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余来：根除滋生“精致利己主义”的土壤

 

2025年2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刊登了一篇题为《“精致利己”错了吗？在对话中找答案》的新闻专访，专访中报道，一位高校思政课老师让学生把“精致利己主义”当作极端个人主义的一个变种去批驳，不料有学生问：“老师，为什么我们要反对‘精致利己主义’？如果没有损害他人的利益，以符合规定的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怎么就成了错误人生观了？”

 

这位学生的问话的确具有很大的欺骗性、迷惑性。

 

正如这位老师所说，“利己”是人的本能，个体追求自身正当利益无可厚非，而且保障个体正当利益的实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但是，“利己”不等于“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天然地具有“排他”甚至“损公”性，其把个人利益凌驾于他人和集体利益之上，已经完全等同于“极端个人主义”；“精致利己主义”本质上是对既有规则的虚假迎合而非真实认同，一旦既有规则不能帮助“精致利己主义者”达成自己的真实目的，他们就会立刻抛弃规则，改走其他捷径，这种“投机主义”思维，是对规则的一种“隐性破坏”。

 

事实上，“精致利己主义”，虽然看似“以符合规定的方式获得自己想要的结果”，但其实已经损害了他人的利益。

 

比如专访中这位老师举例：在就业过程中，有的同学为了自己多一个保底的选项，而与一家自己并不会真正入职的用人单位签约，在拿到更加心仪的offer后，果断放弃上一家。殊不知这种行为，既损害了个人在用人市场的信誉，也有损学校的美誉度，甚至会影响这所高校后续毕业生到这家用人单位就业。如果在个人选择时能够充分考虑到自身行为产生的影响，遵守契约精神，既能为用人单位省去麻烦，又有助于维护毕业生的整体形象。而一个有良好口碑的学校或集体，对个体的发展也会提供帮助。

 

生活中类似的例子不鲜。几年前，为多挣拆迁安置补偿，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包括许多老年人在内，排队“离婚”的怪现象。

 

杜绝“为了自己多一个保底的选项，而与一家自己并不会真正入职的用人单位签约”，或用“离婚”方式多获拆迁安置补偿之类现象，固然要堵塞制度、规定的漏洞，然而，任何制度、规定的研发出台，难免有其滞后性，而且，无论何时，指望规则能一概禁绝精致利己主义者走捷径、钻空子，并不现实。这就免不了需要人的道德自觉兜底。

 

司马迁《史记·酷吏列传序》：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当是之时，吏治若救火扬沸，非武健严酷，恶能胜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职矣。故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下士闻道大笑之’。非虚言也。汉兴，破觚而为圜，斫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烝烝，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这段话的意思是：

 

孔子说：“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法来整治百姓，百姓虽能免于犯罪，但无羞耻之心；用道德教导百姓，用礼教来统一他们的言行，百姓们就既懂得羞耻又能使人心归服。”老子说：“最有道德的人，从不标榜自己有德，因此才真正具有道德；道德低下的人标榜自己没有离失道德，所以他并不真正具有道德。法令愈加严酷，盗贼就愈多。”太史公说：这些说得都对!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工具,但不是治理好坏的本源。从前在秦朝时国家的法网很严密，但是奸诈欺伪的事经常发生，最为严重的时候，上下互相推诿责任，以致于国家无法振兴。在当时，官吏用法治，就好像抱薪救火、扬汤止沸一样无济于事；倘不采取强硬严酷的手段，如何能胜任其职而心情愉快呢？在此种情况下，一味讲道德的人便要失职了。所以孔子说：“审理案件我和别人一样，所不同的是一定要使案件不再发生!”老子说：“下愚之人听人讲起道德就大笑。”这不是假话。汉朝初年，修改严厉的刑法，改为宽松的刑法，废除法律繁杂之文，改为简约朴实的条文，法网宽得能漏掉吞舟的大鱼，而官吏的政绩却很显著,使得百姓不再有奸邪的行为，百姓平安无事。由此看来，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道德，而不是严酷的刑法。

 

这当然不是无视法治的作用，只是强调推进自治、法治、德治三治融合的重要。唯有提高全民道德素养，才能根除滋生“精致利己主义”的土壤。

 

（作者：陶余来，常州大学红色文化研究院（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来源：【原创】 图片来源网络  侵删）