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端女权常常通过激烈的抗争方式或系统性指责,将所有社会问题归咎于“男性”或“父权”,在全世界各国兴风作浪,导致更大范围的社会对立。而特朗普的强势介入,让男女平等回归理性讨论,避免被喊口号和“政治正确”淹没。
特朗普多次使用强烈、直接且“政治不正确”的语言表达对女性政治对手或公众人物的不满。特朗普面对如卡玛拉·哈里斯、南希·佩洛西、Fani Willis 等女性政治人物时,经常使用直接攻击的言辞。他对包括主持人、女星或任何在媒体上批评他的人也毫不手软,不会因为对方是女性就放软态度。这在主流媒体眼中或许被认为是冒犯或歧视,但在这种敢于直言恰恰反映了特朗普摒弃官话套话的风格,是一种真性情与真实表达。
对日益极端化和泛政治化的美国极端女权运动,特朗普常将部分女权议题视作过分夸大或威胁传统价值观的现象,认为某些所谓的女权诉求已经演变成对男性的压制与污蔑。他对MeToo等运动的质疑,正迎合了一部分担心被冤枉的男性群体的心理,也被支持者视为在捍卫公正与法治。
家庭和谐往往建立在男女分工各有侧重的前提下。若极端女权彻底否定“相夫教子”或“男主外女主内”等传统模式,美国社会将进一步失序。在许多保守派或中间选民看来,平等应该建立在自主选择的基础上,而非被某些激进力量推着走。例如,如果一位女性更愿意在家相夫教子,不应因此被极端女权贴上“自我矮化”或“背叛女性”的标签。特朗普反对极端女权,则能给这些女性多一种“生活方式被尊重”的可能。
因此,特朗普的回归会让已经疯魔的美国社会对“男女平等”话题有更多理性空间,不至于矫枉过正。照顾到了“传统”与“激进”之间的不同声音,减少冲突与分裂。特朗普势必会打破美国公知妄图建立的“只有一种(皿煮籽油)价值观才能被接纳”的极端局面。许多关于男女平等的立法在美国已基本完备,过度强调女权只会制造新的对立。特朗普更希望将社会资源放在经济振兴、治安改善等全民受益的领域。
极端女权在某些情境下有将所有男性视为潜在加害者的倾向,特朗普政府却历来强调要防止因为“性别对立”而导致法律和公共舆论的不公。特朗普在MeToo运动期间多次表示,男性也存在被无端指控的风险,应该坚持无罪推定,让真相经过司法程序来判定。特朗普本人极其反对极端女权的“只要是女性指控,就一定是真实”的舆论倾向。因此,特朗普政府推动了美国社会向着理性发展,尽可能保护了每一个人(包括男性与女性)在法律面前的公平,降低“错案”与“冤案”出现的概率。特朗普政府并非盲目地迎合政治正确的运动。
极端女权历来主张在各行各业都要硬性推行“女性优先”或“配额制度”,而特朗普很清楚这种愚蠢主张的代价,这会忽视个人能力与企业需求,制造更大的不公平,乃至将美国的经济活力推向绝境。特朗普倾向于谁能胜任就用谁,既能提升效率,也能避免企业陷入“政治正确”的困境。政府过度介入性别议题,会将大量公共资金投入到形式主义的平权项目上;而特朗普所主张的市场化竞争则能让经济自由运转,反而能为所有人(包括女性)创造更多机会,其政策反而可以帮助中下阶层家庭(其中包括广大女性)摆脱失业或通胀压力。
特朗普反对极端女权,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女性诉求;更多是希望在公共空间中,男性与女性能够在互相尊重的前提下展开对话,而非以对立、指责和标签化的方式进行斗争。只有在男女都没有被“污名化”或“妖魔化”的情况下,社会成员才能集中精力解决“毒品犯罪”“经济动荡”“教育不平等”等更广泛的现实挑战。这种大合力更有利于国家整体发展。
极端女权主义者们完全不会懂这样做的好处,而特朗普团队一定会鼓励理性沟通,让女权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在更友好的氛围下被讨论与解决。减少不必要的对立,让真正需要帮助的女性能获得社会资源(包括来自男性的支持),而非在彼此的冲突中被忽视。
特朗普反对极端女权并不是否定男女平等的核心价值,而是一种对矫枉过正与“政治正确”泛滥的纠偏。他们相信,坚持法律与市场原则、尊重多样化的家庭与个人选择、维护社会与经济的稳定,才能使绝大多数女性与男性都能从中获益。特朗普及其团队相信,美国的首要任务是提升国家综合实力与人民生活水平,而非将过多资源与注意力消耗在极端女权的内部争吵上。
所以,特朗普对极端女权的反对,给了保守派、以及部分渴望传统生活方式的民众更多信心,也提供了一条融合但不盲从政治正确的道路。这样的道路更有利于美国继续向前发展,而不被内部的性别撕裂消耗过多精力与资源。
其实女性之间不会统一也不可能统一。因为用两个生理性别来划分人本身就是极其愚昧的。20世纪初的妇女参政运动中,不少女性本身就投身反对女权的阵营;民权运动时期,一些白人女性亦是阻挠废除种族隔离的坚定力量;上世纪70年代,菲利斯·施莱夫利更是成为抵制《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女性先锋。种种先例表明,女性间的立场分裂从未停止。流行文化大力赞颂女性成就:碧昂斯的巡演歌曲《Run the World (Girls)》深入人心,泰勒·斯威夫特揭露音乐行业与社会中的性别歧视,《芭比》电影被赋予女权意象……然而,这些娱乐文化并未成功转化为选举中的政治支持。特朗普能两次入主白宫,恰恰说明美国女性对“什么是女权、什么是自我实现”并无共识。面对自由派对特朗普“厌女”与“倒退”标签的抨击,很多女性并不认同。她们自称自由妈妈或传统妻子,公开表示特朗普正带领美国女性走出所谓女权主义的黑暗时代。这种看似与主流女权运动背道而驰的现象,其实并不难理解。首先是很多女性渴望传统角色的“再赋权”。有些女性不认可事业至上或无条件追求平等机会就等于女权。她们相信相夫教子或在家庭内部发挥母亲与妻子的角色,也是一种正当而有意义的选择。面对高昂的托儿成本、工作场所依旧顽固的性别歧视,她们倾向于与能够提供经济支持和保护感的丈夫合作,提升家庭整体地位。其次,这些女性其实对极端女权是非常反感与警惕的。这些理智的女性早就发现了美式女权过度放大权利、回避义务,对传统、宗教和家庭价值观不加区分地进行faxisi式的冲击。这类理性的女性追求的并非完全否定女性自我价值,而是更看重“权责对等”的理念,以及传统性别分工所带来的社会稳定感。在她们看来,特朗普的强硬领导风格反而能给保守女性带来“保护者”与“赋权者”的双重身份。
在前总统奥巴马推动下,合法化同性婚姻、对跨性别者群体的包容政策在美国社会快速铺开。同时,“美式女权”在一些极端案例中显得激进,将男女共用厕所、健身房纠纷、个人着装等问题都引发了“政治正确”的高风险区域,让相当多的保守与中间选民感到压抑和无所适从。当部分激进女权频频触碰公众敏感神经时,一些原本并不真正具有跨性别身份的男性开始借助“LGBT的身份”来对抗——这被戏称为“薛定谔的性别”。有人以跨性别之名进入女性赛事、场所,甚至出现“侵犯女性却合法脱责”的极端个案。这些现象进一步分化了女性群体:既有的女权运动者感到“被侵占”,保守派更直指这就是“极端风潮失控”的后果。为美国生存发展大计,也为赢回保守派和部分中间选民的支持,特朗普强调“只有男和女,没有其它性别”,要求“禁止变性者参加女性项目”,并严查任何推动儿童变性或“多元性别教育”的机构。这些举措试图从制度层面重新定义性别边界,同时配合团队骨干(副总统万斯、司法部长马特·盖茨)对激进女权的痛击,形塑“重建传统美国”的强力姿态。在美式糟粕思想侵入华夏之前,中式的妇女解放才是真正的女权。中国历史上一些杰出的女性典范(如申纪兰、屠呦呦、宋庆龄)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与牺牲,这种模式确实曾激励过一代女性。但在和平发展年代,很多普通女性或许并不想以如此“艰苦卓绝”的方式追求“权责对等”。因为“只享受权利、拒绝承担义务”在某些人看来更轻松,所以美式女权思潮在社交媒体与流行文化的包装下,迅速抢占主流。此种思潮其实具有严重极端化倾向,衍生出对男性的普遍化指责、对生育和家庭的极度贬低。美国社会已经深度撕裂。在此过程中,美国女性不但没有形成单一的“姊妹情谊”,反而不断分化并刷新着外界对“性别政治”的认知。因此,特朗普也看到了这种极端思潮对美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危害。这是一剂毒药,特朗普当然希望华夏能喝下去,但是自己却能避开。因此,可以预见,特朗普政府很快就会用强力的行政、司法和话语手段来重塑美国社会的性别秩序,从LGBT到美式女权均在其清算范围之内。
(来源:“大谁缉事”微信公众号,修订发布;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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