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近日签署行政命令，首次在联邦层面将英语指定为美国的官方语言。这项政策宣称，确立单一官方语言符合美国最佳利益，旨在促进团结、培育全体公民共同的美国文化，确保政府运转的连贯性，并通过统一语言来强化共同的国家价值观，提高社会凝聚力和效率。白宫强调，鼓励移民学习和使用英语有助于美国成为共同的家园，并赋予新公民实现美国梦的能力。在特朗普政府看来，说英语不仅可以打开经济上的大门，还可以帮助新移民融入社区，参与国家传统，并回馈社会。这一举措在美国建国近250年来尚属首次，立即引发社会各界对语言政策与国家认同关系的热议：支持者认为此举有助于促进国家凝聚力和统一；反对者则担心官方语言政策会损害移民群体的权益，冲击美国多元文化的传统。特朗普政府推出此政策的原因是什么？不同国家在官方语言政策上的差异及其与民族认同、国家治理的关系是怎样的？特朗普该政策的政治深意以及未来可能引发的政策走向和影响有哪些？本文将为您逐一道来。首先是源于美国语言环境的现状与挑战。美国历来是一个多元文化、多语言的移民社会。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2019年有将近6,780万人（约占人口五分之一）在家中使用英语以外的语言。美国境内共通行超过350种语言, 西班牙语是使用人数最多的少数族裔语言（占非英语家庭的62%）。如此繁杂的语言环境给社会融合和公共服务带来挑战：政府机构需要为不懂英语者提供翻译和语言协助，以保障平等获取公共信息和服务的权利。克林顿政府曾在20世纪90年代末发布行政命令，要求联邦机构及受资助组织为有限英语能力人群提供语言协助。然而，多语言服务也意味着行政成本增加、沟通效率降低，一些英文母语群体认为多语言环境可能削弱共同的美国文化认同。社会学者指出，共同语言有助于人际沟通和社会资本形成，而语言隔阂可能导致族群隔离。这种背景下，如何在尊重多元与维护社会凝聚力之间取得平衡，成为美国语言政策长期面临的课题。其次不得不说政治因素，尤其是国家认同与移民政策取向。特朗普政府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折射出其一贯的政治取向，即强化国家认同、强调移民同化和“美国优先”的价值观。特朗普上任以来一直主张收紧移民政策，强调新移民应当融入美国主流社会。他在行政令中宣称，将英语确立为官方语言可以“简化沟通”、“强化共同的国家价值观”，打造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和高效的社会。白宫指出“指定全国官方语言是团结社会的核心”，认为公民使用同一种语言交流思想将使美国更加强大。这种论调隐含的政治讯息是——英语能力被视为认同“美国人”身份的重要标志。这一政策也呼应了特朗普支持者的普遍观感——有调查显示，大约四分之一的美国人对身边有人不会说英语感到不安。通过推行官方语言，特朗普试图向其基本盘选民证明政府在维护传统美国文化、要求移民同化方面采取了强硬行动。历史上，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曾有意避免指定官方语言，担心明确规定英语为国语会对当时讲德语、法语等移民社区造成分裂。因此美国联邦层面一直没有法定官方语言。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拉美移民的大量涌入，“英语至上”（English-Only）的呼声渐起。美国英语（U.S. English）等倡导组织长期游说，要将英语立法为官方语言，并指出已有30多个州通过法律将英语列为州官方语言。国会中的英语官方语言法案几十年来屡次提出但均未通过。特朗普的做法相当于绕过国会，以行政命令形式满足了这一政治诉求。可以说，此举既是其竞选承诺的兑现，也是对支持者情感的回应。再者，从历史经验看，语言政策往往与国家治理和社会稳定密切相关。统一的语言曾被许多国家视为构建国族认同、加强中央集权的工具。例如，法国自革命以来就确立法语的唯一官方地位，以塑造统一的法兰西民族认同，并通过教育系统推广标准法语，从而加强国家治理效率。然而，过于单一的语言政策也可能引发社会矛盾。著名的例子是斯里兰卡在1950年代推行僧伽罗语唯一官方语言，结果忽视了泰米尔语少数群体的权利，激化了族群矛盾，最终引发长期内战。反观美国，此前虽然没有联邦官方语言，但英语事实上一直处于支配地位，美国的重要历史文件如《独立宣言》和《宪法》均以英语撰写。这使得英语成为社会默认的“共同语言”，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基本的行政运作统一。特朗普此次正式确定官方语言，可以视为对这种事实状态的法律确认，意在通过制度力量巩固英语的统治地位，以期在治理上减少多语言并存可能带来的效率损失和政策掣肘。当代移民的英语适应能力其实在提高。有研究利用人口普查数据比较了不同时期移民的语言习得率，结果显示1980–2010年来美移民中约91%的人可以说英语，而1900–1930年移民中这一比例为86%。也就是说，今天的新移民较过去更可能学会英语。这表明，美国社会的同化机制依然有效，大多数第二代移民都以英语为母语。因此，一些评论认为特朗普的举措更多是出于政治象征意义，强调“身份认同”的姿态，实际对移民英语习得的影响可能有限。不过，从行政管理角度看，官方语言政策短期内直接影响的是政府服务提供的方式：特朗普的新令撤销了克林顿时期要求提供多语言服务的规定，各机构可自行决定是否用非英语提供文件和服务。换言之，联邦政府在语言服务上的义务被大幅削减。这种调整将立即考验各部门对非英语群体的服务能力和态度，也成为衡量政策成效与副作用的重要观察点。大多数国家都明确规定了官方语言。统计显示，全球超过170个国家有至少一种官方语言，其中不少国家拥有不止一种官方语言。官方语言通常用于政府日常行政、法律和教育，是国家承认的法定交流语言。然而，仍有极少数国家没有指定全国官方语言，例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墨西哥和厄立特里亚等。这些国家要么是因为某一种语言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而无需法律确认（如英国、澳大利亚的英语），要么是出于政治考量有意不设官方语言，以示对多元文化的尊重。不少人最崇拜的美国和英国恰恰都是无官方语言国家。英语是美国和英国的通用语言，但两国在国家层面长期并未明文规定英语为官方语言。美国开国时多元移民构成复杂，建国者担心确立官方语言具有排他性，可能造成社会分裂，因此选择了不设官方语言来包容不同族裔。英国历史上也是如此，英语在法律和政府中占主导，但没有成文法予以确认。这种“事实上的官方语言”模式在文化上体现了多数群体的强势，同时避免了法律上排斥少数语言的嫌疑。不过，其弊端是少数语言群体可能缺乏法律保障。在美国，这种情况部分通过联邦和地方层面的语言服务政策予以弥补（如提供西班牙语选票等），但并非源自“官方语言”地位的保障。一些国家即使存在主要通用语也选择不设官方语言，以保护本土多样性。墨西哥虽然西班牙语占主导地位，但政府并未将其定为官方语言，其用意在于提升对本国印第安原住民语言的重视和地位，不让殖民语言独占鳌头。非洲国家厄立特里亚则宪法规定全国各种语言一律平等，因而没有单一官方语，以此避免在九种民族语言间做出取舍。这些例子表明，不设官方语言本身也可以是一种语言政策，用于宣示文化平等、多元共存的理念。为了兼顾不同族群的语言权利，一些多民族国家采用多官方语言政策，通过法律赋予若干语言平等的官方地位。典型案例有印度、瑞士、加拿大等。印度是语言最复杂的国家之一，宪法第343条规定印地语（印地文书写）为联邦官方语言，同时规定在独立后15年内继续使用英语为附属官方语言。由于印度各邦语言迥异，印地语虽为第一大语言，但在南部和东部邦缺乏基础。1960年代在地方反对下，印度通过《官方语言法》无限期延续了英语的联邦官方语言地位，使印地语和英语并行不悖。此外，印度宪法还列出了22种“列入第八附表的语言”，各邦可据此规定自己的官方语言。这种安排平衡了民族统一与多元认同：印地语提供了全国性的身份认同符号，英语作为中立语言促进了各语区沟通和国际交流，而各邦语言地位的承认则维护了地方文化的尊严。印度的经验显示，官方语言政策若妥善设计，能在提升行政效率的同时兼顾语言公平。然而印英双语体制也带来阶层差异，精通英语者往往在教育和经济上占优势，单一地方语言者则可能处于不利地位，语言政策与社会公平息息相关。瑞士由德、法、意、罗曼什四种语言文化构成，联邦宪法明确规定德语、法语、意大利语为国家官方语言，三者在联邦政府中享有平等地位；罗曼什语则在与罗曼什语族群交流时具有官方语地位。各州（邦）可自行决定州内的官方语言，但须尊重传统语言区域，以维护语言社群之间的和谐。瑞士联邦政府的所有重要文件和法律都以德、法、意三种语言发布，确保不同语区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平等参与。这种多语并行治理模式增加了行政成本和沟通难度，但被视为瑞士国内各族群和平共处的基石。语言政策成为瑞士国家认同的一部分：瑞士人往往以能讲多种语言为傲，官方多语言被视为联邦团结和文化多样性的象征。瑞士的成功经验说明，在一个多语言社会里，赋予主要语言正式地位并严格保障其平等使用，可以减少因语言引起的政治纷争，从而巩固国家统一。加拿大联邦实行英语和法语双语政策。1969年通过的《官方语言法》明确规定英语和法语享有平等地位，政府有责任保护少数语言群体，并考虑不同语言社群的特殊需求。在联邦公共服务、司法和教育等领域，两种官方语言并行使用，以确保法裔和英裔公民享有同等权益。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历史上魁北克法语区的分离倾向。官方双语政策体现出加拿大对多元文化的尊重和对语言平等的法律承诺。当然，加拿大也为此付出较高的行政开销，但公平和国家统一的价值被置于优先位置。类似的双官方语言或多官方语言安排还见于比利时（荷兰语、法语、德语三语官方）、南非（11种官方语言并列）等国，皆是为了反映国家多族群构成，促进民族融合与平等。从以上比较可以看出，语言政策既是文化认同的象征，也是行政管理的工具。一个国家选择设立官方语言与否，往往取决于以下因素：第一是民族认同与国家统一。官方语言常被用来塑造国家认同。例如，以色列将希伯来语复兴为官方语言，强化了民族精神纽带；印尼在独立时选择了马来语变体“印度尼西亚语”为国语，使之凌驾于爪哇语等地方语言之上，从而凝聚出新的国家认同。相反，未设官方语言的国家通常已有根深蒂固的共同语言认同（如英语之于英国），或希望通过多语并存体现“多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如西班牙虽有官方语西班牙语，但也承认加泰罗尼亚语、巴斯克语在自治区内的共同官方地位，以示国家认同包含多元成分）。因此，有无官方语言本身传递出不同的国家认同观：单一官方语言偏重同质性认同，多官方语言或无官方语言则更强调多元并存。第二是行政效率与治理便利。确定一种官方语言可以简化国家治理。政府文件、法律、教育媒介统一，沟通成本降低，有助于行政效率和政策执行。比如，法国大革命后推行法语教育，大大减少了方言障碍，强化了中央集权统治。但多语言国家若强行推行某一语言也可能适得其反，引发抵制，从而削弱治理（前述斯里兰卡案例）。多官方语言虽然增加翻译、人力成本，但在保障各族群参与方面提高了治理的合法性和包容性。像瑞士那样注重平等翻译和语言服务，事实上巩固了各语区对联邦政府的认同，长远看有利于国家稳定。因此，行政效率与政治稳定需要权衡：有时适度的低效率（多语并行）换来高稳定，反之单一语言提高效率却可能种下不稳定的种子。第三是文化保护。官方语言政策往往肩负着保护和传承文化的使命。许多国家将本民族语言定为官方语，正是为抵御强势外语的冲击、维护文化主权。例如，爱尔兰虽然英语通行，但仍规定爱尔兰盖尔语为第一官方语言，政府机构使用双语，就是为了挽救濒危的本土语言传统。同理，加拿大在联邦层面维护法语地位，欧盟在超国家层面支持成员国语言的官方使用，都是出于文化多样性保护的考量。没有官方语言的国家也并非完全放任强势语言主导，例如澳大利亚虽无明文官方语，但近年来也投入资源复兴原住民语言。可见，语言政策与文化政策密不可分，设立官方语言可以提升某种语言的社会地位，进而保障其传承；反之，未将某语言纳入官方序列，长期看可能导致其边缘化甚至消亡。第四是社会公平与经济发展。语言能力与社会经济机会息息相关。在一个以某官方语言为主导的社会中，不谙该语言的人往往在教育、就业、司法等方面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多语政策被视作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手段，例如美国《选举法》和《民权法案》的一些条款要求为少数语言群体提供选票和服务，就是为了弥补英语优势带来的不公平。如果取消这些语言协助，一些群体获得公共资源的机会将骤降。从经济角度看，共同语言确实是市场效率的润滑剂——国内有统一语才能降低交易沟通成本，劳动力也更具全国流动性。同时，掌握强势语言（如英语）在全球化时代是竞争优势，有研究指出移民若精通英语，收入可提高显著幅度，平均可比不懂者高出30%之多。然而，多语言能力本身也是宝贵的人力资本。一项报告显示，美国雇主对双语劳工的需求在2010–2015年间翻了一番；在一些国家（如加拿大），双语者收入比单语者高出3–6个百分点。因此，官方语言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是双面的：统一语言有助于内部经济整合和对外贸易（很多国家选择将英语列为官方语正是为了融入世界经济），但过度忽视多语言技能的培养，可能让国家错失多元语言带来的国际竞争力。理想的政策应在鼓励全国共同语的同时，也重视培养国民的第二语言能力，以兼顾国内凝聚和国际发展。特朗普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其象征意义大于实际语文治理意义。这一举措向外界传递出鲜明的政治信号：美国联邦政府在其领导下将向单一文化认同倾斜，强调美国传统价值观，对多元文化表现出保留甚至逆反态度。特朗普的行政令用词中多次提到“共同价值观”、“凝聚力”等概念，这反映出他希望通过语言同化来重新塑造美国的国家身份认同。在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看来，过去几十年的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和“政治正确”政策削弱了美国的统一性和自豪感，而确立官方语言是矫正这一趋势的重要一步。可以说，此举带有明显的文化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色彩。一些分析人士指出，特朗普政府此时推行官方语言，也有转移视线、凝聚共识的政治考量——在经济通胀、外交挑战等议题上遇到困难时，聚焦文化认同议题有助于巩固基本盘支持，并在社会议程中设定一个有利于己方的话题。然而，从另一角度看，该政策也暗含了对移民群体的警示和施压。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无疑在法律和舆论上强化了“不会说英语就不算真正美国人”的观感。这可能加剧社会分裂：英语流利者和有限英语群体之间的矛盾被凸显，后者被贴上“不够美国”的标签。正如移民权益组织“美国之音”（America’s Voice）的负责人瓦妮莎·卡德纳斯所批评的那样，这项政策带有侮辱性，仿佛在“向数百万说其他语言的美国公民的眼中戳了一指”，并直接伤害那些依赖语言协助获取重要信息的人群。可见，在政治象征之外，特朗普此举也被视作其强硬移民立场的延伸——通过政策昭示政府态度：移民必须加速同化，否则将面临制度性忽视。这种强硬姿态很可能激起拉美裔等少数族裔社区的反感，加深特朗普政府与这些群体之间的政治对立。特朗普此番确立官方语言，预示着其政府接下来在移民、文化、教育等领域可能采取一系列配套措施，进一步推动“同化优先”的政策取向。在移民政策方面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将更加突出英语能力在移民制度中的地位。未来的移民筛选标准可能向会英语的申请人倾斜，例如恢复或强化“择优移民”制度，要求技术移民具备一定英语水平，减少不懂英语的低技能移民配额。这与他第一任期曾支持的《提高美国移民就业法案》（RAISE Act）的思路一致——通过积分制把语言能力作为重要加分项。与此同时，在非法移民和庇护政策上，政府或更趋强硬。近期已有迹象表明，相关部门要求寻求庇护者自行提供口译，不再由政府免费提供翻译。这一转变被批评为变相提高语言门槛，可能持续扩大到移民面谈、入籍考试等环节，迫使移民自费解决语言问题。在边境执法上，执法人员可能缺乏对非英语者的程序指引耐心，增加误解与纠纷风险。总体而言，官方语言政策将贯穿于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方针，塑造出“语言同化优先于移民权益”的基调。在公共服务与法律领域，有了官方语言的背书，联邦政府日常行政中使用其他语言的动力将降低。短期来看，各机构可能缩减甚至取消原有的多语种服务。例如，联邦机构发布的表格、说明书将更多地只提供英文版本，过去惯常附上的西班牙语等译文可能不再更新。特朗普上任第一月就下令关闭了白宫官网的西班牙语版，可见此举一以贯之。尽管行政命令表面上赋予机构“酌情决定”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上行下效的官僚体系可能倾向于“一刀切”地回归英语单语，以免冒政治风险。这对主要讲少数语言的公民获取政府信息造成障碍。例如，老年移民依赖母语了解社保、医保信息，如今可能无处获取官方译本。长远看，这可能削弱部分群体对政府的信任和参与度。在法律层面，虽然特朗普的行政令无法凌驾于国会制定的法律之上（如《选举权法》第203条仍要求特定选区提供双语选票），但其政府可能在执行上消极怠慢。这将引发法律争议：民权团体可能提起诉讼，称政府不提供语言协助侵犯了非英语人士的平等保护权和正当法律程序权。法院未来或需审查，政府完全不提供语言服务是否构成对特定族裔（按母语划分）的歧视。一旦裁定违反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关于不准因民族来源歧视的规定，特朗普的政策可能被司法限制。反之，如果法院支持行政部门自行决定语言服务范围，则美国联邦治理格局将发生深刻转变：英文将在官方领域彻底独尊，政府不再承担照顾语言少数的义务。在教育和文化政策方面，官方语言政策的影响也可能延伸至教育体系和文化舆论领域。特朗普政府可能会在联邦教育拨款和指导原则上倾斜于英语教学。例如，鼓励各州采用全英文沉浸式教学取代双语教育，减少用西班牙语等授课的双语项目支持。虽然美国基础教育主要由州地方管辖，但联邦层面可以通过拨款条件和政策倡议影响趋势。同时，可以预料特朗普会强调爱国主义教育，把英语视作美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公共舆论中，政府官员或保守派媒体可能出现更多关于“说英语才是真正爱国”的论调。这种氛围可能压缩非英语文化的公共空间，一些地方的多语公共标识、双语媒体或将面临资金和生存压力。相反，我们也可能看到另一种连锁反应：某些移民社群为了捍卫自身文化权利，更加积极地推广双语教育，开办族裔语言媒体，以对冲官方语言政策带来的影响。例如，西班牙语社区可能强化子女的双语培养，确保下一代既掌握英语也不忘母语，从而在民间层面维系多元文化传统。这将使美国教育文化领域呈现更明显的两极分化：公立系统朝统一英语方向发展，民间社区则在自主多元文化教育中寻求平衡。
就社会影响来说，英语官方语言政策的短期影响已经开始显现。一方面，它满足了一部分民众对于“统一规范”的心理预期，可能在短暂内提升部分主流群体的民族自豪感和对政府的支持度。另一方面，对于移民社区特别是西班牙语人群来说，则带来了焦虑和不安。许多人担心无法用母语获取如投票、就医、上学等重要信息，权利将因此受损。一些依赖政府翻译服务的少数族裔老人、难民甚至可能因为语言障碍被排除在公共服务之外。例如，有社会工作者反映，新规出台后，曾有西班牙裔老人拿着英文说明信件茫然无措，社区志愿者不得不临时帮忙翻译。这类案例正凸显政策调整在基层的冲击。中期来看，美国社会的舆论裂痕可能因此加深：支持者会将零星的不便视作变革的必要代价，而反对者则会举出具体受害者来证明政策的冷漠无情。社会整合与多元共存的辩论将更趋白热化。在政治上，此举可能激励更多少数族裔选民参政，以抵制他们认为带有排外色彩的政策。民主党阵营几乎可以肯定地会在国会或州层面提出议案，要求保障政府多语言服务（尽管在当前政局下通过的可能性不大）。一些多元文化色彩浓厚的大城市和州（如纽约、加州）也可能出台地方法规，主动为居民提供多语服务，以对冲联邦政策影响。这种“地方对冲”策略过去曾在应对移民执法（庇护城市政策）等领域出现，未来在语言服务方面也可能上演，从而形成联邦与地方政策的博弈。从长期影响考量，如果英语官方语言政策得到延续并固化，可能对美国社会生态产生深远变化。一方面，美国可能更加接近一种“熔炉”式的单一文化形态，新移民为了生存将更快速地转向使用英语，公共场合听到他语的频率降低。这或许在表面上增强了社会一致性，减少语言隔阂。然而另一方面，美国自建国以来多元文化并存的特色将有所削弱，文化少数的声音变得微弱甚至消失在主流视野。这将是美国国家身份的一次调整：从一个标榜“多元一体”（E Pluribus Unum，从多中一）的国家，朝着更加强调“一”的方向迈进。一旦某种文化单一化趋势形成，要重新找回多元的平衡将十分困难。此外，还需警惕长期结构性不平等的加剧——语言障碍可能使一部分弱势移民群体陷入“信息贫困”，他们难以充分行使公民权利，甚至在经济上也因缺乏语言技能而受限，形成代际固化的低收入阶层。这与美国倡导的机会平等理念相悖，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和政策纠偏需求。特朗普的官方语言行政令并非没有掣肘，尤其来自法律和政治方面。正如上文所述，美国一些既有法律对语言权益有所保障，例如联邦选举法、法院提供翻译服务的惯例等。此外，行政命令的效力具有可逆性——未来的总统可以通过新的行政命令将其推翻。假如政权更迭，继任者（尤其是民主党总统）很可能恢复多语言服务要求，就如拜登上任第一天就重新上线了白宫西班牙语网站一样。国会层面也存在变数。如果反对党控制两院，不排除通过立法明确要求关键公共服务必须提供多语支持，以抵消行政令影响。各州亦可能通过诉讼质疑联邦政府取消语言服务是否违背《行政程序法》中的“任意武断”标准。一旦有法院裁定某些服务领域完全取消非英语选项“不合理”，该政策实施将遭遇司法阻碍。政治上的反对声音同样不可小觑。民主党领袖已经抨击此举“背离美国包容传统”，民权组织、少数族裔团体更可能发动舆论战，将其形容为“语言上的筑墙”。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社会对语言问题的看法并非铁板一块。虽然许多民众支持鼓励学英语，但也有相当比例的美国人认同多语言的价值，将其视为美国多元优势的一部分。在商业界，跨国公司和出口导向产业可能担忧官方语言政策妨碍他们招募外语人才、拓展海外市场。这些利益相关者或许会游说调整政策的实施细则，使其不至于过于严苛。对于拥有多种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中国而言，美国的官方语言政策提供了一个有益的镜鉴：如何在维护国家通用语言汉语（普通话）核心地位的同时，保障多元语言文化，凝聚民族认同，实现国家长治久安？作为民族共同体想象的基石，语言承载着历史记忆、价值观和归属感，它（们）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国家文化和身份认同的重要载体和塑造国家认同的重要工具。有研究显示，在全球20多个国家中，中位数高达91%的受访者认为“会说本国通用语言”对成为“真正的国民”至关重要。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石，是各民族之间交流融合的“桥梁”，其广泛使用能强化民族凝聚力，巩固国家文化认同，这不仅是教育文化问题，更关系到国家认同和政权稳定。现代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上各地区语言方言差异很大。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标准汉语）来提升全民语言沟通能力，就是着眼于国家治理和民族团结的长远考量。事实证明，通用语言的普及极大地改善了各地区各民族间的沟通，提高了行政效率和社会流动性，也塑造了全国人民共同的文化认同。例如，截至2021年我国已有约80%人口可以用普通话交流，国家计划在2025年使这一比例提高到85%，并力争2035年在全国基本实现普通话的“全面普及”。普通话作为国家共同语的稳固地位，对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性作用，它便利了政府行政、司法和国防等领域的统一运作，消除了语言隔阂造成的壁垒，对内增强了人民的国家意识，对外展现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在强调普通话主导地位的同时，我国也深谙维护语言多样性的重要。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府组织专家对全国民族语言文字进行普查，并在法律和政策上保障少数民族语言的权利，逐步形成了民族语言文字与国家通用语言和谐共生的格局。例如，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民族语言在教育、司法等领域依法与汉语并行使用：西藏自治区的藏语、内蒙古的蒙古语、新疆的维吾尔语等都拥有法定地位，可与国家通用语言一同用于当地公共事务。中国推行的政策实际上是双语教育为主，即在教授国家通用语的同时，保存和教授本民族语言。这与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历史上曾经通过寄宿学校消灭土著语言的同化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当然，在全球化和人口流动加剧的背景下，方言和小语种也面临式微风险，需要平衡保护与推广的关系。例如广东等地曾因电视节目推广普通话而引发民众担忧，担心本地粤语文化受冲击。对此，中国政府近年强调在民族地区扩大普通话教育覆盖面的同时，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正如《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等法律所体现的，中国力图在国家统一与文化多样之间取得平衡：既通过教育推广普通话确保国家沟通无障碍，又通过法律保障各民族使用本族语言的文化权利。特朗普将英语定为官方语言的一个重要出发点是增进国家凝聚力，防止不同语言群体各行其是，从而避免社会撕裂。美国虽然长期没有联邦官方语言，但英语事实上一直是主导性语言。然而，近年来美国国内说西班牙语等非英语的人口快速增长（据统计约有6800万美国居民在家不说英语，其中逾4000万说西班牙语），语言多元带来的沟通成本和身份认同问题开始显现。此次美国明确英语法律地位，意在通过政策信号强调英语之于美国国家身份的核心作用，促使各族裔移民更加积极地融入主流文化。语言多样性是否会削弱国家认同？一些多语言国家的经验值得参考。例如，比利时因法语和弗拉芒语（荷兰语）社群长期争执，政府常年陷入瘫痪，曾一度半年无法组建联合政府，语言鸿沟被认为是国家政治分裂的主因之一。加拿大的法英双语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魁北克法裔的疏离感，却也没有完全消除分离主义倾向。可见，语言问题处理不当，容易演变为政治裂痕。相较而言，中国较早意识到构建全国共同语言对国家统一的重要性。自1950年代起推广普通话，就是要在五十六个民族、数百种语言方言中建立沟通桥梁，避免因语言不通导致的误解隔阂，筑牢民族团结基础。实践证明，共同语言在增进国家认同方面成效显著——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民通过普通话更容易交流，也更容易认同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身份。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未采取同化式的单语政策。在保障各民族语言自由的前提下，倡导各族公民都学会使用国家通用语，从而在多元中实现一体。例如，新疆、西藏等地通过双语教育，使少数民族学生既掌握母语也精通汉语，这为他们参与国家生活、共享发展机遇创造了条件。这种做法避免了因为语言不通带来的边缘化，有助于减少民族间的隔膜和误解。相比之下，一些国家因忽视少数族裔语言权利而激化了矛盾。苏联解体后，新独立的中亚、高加索国家推行本族语言为唯一官方语，弱化俄语地位，曾引起俄语族群的不满甚至冲突。这些教训表明，中国必须避免因为语言问题引发社会撕裂，既要坚持汉语作为国家凝聚的纽带，也要尊重少数民族和地区文化的多样性。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化价值与国家通用语的现实需求并存。 中国的经验在于找到了两者的平衡点。一方面，通过法律和制度确保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教育、司法、行政中应有的地位，如民族区域自治法规定民族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可以使用当地通用的少数民族语言。另一方面，通过推广普通话提升各民族共同交往交流交融的能力，从而增进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认同。近年来中国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语言是其中重要一环。在民族地区推行国家统编教材的汉语课，在公共服务中使用通用语言，并鼓励各族群众学习国家通用语，都旨在加强各族人民对统一国家的认知和情感联系。同时，各地也在努力传承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例如将少数民族语言的古籍文献翻译保存、把民族传统地名予以保护、开展双语文化活动等，以体现对多元文化的尊重。通过这些举措，中国努力实现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价值的保护和国家共同语言现实功能的统一，防止因一味强调单一语言而引发的民族疏离感。历史证明中国在这方面做得比西方更好。这说明，坚持民族平等原则、尊重语言多样性的前提下推动国家通用语言普及，是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关键。英语目前是当之无愧的全球通用语言。全世界约有15亿人口可以使用英语交流，其中仅3.8亿是母语者，其余均为第二语言使用者。英语的国际地位源于英美两国数百年来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强势影响。特朗普宣布英语为官方语言，从国际角度看更多是象征意义——强调美国文化认同和价值观输出的自信。这一举措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巩固英语在美国国内的统治地位，并通过美国的全球影响力，间接影响其他国家对英语的重视程度。然而，需要看到全球语言格局正在随着世界力量对比变化而变化。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的崛起以及其他新兴国家的成长，世界呈现出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英语一家独大的局面正被逐步稀释。特朗普政府的语言政策更多是服务于内部政治和社会整合，对外影响有限。对中国而言，更重要的是顺应全球语言格局的演变，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找准定位、主动作为。语言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利器之一。英国通过英国文化协会推广英语、法国通过法语联盟传播法语，这些都是提升本国文化影响的有效途径。相形之下，中国在提升汉语国际地位方面的努力起步较晚，但近年进展显著。汉语已成为联合国六种官方语言之一，每年联合国还专门举办“中文日”活动来推广中文。更令人瞩目的是，截至2023年5月，全球已有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中文教育，81个国家将中文纳入本国国民教育体系。这意味着汉语作为一门外语，正被越来越多国家正式引入学校课堂。各国兴起的“汉语热”与中国综合国力和经济吸引力密切相关——中文已经被视为了解当今世界和获取中国机遇的必备技能。据统计，目前全球学习使用汉语的人数已超过1亿，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外国主流社会的学习者。中国通过设立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在海外开展汉语教学和文化推广。截至2023年10月，中国已在“一带一路”沿线的132个国家建立了313所孔子学院、315所孔子课堂，培养了大批本土汉语教师和学习者。这些努力无疑提高了汉语的国际能见度和影响力。可以说，汉语国际化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政府层面的“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项目，到民间层面的“汉语桥”比赛、留学项目，都在构建一个全球汉语推广网络，以提升中国文化的软实力。其一，构建完善的语言推广机构和体系，如英国文化协会、美国的富布赖特项目等，不断输送英语教师、提供英语培训，营造学习英语的国际环境。中国近年来通过孔子学院承担起类似角色，但还需要进一步专业化、本土化，提供更贴近当地需求的中文教学和文化交流项目。其二，利用影视传媒、互联网等手段让本国语言随文化产品“走出去”。好莱坞电影、英美流行音乐和畅销书无形中推广了英语。中国应鼓励创作更多优秀的中文影视、文学和数字内容，通过翻译或字幕降低语言门槛，吸引国外受众，为汉语赢得“粉丝”。其三，将语言推广与经济合作、教育合作结合起来。比如提供更多奖学金吸引外国学生来华留学，增加他们学习中文的机会；在对外援助和投资项目中增设文化语言培训，使友好国家的民众对中文产生兴趣。最后，打造汉语学习的数字化平台和社区也是关键一步——充分利用AI和互联网，开发面向全球学习者的中文学习应用、在线课程和考试认证体系，降低学习汉语的难度和成本。简言之，中国需要一套系统性工程，让“学中文”逐步成为全球年轻一代的一种风尚和技能需求，使汉语的国际地位与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相匹配。特朗普此次行政令特别强调，要在“欢迎新美国人”的过程中鼓励移民学习并采用国家语言，以便更好融入共同的国家文化和社区生活。这一思路对中国具有借鉴性。虽然中国不是传统的移民国家，但内部流动人口和少量外来移民在快速增加。如何让新进入城市和社会的成员迅速融入，是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课题。美国的做法表明，语言融入是移民融入社会的首要一步，也是培养共同价值观的有效途径。中国可以考虑借鉴这一理念，通过政策和教育手段帮助新市民掌握通用语言，从而缩短适应期，增强归属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乡人口迁移。每年有数以亿计的农村人口进城务工定居，他们往往带着各地方言甚至少数民族语言来到城市。为了帮助这些“新市民”融入城市生活，各地政府和社区可以提供免费的普通话培训课程，特别是针对中老年农民工、少数民族群众等群体，提高其汉语沟通能力。这不仅有助于他们在就业市场获得更多机会，也能促进他们参与城市公共生活。例如，有些沿海城市的工会和志愿者组织已经开展外来务工人员的普通话夜校，取得了良好效果。同样，对于近年逐渐增多的外籍在华工作者和定居者（如在广州、上海等地的国际社区），政府也可推广汉语融入项目：比如在办理居留、就业手续时，提供中文学习资讯；在社区设立语言文化交流活动，鼓励外籍居民学习中文、了解中国文化和法律规章。国际经验表明，适度的语言要求有助于移民更好地适应所在国社会。例如很多国家规定归化入籍需要通过语言考试，就是为了确保新公民具备基本的语言能力以履行公民责任。中国虽然目前对归化入籍要求严格、数量很少，但对在华长居的外籍群体，可以通过鼓励性措施提高其学习汉语的动力，如提供汉语培训补贴、将汉语水平与工作机会挂钩等。在中国，维护汉语作为国家共同语言的法律框架相对健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明确规定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在教育、媒体、公共服务等领域的使用标准，各级政府有责任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未来可以进一步发挥法律的作用，例如在民族地区的教育法中既保障双语教育权利，也强调普通话教学的覆盖率和质量；在就业法规中鼓励招聘培训中强化国家通用语能力；在社区治理中推广使用普通话交流，减少语言隔阂。同时，依法打击任何因语言因素造成的歧视和分裂言行，防止有人利用语言矛盾挑拨民族关系。教育方面，则要从娃娃抓起：继续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教学标准化，尤其关照农村和边远地区学童的普通话教育，确保起点公平。此外，也可以考虑将“国家通用语言能力”纳入公民教育的重要内容，提高全民对推广普通话意义的认识，形成全社会支持维护汉语统一地位的良好氛围。推广通用语言并不意味着压制多样性。中国完全可以在法律和政策上做到“两手抓”：一手抓汉语普及率提升，保障国家共同体沟通无障碍；另一手抓少数民族语言文化传承，保障各族群众的文化认同和自豪感。这样双管齐下，既巩固了国家统一，又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多彩内涵。面对全球化和多民族国情的双重挑战，中国在语言战略上应通盘谋划，在巩固汉语统一地位的同时提升国际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战略建议：首先是完善国家语言政策体系。制定面向2035年的国家语言发展规划，明确提高全民普通话水平的量化目标和路线图，同时建立语言多样性保护清单，对濒危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制定专项扶持措施。通过法律手段巩固普通话在教育、司法、行政中的主体地位，确保任何情况下国家通用语的权威不受挑战。其次是强化语言教育和传播。继续把普通话教育向纵深推进，尤其在民族地区和农村偏远地区提高师资和资源投入，做到国家通用语教育全覆盖、不留死角。同时，支持各民族学校开设母语课程，推行“双语教学”模式，让学生在掌握汉语的同时不丢失本民族语言。打造一批高质量的汉语国际教育本土教师队伍，升级孔子学院等对外汉语推广平台，提高教学质量和当地适应性，树立汉语教育的国际口碑。其三是增进民族交往交流，铸牢共同体意识。语言是不同群体交往的桥梁，应创造更多各民族使用普通话交流沟通的机会。比如继续办好全国性的少数民族运动会、艺术节等活动，鼓励各族青年通过普通话交朋友、聊文化。在城市社区推进各民族融合居住、共同学习，让各族群众在日常接触中使用共同语言、加深彼此了解。在宣传上讲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故事，淡化语言差异对民族身份的固化影响，营造“说的都是中国话”的情感认同。其四是加强汉语国际推广创新，与时俱进地利用新技术和新媒介推广汉语。例如开发AI中文教师、VR沉浸式汉语学习等产品，降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门槛和成本。推动中文在国际组织和多边场合的使用频率，可以倡议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峰会等机制中扩大汉语作为工作语言的适用范围，提升中文的外交话语地位。吸引海外社交媒体上的中文学习社群，支持国外中文学习者组织线上线下交流，以点带面扩大影响。借鉴英语全球传播模式，把语言推广与文化输出、价值观传播相结合，使学习汉语的过程也成为理解认同中华文化的过程。其五是监测评估与动态调整，建立语言生活动态监测体系，定期调查各地区各族群的语言使用和态度，及时发现问题。例如，如果出现某些少数民族学生普通话水平偏弱影响升学就业，立即加强相关地区的语言帮扶；如果某些方言文化生态极度脆弱，则启动抢救式记录和保护工程。通过大数据分析和专家评估，不断调整语言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实现科学施策、动态平衡。特朗普宣布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是美国语言政策史上的重大转折。它反映出美国精英和统治集团希望通过强化共同语言来塑造国家凝聚力和身份认同的努力，也突显了当前美国政治气候中本土主义与多元主义的激烈碰撞。从积极面看，统一的官方语言或能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行政效率、鼓励新移民融入主流社会，并满足部分公众对文化认同的诉求。但不可忽视的是，这一政策也潜藏着边缘化弱势群体、撕裂社会共识的风险。国际经验表明，语言政策的制定需要极大智慧：既要看到共同语言对国家统一的重要作用，也要兼顾多语言共存对公平和文化繁荣的价值。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如何在官方语言的施行中拿捏尺度，将考验政府的包容力和治理能力。展望未来，这项政策的走向与影响取决于政治博弈的结果以及社会各界的应对。无论如何，有关语言、身份与权利的讨论已被推上前台，它促使美国重新思考“何为美国人”这一根本命题。在全球化与多元化的21世纪，任何一种极端的语言政策或许都难以长久，平衡统一与多样的智慧依旧是美国乃至各国决策者需要探索的课题。语言政策是一项牵动全局的系统工程，特朗普宣布英语为美国官方语言的举措，再次印证了语言在国家认同和治理中的战略价值。对中国而言，这既是一个提醒也是一个机遇。我们应当以此为契机，审视自身的语言国情，坚定不移地维护汉语作为国家通用语言的统一地位，为国家治理和民族团结奠定坚实基础。同时，我们要胸怀全球，主动提升汉语的国际地位，借助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将汉语软实力辐射世界。推广通用语言不仅可以强化民族凝聚力，也有助于巩固国家文化自信。共同的民族通用语言对于塑造稳固的国家认同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凝聚力至关重要，维护汉语作为中华民族共同体通用语言的主体地位并巩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一直是中华文明延续与发展的重要经验，也是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而面向未来，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尤其是全球文化软实力的较量）中，坚实的语言认同和民族团结更是赢得胜利的关键因素。语言作为国家认同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具有凝聚人心、汇聚力量的独特功能。因此，我们应充分发挥语言在凝聚共识中的作用，团结奋进，共同开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
（作者：大谁缉事，昆仑策研究院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思想引力场”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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