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有人就我国政府债务问题大发议论，说1969年周恩来总理在国庆节讲话中说：“经过建国20年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一个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初步繁荣的社会主义国家”。特色改开四十多年，怎么反倒有那么多的债务？社会经济是发展前进了还是倒退了？
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有关部门不能讳莫如深，而应该讲清道理，增进人民对政府的理解，进一步凝心聚力。
民间遇到红白事，亲友一般都要随份子。有人以为这是必须通过移风易俗一概加以革除的陋习。殊不知，随份子习俗既然千百年来能流传下来，也有一定的道理。
从现代金融的意义上看，随份子其实很像按揭贷款，属于民间潜意识中朴素的金融互助。当然，如果弄成超出能力的攀比，造成“人情大似债，头顶锅盖卖”式的压力，就异化了其初衷。一些地方倡导给随份子规定上限，这方法不管能不能实施，至少初衷不坏。
“我是一个佃农家庭的子弟，本来是没有钱读书的。那时乡间豪绅地主的欺压，衙门差役的横蛮，逼得母亲和父亲决心节衣缩食培养出一个读书人来‘支撑门户’。”这是朱德《回忆我的母亲》中的话。家境不富裕的人家，不但红白大事必须亲友“随份子”解决，就连孩子读书的学费也得告借。当年，毛泽东为支援留法勤工俭学，还向章士钊借了两万元。重视子女读书的人家，没有等到自己攒足了钱才让孩子读书的。
当然，借钱读书也有风险。子女读书后如果真有出息，还清借的那点学费自然不是事；如果读书后依然没啥出息，而当初借的钱又多，那就成了事。不过，一般来说，“富不丢猪，穷不丢书”，对于穷苦人家而言，读书还是成本和风险相对最低、投资效益比最高的选项。
这就如一些民营企业，老一代负责人主张有多大本钱做多大生意，“可着头做帽子”，步子小点稳点，可子女辈接手后，不少却主张上市甚至举债，扩大经营。
这就要看企业扩大生产后，利润增长是不是超过利息，企业总资产是不是能覆盖总债务。而像被风投的企业，甚至没有足够抵押的资产，风投公司看中的正是其颠覆性技术含量的产品。
美国32万亿美元（折合人民币达220万亿）债务，而GDP只相当于150万亿人民币，而且它目前利息还高。中国政府的债务占GDP比重远没有像美国这样到资不抵债的地步，更何况，中国现在还处于降息通道。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国目前的政府债务都还是良性举债。
以一个家庭或一个人为例，如果一年不欠70多块，就不能挣100多块，那何必不举债呢？同样的道理，中国政府如果等攒足了钱再建墨脱电站，显然不合算。一个国家，欲求超常规发展，金融是一个很好的杠杆，你不使用人家使用，你便失去了竞争力。“有本事的人总是欠债，没能力投资经营的人才总是存钱”，这话未尝没有一定道理。没有经营能力的人将钱让渡给擅于经营而缺钱的人使用，正是双赢的资源最佳配置。而且，银行总是要进行科学综合评估，哪怕是国债，能吸引百姓购买，也需要百姓对政府的增长预期有信心。总之，能借到钱也是一种实力。政府如果把债全还了，市场就没有流动性了。因为富人很多钱不花，市场上流动的钱越来越少。要想做大事快做事，政府就必须发地方债、国债。债务多点不是问题，最大的问题是，长远来看，我们的投资是不是足够有效。政府科学决策，认准的事就要下决心干。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昆仑策网【原创】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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