成功，丝光机进出布从原来单头改为双头，产量倍增，解决了前后生产工序卡脖子脱节问题，全厂利润也大幅度增加。一个几百人的小厂有财力独家捐献一架战斗机支援抗美援朝前线，这一爱国义举一时轰动大上海。“泰兴帮”名震神州，全厂职工也对他们感激不尽，因为沾了他们的光，几年后，大家都成了“万元户”

 

能产生如此皆大欢喜效果的物质刺激，我认为非常符合主席在建国初期为经济建设所制定的政策方针，即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但在计划经济时代，有的领导人却看不惯，认为大逆不道，不许国企效法，甚至不容异议。

 

当时，我认为本厂私营时代这种高资产利润率的成功经验，实际上就是正确运用物质刺激的经验，也适用于国有企业。与物质刺激相对的是政治挂帅。我为什么情独钟于物质刺激而排斥于政治挂帅？事出有因。

 

我于1956年被招进筹建中的武汉印染厂，随之被派往市内另一家工厂技术培训。在该厂耳闻目睹，有幸了解、见识了主席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一线直接领导经济工作中实行的政治挂帅情况。从他这种政治挂帅产生的效果看，不论宏观，还是微观层面，我觉得都比天一厂老板唐永昌先生使用的物质刺激那一套方法更高明。

 

例如，第一个五年（1953-1957）计划圆满完成。中国在那段时期，经过百年战乱，抗美援朝战争刚刚停止，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社会面貌焕然一新。特别是早在1952年，外战还在进行，国内几百万土匪和敌特分子的破坏尚待肃清，经济却奇迹般地恢复和超过了国民党所谓“黄金十年”最后一年1936年的水平。过去70多年了，未见有人深入而具体地研究分析过这一奇迹现象实现的原因。如果使用常规方法，能实现这一奇迹吗？世界上从末有过如此先例。

 

我有幸曾在实践中见识与经历过，并看到了其中的奥秘，因为见微知著。实现这一经济奇迹的方法就是实行政治挂帅。但我要强调一点，这一政治挂帅指的是毛泽东式的内容和作为。在计划经济时代，1958年以后进厂工作的人，恐怕少有人见识与经历过主席独特的政治挂帅方法。他们看到的所谓“政治挂帅”，无非是开大会，喊口号和表决心那一套形左实右的方法。

 

再看企业的表现。我被派去技术培训的是一家国营自来水厂。据这家厂师傅们说，该厂解放前的厂长是个大流氓，后台很硬。流氓厂长整天不务正业，偏爱惹是生非。因是民生必须的垄断企业，搞得再糟也不会停产倒闭，所以“国企病”非常严重。但是，解放后仅一、两年，该厂就脱胎换骨，面貌焕然一新。

 

这是怎样做到的呢？就是实行了毛泽东在一线领导经济工作时独创的政治挂帅方法。简而言之，那套方法可用杜甫两句诗概括：“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发扬人民大众民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关心他们的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使劳动者有一种当家作主，是企业主人翁的具体而亲切的感觉。因而发扬主动创新的工作精神，而使企业效率大为提高。

 

仅举一例。该厂制水的主要成本是原料消耗。以前，操作人员为了工作省心省力，是没有成本核算观念的，只要保证水质，不惜大量浪费原料。自从有了企业主人翁感觉后就大不同了，想方设法，降低消耗，自创了“巡视检查法”。该法大大地加强了工作强度，好比自制紧箍咒戴在自己头上。此后得知，原料成本比以前降低了一大半。

 

我认为此例在当时具有普遍的代表意义。主席的政治挂帅方法调动了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在经济建设中取得了巨大成功。无数企业汇总之后，集中表现在“一五”计划的提前和超额圆满完成。

 

反映在社会上，民众生活大为改善。首先，旧中国遗留下来的长期恶性通胀，仅一、两年，就彻底地被有效遏止住了，这是最大的改善。

 

再以我个人为例。学徒工资二十多元，当时我很高兴，因为在旧社会和解放初，曾看到私营厂学徒每天十小时以上苦干，却难以保障衣食的基本需要。而我现在的收入，不但丰衣足食，还有余钱零用。1956年全国第一次工资改革，历来传统的三年学徒期缩短为一年，当年工资加到三十元，从进厂之日补起。我当时与许多学徒一样喜出望外。第二年又升到二级工，三十七元多，但我反而不满意了,因为与我同时进厂的五十多名师兄弟，大多数已是三级工，能拿四十多元。一年之内，工资几乎倍增，这只有在生产异乎寻常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

显然，归根结底，应归功于主席领导有方，实行他的方法，促使亿万劳动者空前地发挥出工作积极性，企业生产高效，民众生活改善，进而干劲更足，形成良性循环。当时，许多人对前景充满美好的希望，认为中国人过上富裕的日子，指日可待。

 

谁知好景不长，希望落空。原来，主席主动要求退居了二线。新的一线中央领导人一开始直接指挥，就捅下了两个大纰漏：一个是反右扩大化，另一个是大跃进失败。本文重点谈第一个问题中的扩大化后的再扩大化的问题，之前未曾有人谈论过，我是从实践中感觉到的。

 

主席当时曾有两次谈话，他认为全国右派大约有五、六千人，但在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的直接操弄下，据说全国共抓了五十六万，扩大了一百倍。因为，当时有一位姓曾的省委书记说，各级领导干部是党的基层组织代表，反对他们，就是反党。中央反右领导小组认同了他的这一说法，按图索骥，大抓特抓。

 

不料，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进一步扩大战果，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人民内部矛盾敌对化。说来话长。1945年，民主人士黄炎培访问延安，主席同他有个“窑洞对”。黄提出了“历史周期律”问题，委婉地表示，共产党有办法解决吗？主席说，我们已经找到办法了，这就是实行民主。（大意）所以，在建国后，主席十分注重民主建设。我见识过可称为“毛氏民主”中的一斑。

 

当年，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开那么多的会干吗？其中一个主要内容是对各级领导干部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大约1951年，我在报上看到过中央一份公开文件，好像题为“关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经常性自我批评，并接受群众的正确批评。听一位师傅笑着说：“过去，我们工人经常遭到国民党官僚的训斥，现在反过来了，共产党干部要我们工人对他多提‘宝贵意见’。”

 

当然，更多的是另一个主要内容，鼓励群众提合理化建议，然后汇报上去，供领导同志参考和选用，以便改进工作，提高效率。上述“巡视检查法”就是该厂在小组会上，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集思广益，群策群力提出来而形成的。各种规章制度也从无到有建立了起来。那时，并无什么物质刺激。搞评先进的同时发奖金，那是在政治挂帅失灵之后的“新事物”。之前，由于劳动群众有着企业主人翁的自我真实而深切的感觉，平时常动脑，并互相切磋，会上提建议而乐此不疲。没人是为钱而奋斗。

 

显然，主席试图以下督上的方法，促进经济发展，路线性地制度按排长治久安，永远根绝“历史周期律”的重现。但是，中国有着上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千百万人的习惯观念，就是上智下愚，以上驭下。打破这个传统谈何容易？中国古代有一种官职叫做“牧”，如“荆州牧”，明白地将老百姓视作羊群而“牧”之。上层领导反被下面群众直斥其缺点错误，尊严何在？官威荡然无存，是可忍，孰不可忍？某些官僚早就对主席倡导的那一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不耐烦了，欲“拨乱反正”重新回归历史旧状，捍卫封建文化传统。你现在该知道“十年浩劫”，为什么叫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吧？

 

转折点发生在反右扩大化上。开始，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重点对象转向劳动群众，继而变成整人，后来发展到对某些不听领导的话，即不听“党”的话的人实行高压政策。我当时感觉到了这种变化。

 

例如，开小组会。以前批评领导同志的错误毫无顾忌，畅所欲言，有时甚至受到鼓励。后来就不同了，会议程序“规范化”了。先传达上级领导指示，再要求你表态拥护和支持，照着去做，不得有误。工人们的“企业主人翁”名义未被官方正式取消过，不过，已经是“阿斗”了。

 

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不过，当时的腐败表现形式不是贪污之类，而是专横跋扈，任意妄为，直接后果就是形式主义和浮夸风盛行，导致大跃进失败。部分劳动者因生活水平直线下降而消极怠工。应当怎样对待这行为？又一错再错，采取了压服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当时，中国企业中有一种现象，在世界上可能独一无二，空前绝后。

 

各厂领导都在企业中培养一批听话的积极分子，用以对付不听话的落后分子。本来，在工人阶级内部，人们的思想认识和行为可能有差异，但其阶级立场和利益则是一致的，偏要将他们分裂成两部分，似乎是为了维持生产的正常进行。这也是后来文革企业中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前因。

 

三年困难时期，我有两个同时进厂的师兄弟被送去劳动改造，一个因违犯劳动纪律，另一个小偷小摸，饥饿难忍，偷了厂食堂几斤肉。据说，这在当时的武汉市是全市一次统一行动。将专政手段使用到了劳动者身上，开了恶劣的先例。

 

另有一例。厂医务室有位医生，可能直言不讳，对当时某些政策和官方行为持不同异见，爱发些牢骚。因而有人给他扣上“漏网右派”的帽子，每次政治运动中都被人恶意戴上，沉重得很，抬不起头。

 

我当时对这些窝里斗毫无兴趣，试图置身事外，一心一意专注于研究怎样将我厂高利润率的成功先进经验，介绍与推广到全国企业中去。完全没有料到会因而惹祸上身，身不由己地也卷入到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政治旋涡中去了。

 

原来，我当年头脑简单，认识浅薄。我了解到，国有企业职工因工资低且多年冻结，干劲乏力。政治挂帅那一套方法既然已畸变失灵，甚至起负作用。认为只要借鉴与学习原私营企业上海天一印染厂老板唐永昌的物质刺激方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便能改变国有企业职工干劲乏力而低效的现状，走出困境。

 

但我是个学术白丁，缺乏自信，便去信给一家有关期刊，登门求教。人家可能对我不屑一顾，没有回信。后来我怕有政治敏感人士，发现这是个阶级斗争新动向，与当时遭到围攻的反动“利润挂帅论”遥相呼应，他会不会将我这封明显离经叛道的信反映给我单位厂领导？那可是当年流行的作法。

 

政治挂帅畸变之后，工人们中有一种不正常现象，会上迎合领导意图，慷慨激昂，唯命是从，私下则牢骚满腹，怪话连篇，成了两面人。我不屑为之，抱着老皇历不放，主席说要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我是其中一员，岂可阳奉阴违？众人面前，仍然直言不讳，没料到会埋下祸根。

 

1966年文革开始，官僚们这次犯了经验主义错误，习惯性闻风而动，又积极起来了，欲在劳动群众中整治那些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经常讲怪话发牢骚的异己分子，继续扩大反右战果，却不料遭到反噬。

 

例如，时任我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局长胡某，便是官僚整人的一个典型角色。他特意跑来武汉印染厂蹲点，以便创造整人的成功经验，再全面向市纺织系统几十家工厂推广。熟能生巧，花样翻新。他在本厂树立了三个典型标靶。一曰“斗争典型”，上述那位“漏网右派”医生入选。“教育典型”是一名落后分子工人。再一个介于敌我矛盾和内部矛盾之间的“批判典型”，我被选中。要求全厂职工对这三个标靶狠揭猛批，并要对号入座，人人过关，先自我革命，后接受革命烈火烤验审查。戴在“典型”铅印纸面材料上的是这三个人的罪状或过错。我的罪状主要有两条：一是“为资产阶级评功摆好”，指的是我对私营企业家唐永昌先生的治厂之道的肯定与赞扬；二是“阴谋复辟资本主义”，就不知根据何在了。

 

为了大造这次政治运动的声势，领导自上而下向厂里各支部布置动员。一天之内，上千张批判大字报向我集中开火。集群重炮打蚊子，难得一见的天下奇观。接着被定为“三反（反党、反社会主义、毛泽东思想）分子”，又“应广大革命群众的强烈要求”，将我开除基干民兵队伍，调离岗位，厂内劳改。我当时差一点忍受不住，自绝于人民。

 

进入“阶级敌人”的门槛越来越低，被专政的人数越来越多，连像我这样只对想方设法提高国有企业效率感兴趣的人也未能幸免，因为我当时不自觉地违反了那条非毛路线影响下的意识形态政治说教，大逆不道。

 

如此发展下去，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党内两条路线斗争无法调和。既然，和风细雨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遭到抵制，难以行通，那就只能代之以一场狂风暴雨了。我的理解，这就是主席被迫发动文革的原因。有人说是他老人家错误地估计了当时的形势，无的放矢。你认同这一论调吗？没有文革，中国必然是后来的苏联第二，道理不用多说。上层官僚只有受到劳动群众的冲击，亲身尝到被整的滋味，才可能消停下来。

 

往事不堪回首。文革的功罪是非，不必急于定性，现在也定不了性，不同利益立场的人观点迥异，让后世历史学家去评论吧。可以肯定，这种同室操戈，两败俱伤的事，今后不会有人再干了。一些老革命领导同志，自认为为革命辛勤工作，何错之有？无辜遭到冲击，怨气冲天。某些下层职工，虽然出了一口气，但十年动乱，工资不但冻结，反而下降。如在湖北省，七十年代初，学徒工月薪竟然低至十八元，而且学徒期延长至三年。

 

某些不同路线的是非认识问题，可通过实践自行解决。例如经济建设中的自力更生和造不如买路线，是非问题大概已经解决了。这得感谢美帝国主义这位反面教员，帮助我们在这一路线问题上统一了认识。

 

但是，有的认识问题却不能拖延解决。例如，当前的经济建设怎样持续发展的问题。这也是我们在欲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个阶段性亟待解决的关键方法问题。

 

我这个曾见闻、经历与体会过两条路线下正反企业实践的老工人认为，中国的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按照主席在解放初期一线领导“一五”时路线行事。简而言之，就是做到关心劳动群众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注意工作方法，便能顺利解决。但有学者说，毛泽东是“经济外行”，不能照办。结果，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被“经济内行”们搞得变复杂了，而且越来越复杂。

 

中国政治经济学界两派学者正在打一场笔墨官司。右派学者强调效率，主张私有化；左派学者注重公平，维护公有制。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过是一句空话，并未办到。这场争论的前提是，两派学者都无法将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变成相辅相成统一协调的关系，而认为这对矛盾势不两立。对于左派学者来说，注重公平就不能强调效率。所以，我看了他们中的许多文章，全都避谈效率，顾左右而言他。正是因为不研究效率问题，不知国企产生低效的原因，便放任右派学者将低效的原因归咎于国企的产权体制因素使然。天大冤案，莫此为甚！

一言概之，以前左倾教条主义者犯下的错误，后来给予了右倾修正主义者以实行国企私有化改革的口实。

 

上世纪九十年代，“抓大放小”私有化改革，许多国企不就是因为效率问题难解决而被迫私有化吗？单独解决了公平问题，即使恢复了公有制，仍将重蹈覆辙。如此反复折腾有意义吗？

 

某些领导者喜爱走极端。改革开放以后，又从极左走向极右，可能是同一类人所为。我们为了使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经济制度的效率与公平两者矛盾协调统一起来，变成相辅相成的关系，就必须将以前犯的错误认识清楚，以便吸取教训，改弦易辙，走向共同富裕的目的地。因而就不能讳疾忌医。武汉印染厂由盛转衰，直至消亡的故事，让我继续讲下去。

 

三

 

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北宋王安石认为，“为政之首要在于择术”。所谓“择术”，就是讲究方法。主席也强调，“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不听教员言，吃亏在眼前。

 

当年之所以被迫私有化，一“术”不慎失误，满盘皆输也。原因就是这么简单。让我在下文中具体说明。

 

大约八十年代初期，本厂来了位新厂长。此人好生了得！毕业于中国一所名校的高材生，多年任职于市纺织研究所所长，富有管理经验，廉洁自律，勤于职守，四十多岁，年富力强。总之，各方面极其优秀。官方因而封他为“十佳厂长”，空前绝后，中国获此殊荣者可能唯其一人。

 

领导者如此精挑细选的良苦用心，是欲在中国树立一个高效率标杆，向他学习，改变公有制企业普遍低效率的局面。但是，“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决定一切，当然也包括决定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效率的高低。

 

这位超一流企业家任职不到十年，先是企业利税大幅度下降，后又转盈为亏，资不抵债。一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在他手下变成一支冰棍消失了。不是他不行，而是当时粗心大意的马大哈官僚，听从了西化派书呆子学者的忽悠，东施效颦，拔苗助长，采用的政策和策略帮了他的倒忙。

 

精英路线与群众路线的主要区别是利益倾向。他上任不久，上级就奖给他三万元。这数目当时是一个什么概念？相当于一般职工三、四十年的工资总额。问题在于他寸功未立，许多人，特别是本厂某些有权势的干部不服气，你凭什么拿此重奖？于是八仙过海，准备各显神通。

 

物质刺激是个中性事物，如何使用它使之发挥正能量作用，是门很复杂的学问。但是，西化派学者缺乏中国社会经济实践中的基本知识，未能因势利导，反而事与愿违。

 

学者们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企业管理中的先进经验，单兵独进，显著提高企业管理层中个别领导人的收入，引发的后续效应则是有人向不当得利的先富看齐，开始混水摸鱼了。计划经济时代基本上绝迹的贪腐现象死灰复燃。

 

学界还有人推波助澜，宣扬“回扣是加速市场经济运转的润滑剂”之类论调，为了搞活经济，什么手段都行。一时间，“新生事物”层出不穷，实则搞乱了。

显然，这种致公有制于死地的贪腐现象，源自和缘于精英路线影响下的错误政策。但官学两界某些人士全都文过饰非，归咎于国有企业的产权体制。

 

更糟糕的是监管机制在那时实际上被废除了。与之同时，举报贪腐的信雪片似飞向有关部门，主管官僚不胜其烦，便发话道：“有人就是看不惯新生事物，反对改革。贴上八分钱邮票，一封举报信，让你查上几个月，结果查无实据，居心叵测！”板子没有一下子打在贪腐者身上，举报者的屁股却先开了花。

 

再谈武汉印染厂“树变冰”的故事，具有典型代表意义。让我讲解这套“魔术”的前因后果的变化过程。

 

致富之心，人皆有之。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在现阶段经济建设时期，咱们最有资格领先致富，并最大可能引导全民共富。政策和策略应当因势利导，在工人群众占主体地位的国有企业中，为一部分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先进分子创造致富条件。可是，粗心大意的马大哈官僚，听从了西化派书呆子学者的忽悠，反马克思主义按劳分配原则而行之。改革新时期一开始，就剥夺了咱们工人阶级致富的权利而被排斥在外。

 

例如，当年鼓励人们成为先富起来的“万元户”（指年收入）。一时间，涌现出了成千上万的“万元户”。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共同特点，都是单干户。多年来除个别领导人，如本厂新厂长，在国有企业中，没有听说一般职工有人成为合法的万元户。那些单干的万元户，虽然大多是合法经营而成功的，但他们能带领其他民众共同富裕吗？恐怕一个也没有。那些人中，后来还有人富上加富，成为亿万元户。与之同时，中国其他大多数人，几十年后，至今还谈不上富裕起来了，甚至还有几千万国企职工为少数人的富，付出了下岗失业的代价。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让我现身说明。

 

我当时是本厂机动车间制水小组一名值班工，工作中发现制水原料质量低劣，数量短吨，因而制水成本飙升。供货商是位乡镇企业私人承包者。他采用行贿方法，使其财路畅通无阻。每到年末，我与小组其他几个同事都会收到他送来的几条大鱼，是为年节礼品。并盛情邀请我等去他家做客，宴席上酒足饭饱之后，赠送每人五十元，约为当时一个青年工人的月薪。然后在四方城下鏖战，个个得胜尽兴而归。他凭这一手，估计早已成为万元户了。

 

我等比起本厂其他某些人，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我也随波逐流。当时，人们对此类损公肥私现象，在主流舆论的引导下，“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已经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但我于心不安。摇钱树在逐渐向冰棍转变。

 

恰好此时，我偶然听说，有一份中央文件叫做《合理化建议条例》。其中规定，建议采纳实施后，如有效果，奖励建议者年增产或节约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一次性发放。厂领导接到这份文件后，多时未向职工传达。有人猜测，可能是比例太低，没人会感兴趣。但我如获至宝。因为，当时发生的贪腐事件，写大字报揭露被禁止，书面向上级有关机构反映遭拒绝，甚至可能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大帽子。现在好了，有了“条例”这柄尚方宝剑，可以“曲线救厂”了。

 

首先，从本职工作干起。我建议更换原料供应商，为此在外奔波了好几天，找到另一家正当经营的乡镇企业。该厂原料试用好几个月，证明效果较好，粗略估计，比前一家厂年节约成本好几万元，少算为两万元吧，百分之一点五，奖金应为三百元。但我要求兑现，新厂长经过多次“研究研究”后，只批给我三十元，理由是没有精确计算数据，只能发个鼓励奖。对这点我也认可，下次要吸取教训。

 

但这次建议对我得不偿失。因为我只获得一次性三十元奖金，以前则是每年五十元，还有几条大鱼和享受一天两次的丰盛酒宴，而且得罪了同事，损害了他的利益。不过，我精神上胜利了，算是为企业作出了一点贡献吧。同厂内贪腐分子对着干，旗开得胜。

 

我再接再厉再提建议，这次可抱了个大西瓜。我所在制水小组的工作，就是将长江浑水澄清后再泵送至生产车间供生产印染布用。生产车间染化料池地势较高，需化料时，水压不足。他们便打电话给我组值班工，要求增开一台水泵加压。每日三班，增开水泵加压约十小时。但化染料用水很小，绝大部分都浪费于其它用水处常开不关的水压上了。我的建议是在化料池附近低处另建一个蓄水池，再按一个微型泵，需用即开，不用即停，再也不用电话通知我组“加压”了。

 

水泵配套电机45千瓦，每小时输水量三百吨，每天十小时三千吨，一年计算三百个工作日，共计九十万吨，每吨最低成本价二角二分，年节约近二十万元，百分之一点五，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可得奖金三千元。

 

当时，二十万元是个什么概念？相当于我组上十名工人几十年的工资总额。我这一次，证据齐全，有建议实施前后工作纪录表对照为证。但他仍然只给我三十元，竟然只有低至百分之一点五奖金比例的百分之一！

 

中国国有企业最大的悲哀，莫过于其领导者中，少有人会打算盘，更未学会用小钱换大钱的企业经营本事。“十佳厂长”尚且如此，其他人不用说了。

 

但是，追根溯源，这一事件，即我为企业每年节约二十万元，却只能一次性获得三十元，反映了上层领导者中的一种习惯观念，奖金比例一点五的政策制定者和将此低比例再打一个0.1%折扣的政策执行者，两者的头脑中其实早已根深蒂固地形成了一种不能让无产阶级劳动者致富的习惯观念，于是尽量压抑。因而，这一习惯观念影响下制定的政策行为，就注定了由于这一政策行为不可能调动起劳动群众的创新工作精神及其积极性，国有企业必然走向低效而衰落。

 

再续前文。这位新厂长接班后压力很大，因为本厂之前上交利税每年是两、三千万元，有的年份甚至更高。他来厂后陡然降为一千多万元。其中原因，他当然知道，但他想不出应对之策。上级官僚之所以封他为“十佳厂长”，重奖三万元，是指望他使本厂效益更上一层楼，没料到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那时，每年召开一次厂职工代表大会。我是小组代表，多年与会。新厂长每次都在会上诉苦，原材料等成本高涨，影响利税。言下之意，效益下降非我无能，客观因素使然。

 

当年，西化派人士在舆论上竭力鼓吹资产阶级英雄史观，一个能人救活一家厂，甚至多家厂的故事，媒体上连篇累牍地登载。今天看来，其目的是否定毛泽东历来倡导的无产阶级人民史观，也是非毛化的一部分重要内容。搞垮国有企业，复辟资本主义，舆论先行。

 

这位厂长很可能深受这种舆论的影响，所以不愿屈尊下访。我的建议是通过一位专司其职的干部采纳后实施的，也是他向厂长汇报而讨得三十元奖金，再交给我。厂长理应知道，我的建议有助于扭转利税下降趋势而使本厂走出困境。但他仍然对我个职工代表不屑一顾。要我去巴结他，也做不到。新厂长不知道的是，他主观上的失策，比客观上新生的不利因素，对本厂的利益损害更严重。

 

新厂长上任伊始，就遭遇下马威。上文已述，本厂生产关键设备丝光机，三台原机经过技术革新后的双头进出布丝光机，其中一台磨损严重而淘汰，换购一台新机却是单头进出布，产能降低一半。也就是说，原年产值一亿四千万元，减少了六分之一，约二千三百多万元，利税相应减少了几百万元。

 

我准备提出的第三条建议，新机技术复旧。本厂当年技术革新单改双的老工人大多还健在，只是退休了。但他们就住在与厂区一墙之隔的宿舍区，我经常与他们路上相遇，并互致问候。单改双，他们曾经成功干过，技术上驾轻就熟，完全没有问题。本厂也有条件配备各种相关零件，只需十人左右，一月之内完成。即使奖金比例低至年增产值的百分之一点五，也有三十五万元，每人可得三万五。这在当时，好像可购置一套两室一厅的新楼房，使这些老师傅晚年的居住环境大为改善。上级文件规定的奖金，人们若是相信会不打折扣顺利兑现，恐怕会将这个建议争抢得打破脑壳。但是，厂长的“老三十”，能使这些老工人心动而临时回厂发挥余热吗？我的这条建议只好胎死腹中了。

 

他另一失策后果更严重。新厂长还是有开拓精神的，主观上似乎也想继续提高本厂资产利润率。他游说上级领导批准，进口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比较新颖的双面印花机。听说是生产高端产品，专供高级宾馆作窗帘用。全国独家生产，利润可能很高，花了几百万元外汇（可能指美元）。但出乎意外，始终生产不出合格品，断断续续折腾了几个月，浪费了大量坯布。洋机质量没问题。人们大概认为，那一定是本厂印花机操作工技术不行。恰恰相反，本厂技工在全国印染行业中技术首屈一指，世界上也属一流，顶尖级的。

 

原来，问题出在工资利益分配上。在他之前，即他进厂之前，上海老师傅们陆续退休，印花机操作工主力，武汉中年工人取而代之。因而印花布质量下降。原厂长想在自己退休之前，工作划上完美的句号。有一天，他下车间指责武汉工人不争气，向上海师傅学习二十多年了，技艺还没学到手。武汉工人不服气：“我们要是拿他们那样的高工资，会比他们干得更好！”厂长用激将法：“你们要是干出他们的水平，我保证你们拿那样高的工资！”并交底说，他的这一承诺，得到了局党委书记的支持。武汉工人信以为真，多年的愿望可能实现了，干劲大增。

 

据与我同时进厂，后被分配到印花车间的一位师兄弟告诉我，他们闻讯，随即行动起来，仿照原上海“泰兴帮”那一套方法，大家多次聚在一起，都将各人的一技之长倾囊而出，集思广益，群策群力，相互切磋，短时间内便共同提高了印花布工艺技术。

 

当时，上海每年举办一次“上海花布之春”印花布展销会，我厂都去参会捧场，不过是配角。八十年代某年，中央纺织工业部空前绝后颁发了几块印花布银质奖（没有金质奖），被武汉印染厂多样品种的印花布一举囊括。听说，部领导看武印在三十年代的老旧机器上生产出了八十年代先进水平的印花布，不禁啧啧称奇。但加工资承诺却没有兑现，因为老厂长退休，新厂长新官不理旧账。我那班师兄弟们大失所望。新厂长一毛不拔的报应接着就来了，几百万美元巨额外汇购买的进口双面印花机试制不出合格品，只能弃置，成为一堆废铁。

 

这种检芝麻，丢西瓜的骚操作，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并非只有“十佳厂长”一人在干，而存在着普遍性。人们的习惯观念认为，榨取劳动者的剩余价值越多，企业效率便会越高。其实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而非辨证唯物主义观念，在现实中效果相反。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判断企业操作运营是否真理的唯一标准则应是其效率，中国企业家中，可能少有人懂得这个道理，包括这位高学历，高智商和高能力的“十佳厂长”。

 

不懂其理，这里指的是没人知道提高企业效率正确而有效的方法。习惯观念影响下制定的政策，企业的分配机制，利益向职位，而不是业绩倾斜。厂长无功受禄，重奖三万元，认为理所当然；我是工人，一条建议实施后，每年可为企业节约二十万元，按照中央文件规定，可一次性提取百分之一点五的三千元作为奖金，我却领不到手，没人说是不合理。这种分配政策和作法的逆反效应可以想象得到，但却改变不了领导者的习惯观念，及在这种观念影响下制定的政策。

 

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是有规律可循的。这种规律就反映与表现于劳动群众在其生产活动中产生的迥然不同现象上。

 

透过现象看本质。1980年代初，中央一次经济工作会议，决定调整国民经济结构，重点发展轻纺工业，克服当时市场物质供应短缺困难。在武汉市，我厂是最大的关照重点。80和81两年，星期天不休息，节假日也加班，大干苦干是常态。但与1958年那次截然相反，没有人喊苦，无不兴高采烈，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原来，物质刺激发挥了作用。那两年，本厂经常给每个职工发放些生活物质，如五斤油，五斤糖，五斤水果···当时横向比较，其他厂羡慕得很。比往年更稀罕的是，每月还多次发些不知名目的奖金，一次十元，或二十元，总额往往甚至超过正工资。因此，有上海职工说，这学的就是私营时代，天一厂老板用过的放长线钓大鱼的方法。果然，四两拨千斤，后来曾听财务科一位干部说，那两年，我厂一家利税，竟然奇迹般地占到了武汉地方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这大慨是新中国经济建设史上，国有企业用小钱换大钱的一个最成功范例。

 

因为本厂职工，特别是武汉职工那时认为媒体上说还要“深入改革”，如此发展下去，很有可能也会像上海职工那样富裕起来，因而干劲倍增。但是，社会上传统平均主义习惯观念有意见了。上级领导对我厂打招呼：“要照顾左邻右舍的情绪。”于是每月停发“几个五”，一、二十元奖金也没有了。与之同时，却给新厂长发放年奖三万元。

 

不同路线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利益倾向。也就是说，本厂原来的群众路线变为精英路线。在这位精英新厂长领导下，几年功夫，武汉印染厂这株大摇钱树变为一支冰棍消失了。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将这套“魔术”反向操作，复兴国企，消失了的冰棍使它重新变为摇钱树。

 

简而言之，中国实现全民共同富裕，取决于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但要明白，高质量发展，不在于中央的决心有多么大，各地方各部门各行业的领导者多么努力，而决定于亿万劳动者是否充分发挥了创新工作精神，积极性的发挥，需要依靠两种手段，一是政治挂帅，二是物质刺激。前一种手段，曾经灵验，后来因故失灵了。现在既然失灵，那就只能采用后一种手段，以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目的。

社会主义国家公有制企业职工群众，也要转变习惯观念，即从被雇佣劳动者的观念，转变为是企业主人翁的观念。

 

我回顾自己一生的工作经历，发现在不同的时代社会和企业环境中，自己在工作中的表现，感觉时而像是企业主人翁，时而又如雇佣劳动者，决定于当时不同路线下上级制定的政策对自己的影响。我认为我的工作经历与表现，在中国经济建设，特别是国有企业实践中，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概括起来，我的工作经历曾有两种情况。一是在1956年刚进厂工作时，中国企业中毛泽东路线正大行其道，那时耳闻目睹，多是令人精神振奋的事件。例如，在宏观政治层面上，工人阶级被捧上天，时兴歌曲都是“咱们工人有力量”之类，新闻报道则多为经济建设中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先进工作者和劳动模范事绩，鞍钢工人王崇伦，东北某厂马恒昌小组等，是当时人们敬仰的明星。在微观经济层面上，工资分配也比较符合按劳分配原则，根据各人的技术水平考核定级。在这样一种时代社会和企业环境中，我深受感动，经常想的都是如何学习技术，追求进步，像师傅们那样发挥创新劳动精神，多提建议，改进工作。回顾当年我的这种心态，不就是一种企业主人翁才可能有的思想观念吗？

 

但一两年后，我的思想情况就转变为雇佣劳动者的心态了。倒不是我追求进步只有五分钟热度，而是因为社会大环境变了，我的观念也随之改变。

 

计划经济前三十年，不要混为一谈，应当分为两个时期。从解放后到“一五”，主席路线占主导地位的前一个时期，约为八年，是我等劳苦大众空前地扬眉吐气的时期，劳动者发扬国家主人翁精神，使企业效率大为提高的时期。后二十二年是什么时期，情况比较复杂，另当别论。新的一线领导人，首先将主席那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贬之为“游击习气”，经济工作中强调“正规化”，实际上就是要学习计划经济的先驱，前苏联“马钢宪法”的“一长制”。正是，好比井岗山革命战争时期，博古和李德的“正规”路线，取代了主席的独创路线一样。

 

当时，两条路线表现在国有企业赖以实现高效率的两种机制及其方法的取舍上。一是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以前的以下督上为其内容和形式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再适用于领导干部身上了，反而以上驭下，热衷于对劳动群众做“思想工作”，做法令人啼笑皆非：填鸭式灌输。前期见识与经历过主席思想教育的企业劳动者不是愚民，他们从亲身体验中，感觉到了自己不再是企业主人翁了，而重新沦落为被官僚管制的雇佣劳动者。心态不同，表现各异。下文举例补叙。

 

第二种机制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左倾教条主义领导人可能是不自觉地将其破坏，甚至茫然无知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至今未予重视而不思改正。这一事件抽象理论说不清楚，还是让我现身说法，举例具体阐述。

 

不同路线政策下，实行的处理事物方法各异，有的正确，有的错误，反映在其产生的效应上，两者泾渭分明，甚至天壤之别，对劳动者的影响大不相同。

 

例如，1956年，在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国营和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实行了一种比较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改革方法，因而一时间在中国劳动者，特别是青年工人中，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学习技术热潮。其集中表现是科学技术书籍俏销。如当年华中工学院赵学田教授编写的《机械工人制图》之类书籍供不应求，一版再版。主席还亲切接见了赵教授，赞扬他为国家的工业技术进步干了一件大好事。

 

可是，这一大见成效的方法，第二年却被新一线领导人实行的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另搞一种方法予以否定，劳动者学习技术的热潮也随之在这种错误方法的影响下，从此消声匿迹平息了。

 

几十年后，这一错误的工资分配方法显示了它的巨大恶果。大约距今十多年前，我看到一则媒体报道，内容是一位人称“车工大王”的能工巧匠，将自己工作中的高招绝活经验，编写成书，却苦于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接手，后在一位领导同志的关心帮助下，才得以出版发行。出版社为什么不愿接手？因为市场经济讲究经济效益，此类科技书籍长期无人问津。又据报道，有关部门统计，中国高级技工占工人中的比例只有5%，而发达工业国家则为三分之一左右。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让我从头说起。建国初期开始工业建设。当时，由于从旧中国继承过来的技术家底极其薄弱，成为经济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怎样解决这一关键问题？主席对不同对象使用了各自的方法。首先，在企业中对中老年技术工人使用政治挂帅的方法。具体措施如上文所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使他们有一种空前的企业主人翁感觉，成立代表工人权益的工会，从此有了“铁饭碗”的职业保障，过去“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后顾之忧彻底解除了，所以，这些师傅们的思想大有进步，恨不得将自己的技能尽快传授给学徒们。

 

另一方面，对新进工厂的青年工人实行物质刺激的方法。具体措施是将八级工资制，使用平时表现与考核相结合的方法。例如，当时上级有关部门制定了各种工种技术级别的“应知应会”的具体标准，每年考核，每人的工资级别考上几级就是几级，有人甚至因而升上工人工程师职位，工资更高，不搞一刀切按照工龄年限平均升级。这种考核升级方法因为比较符合按劳分配原则，它的客观效应就是在国内掀起了青年工人学习技术的热潮。

 

以我为例。当时为了出人头地，争取一年后工资比别人高一、两级，可谓悬梁刺股苦学技术。每月工资多几元钱或十几元钱，当然是令我发奋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因为那多挣的钱“含金量”很高。同样工龄比别人高一、两级，表明你的智商和技能超群，能得到领导器重，申请入团可能被优先考虑，年轻姑娘也会对你格外青睐。师傅热心传授，我也刻苦学习，一年之后，本职工作中的各种机械设备，我都能独立操作了。据师傅们说，要是在过去，一般学徒工三年都难学会。

 

现代工厂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全方面配合，任何局部短缺都将影响整体生产。我的专业生产是制水供水，武汉印染厂的一颗螺丝钉，但不可或缺。本厂内迁一年后便顺利投产，也少不了我发挥的一点作用。给我的回报是培训结束后，在该厂经过考核，各项目优秀一百分，评为三级工，我很满意。

 

这就是当年主席的工资改革方法在我身上反映的效果，公私兼顾，皆大欢喜。举一反三，全国基本上都是如此情况。

 

但是，新的中央一线领导人对此方法接受不了。传统的学徒期历来是三年，出师后先从一级工干起。主席的新方法则是，学徒期从三年缩短为一年，出师后跳升到三级，这太冒进了。工资升级同技术进步一样，应当循序渐进，岂可连跳两级？顶多跳一级，都评为二级。

 

这一闷棍打下来，你知道影响有多大吗？这一与主席方法相背离的平均主义一刀切的工资分配方法，实际上是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低效率的最主要一个影响因素。但几十年来，官学两界人士至今无一人知道它的厉害。我是从自己亲身工作经历与体验的企业实践中，才知道这一方法对中国经济建设事业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危害！

 

再以我为例。与我同时在该厂培训还有一位师兄弟。他因贪玩，是个舞迷，工作表现不好，技术学习落后，考核评为一级工。可是回厂后，厂领导说遵照上级新的方法规定，废除考核，你俩都是二级工。

 

1956年春，我们进厂那批学徒约有60人，在武汉留下4人，其余50多人去上海天一厂。其中40人按排学习印染机台操作工，只学了6个月，当年10月，他们都能熟练地独立操作了，因而也都评定为三级工。

 

这真是一笔一本万利的交易！而且双方满意。虽说，他们从学徒工到三级工，短短数月，工资便从20多元提高到40多元。几乎倍增，但一年后，为内迁武汉顺利投产，每年利税二千几百万元，立下了汗马功劳。另有十多人是学修理工，还得再等半年。不料第二年回汉后被告知，只能评为二级工。这一下子，炸开了锅。十多人相约去市纺管局找领导理论，为什么不兑现一年前的承诺考核定级？局领导无言以对。他们当晚便在局办公桌上睡觉，声称不答应要求，决不收兵！最后，局领导只得暂时妥协，答应考核定级。结果，除个别外，绝大多数考上60分及格者，都评上三级工，而我之前考上100分却是二级工，心理能平衡吗？

 

1957年春，全国多地发生青年工人闹事事件。官媒未予报道，内部传达也语焉不详。闹什么事？其实就是为了相差一级工资几元钱之争。恰巧，当年时值“鸣放”，有的马大哈官僚将其与青年工人闹事性质完全不同的这两件事混为一谈，认为闹事是被鸣放煽动起来的。于是，快刀斩乱麻，鸣放者首恶必办，被“戴帽子”，扣上右派分子实行专政，闹事者胁从从宽，被“穿小鞋”，犯了错误，作为污点，记到了个人档案上。

 

前后两种路线方法效果迥异。前一种是主席采用的方法，政治挂帅与物质刺激双管齐下，发挥各自作用，调动起千百万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促使生产建设快速发展，从而在此基础上，首先消除了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恶性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紧随其后，56年和57年，接连两年大幅度提高民众工资收入，特别使新参加工作的广大青年工人受惠。后一种是新一线领导人采用的是平均主义懒政一刀切方法，效果糟糕，但因其简单易行，省却了考核评级过程中的诸多麻烦，所以大受官僚领导者的欢迎，此后几十年依依不舍予以坚持。尽管这种方法造成的后果越来越糟糕，其表现是国企低效和工资长期冻结，却无人反思悔改。左倾教条主义者将平均分配，而不是按劳分配，在观念上认为是社会公平。

 

简而言之，主席的方法是想劳动群众之所想，因势利导，因而取得了巨大成功。另一种方法则是削足适履，要求劳动者牺牲自己正当的切身利益，服从官方统一平均的工资定级规定，而这规定又是缘于懒政的需要，理所当然遭到劳动者的反感与抵制。本来，根据两种方法企业实践的优劣，改革错了，再改回来就行。但不，为了维护官方的威信，偏要坚持错下去。只是变了一个花招，年复一年，号召人们“为革命学习技术”，收效甚微，无疑于对牛弹琴。

 

仍以我为例。因为失去了物质刺激的学习技术动力，从此灰心丧志。许多人同我一样，在这种心态影响下，反映在工作上，就是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混日子。

 

例如，我在培训厂学习知道“巡视检查法”能够降低制水原料成本，但也了解同事们都不会愿意为此而加大工作强度，便放弃了学以致用的努力，任其成本居高不下。

 

再如，上文提到，我所在小组有一个每年浪费20万元的现象，但因值班工们的工作效率高低与其利益无关，从不关心生产中的问题，麻木不仁，才使这一浪费现象延续了二十多年。

 

同时平均统一对工人定级的方法，压抑企业效率提高的负面作用是多方面的，其中，高级技工因而难以脱颖而出，则是其最大弊端。

 

高级技工是将科技成果快速转化为生产力的关键载体。中国不缺一流的科技人员，但严重缺乏的是能在生产过程中实践科学创意的高级技工人才。据说，因而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只有15%左右，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有30%，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60--80%水平。

 

国有企业效率低下原因何在，人们现在应当知道了吧？追根溯源，就在于那几十年一以贯之的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的工资分配方法！

 

四

 

主席教导我们，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一个方法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理论要联系实际。循着这种思路，我先发现，武汉印染厂高资产利润率的经营管理模式具有极大的偶然性，难以复制推广，接着再分析它的高效率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内在逻辑，然后针对其偶然性原因寻求使之变为必然性的方法。我们如果找到了能够快速地大大地提高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的有效方法，也就解决了中国全民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

 

一个领导人对于一家企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正是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武汉印染厂前领导人，可谓超凡脱俗，只是与众不同的孤例，其产生具有偶然性。

例如，武汉印染厂的前身是上海天一印染厂，第一位领导人是私营业主唐永昌先生。那时，其他厂劳资矛盾习以为常，唯独天一厂唐老板与职工劳资两利，阶级调和，关系融洽，非常罕见，也为后来的武印厂高效率奠定了基础；其二，旧社会企业中的工头，大多都有欺压工人的行为，但私营天一厂工头陈沛霖与众不同，和工人亲如一家，由于调教有方，使他手下工人们都成为“万元户”发了财。全国没有第二个像他这样的工头，更做不到这一点；第三，公私合营内迁后，当时的武汉厂长张佩英也是一位奇特人物，大公无私，一身正气。他的月薪只有其下属上海财务科长的三分之一，但他竟然毫不计较，遵从当时的政策规定，而且顶住了左倾教条主义路线的压力，萧规曹随，继续实行私营时代的一些有利于企业提高效率的经营管理方法。

 

这三位企业领军人物的事绩，亦即是三重偶然性叠加，全国大概没有第二家企业有此现象。武汉印染厂由于上海与武汉两地职工的工资分配差距较大，所以可谓矛盾最复杂的一家国有企业，但在同时，又是国企中经营最高效的。计划经济时代，长达二十五年，每年利税能再建一家同等规模的新厂。那段时期，如此之高资产利润率，全国绝无仅有，它却发生于工资分配也是独一无二的一家企业，这一极其矛盾的偶然现象，经济学术界谁能解释明白？

 

我是学术白丁，当然更不可能明白。但我恰好工作在武印厂，身在企业实践现场，能够获得一些感性知识，经过几十年不断深入地研究，终于有了一得之见。

 

我是从观察本厂首任厂长张佩英同志的工作行为入手的。在研究他的领导作为中，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一家企业的兴衰存亡，领导者因素至关重要，是决定性的。

 

对于一位伟大人物的认识，往往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像我这样思维迟钝的人尤其如此。几十后回顾往事，猛然发觉，张佩英实际上当之无愧地应当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最伟大的企业家，只是不为人知而己。

 

我认为张佩英是位伟大的企业家，主要是他有以下两方面的事绩。一是上文已述，武汉印染厂由于工资分配差距，职工间矛盾突出。本厂如同一匹烈马，非常难以驾驭。但老张是位驭马高手，对马的烈性扬长避短，调教有方，资产利润率反而在全国首屈一指。

 

其二，就不为人知了。张佩英实际上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最早先行实践者。他根据自己长期的企业实践经验，早已找到了提高国企效率的有效方法，并试行之，立竿见影地卓有成效。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获得了显著效果的改革方法，其实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毛泽东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原则，而且，他的方法简单易行，人们只要勇于破除违背两种原则的传统习惯观念的束缚，真正拨乱反正，便能复制推广之。也就是说，为提高国企效率的改革，完全不必废除其产权体制，而只须在公有制的经营机制范围内进行。

 

但是，他的成功的改革实践，当时未能引起官学两界人士重视，甚至反有人非议否定。总之，张佩英的国企改革的方法与成果，失之交臂，被废弃之。

 

让我从头讲述发生在张佩英身上的故事。他的经历，在建国初期那个年代，对一些革命干部具有典型代表意义，也有助于了解中国新生的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情况，特别是其领导人的产生情况。

 

他是北方人，解放战争时南下来到武汉，转入地方工作。1956年被任命为武汉印染厂筹建处处长。同年，我也被招进厂。

 

约在57年，有一件小事，我对他印象深刻。原来我所在小组一位同事在他面前发牢骚，认为上海职工工资比我们高，很不合理。同事原以为会引起厂长共鸣，却不料反遭到一顿严厉的训斥。厂长训斥那位同事个人主义思想严重，训斥语气，十足官腔。我偶然遇见，怕一言不合也会挨训，从此对官气严重的厂长敬而远之，整整十年，没有同他说过一句话。

 

66年文革爆发，张佩英此时已是党委书记兼厂长，厂一把手当权派，也受到冲击靠边站，下放生产车间与工人同劳动。

 

这时，一位同事朋友搬家，我去帮忙。落难书记兼厂长不请自来，热情参与。当时公交停运，同事家又很远，路上走了约一、两个小时。我便与他攀谈了起来。因为我感觉到此时与他是平等的，不用担心被他训了，便无所顾忌，畅所欲言。话题东拉西扯，不过，都是厂内发生的事件和存在的问题。

 

很自然地，我忍不住谈到了本厂沪汉两地职工工资差距“不合理”问题。果然，他的思想认识水平比我高得多，听了他的解释，使我茅塞顿开，受益匪浅。

他说，一种事物合不合理，应看它是否有效，而不能以人们的习惯观念为依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我最先听到，十多年后，这个词语才流行）而且，看问题既要一分为二，也要分清主次。工资差距有不合理的一面，但主流应当肯定，不然，怎样解释我厂的高利润率？我的责任是尽量设法减少不合理的负面影响，因势利导，发扬其合理的正面影响。他劝我多学习主席著作，特别是“两论”，即《实践论》和《矛盾论》，从中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和解决方法。

他似乎欲言又止地透露了一点工作中的苦衷，自己认为有利于企业的事，因市局领导反对而不能行，相反，有的不利于企业的事，却由于上级指示要办，只能违心而行。

 

上述谈话，只是我记得的大意，隐约觉得，他那时已经在开始研究中国国有企业效率问题了，并且可能成竹在胸。

 

我则告诉他，1964年我厂“四清”，有人认为，是以他为首的“武汉派”整外来的“上海派”。

 

“谣言，决无此事！”他严肃地否认。

 

我又说，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要把陈沛霖打成“封建把头”。为了保险，给自己扣上一顶帽子：“可能是我思想认识上有问题，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不料，他听后却笑了，“这顶帽子，当时也有人扣在我的头上！”

 

我发现他身上的官气已经烟消云散，荡然无存。文革一举恢复了建国初期，主席在一线领导时那种领导干部与群众融洽的状态。

 

文革进入军队支左阶段，厂领导职位被一位军代表取而代之。那位军代表爱贪小便宜，每天拎着一个大皮包上班，后在厂里将一些零头布塞进包里，下班再带回家。有人发现后告诉门卫，要求注意对他检查，但门卫不敢，因为他是领导。这事被老张知道了，虽然不在其位，但他仍然利用昔日权威，不计个人利害，嘱咐门卫必须检查，从而让那位军代表出了一次洋相。当时，厂里上行下效，开始出现了偷窃苗头。经此一事，不令而止。由此也可看出，他的领导权威仍然无形地存在，厂里似乎有一个“影子内阁”还在发生作用，生产照常进行。

 

文革后，本厂领导人事又发生了变动。张佩英上调至市纺织工业管理局，升任局党委书记，厂党委书记兼厂长一职，则由一位原上海职工接任。我从一位知情人转告得知，局里张书记仍对我厂难舍旧情，重点关注。

 

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学大庆，收效甚微，无疾而终。什么原因？学的方法未能适应欲达到目的之需要。大庆精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完全正确，应大力提倡。但艰苦奋斗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当时的领导者将手段与目的两者关系搞错了，如同今天的马大哈官僚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替代全民共同富裕当作目的而非手段一样。左倾与右倾，殊途而同归。

 

学大庆艰苦奋斗，目的是改变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中国工业落后面貌，提高企业效率，在高效率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最后目的的落实点是改善人民生活。

 

主席建国初期在一线领导时，十分注重实事求是，取信于民。“生产长一寸，福利长一分。”口号宁可喊得保守，也决不过头。生产与福利，两者相长是一寸比一分的关系。但人民群众，特别是劳工，从自己切身感受中，生活福利的改善，显然要大于这个比例。于是，上层领导与下面群众就自然地产生了一种相互信任的关系。当时，领导一再号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群众也乐此不疲地积极响应，因为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深知，这对自己有好处。又进一步形成良性循环，生产与福利相互促进。

 

但在后来，主席退居二线，新的一线领导人与主席的行之有效方法反其道而行之，大跃进，高许愿，“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实行一条形左实右的错误路线。结果，人祸加上天灾，尽管当时劳动群众夜以继日地苦干，超时工作，老百姓反而饿肚子。这搞的是什么名堂？一次失信于民，后果是严重的。官民之间彼此隔阂，产生了信任危机。群众对领导发出的号召，不再无条件响应了。阳奉阴违的歪风则应运而生，成为常态。相对于主席在一线领导时的情况，劳动者当时可谓普遍在怠工。

 

从此，人们为自己订了一条原则，先要得到实惠，后再艰苦奋斗，以免又上当受骗。经济领导者都是高智商的聪明人，当然了解群众当时的这种心理，更知道为了调动劳动者的工作积极性，今后需采用先予后取的方法。

 

但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先给予劳动群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做得到吗？有心无力。因为只有等到劳动者积极工作，企业效率提高了，才有物质条件改善劳动群众的生活。在此之前，难以先予，因而造成僵局。黔驴技穷之下，领导们便一再强调艰苦奋斗精神，先积极工作起来吧，却又犯下大忌。重点宣扬大庆人如何乐于吃苦，领导办公室没有沙发，干打垒，土坯房。须知，那时劳动者向往的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艰苦奋斗不是为了住上土坯房，如同大跃进不是为了饿肚子。

 

因而，当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较快顺利发展，甚至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都决定于能否找到一条有效的方法，解开这一僵局死结。在经济企业领域，当时官学两界数以万计的人士中，唯有一人找到了，他就是张佩英同志，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伟大的企业家。抓点试行，他的方法很快取得了极其显著的效果。

 

让我先摆出他的事绩，同时说明评论。简而言之，他的成功，在于以虚带实。首先，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他已开始具有造反精神。即敢于造吃大锅饭平均主义之反，造在左倾教条主义高压政策下形成的人们习惯观念之反，造一切逆反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原则和违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群众路线的反毛路线之反。

 

当年之所以搞私有化改革，是因为在此之前，先行的国有企业改革不得其法，未能改变其低效率的情况，反而更甚，不得己而为之的无奈之举，否则，可能将发生金融危机。那时，有些企业依靠银行贷款发工资，有借无还。不得其法是主观上政策失误所致，并非客观上不存在有效方法使国有企业提高效率。

 

当时，政策操作大致是这样的：西化派书呆子经济学家们眼睛向外不向内，将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企业管理“先进理念”奉为圭臬，囫囵吞枣，引进国内。马大哈官僚照单全收，现成采用。结果因水土不服，事与愿违。

 

张佩英则不然，立足国内社会情况，根据自己长期领导企业的实践经验，去粗取精，探索出了一套有效的经营管理方法，以武汉印染厂为试点单位，一项一项地逐步推行。

 

以前他在厂时，可能已成竹在胸，但受制于市局领导，空有理想方法而不得行。现在他已是市纺管局一把手了，趁着改革开放初期提倡拨乱反正，但又莫衷一是，他便得以在其权限之内，大展宏图。

 

这位伟大的企业家不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初心，牢记建设社会主义的使命，发挥大无畏造反精神进行改革。他首先对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陋习开刀。计划经济时代，各企业间效率高低不同，但工资与福利却相同，甚至颠倒，即效率高者反被歧视。让我以福利房为例，细说其详。

 

1956年，公私合营上海天一印染厂职工及其家属准备随厂内迁武汉，因而需要先建家属宿舍。照道理说，这株摇钱树移植过来，武汉地方财政应当拨出专款建房安置，谁知当时的市局领导却别出心裁，干了件空前绝后，独一无二的缺德事，自己一毛不拔，竟然建起了十多栋三层楼房。钱从何来？

 

原来，私营天一厂工会有四十万元公积金。四十万元当时是个什么概念？一架进口苏联战斗机十五万元，可买二又三分之二架飞机。这可是上海职工的血汗钱，却被混账官僚充公挪用于建设公有楼房。共工人们的产，你听说过吗？但这十多栋楼房只够上海职工居住，更多的武汉职工怎么办？便压缩上海职工住房面积，给予一小部分武汉职工居住。因而，总体上本厂住房问题比其他厂严重。

 

如果说当时武汉地方财政紧张，拿不出钱来为我厂建房，情有可原。但是，此后我厂投产后，每年上交巨额利税，只要拿出其中的小头，不，零头，便可解决住房问题。我厂连年申请，搞企业间平均主义福利待遇的市局官僚，竟然近二十年借口统筹解决而置之不理。

 

从这件事上反映出了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的一个原因，即企业效率与其职工的福利待遇毫不相关，人们哪来动力搞好企业？武印厂高效率成为例外，是依赖于其保存着独特的工资分配机制和劳动组织机制还在发挥着积极作用。

 

张佩英找到了“国企病”产生的原因，对症下药，以我厂试点，从建福利房入手。80年代初期，国有企业效率普遍不佳。在那时有建家属宿舍的吗？据我所知，在武汉市大概极少有这样的厂家，因为无钱啊。唯独武汉印染厂大兴土木，连续多年建了十多栋六层至八层的多层楼房，名曰“武印二村”（我厂倒闭后改称‘四清里社区’）。建筑面积超过二十多年前的“武印一村”。

 

第二项具体福利措施是发放生活物资用品，就是前文已述的五斤油，五斤糖，五斤水果···当时，左邻右舍各厂职工羡慕得很。

 

第三项进一步提高发放质量，改为现金，隔个几天，一次十元或二十元，不知什么名目的奖金，每月总数经常超过当时的正工资。

 

此外，空前地组织职工分批去风景名胜地旅游，如桂林、黄山等地。如此之类福利不一而足，在当时武汉各企业中非常突出，好像独此一家如此“滥搞”。

 

因此，引起全市轰动。一是遭到某些上级官僚的非议否定，如此“滥发”钱物，不仅破坏了无产阶级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甚至鼓励资产阶级吃喝玩乐的生活方式。此风断不可长！二是全市纺织系统几十家工厂，其他厂到纺管局兴师问罪，为什么武印厂发那么多钱物，而让我们喝西北风？一碗水要端平！

 

张书记据理反问，你们为什么不同武汉印染厂比对国家的贡献？武印的优厚福利是建立在高效率，国家和企业得大头，职工得小头的原则基础之上，有什么错？只要你们向他学习，提高企业效率，我也一样支持你们增加收入。说得那些闹事者自知理亏，哑口无言。他们也因此明白，至少在武汉市纺织系统各工厂内，今后逐渐要改为按劳分配行事了，不能再吃大锅饭。国有企业真正地要开始改革了，从改革工资福利分配入手，武汉印染厂典型引路，准备带动一般。

 

在当年那段时期，武汉印染厂在张书记具体遥控领导下，采用他的上述方法改革，大获成功，在当时社会上企业普遍不景气情况下，本厂效率逆势上扬，在原有的高利润率基础上，更上一层楼，可能打破了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国有企业资产利润率的最高纪录。这是有据可查的事实，有不信者，可去核查，现在还有健在的知情人。

 

老张一不做二不休，顶住了当时上层反改革保守派官僚的不满压力，坚特造反精神，我行我素，继续推行他的行之有效的改革。

 

计划经济时代，中国工业产品质量，受当时市场物质供应短缺的影响，一般地说，不如人意。同类产品与国外先进水平相比，质量较差。因此，西化派学者又将这一现象归咎于国有企业产权体制。老张决心纠正这一偏见。

 

他认为问题出在工资利益分配机制上，干好干坏一个样，与企业产权体制毫无关系。因而，必须改革分配机制，这是解决中国产品质量问题的根本方法。

 

我厂主要产品棉织印花布，以前注重高产，忽视优质，因而在国内同类产品中，质量处于中游水平。“高薪”的上海师傅逐渐退休，普薪的武汉工人的机器操作技艺就降低了，印花布质量也随之不如以前。时任厂书记兼厂长便向局书记张佩英反映这一情况，求解解决方法。听说，张书记为此有一天特意回到本厂，向他熟识的武汉印花机操作工承诺，如能显著提高质量，他愿设法倍增工人们的月薪，从而调动了工人们创新劳动的工作积极性，结果，正如前文所述，经过本厂工人奋战，一举囊括了当年中央纺织工业部颁发的所有奖牌，武汉印染厂生产的印花布名冠全国。中国自近代以来，一百多年后，武汉印花布是本市唯一获此殊荣的机器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破了天荒。

 

企业家张佩英判断企业问题准确无误，解决问题的方法也对路有效，又一次成功地四两拨千斤，花小钱，办成了大事。

 

张书记上述那些事件，今天看来，不过是小打小闹，不足挂齿。但在长期实行平均主义利益分配的当时，因为是前所未有的改革措施，所以在厂内外引起轰动效应，也取得了意料之外的巨大效果。

 

后来，他又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改革创见，事关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可能发挥其决定性作用。先介绍一下那项改革创见的前因后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有企业“抓大放小”搞私有化改革，当时尽人皆知，主要原因在于腐败现象无法遏制地发展，导致企业效益日益下降，不得不然。但是，腐败现象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它有个从不正之风“进化”而来的过程。因为，计划经济时代已经基本绝迹的腐败现象，腐败分子慑于过去整治的余威，开始时并不敢放肆，死灰是逐渐复燃的。问题在于当时未能找到一种方法防微杜渐。如果当初采用张书记的那项改革方法，那么，中国经济发展将走向另一种方向，社会主义方向，公有制企业仍会在今天中国经济社会上占据着主体地位。

 

最初的不正之风的一个主要表现是以权谋私。例如，本厂劳动人事科有一位干部就是个典型人物。那时，工作调动许多人有求于他，人们为了加大委托之事办成的概率，有的人便送给他一些礼物，如烟酒鱼肉之类，他都笑纳了。本来，一个愿送，一个照收，人之常情，无可厚非。但问题是，他把自己的工作当作一种买卖关系，你若无“表示”，他就拖延不办，能奈我何？如此之类事件有个共同特点，受益者往往是有一定权力的干部，而利益被损者则大多是无权的普通工人。这就激起了一些有“极左”思想意识者的愤慨。

 

生产车间有一位中年工人，自称“反潮流”，写大字报将那位人事科干部称为“人贩子”，上纲上线，狠揭猛批。厂内许多职工都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的主要矛头是指向那些隐蔽的一时未敢暴露，但人们能感觉到的更大的以权谋私者。此人多次揭批大字报引起全厂工人群众的共鸣。

 

简介一下这位大字报作者。他文革前高中毕业后进入本厂不久参军，在部队十年听说已是副营级干部，又复员返厂当工人。

 

时任厂长年老即将退休，需有人接任。这时，一条新闻轰动全厂，新厂长民主选举，不再由上级委任。我的猜测，这一定是张佩英的主张，因为这在他的局党委书记权限之内，而他熟悉本厂情况，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更重要的是改革国有企业领导选拔机制这一破天荒之举，在当时的中国，也只有他才有这种胆魄，因为要面临强大的官场上保守习惯势力的反对。

 

有人郑重其事，在生产车间调查，一一询问：“你将选谁？”几乎异口同声，表示准备选那位在部队经过十年缎练，复员返厂写大字报“反潮流”的中年工人，理由很简单，可能西化派学者认为这个理由极其荒唐：此人脸黑，敢于碰硬。

 

但这一调查结果引起一些有权势的潜在腐败分子的担忧，此人连不正之风都不让搞，以后当上厂长，我们还有好果子吃吗？因而对民主选举很不感冒，欲破坏这一改革。

 

怎样破坏？借口“知识化”，厂长候选人必须要有大专学历，量身定制，将那个“反潮流”分子排斥在外，另选一个业余电视大学毕业的青年工人取而代之。也不搞一人一票的直选，改为在职工代表大会上走过场通过。我当时投了弃权票。

 

但是这位“选举”上来的青年厂长没有威信，无人买账，只得将他调往他厂另用，最后还是恢复上级委任制，任命那位还未干出成绩即封他为“十佳厂长”的新厂长。老夫精通麻衣神相，当年一看来的新厂长是位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便知武汉印染厂厄运将临也。

 

不同性质的企业对其领导者的素质要求也各异。例如，以成功论英雄，美国电气公司前总裁，专家学者型的韦尔奇先生，无疑是资本主义私有企业中的翘楚，他使资本飞速增值。而在中国的大庆油田，行伍出身的余秋里将军，当年也不愧是社会主义企业家，他的开创性工作，为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但若两人互换一下企业的领导工作，将会怎样？英雄恐怕会变成狗熊了。那位“十佳”新厂长，如同韦尔奇被任命为大庆油田领导者，如此乱点鸳鸯谱，后果可想而知。

 

概而言之，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决定于走什么路线，精英路线还是群众路线。张佩英的改革方法，源自于毛泽东思想的教导，即将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倾向于企业的劳动群众，民主选举本质上就是政治权益向劳动群众倾斜的一个具体方法表现。当年，中国某些上层官僚对于张佩英书记之前和以后的改革方法不以为然而否定。另搞一套，采纳西化派学者尊崇和推荐的方法，即实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走精英路线的方法。

 

张书记后来不知因为市纺管局撤消，还是退休和其它原因，总之消声匿迹了，他开创的正确有效的国有企业改革方法，也随之夭折。

 

本厂那位“十佳”新厂长，则是精英路线下应运而生的产物，他上任后，与张书记之前为提高企业效率的群众路线改革方法对着干。一方面，上文已述，忽视与压制企业职工群众正当而应有的福利待遇，认为每月发放几十元物质是“滥发”，予以停止。张书记的给创出印花布名牌的印花机操作工人以倍增工资的承诺也不兑现，连中央文件规定的年节约金额百分之一点五的合理化建议奖金也赖掉。另一方面，自己无功受禄三万元却心安理得。为了摆平关系，讨好厂上层一些有权势干部配合自己工作，对那些人的违法贪腐行为予以宽容。例如，厂党委副书记，当年竭力反对民主选举，终于得到回报，就是经常拿着一些私人发票，要求新厂长签字公费报销，明知不对，照签不误，过后又向人发牢骚，我们才知此事。听说，那位副书记也成为先富一分子，“报销专业万元户”了。

 

如此倒行逆施，企业搞得好吗？后又病急乱投医，欲搞什么合资，声称是因国企产权体制因素导致效率低下，要引进外来先进管理方法。合资对象听说是一位港商，试探性送来一批坯布，要求加工。结果，因为那时生产车间工人思想混乱不满，加工出来的都是次品，而且数量严重短少。人家见此打了退堂鼓。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资产利润率长期天下第一之高的国有企业武汉印染厂，在一位最高水平的“十佳厂长”领导下，几年功夫，竟然沦落到无人问津的境地，终于破产倒闭了。

 

五

 

有人可能说，国民经济私有化后，即使还有六亿人月收入只有一千元，不也成为“万元户”了吗？但是同为一万元，今非昔比。例如，以前我市街头早点油条，每根三分，现在两元。七十年代，我去医院拔牙，手术费五角，现在几百。可见，我们离到达共同富裕的目的地，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伟人高瞻远瞩，能预见到五十年后的社会大势。我们学习他的唯物主义观察社会发展趋势的方法，应当也有能力知道，中国五年后可能发生的情况。如若情况不妙，则要未雨绸缪，想方设法，防患于未然。

 

现在的问题情况是，私有化改革推动的生产力发展，虽然使人民生活有了很大提高，与之同时，也产生了两大祸患，一是贫富悬殊，二是腐败严重，两者正阻碍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影响所及，社会消费力不适应资本生产力的发展，导致产能过剩。解脱此困境的方法，则在于扩大外贸出口，这就与美西方发达国家产生尖锐的利益冲突了。

 

美西方发达国家民众较高的生活水平，是建立在其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与发展中国家低科技低附加值产品的交换基础上。现在，由于社会主义生产方法优越于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中国正超速发展高科技产业，从而成为“发达国家粉碎机”。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必然将使其民众因生活下降而持续不断地引发不满和社会动乱，并危及其传统旧有制度的存在。他们会坐以待毙吗？必然是以攻代守，先下手为强。

 

苍蝇专叮有缝的蛋。中国的软肋就是上述两大祸患。而这两大祸患的存在，中国社会就不可能有由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和改革的群众组成的一道铜墙铁壁。所以，美西方对付中国的方法就是企图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以压促变，搞乱中国。他们挑起的贸易战，科技战，联合起来围堵中国，目的即在于此。

 

美西方阴谋一目了然，如果让它得逞，不仅中国全民共同富裕的理想永难实现，而且，我们现有的生活水平也将严重下降。

 

显然，只有清除这两大祸患和建立一道铜墙铁壁，并且促使经济可持续发展，两者并行不悖，我们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继续向全民共同富裕的目的地前进。

 

那么，今后究竟用什么样手段，能实现我们的这一目的呢？我认为，利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这个载体，依靠劳动阶级，特别是其中的产业工人，便能实现。

 

具体而言，首先必须正本清源，否定经济学上的两个“世界共识”。一个共识，认为公有制企业效率低于私有制，源自其产权体制因素。我在本文上几章中已阐述了，这个共识错了，而应是缘于公企的经营机制选择失误。因而，欲提高企业效率不必搞私有化产权改革，而在公有制企业范围内改善其机制即可。

 

另一个共识，市场经济没有性别之分，也搞错了。由于不分姓“社”姓“资”，实际上缺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便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理论，用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实践，驴唇不对马嘴，能不出问题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缺位，不等于它不存在产生的可能性。理论的基础是实践。我们可以根据之前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实践，包括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取成去败，拨乱反正，由简入繁地创立新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用之于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企业实践，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

 

创立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需要掌握三个原则，一是毛泽东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原则，二是江泽民强调的与时俱进原则，三是钱学森提出的离经不叛道原则。

 

我认为，相对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性质不同，也即其三大特征。

 

其一，权利倾向。这里指的是包括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权利倾向于劳动阶级，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倾向于资产阶级，叫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公有制企业制度也有个“历史周期律”问题，搞得不好，公有制就会变为私有制，国内外都不乏其例。能否防止与根绝这一经济现象在中国再次发生？就决定于我们的公有制企业权利倾向于企业职工群众的制度建设，有，还是无。

 

其实，这种公后来改为私的经济制度变化，几十年前，早在主席的忧虑预想之中。他倡导的“鞍钢宪法”，就是为防止经济制度公变私的制度建设的一种方法尝试。

 

劳动群众对某种经济制度的态度，好感拥护，还是反感离弃，取决于那一种经济制度的权利倾向对其的感受影响。1956年，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

 

劳动者中，可谓普遍感到兴奋，许多人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因为，当时理论上宣传，社会主义社会，当然也包括其经济社会的公有制企业中，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不再是过去私营时代中被剥削的雇佣劳动者了。也就是说，政治权益地位空前地大为提高。更重要的是，在实际上，实行的是主席在一线领导时的群众路线，十分重视劳动者的经济利益，例如稳定物价，公费医疗，铁饭碗，不再担忧失业了，八小时工作制，而以前是十二小时，减时不减薪，等等。如此公有制经济，不论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劳动群众在这种公有制企业中工作，当然热爱珍惜，并为之卖力的干。

 

但是，前文已述，后来的一线领导人的路线变了，大多数劳动者在这种路线操弄下的企业中工作，感觉到自己不过是做工为吃饭而已，所谓“企业主人翁”名存实亡了。因而，理所当然地产生了一种对此企业制度离弃的潜在动力，由于当时公有制企业一统天下，人们没有择业自由，这种离弃情况才未出现。

 

几十年后，改革开放，外资和私营企业应运而生，从而为某些对国有企业的分配机制心怀不满者提供了跳槽的机遇。先讲一个人的故事。

 

本厂花布图样设计室有一位青年设计师，美术中专学历，但他设计的图样清新，吸人眼球，故被业内人士誉为中国花布设计状元。这位“状元”的工资却比我低，因为我凭熬年头混上了八级工，工龄比他长。若论对企业的贡献和各人本职业务水平，显然他比我强。但本厂在分配福利房时，我分到了一套两室一厅住房，青年状元因工龄短，只够格住一单间，而且厨厕还要同他人家共用。凭其超群技艺，他心里能平衡吗？大概早就想另攀高枝了。不久，他果然被外地一家港资印染厂挖走了。听说，该厂对他大幅度提高工资，还送给一套上百平米新楼房。

 

当年，海外资本企业异军突起，中国那时社会上并无闲置的技术人才可供其招聘使用，他们来时技术一片空白，但很快却能投入正常生产，这是如何做到的？原来，就是上述那样用高薪从当时的国有企业挖走大量人才。在技术人才方面，国企一直在失血而为他人补血，这也是国企效率低于外企的一个重要原因，祸根则是计划经济时代那条形左实右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国有企业中实行的平均主义利益分配机制。我们今后欲复兴公有制企业，想方设法留住和吸引技术人才为我所用，势在必行。也就是说，权利向企业劳动群众，特别是其中的高端人才倾斜，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公有制企业赖以振兴的一个特征和原则问题。

 

其二，研究重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的研究重点，是各种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的优化配置，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学则为不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利益分配。也就是说，两种主义研究提高经济效率的方法不同，前者为物的配置，后者为人的活动。

 

人们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下，采用不同的方法促进生产力发展，但当某种方法遇到阻碍困难时，便会另择其它方法解困。中国原先发展生产力的方法是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企业运营，遇到阻碍困难，便改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私有制企业运营。必须说明一下，并非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公有制企业本身低效不行，而是因其领导人采用的路线有问题，导致公企经营机制选择失误，使这一制度发生畸变，方法失灵。前文已作具体介绍。

 

接着以私有制企业为主体运营的生产力在过去较长一段时期内得到了很大发展，这是事实，应予承认。不过，这种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寅吃卯粮的方法而实现的，更以产生严重腐败和贫富悬殊两大祸患为其代价，显然不可持续。现在的问题是，这种代价已累积到严重影响经济难以可持续发展了。例如，中国最大的经济支柱房地产业风光不再，当前民众社会消费力赶不上资本产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产能过剩，根源就在于贫富悬殊问题。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产生的根源问题，世界经济史早已表明，不可能用各种资源在市场经济中的优化配置的方法解决，而且越是拖延解决，问题将越严重。这就需要我们与时俱进，另择新的解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方法了。

 

我认为，采用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运营的市场经济方法，即不同人们在生产活动中的利益分配方法，可能解决当前和此后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能否长期而永久地持续发展，决定于其两大因素，一是生产力无阻碍地发展，社会消费力与之适应；二是促使劳动群众发挥工作积极性，并能因而获得相应酬劳，使其收入不断提高，才有能力增加消费，生产力与消费力两者从而形成良性循环。

 

但是，若要形成这种循环，首先，根本之策，必须改变阶级社会上人们致富的方法，从主要“以钱生钱”改为“以技生钱”，这是什么意思？

 

所谓“以钱生钱”，意即资产阶级以其私有企业为载体，资本运营，促使生产力发展，产生效果，从而为其所得，更有能力投资。

 

“以技生钱”，则为劳动阶级以公有制企业为载体，技能操作，促使生产力发展，获得相应酬劳，从而富裕起来，提高消费能力。这个技能内容包括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优化质量，提高产量，降本增效和创新科技等。

 

两种致富方法共同点是都能促使生产力发展，不同点是两者致富后果迥异，前者只能使少数人先富，扩大社会消费力有限，适应不了资本生产力发展需要；后者绝大多数人共富，扩大社会消费力无限，能适应生产力的不断顺利发展。可见，在资产阶级精英人士中，用“以钱生钱”的方法，扶植一个十亿美元的独角兽亿万富翁，不如用同等金额，在劳动阶级先进分子中，用“以技生钱”的方法，造就一千个百万富翁或一百个千万富翁。两者为达到自身财富增值的目的，前者使用剥削他人的手段，客观后果是导致贫富两极分化，后者使用惠及他人的手段，从而有助于实现全民共同富裕。

 

既然如此，私有制企业为主体的生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早有定论，这种经济模式必然因社会消费力适应不了资本生产力发展需要，导致产能过剩而发生经济衰退和危机。中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制定的政策违背其教义，反而去发展私有制企业？

 

原来，公有制企业据说表现低效，西化派学者搬来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学的“世界共识”理论，一口咬定，国企低效源自产权体制因素，为了避免金融危机，国企私有化改革势在必行。饮鸩止渴，事出有因。

 

但我根据自己在国企的亲身实践，认为国企效率较低，缘于其在经营管理的机制中，没有采用“以技生钱”的利益分配方法。也就是说，只要采用此法，便能立竿见影地提高国企效率，谓予不信，让我实例证明。

 

上文已述，武汉印染厂原有三台双头丝光机，其中一台换新是单头进出布，使本厂利润每年减少六分之一，当时约为三、四百万元。人们因个人无利可图，全都熟视无睹。如果使用“以技生钱”的方法，动手改造新丝光机，使进出布单复双，每年减少的利润便又增加了。将这几百万元一次性奖给动手改造者，人们还会无动于衷吗？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本市新建一家武汉第二印染厂。该厂管理与技术骨干几十人皆由我厂派去，加上其他单位调入和新招，总计职工约近千人。但这家厂生产一直不正常，连年亏损。后与一个女港商“合资”，由她全权领导，生产一度好转，转亏为盈。不过，年利润不足我厂十分之一，约二百万元，被她独吞。最终还是亏损破产了，国家共计损失几千万元。这是该厂存在期间，我听说了解的大致情况。

 

我当时曾想，假使该厂采用“以技生钱”的利益分配方法，该厂不但不会长期亏损，甚至其资产利润率很有可能比我厂还要高。这种天壤之别，道理何在？

 

当年，官方号召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的标志是成为“万元户”（指年收入）。各行各业成千上万的单干者实现了目标。国有企业职工历来对上级号召率先响应，唯独这次，远远地落后于人。那时，国企职工一般月薪不足百元，因而全国无一人能凭着自己的奋发努力成为“万元户”。工人阶级，特别是其中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中国，咱们从先进分子变为落后分子了。

 

但我不甘落后，力争先进，企图在国有企业闯出一条让咱们劳动者也能致富的新路，试点单位就选在正处于亏损困境中的武汉第二印染厂。怎样具体操作？采用“以技生钱”的方法，给予我厂派去二印的几十名管理与技术骨干每人每年一万元奖金，使他们年收入一下子增加十倍，率先富起来，成为“万元户”。该厂其他几百名职工也至少工资倍增。但这钱不是白给，而是有前提条件，即他们要使该厂的资产利润率，基本上达到我厂的正常水平。这个目标有实现的可能性。

 

武汉印染厂超高资产利润率，其实现主要依靠两大因素，一是经过技术革新后有几台产能比同行其他厂家高一倍的关键生产设备双头丝光机，二是独创的“满负荷工作法”不间断地实现长期高产。前文已述，这两项都是现成样版，并非高不可攀，只要调动起该厂职工的高度专业精神和工作积极性，不难复制。

 

老夫自诩，论打算盘，比中国经济领导人高明多了。我学的是原上海天一印染厂老板唐永昌先生的以小钱换大钱的企业经营方法。例如，此次“以技生钱”方法，每年给二印职工月薪倍增和发万元奖，额外支出总计不到两百万元。但他们只要在利益激励之下，像武印“泰兴帮”职工那样，群策群力，奋发工作，即使只实现了武汉印染厂一半的利税，每年也有一千多万元。况且，该厂没有办社会的额外负担，企业成本低得多。武汉第二印染厂的命运，后来必然大不一样。

 

其三，企业管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经营方法，只要有利于提高效率，也可用之于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但是，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却有忌讳，因为不符合意识形态教条，拒绝拿来使用，反而批判和反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管理，则不能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混同用于一个规则标准，而应有所进步，因为管理层次的不同，决定企业效率的高低。

 

计划经济时代后期，即主席退居二线之后，前文已述，中国大部分时候公有制企业实行的是以上驭下，官僚路线下的严格管理层次，效率较低，表现为劳动群众工资长期冻结，少有提高。后来又遭文革后遗症影响，许多企业领导人受到冲击不再严格管理了，导致无政府主义思潮流行，企业效率雪上加霜，因而更低。计划经济时代一些事物，其作用也发生畸变，从正能量作用变为负能量作用。例如“铁饭碗”，它曾在那个时代的企业社会上发挥过巨大的技术传承推动的积极作用，后来却畸变为某些职工怠工行为的护身符。这种变化的根源在于，劳动群众在这一管理模式的实行前后感觉不同，从企业主人翁变为雇佣劳动者。

 

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国有企业改革的目的是什么？该不是存心为了把它搞垮吧？主观上说，应当不是，但客观上，当年官方制定的政策和行政作为又分明是以损害与破坏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为其目的。

 

诚然，国企必须改革，特别是被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操弄得弊端丛生，与主席的一套方法背道而驰，需要泼乱反正。改革的原则应当是向企业振兴的方向前进，事实则相反，越改越糟糕。例如，纺织工业曾是计划经济时代，武汉地方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改革几年时间，导致全军覆没。包括多家几千人的十多家工厂转盈为亏而破产倒闭，武汉印染厂这株历史悠久的大摇钱树，也莫名其妙变成一支冰棍消失了。

 

原来，当年搞垮这一大批工厂的手段虽然处心积虑，其实非常简单，一招致命，就是在全国商业部门实行私人承包制，据说是为了搞活物质流动。计划经济时代，工商两家实行统购统销，双方相安无事。进入市场经济时代需要变动，也可理解。在“一包就灵”的说教下，仓促行事，结果出大问题了。商业部门挂的还是公字招牌，工厂依旧发货，因为一时也来不及自建销售渠道。问题在于，私人承包者只收货而不付款，货款装进自己的口袋，等于公开地变相劫取。更糟糕的是政府不管了，法治失灵了，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自行去解决经济纠纷问题。奸商如鱼得水，更加肆无忌惮。

 

如此“改革”，先且不论主观意图，客观后果是让一小部分人空手套白狼，异常快速地先富起来了，成就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使其领导市场经济。当年，这类造成国有企业被损害后果的政策及其发生的事件不一而足。后来更干脆，搞什么经理人收购（MBO）将国企半卖半送给私人。

 

与对新生资产阶级输送利益慷概大方形成明显对比，咱们劳动阶级为振兴国有企业的努力而取得了效果，合理合法地应得到的利益，却遭到严苛的压抑，就发生在同一时期。例如，上文已述，改革开放初期，我从一位厂领导口中私下得知，上级有一个半保密的文件，叫做《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条例规定，建议采纳实施后取得了效果，奖励年增产或节约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我当时听后第一感觉，认为这是中央领导者带头解放思想，划时代的拨乱反正之举。因为，以前在左倾机会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物质奖励是一个忌讳名词，谁都不敢提起。

 

政策让什么人先富起来，泾渭分明。有的人致富可谓毫无底线，不管用什么手段，能富就行。至于某些人的致富事迹，语焉不详，讳莫如深。唯独对国有企业劳动者的致富之门依旧关得严紧。不知拖延多久，终于开了一条缝，出台了一个“条例”，有章可循，能够致富了，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既无媒体宣扬，也不内部传达，似乎还是有所顾忌。奖金比例则低至匪夷所思百分之一点五。

 

制定条例的领导者理应知道，国有企业各方面可供挖掘的潜力建议空间非常之大，只要因势利导，采用“以技生钱”的物质奖励方法，充分调动职工群众的创新工作精神，一点也不夸张，立竿见影，国企便能从低效走向高效。

 

武汉印染厂资产利润率高达天下第一，但在我看来，本厂到处是废弃财富可供捡拾。所以，尽管奖励比例如此之低，我也有把握成为当时富裕的万元户。于是，以身试富，提了两条建议，其中一条年节约金额二十万元，按照条例规定，可得奖金三千元。可是这百分之一点五，竟然还是个画饼！再减去百分之九十九，只有三十元！而这区区三十元，还是我跑断腿去索要才到手的！

 

几十年过去了，我为什么还对那三十元小钱耿耿于怀，不能忘却？因为我在思考一个关系国运的大问题，探寻解决方法。

 

我根据自己长时期见闻与体验到的企业实践，包括其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反复为之琢磨，不断深入研究，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国有企业的兴衰存亡，决定于其选择的经营机制与管理方法的优劣。我认为这条规律有中国经济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实践可供验证。

 

就提高国有企业效率而言，我认为极其简单，就是恢复主席在建国初期一线领导经济工作时的方法，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他们知道使用什么具体方法，提高企业在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效率。当然，当时的具体方法现在不能全盘照办，需要与时俱进加以变通。但基本原则是不变的，即企业管理中的权利向劳动群众倾斜，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调动他们的创新工作积极性。

 

官学两界某些上层人士的智商，肯定比我这个学术白丁的工人老粗高得多，他们不可能不懂得这么浅显的道理。但是，不知是否因为我的孤陋寡闻，改革至今，还少有看到过有利于振兴国有企业的政策文件和行政作为。《合理化建议奖励条例》可能是唯一有利于调动职工积极性的文件，却是欲放又止，并不准备认真执行的文件。他们为什么对振兴国有企业不感兴趣？我直到近年才恍然大悟，答案找到了，利益使然也。

 

透过现象看本质。近几十年来，经济私有化改革不断深化，与官僚腐败化逐渐成正比。一百个热衷于私有化改革的官僚，至少九十九个是腐败分子，其中一个典型人物，私化改革急先锋，某市委书记仇和。公有制社会少有油永可捞，难得以权谋私。反之，社会产权私有化便于混水摸鱼，权力变现。

 

还有某些学者，也能从私改中实现自身的重要价值。例如，某私营房地产公司，收买一位“经济学家”为其损公肥私而出谋献策，年薪数以千万元计，向资产阶级卖了个好价钱。国有企业有条件出这个价吗？

 

总而言之，实行私有制企业占经济制度主体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只可能让一小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实行公有制企业占经济制度主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可能实现全民共富。但要将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关键一环，必须改革公有制企业的管理机制。因为，原有的官僚路线下的企业管理，效率低下，低于私有制企业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专家路线下的企业管理。国企改为私企，原因即在于此。

 

所以，我们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正确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群众路线下的企业管理，使国企效率高于私企。我这么抽象地讲，难以理解，还是具体实例述评。

 

据《新华每日电讯》2022年3月9日报道，“种粮大户吐槽八成设备依赖进口，这些年，挣的利润基本上都给了国外农机企业。”国产农机主要问题一是效率低，以小麦收割机为例，国产机16小时最多能收100亩，进口机则能收400多亩；二是质量差，容易坏，会误了农时。

 

“行业数据显示，我国农机生产企业总数超过8000家，主要产品500万台套，市场规模占全球45%以上。但多位专家告诉记者，我国现代农业机械大而不强，多而不精，国产农机质量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卡脖子’难题。”

 

这个难题怎样解决？我的解决方法是，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能够统筹计划，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学打新算盘。这种新算盘优越性的集中表现是促使一马领先，带动万马奔腾。请看我的新算盘是如何打的。

 

我估计，中国因进口国外农机，每年大慨外流利润总有几百亿元。国家只需一次性拿出此数最多的十分之一，几十亿元，用以提高国内农机质量，进口替代，便可能终止年复一年地向外输出巨额利益。

 

怎样提高国内农机质量，使之达到甚至超过国外同类产品？学习中国古代出榜招贤的方法，在媒体上具体列出某种农机产品的各项技术指标，凡有能力实现者，给予重奖。奖金至少以千万元计，也可上亿。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揭榜应聘者以群体为宜，人数不限，自由结合，但需经过严格的技能等项资格审查，择其可靠者与之签定合同。面向全国包括退休的能工巧匠等各类技术人才，国内招不到，也可向国外。

 

现在八千多家农机生产企业中，应该还有若干家国有企业吧？选择几家各方面条件较好者，作为“种子”，将国家拨专款聘用的揭榜者群体，派去与该厂职工共同技术攻关。成功的关键是官方要守信义，不但要使派去的人相信，只要实现农机质量稳定达标，便能到手兑现奖金，更须给该厂职工以可信和可能心动的回报。例如，他们现在月薪四、五千元左右，农机质量达到国外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后，将大幅度提高工资，一万元以上。将原来送给外国人的利益留给国内企业的劳动群众，使他们增加社会消费力。我这个算盘打得怎么样？

 

新算盘的第一步，国家统筹计划，集中力量，使“种子”厂农机与国外先进产品同质。之后，优质优价，但性价比仍将大大高于进口产品。现在“八成设备依赖进口”，国产农机达标后，进口替代，国产货必然供不应求。

 

第二步是，扩大产量。计划经济时代，国有企业之间，有一种技术传承机制。当时，任何一家国企创造了优质高产降本增效等先进经验，其他同行厂家，只要一封介绍信，便可派人登门求教，无偿获取技术。但后来这种机制无疾而终。原来，左倾教条主义领导者否定了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物质奖励，求教方职工无利可图，不愿费力去学习了。

 

我们对这个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制度中独有的技术传承机制，也即一马领先，能使万马奔腾的机制，应当恢复，使之发挥其提高整个公有制企业效率的巨大作用。方法简单，让学习了“种子”厂先进技术的其他厂，农机产品也提高了质量后，该厂职工月薪也将大增。如此，其他厂便会争先恐后地去取经。“我国现代农业机械大而不强，专而不精，国产农机质量或成为农业现代化的‘卡脖子’难题，便迎刃而解了。

 

第三步。因为私企各自为政，互不隶属，力量分散，不可能用上述国企那样的方法，在短期内使其农机产品质量显著提高。产品质量差效率低的私企，将面临滞销困境。它们的出路何在？改私为公。但这并非行政力量干预所致，而是市场经济规则，优胜劣汰使然。让掌握了优质高效产品技术的国有企业，兼并劣质低效的私有企业，使之提高。国企也将有条件以较高薪酬吸引私企中的职工，择其高技能者入厂，不断壮大国企，形成良性循环。举一反三，其他产业也照此上

述方法办理，进而逐渐地使公有制企业重新占据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

 

坦率地说，我的所谓新算盘，不过是改良主义最温和的方法，尽量减小社会波动影响。这种方法可能有助于遏制住社会财富分配悬殊危险地继续扩大，使经济发展免受社会消费力疲弱影响而导致放缓和停滞，让党和政府向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目的地不停顿地顺利前进。但是，面对官学两界私化派的强大势力，它在实行中遭到挫折和失败的概率也很大。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改革国有企业管理机制中的领导干部选拔机制，从上级委任制改为民主选举制。具体地说，就是实行主席倡导的“鞍钢宪法”中的领导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三结合的企业集体领导。该厂的职工群众肯定比上级官僚更熟悉，更关心自己所在企业的人事情况，那些在工作中作出卓越贡献的有能力者，自然而然，会被选中。

 

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存在和发展，符合劳动阶级的利益，所以，只有他们才会真心实意地加以维护。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三个特征，企业管理，领导者的选拔机制，应是民主选举，劳动群众当家作主，是企业的主人。

 

我致力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振兴，超六十年。其目的在于追求全民共同富裕。积长期研究方法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广大劳动者的阶级权利意识，共同奋斗！

 

（作者：卢世源；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